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一）

傅高义说，他写这本邓小平的传记，是力图用客观、中立的态度去叙述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其中并不包含对邓的行为作出道德判断，他只是在叙述中贯穿了他对邓的思想与行为的了解和理解。

依我之见，傅高义这本书，其实也包含了若干道德判断。对于作者的这些道德判断，我是很有异议的。不过眼下我不打算谈这方面的问题。我要说的是，傅高义对邓小平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改革的理解基本上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二）

让我先从“导言”里的一句话谈起。

在“导言 这个人和他的使命”里，傅高义写道：自从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此后，直到七十多年后去世，他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¹。

傅高义的这一论断实在令人惊诧莫名。

何谓共产党人？按照《共产党宣言》（这是邓小平加入共产党的入门读物，也是他最熟悉的一篇共产党经典文献）：共产党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坚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如此等等。

难道傅高义真的认为，邓小平直到晚年仍然在坚持这些信条吗？

任何对邓小平的生平略有所知的人都很容易发现，邓小平的思想与理念在晚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与先前甚至截然相反。傅高义说：“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的命运。²”在这里，作者所说的“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基本上是以毛泽东时代作参照的。然而，邓小平不只是属于邓小平时代，他也属于毛泽东时代。邓时代的中国之所以相比于毛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晚年邓小平的思想与理念相比于此前的邓小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

作为改革家，邓小平与古今中外其他的改革家都有所不同。

第一，其他的改革家基本上都是第二代或第N代（N>2）。他们要改的制度是他们的前人建立起来的制度，邓小平要改的制度却是他自己参与建立的制度，并且他在参与建立的过程中不是扮演一般的跑龙套的角色，而是领导者的角色。

傅高义这本邓小平传记，对邓的前大半生写得极其简略，600页正文，从1904年到1969年这65年生涯只用了区区28页。就从这简略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搞暴力革命搞血腥共产方面，邓小平是个很厉害的领导人；邓小平在西南地区搞土改，要比叶剑英在华南地区搞得更残酷；1953年，毛泽东因为嫌财政部长薄一波在评估资本家的税额时心太软而撤掉薄的职务，命邓小平取而代之，可见邓在打击资本家时也相当强硬；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邓实际上是第一线的总指挥；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邓小平坚决贯彻执行，直到第二年出现全国性的大饥荒才改变态度，等等。

这就说明，1949年后中国形成的一套制度，邓小平是最重要的建造者之一。

第二，历史上其他的改革，改掉的基本上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是沿袭前朝的东西。邓小平的改革却不然。邓小平改革改掉的东西，都是共产党建政后才建立起来的东西。例如农村的集体化，例如计划经济。

第三，历史上其他的改革所建立起来的东西，要么是创新，要么是复古，要么是学习外国。邓小平的改革与众不同。邓小平的改革建立起来的东西，恰恰都是共产党先前打倒的东西。例如农村的去集体化，恢复个体经营，例如允许农民向城市流动；例如恢复市场经济，例如承认私有财产的正当性。这些都是“解放前”就存在的东西。

（四）

或许别人不清楚，但是邓小平自己一定是清楚的。就拿经济改革来说，邓小平一定很清楚，共产党现在要改掉的东西，就是当初他们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共产党现在要恢复的东西，就是他们先前革命所打倒的东西。

通常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小岗村。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即分田到户）书上按下红手印。不过，按照《大逃港》一书的作者陈秉安的说法，这个起点应该是广东沿海的宝安县，是深圳河上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宝安县）老百姓的话：“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用脚投了一票！”³实际上，早在1979年中共决定开办经济特区之前，已经存在着与内地不同的、实行着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开放地区。

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来自于民众的自发行动，而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被中共当局一向被视为大敌的资本主义。当中共上层改革派认可了民众的自发改革，那也就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他们要改的是什么。

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袁庚父子能清楚意识到的事情，难道邓小平意识不到？

其实，关于这一点，当时不少人都意识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层干部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谈到邓小平提出的著名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山西一位老农民说：“解放前，我们村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是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何必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何必打倒地主打倒资本家，消灭整整几代经济精英？邓小平不会不清楚，昔日革命的赫赫功业，如今都变成了累累罪行。

（五）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最后一章里写道：“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傅高义一笔抹煞了非共产党人，包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成就。事实上，中国人早就找到了现代化的道路，只是由于共产党的革命和夺取政权，才中断了这条道路。傅高义不妨盘点一下，看一看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破除的东西，有几件不是1949年中共掌权后才搞起来的？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建立起来的东西，有几件不是1949年以前本来就有的？就连中共实行的出口加工战略，难道不也是跟台湾国民党学的吗？

是的，今日中国大陆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大陆的人均GDP只有台湾的1/4；如果大陆的人均GDP达到台湾的一半，大陆的GDP就超过美国了。我们很有理由假定，倘若当年共产不成，民国犹在，现在的中国何止世界第二，早就世界第一了。

2007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了物权法。我们知道，早在1993年，也就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第二年，有关部门就提出了物权法草案。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就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2004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就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写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都被视为中共经济改革的重大进展。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早在1929年，中华民国就已经制定一部物权法了。

中共通过物权法，引起诸多评论，其中，鲍彤的评论最精辟。鲍彤说：物权法的通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1953年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条《总路线》，以及它的全部理论和政策的最终破产，意味着在折腾和徘徊了半个多世纪，转了个360度的大圈子之后，中国依旧回到了原点”。鲍彤指出：“中国近50年来，不，其实是近80年来的历史，应该彻底改写。这就是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的伟大的启蒙意义。⁴”

