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中国特色的Metoo”扯一扯“中国特色”

编按：因种种众所周知的不可抗力，在不断的被删文、警告之后，（寇姐与编者）一怒之下将四五篇系列文章全部浓缩在这里形成一篇。这系列文章算是对左望文章的系统回应与补充，写文的过程里亦刚好目睹踢群事件、两份语焉不详的声明的诞生，时间线拖去一个月，“刘韬事件无下文”的文章依然没有被“反转”。惟愿保持发声、保持传播。

有中国特色的公益圈

“中国特色”，是个大染缸，一旦加上“有中国特色”的定语，本尊面目全非。“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不是法治，“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如果回娘家，保管亲妈都认不出，比如“有中国特色的Metoo”。   

“Metoo”，地球人都知道，不必多言。“有中国特色的Metoo”范围太大，只说最近曝出的刘韬性侵害事件。

从“有中国特色的Metoo”看“有中国特色的公益圈”

刘韬是近年风生水起的公益新秀之一，现职武侯社区基金会秘书长之外，另有“新南”发起人、“银杏伙伴”、“青莪学者”诸多光环加持，被曝多次对女性的性侵害，事发之后，在个人沉默淡化与相关机构公关应对之下，必将“平稳落地”。关注这个话题的朋友，如果只看一篇文章的话，首推6月26日发布的文章 《Metoo 是怎么让我们重新认识公益圈的？》 （以下简称“Metoo圈文”）。此文同时发布在墙外的metters和墙内的豆瓣，现在豆瓣链接已经失效，“这个页面不在了”，原来，删帖不仅限于妄议党国事务，这是多么有中国特色的鬼马。

“Metoo圈文”对事情的渊源、发展过程交代完整，由涉事诸机构的表现，直指权力压迫、权力关系、“由少数精英和资本控制的虚伪的“第三部门”社群”对中国公益圈的伤害。

若一个公益社群丝毫不对权力关系有一丝的反省，应对#Metoo 也好，面对资本和国家机器也好，趋利避害、官僚成风、沽名钓誉，还可以有怎样进步的想象，又谈何支援社会压迫下的弱者？还是另一个精英俱乐部？刘韬性侵害事件上，很多人囿于与其旧交情不愿公开表态；可是须明白这已经不再是站队立场的问题，而是事件本身所凸显出来的行业权力腐朽之深的问题……

这恰恰也是我的忧虑。

作者标题直指“公益圈”，我的同意不复重复，本文仅就有中国特色的公益圈的体质问题略做补充，说一说我们基因里的缺陷。

2018年Metoo曝出中国公益圈若干风云人物，在台湾同样引起震荡。我刚好人在台湾，很多台湾朋友由此聊到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会拿台湾比中国：“你们现在相当于我们的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每每这种时候我都会说：中国，与台湾不可比。因为我们有“中国特色”。

资源导向+体制烙印+精英垄断

称之社会运动也罢，民间组织、公益组织、NGO、NPO也好，台湾资源内生，不管是七十年代在美台左还是后来党外运动直到当下，资源都是台湾人真金白银自己掏出来的。但中国九十年代几乎都来自境外资金，因为有了境外资金在先，才生出了很多拿境外资金的境内组织。

8964之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谋求重返国际社会的努力”与“国际社会改变中国的幻想”结下鸡同鸭讲的姻缘，国际组织意在推动平等参与、公民社会，但相关部门设立相关机构，为的是钱。为申请承办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妇联成了最早承接境外资金的境内组织，所做事情五花八门，性别扶贫儿童教育无所不包。

承接海外资金要先有资质，资质是党和国家给的，最早进入中国的钱花落谁家？“国字头”基金会多出国家部委或者部级机构有公务员编制，“中国红十字字会”“中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直到21世纪，还有过“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全国妇联”和“国家计生委”争“谁是中国最大NGO”这类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

