中国问题 | 白纸革命——去中心化社会运动何去何从？

2019年香港 “反送中运动” 为全球社会运动树立了一个新榜样，然而借鉴 “反送中” 模式的 “去中心化运动” 在当下中国有被再次挫败的危险。这不禁令人反思，“去中心化” 的社会运动在对抗新威权主义、乃至极权主义政权时，真的有效吗？另一个极少被追问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有效？

眼下伊朗仍在持续进行的反政府示威运动，已悄然开启了另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模式。这一新模式，不管对于 “白纸革命” 参与者，还是对于中国政治观察家来说，都是未经充分探索的处女地。此外，迄今为止还没有文章对 “白纸运动” 进行系统反思。

本文将先简要分析伊朗2022年大规模反政府示威运动的新特点，再结合社会运动中涌现出来的 “伊朗模式” 反省发生在中国的 “白纸革命” 存在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是对 “去中心化社会运动” 在何种情况下可能取得效果，进行深入反思。

伊朗2022年大规模反政府示威运动

根据 IranWire 评论和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报道，伊朗今年因 Mahsa Amini 之死而引发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运动呈现出一系列与以往不同的全新特点。

大约在2020年，伊朗一项民调显示74%的伊朗民众对伊朗国内改革派和保守派同样不满，这意味着伊朗民众对现存政体、乃至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发生了根本的信心动摇。

而当前的反政府示威运动，同时对伊朗国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发出了尖锐抨击。在这场 “去中心化运动” 中，改革派政治家及其他政治团体皆信誉扫地：或者三缄其口，或者对示威运动毫无影响力。换作以往，这些政治团体往往是示威运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其次，伊朗当前的反政府示威运动不仅是全国性的，还不像以往示威运动那样聚集在主要几个街区或街道上，而是散布于每个城市的各个地点，这严重增加了镇压难度。

再次，不论新生代，还是老一辈，伊朗人延续了长达40余年的运动号召和政治诉求，要求实现社会自由、政治自由、反对强制佩戴希伽布（头巾）、反对独裁和专制等。显然，伊朗人的政治诉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反对希伽布与反抗道德警察之诉求。

伊朗人打出 “女人、生活、自由” 三重旗号，引发了伊朗国内及海外伊朗人社群普遍响应，甚至自愿严格佩戴希伽布的传统伊朗女性也都站出来，给予运动以有力支持。

在不同示威群体打出抗争旗号的同时，伊朗示威者呼吁尊重不同群体的诉求并且同时尊重伊朗宗教群体。哈梅内伊政权污蔑示威者反宗教、亵渎宗教，但宗教群体并不买账。

非常值得着重强调的一点是，伊朗示威者已经习惯了被彻底或局部切断通讯网络。在2019年的全国性示威活动中，伊朗政府曾大面积切断网络以阻断示威活动。但是今年则大为不同，即便伊朗政府同样大面积切断网络，伊朗人仍像没有互联网的1979年 “伊斯兰革命” 一样，勇敢地走上街头。而今伊朗当局惊讶地发现，切断网络并不能弹压示威活动。

伊朗人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政府彻底失去信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的官方叙事已经没有人买账，而外界也意识到伊朗人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的双重疏离： 伊朗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更加鼓舞人心的是，伊朗人在过去40年间极其频繁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已使得普通伊朗人不再惧怕当局暴力弹压，关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以被推翻” 的信念像野火一样传遍波斯地区。

此外，在此次大规模反抗行动中，伊朗女性（包括女学生）走在了抗争的最前线和最危险的地方，几代人的绝望在这个临界点上集中爆发。

最迟自2009年伊朗 “绿色革命” 以来，伊朗社会几乎年年爆发不同规模的示威活动。据维基百科显示，其中全国规模的大型示威运动超过10次，并且流血冲突不断。

其中2019年的 “血腥十一月” 示威活动，在伊朗当局血腥镇压之下，造成共约1500人死亡（据路透社）。伊朗当局制造了包括臭名昭著的 “马赫沙尔大屠杀”（Mahshahr massacre）在内的多起惨案。眼下仍在持续进行的示威活动，截止12月初，也已造成约530名伊朗人死亡。据国际特赦组织报道，截止11月中旬，另有至少21名被捕示威者被政府判处死刑。

中国2022年反封控示威运动：“白纸革命”

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建政40多年以来多次爆发全国性示威运动不同，自1989年中国当局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以来，在长达30余年时间里，全国性示威活动在中国社会销声匿迹。

据中国社科院2012年12月18日发布《社会蓝皮书》显示，中国每年爆发 “群体性事件” 数万乃至十几万起。由于 “群体性事件” ——中国当局故意回避使用 “抗议” 和 “示威” 等字样——逐年递增，在此后十年至今，北京当局不允许官方公布有关统计数据。