假如鲍彤说的不错，那么，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不是也应该彻底改写吗？

（六）

如前所言，邓小平很清楚，所谓经济改革，就是要改掉当初共产革命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恢复被先前共产革命打倒的那一套，这意味着共产党先前引以为傲的那些丰功伟业实际上都是严重的错误乃至罪过。因此，邓小平应该明白，人民批评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甚至于要求共产党下台，都是正当的、合理的。另一位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万里在1978年国务院召开的一次高层工作会议上，在提到农村的极度贫困时就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⁵”

按照傅高义的解释，邓小平出于要干一番实事的愿望，因此他必须利用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资源；而邓小平之所以要坚定维护中共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思想上多么正确，而是因为邓小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借助于这个组织体制，他什么事也干不成。

但问题是，既然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共产党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乃至罪过，共产党对不起中国人民，那么，共产党凭什么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凭什么不引咎辞职以谢天下，凭什么还要高坐台上垄断权力呢？如果你说，因为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能够有效运转的政治组织，不通过共产党就做不成事，那么，这顶多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邓小平本来应该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推动政治改革，推动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使共产党逐步变成一个正常的政党，即民主的政党，在将功赎罪的同时完成脱胎换骨。一句话，邓小平有理由利用共产党推行改革，但是他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凭借武力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七）

由此谈到六四。

邓小平为什么要用武力镇压八九民运？傅高义解释说，因为邓小平“对内战和文革的混乱记忆犹新，因此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断定它受到威胁，就会作出强硬的反应”；对邓小平而言，“底线是中国不能乱”⁶

这种解释完全错误。

首先，八九民运的和平、理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如果当局按照赵紫阳的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事件完全可以和平落幕。

其次，作为共产党第一代革命家，邓小平哪里会是天性怕乱之人呢？如果他是天性怕乱之人，当年干嘛去加入天下第一乱党共产党呢？那个党的宗旨不就是彻底砸烂旧世界，立志把中国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搞得地覆天翻吗？至于说到“文革的混乱”，邓本人也说过，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邓小平下令镇压八九民运，决不是害怕中国陷入天下大乱，而只是害怕共产党失去专制的权力，尤其是害怕自己失去最高权力。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武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那么，邓小平自己是怎样为六四辩解的呢？邓小平说，因为民运是要“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⁷，所以必须对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镇压。邓小平说：“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⁸

简言之，邓小平是根据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套说法去为六四辩解的。他只有用这套说法为六四辩解，除此之外，他再也找不出其他的说法为六四辩解。但这套说法分明是谎言，是邓小平自己也决不相信的谎言。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不问姓社姓资，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你怎么还能以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名义武力镇压民众的和平抗议呢？

（八）

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于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自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既然在六四后的一段时期，邓小平本人也十分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那为什么到了1992年南巡，邓小平又说要不问姓社姓资了呢？

道理很简单。先前强调姓社姓资，只是为了给反对自由化镇压民运提供借口，只是为了给共产党一党专政提供借口，是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枪都开了，人都杀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没人信了。现在，共产党仅仅是在靠暴力而统治，人们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反抗的力量。在这时，再去强调姓社姓资，再去修补社会主义外衣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没有意义了，反而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暴力统治也有暴力统治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包装，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还怕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还要顾忌社会主义的名分名义，现在倒用不着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手脚地干了。所以，在92南巡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但重新启动，而且比先前更强劲。

由于在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元气大伤，一时间无法再形成大的力量，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5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九）

是的，六四之后这二十多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有人誉之为“中国奇迹”。我要指出的是，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威慑之上，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不义之上的，同时也是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正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所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傅高义说：六四事件才过去20年，“对邓小平的决策所造成的长期影响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这条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苏联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答案。⁹”

和傅高义所说的“假如”相反，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除非发生重大的革命性的事变，否则，中国将继续沿着这条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一个以如此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普适价值更加蔑视、更加敌视、更加恐惧，从而不但对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而且也对全世界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十）

随着中国作为专制强权的崛起，人们不能不问：这样一个专制的强权会不会对别国、对世界的和平与自由带来威胁？傅高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也是无法断然否认的。傅高义承认，作为超级大国的中国，“人们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¹⁰，然而傅高义却断然地说：因为邓小平讲过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¹¹

且不说“韬光养晦”按定义就是权宜之计，且不说权力的本性就是扩张，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的是专制政府专欺负外族人外国人，不大欺负本族人本国人；而今天的中国政府却是天天在欺负本族人本国人，包括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自由信仰者、弱势群体，包括本国的少数民族。你怎么能指望这样一种政权，在羽翼丰满之后，依然还只欺负本国人本族人而决不去欺负外族人外国人呢？

1.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译者：冯克利^

2. 引自《文汇学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作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应该更加自信》，2012年11月19日。链接：http://whb.news365.com.cn/ewenhui/whb/html/2012-11/19/content_74.html^

3. 陈秉安：《大逃港》，第39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4. 鲍彤：《论物权法的启蒙意义》，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7年3月16日。链接：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baotong/baotong-20070316.html^

5.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第110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

6. 凤凰卫视：《独家专访傅高义：邓小平的底线是中国不能乱》，2012年6月7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6/07/15116014_0.shtml^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8. 同上，第372页^

9.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559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译者，冯克利。（英文版，P638）^

10. 同上，第624页^

11. 同上，第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