能够与进入中国的外国基金会合作的中国人，少而又少，不仅要具备机构资质，还要有熟练外文。经历了漫长文革刚刚恢复高考，这样的人才在中国岂止万里挑一。

有人会说台湾社运同样也是精英驱动，但此精英非彼精英，台湾精英不仅拿出了自己的钱，也拿出了自己的时间与生命，八十年代起就进入具体的社区具体的工厂，与社会问题直接接触，并长期扎根，成为自己生命所系的志业。但我们的精英太多双脚一直不曾接触泥土，做事都是项目制，有钱有项目就做，没钱就game over……有中国特色的公益圈带着这样的烙印出生，是基因缺陷。

“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不是公民社会，不能因为“公民社会”在这个圈子里是高频词就信以为真。新千年之后大国崛起2009《境外资金管理条例》给境外资金套上绞索，被“洋奶”喂大的有中国特色的公益圈这个先天不足的孩子猝不及防迎接政府采购增加+境内资本涌入大变局，必然导致“Metoo圈文”的忧虑，不管引爆的由头是Metoo，还是其他。

下一节《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公益》，接着说。

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公益事业

开篇先提请注意，上一节用到的词是“公益圈”，这一节，特别强调“民间公益事业”，与前文所述以示区别。

“你这个圈子里没有一流的人才”

那么，中国有没有脚踏实地做事的人？

当然有。尽管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总是被体制决定、由精英代言，但中国的改变，从来都是源自土地（《抚摸风之源头》）。

2006年暑假，我完成了第一本中国民间组织行业观察的书（后来出版时名为《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书稿完成，正逢儿子结束中考，即将面临人生选择，希望他早一点看到世界不同的面相，以为参照。我带他探访了一些脚踏实地做事情的草根机构，还去了正在进行中的项目点，亲身参与。

十六岁的少年跟我有过认真的交流。他也同意我的观察，认为自己看到了理想主义、看到了脚踏实地，但是“没有用”，因为“你这个圈子里没有一流的人才。”这段经历让儿子确定了自己的选择，要学理工、去美国读书，然后回来科技救国。

我很难过，不为儿子与我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方向，因为我知道他那句扎心的话，说的对。

我们缺的不止是一流的人才

读什么大学、有多高学历一直不是我评判人才的标准，但是又必须承认，十年文革之后恢复高考，收罗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优秀人才，他们的人生方向不是第三部门。最优秀的大部分出国，留下的都是“党和国家的人”，分配到各级政府、事业单位，进入“第一部门”。后来第一部门有中国特色的门槛越来越高，邓小平南巡后全民经商，民营企业、第二部门收入高。新世纪国企强势回归又成为就业市场一道有中国特色的景观。尽管一直有民间公益人在最基层筚路蓝缕，但必须承认我们缺少一流人才，选择第三部门、民间公益事业，一直是被另眼相看的少数。

我从事一线执行的同时，又兼做社会观察，从生生不息的草根行动者那里看到了希望、看到改变的可能，也看到了很多让人痛心的中国特色，比如，“有中国特色的”道德化——“道德优越”和“道德悲情”。

当然“道德优越”与“道德悲情”在中国非为公益圈独有。身为生于文革、长于动乱的60后，深知长期政治运动、党国教育、被操弄的国族情结、生活细节里的专制独裁在生命里积淀的那些毒素。将从事公益事业“道德化”，在一个“以德治国”的国家里太多人都染有这毒，在公益身上尤其麻烦，公益事业天生具有某种道德意味，“道德优越”与“道德悲情”，对内毒害自己的生命，对外勒索、操控他人，害人害己。

草根组织缺的不仅是钱，也缺对钱的平常心。我们这代人在动荡政治运动里出生，在极度贫困的生活环境中长大，有许多东西会写入人的下意识，或者是对钱极度蔑视、声言“视金钱如粪土”，把对金钱的仇视和愤愤不平在自己的工作中用一种“政治正确”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因为生命深处对钱的渴望，特别容易被资本俘获，在穷机构传出这样那样的财务丑闻。

