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還是反人類大屠殺？現在看印尼九三〇事件

美國導演約書亞・歐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拍攝《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與《沉默一瞬》（The Look of Silence），以印尼「930事件」大屠殺加害者與被迫害者為主題。根據導演在訪談中表示，這兩部片並非為了揭發過去，而是反映現在印尼社會的不公不義。

＞印尼1965「930事件」

930事件是1965年發生的軍事政變，當時總統蘇卡諾因傾向共產陣營，備有西方勢力支持的蘇哈托將軍推翻，並策動全國性的反共大屠殺。由於印尼共產黨中華人居多，許多非共產黨黨員的華人也被誤認或當成間諜受牽連。軍方還對共產黨的村落發動突襲，規模可稱作「滅村」行動。死亡人數估計在10萬至300萬人之間，但學界的共識約在50萬人左右。

此後，印尼原本左傾的外交政策，轉向親美，印尼軍方也因此得到美國支持。這一次軍事政變，在印尼的歷史發展中種下一顆種子，至今，國內仍有軍人干政的疑慮。由於蘇哈托執行獨裁統治多年，印尼缺乏民主和言論自由，貪官污吏敗壞國家政治經濟，沒有被合理的解決，直到現在仍為其遺毒所苦。

而華人在大屠殺中，生命財產都被剝奪，許多華人被迫離開家園，倖存者後來也不太敢參與政治，每逢華人的節慶，也只能偷偷摸摸地慶祝。近年來華人參政的風氣有慢慢改變，但環境仍十分艱辛。

非政府機構國際人民法庭2016年作出判決指出，印尼政府在1965年鎮壓共產黨支持者時，犯下大屠殺等反人類罪行，因此印尼政府應向受害者道歉並進行賠償，同時清查並懲罰參與這場大屠殺的人。但是，此判決並沒有實際的法律約束力，發布次日印尼政府即表示拒絕接受和執行。該法庭也認為，美國、英國和澳洲是當時印尼政府的共犯，向印尼提供了軍事和輿論支持。

二戰結束之後，美國與蘇聯成為世界兩大巨頭，分別代表資本主義陣營和共產政營。美國對蘇聯採取圍堵政策，當時總統杜魯門提出杜魯門主義，援助經濟蕭條的歐洲，避免產生革命。此舉作為冷戰的開始。像印尼的民族主義運動被認為和共產主義有連結，美蘇在1950-1960初，不斷在第三世界去殖民化的過程中，進行擴張影響力的競爭。兩國提供他們各自支援的團體武器，這些國家亦在聯合國的投票上支援美蘇雙方。

儘管很難影響蘇聯陣營的認知，美國持續支援友好的第三世界政權，作為圍堵蘇聯擴張的策略，並且干預他們認為有可能受到共產主義奪權的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或軍事。對內美國則進行強力的媒體洗腦，散播反共產的思想。國際間即使發生人道危機，只要是反共的行為，都會被塑造成英勇事蹟。以當時的《聯合報》為例，聯合報以「印尼共黨干預政務」作為標題，並凸顯「民眾反共」的行為，將此事件定調為反共而非屠殺。

＞《殺人一舉》與《沉默一瞬》

《殺人一舉》中導演引導主角重現930事件，主角和朋友們一開始瘋狂的吹噓自己如何殺人不眨眼，到最後驚覺自己作了何等殘忍之事，之間的轉折令人不驚到抽一口氣。而《沉默一瞬》則從受害者家屬的立場出發，與當時的加害體制進行對話，可以看到印尼直至今日仍掌握權力的加害者們，以及沉默窒息的受害者家屬。

《殺人一舉》和《沉默一瞬》的導演雖然是美國白人，但導演盡量讓被攝者主導影片走向，避免呈現美國白人看第三世界說教式的視角。被攝者的選擇相當有趣，《殺人一舉》的主角安華剛果似乎是裡頭唯一會感到良心不安的人；而《沉默一瞬》的主角打破了被害者家屬的既定印象，勇敢質問加害體制。

《殺人一舉》的主角平常是街頭混混，在事件當時由上到下都可能是加害者。他在重演殺人情境時，一邊要演員演得更殘忍，一邊懷疑自己的行為，在為了讓自己心安而編織出的謊言面前，產生出一種矛盾、內心衝突。而《沉默一瞬》的主角阿迪的職業是驗光師，透過驗光鏡片看出去的世界，跟加害者（家屬）所陳述的世界，好像不一樣。究竟真實是什麼、正義又是什麼？

阿迪一一拜訪當時的加害體制及他們的家屬，從殺手到高階官員，當事人完全不認帳，且斥責阿迪是危害國家的共黨，有些家屬誠心代替家人向阿迪道歉。阿迪要的是真相、是道歉，如此單純卻遙不可及。轉型正義並不是揭開傷口而是清創的必要過程，唯有徹底消毒，才能避免再次發炎。

印尼政權仍由當初的軍政府把持，「930事件」在印尼仍是一個禁忌的話題，學校系統教導學童共黨的殘暴，掩蓋當初屠殺共黨的事實，導演後來也被印尼政府禁止入境。《殺人一舉》中有一句話，「正義是由勝者所定義的」，因此當時的反共意識形態讓加害者認為自己是在做對的事，而現在我們所相信的正義當然也是一種意識形態，但筆者認為，至少要讓真相浮出檯面，或許過程會感到痛苦，但這是我們必須一起面對的過程，面對歷史且避免重演。隨著資料解密，發現許多國家都曾介入其中，從此事件可以清楚看到政治對媒體的影響力，還有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的干預。反共並不是屠殺的理由，沒有任何原因可以合理化這種反人類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