即便中国社会存在这么多抗议活动，三十余年间，抗争诉求和抗议规模上升至全国层面的也仅 “白纸革命” 一起。

与香港 “反送中运动” 和伊朗反政府示威运动相似，中国的 “白纸革命” 也是民众自发组织的，在极短时间内就呈现席卷全国之势。但令人错愕的是，正当革命热情和革命号召传遍海内外之时，这场爆发于11月底的示威活动至12月初就戛然而止（即便仍有零星示威者，但全国规模的示威活动忽然荡然无存）。

事件平息得如此之快，甚至也让北京当局感到意外。这一尴尬局面并不能单纯归咎于北京当局严厉而且高效的镇压手段。中国民众缺乏街头抗争经验，也不是解释这一现象的有力依据。

虎头蛇尾的 “白纸革命” 为什么轻易就被挫败了呢？

“白纸革命” 的局限性及去中心化运动的缺陷

与 Mahsa Amini 之死在伊朗社会引发强烈震荡不同，中国政府准确地判定了 “白纸革命” 的关键诉求。

在镇压因 Mahsa Amini 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中，德黑兰当局非常清楚，伊朗民众的真实诉求远远超出了调查惨案本身，其抗议矛头甚至都不是指向伊朗臭名昭著的 “道德警察”。因为即便宣布废除 “道德警察”，伊朗人的反抗活动并没有减弱迹象，全国性的罢工、罢课、罢市仍在进行当中。

伊朗人的目的是推翻 “政教合一” 的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民主国家，伊朗人已经围绕这个政治诉求，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抗争。

准确地说，并不是2011年 “茉莉花运动” 影响了伊朗的社会运动，而是2009年伊朗的 “绿色革命” 鼓舞了 “茉莉花运动”。社会运动的影响力是会交叉感染和传播的，比如香港 “反送中运动“ 就直接影响了2020年至2021年间泰国学生运动和2021年至2022年间缅甸反军事政变示威。

今年11月底爆发的 ”白纸革命“ 看上去既像与1989年学生运动遥相呼应，示威活动在策略和自发性组织上有似乎具有一些 ”反送中运动“ 的影子，但是将 ”白纸革命“ 视为一场民主运动恐怕还过于乐观，未免不太恰当。

在此之前，中国各地已经酝酿着不同规模的反抗活动。《经济学人》援引 China Dissent Monitor 数据库监测数据显示，仅今年5月18日至11月22日之间，就有高达822起较大规模抗议活动，这还是大半个中国处于封控和半封控状态下的不完全统计数据。

英语媒体普遍采用的措辞是 ”(anti-)lockdown protests“，也即 ”反封控抗议活动“，其实是非常准确的。虽然有进步的学生群体参与进来，提出激进的政治主张，包括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等等，但是示威活动的主体参与者主要将愤怒点对准了中国的清零政策，包括过分严厉的封控措施、隔离措施、核酸检验和防疫码限制。

严厉的清零政策并没有强化社会秩序，反而将中国社会的管治混乱全盘兜底出来：许多城市出现了大排长龙做核酸的怪异景象，而另一边却是防止人群聚集的严厉规定；供销社式集中统一调配物资（包括粮食、蔬菜和肉类）造成了饥荒（比如在上海）、垄断、哄抬物价和投机倒把；”防疫“ 人员（”大白“）从2020年初的医护工作者，贬值成由社会闲散人员和无业游民组成的 ”志愿者“；”防疫“ 人员频现对动物、死者和物件做核酸等令人啼笑皆非地荒唐举动；由于严厉管控措施，基层社区和街道办事处、物业、保安和 ”志愿者“ 组成的防疫队伍权力过度膨胀和失控；借防疫政策之名肆意践踏法律；城市、街道和小区实施粗暴封锁，导致暴力频发；医疗资源遭到滥用和无理限制，导致严重人道灾害；长时间反复封控导致失业率和负债率飙升以及大量中小微企业破产，还有数量难以统计的民众因精神崩溃自杀；居民楼和小区封锁阻碍火灾救援；地震期间不许民众外出避难；半夜转运隔离导致车毁人亡；方舱等隔离点造成人口大量聚集和大面积传染而无药物治疗……

即便中国政府实施严厉网络监控和审查，防疫政策导致的社会乱象仍由抖音、微信、微博等平台，在中国互联网用户之间大量流传，进一步激化了民愤。同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类民愤主要是具体针对清零政策和防疫措施的。

在学生和年轻人发起举白纸抗议活动之后，其他年龄阶段的普通民众和不同行业的职业人士响应者寥寥。”白纸运动“ 仍以主要大城市和省会城市为中心，而年轻人较少或者缺乏大中院校的中小型城市响应者更少，即便这些地方同样有大量民众聚集街头抗议封控政策、冲击隔离设施。

示威活动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各地差不多同时爆发出来，其蔓延也特别迅速。与其说是严厉弹压迅速扑灭了抗争势头，不如说是及时分梯次放开封控做了泄压阀。其中主要高校借口提前放假，强行遣散学生，使得提出激进政治主张的年轻人群体遭到釜底抽薪。

这意味着中国普通民众在现实诉求——也即放开封控——上的迫切程度远大于政治诉求，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北京当局分梯次打开泄压阀之后，街头聚集的民众逐渐作鸟兽散去，只剩有明确政治主张的年轻人和部分滞留学校的学生。

相比之下，伊朗社会中下阶层始终在围绕同一个目标抗争，即便德黑兰当局下令彻查导致 Mahsa Amini 惨案的伊朗道德警察，伊朗人的怒火并没有平息，反而伊朗人对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不信任度急剧攀升。

伊朗人围绕女性头巾发起的示威活动，从头巾上升到女性权利、再由女性权利上升到自由权利、又由自由权利上升到对于民主政治的诉求，每个阶段都没有因为伊朗政府打开泄压阀而一哄而散。

但由于中国政府迅速打开泄压阀，中国的示威活动并没有上升到政治诉求的高度。经历过 ”防疫“ 乱象的普通民众，即便不再信任北京当局，对于寻求改变社会现状缺乏热情和信心。尤其大部分中国民众都不像普通伊朗人那样经历过数十年持续不断的抗争运动，即便同样对政府不信任和不满，他们对政治诉求缺少概念。

此外，中国民众对于手机通讯网络和互联网的严重依赖到了近乎离谱的地步。外国人在中国街头，随处可见低头刷抖音、聊微信、打手游的中国人。

在德黑兰当局以断网相威胁的时候，伊朗人并没有被吓退，抗争的意志和信念是深深植入在普通民众心中的。中国民众还没有准备好，也没有体验过，在被大面积切断网络的情况下、在无法通过及时通讯工具的情况下，他们无法确信其他同伴也会跟自己一样坚持留在街头，并且无论如何都会坚持到底。

碎片化的抗争形式使得中国的普通示威者迷失了方向，但更严重的是，丧失了信心和决心。

香港 ”反送中运动“ 以其示威者拥有高人口素质著称，然而仅凭较高的人口素质是不足以解释 ”反送中运动“ 的动员效力的。

与香港 ”反送中运动“ 相比，伊朗示威者虽然鲜有以高素质著称的，但其长达数十年的流血抗争历程，凸显出来的与其说是公民素养，不如说是顽强抗争的决心和信念。

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度和民愤，可能会引爆街头示威活动，但是让街头示威活动在流血镇压和白色恐怖中前仆后继地进行下去的，是全民族的决心和信念：相信自己能够推翻独裁政府并且决心去做。

很遗憾，中国的反封控示威者并没有体现出超越现实诉求的决心。这意味着一旦现实诉求得到即刻满足，示威者们即刻作鸟兽散。

也许中国民众还意识不到政治诉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许部分人还抱着恢复往常生活秩序的想法，有一点是不可置疑的：与其说他们寻求改变现状，不如说他们希望恢复原状。

以去中心化著称的 ”反送中运动“ 失败了，随着所谓 ”港版国安法“ 颁布，大批示威者和对政府持反对态度的香港人选择流亡海外，至今鲜有人对运动为什么会失败进行彻底反省。

要说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伊朗不见得就比香港和中国宽松很多。同样是去中心化运动，伊朗人前所未有地接近胜利，香港人被挫败了，而中国街头的示威者顷刻间就作鸟兽散。

鲜明的、深入人心的政治诉求，是一代又一代伊朗人不断克服恐惧和不断互相勉励的根本动力，是普通民众的决心和信心之由来。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即便缺乏组织，去中心化社会运动的根本局限性不在于缺少中心，而在于普通参与者是否缺少信心和决心。因为唯有如此才不会在血腥镇压面前分崩离析，作鸟兽散去。

《道德经》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即便甘愿牺牲的示威者，在面临同伴溃散、浪潮消退的情况下，其心态也会由 ”不畏死“ 转向 ”不必死“。这样一来，留在街头的示威者不会像伊朗一样越来越多，反而会像香港和中国一样越来越少。这样一来，先前的牺牲又都白费了。

果真有相当信心和决心的话，”白纸革命“ 还会卷土重来。有没有抗争经验反倒不是必要条件，因为信心和决心会创造经验。

在伊朗人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超出忍耐极限之时，中国人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显然还未忍耐到极限。果真忍耐到极限的话，街头汹涌的民意，是不会因为政府偷偷打开泄压阀就瞬间烟消云散的。

去中心化社会运动的代价是巨大的，激于一种被革命浪漫主义冲昏头脑的盲目乐观主义，把去中心化社会运动捧上神坛之后，并没有花时间去想一想如何克服去中心化的缺陷。

至少迄今为止，去中心化社会运动从来没有成功过。至于会不会成功，还有待将来持续改进运动模式。在尚未成功之前，是不宜把这种运动模式捧得太高的。

伊朗人在今年大规模反政府示威运动中体现出来的伊朗模式，显然是对香港 ”反送中模式“ 的又一次杰出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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