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那么，中国的公益圈还有没有未来？

当然有。

说到未来，我曾经寄希望于未来。我寄望于80后甚至90后，没有政治运动和极端贫困的阴影，不存与生俱来的政治恐惧与金钱渴求，更容易追寻内心的呼唤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当中国经济更富裕、社会更开放多元，这一代人受过良好教育之后，不是为了“申请资金做项目”，而是出于内心愿望在具体的社区和社群面对具体社会问题，“一流人才+社会责任+内心驱动+扎根基层”，公民、公民行动与公民社会彼此生成，这是希望所在。

2008年512地震之后，越来越多境内基金会不单单扶贫救灾也从事公民社会支持，我持乐观态度，并对初生的“银杏计划”高度评价。他们用资源优势支持公益圈中的优秀人才，最初多是脚踏实地的草根行动者，让他们成了被社会关注、被同龄人羡慕的人。

长期行动与观察过程中，见证越来越多优秀的年轻人选择民间公益事业作为志业、职业，越来越多人参与志愿服务，见证那些具体细微的努力改变中国、温暖我对未来的希望。

但是，我高估了有中国特色的公益圈，低估了“中国特色”。当政府采购越来越多，草根机构开始体制化、“事业单位化”；当“公益”一词越来越多见诸媒体和新媒体，民间公益事业越来越多地“被代表”了，被公益精英和精英机构代表、代言；当更多的钱、精英和精英机构涌入公益圈，道德优越和道德悲情也在花样翻新。

这种背景下，出现Metoo引爆“公益圈丑闻”，并不奇怪。毕竟，《公益圈也是个江湖》。

说明：我见过高学历精英行动者身体力行践行公民社会理念，也见过草根中欺世盗名的败类，限于篇幅无法做太多说明，并无精英草根二元对立。

公益圈也是个江湖

江湖之说，缘于一篇题为 《“净土”和“江湖”》 的文章，作者是一位由媒体人转轨而来的公益人，从事行业支持，在这里看到了理想，也看到江湖。文出之后一次会上谈到，一个年轻人如果进入传统第一部门第二部门，可能要奋斗十几二十年才能与这个行业顶端的人对话，但进入公益圈则大大缩短。

江湖纷扰，从来都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所在，可以是名利场、修罗场，可以是终南捷径也可以是修行的道场，江湖越大越是什么鸟都有，追求理想和混饭吃、招摇撞骗的，共处一圈。

草根中国&精英公益圈

九十年代为重返国际社会、吸引境外资金打开国门，占尽优势的中国特色是境外资金+有体制背景的精英化。2004《基金会管理条例》、2016《慈善法》，商业背景资金进军公益，公益圈热闹起来你方唱罢我登场。这番热闹也带来了就业机会与薪水不错的职位，开始有越来越多教育背景良好的人选择公益、或者由其他地方转战公益圈。先天不足的公益圈一下涌入了太多的“优秀人才”，还产生了许多“Metoo圈文”中所言的“精英公益机构”，精英人才+资金优势+公益大佬加持+商业逻辑运作。

他们不仅是在“进军公益圈”，也是在“收割公益”。看上去似乎有个热热闹闹的“公益圈”，各种媒体传播各种风生水起各种跑马圈地，各种“公益新星”迅速窜红，引领话语若干年后再迅速变成割据一方的“公益老兵”，本来就悄无声息的民间公益事业则更加隐形、失声。

一些扶持民间公益领袖的组织如在十年前开风气之先并颇受好评的“银杏计划”，在收罗标志性的民间公益人物之后，已见精英倾向。始于2016的“青莪计划”从一开始即称入选者“青莪学者”，即是为公益圈中的精英、或者说是为精英的公益圈量身定制。

“有中国特色的Metoo”

Metoo2018年曝光的几位“公益精英”皆为“后起之秀”，“智力优越”+“道德优越”，背后皆有“特定圈子”与“大佬加持”，最后大多平稳落地。

虽然Metoo曝光的是某个人的某种特定行为，但背后都有一种权力共犯，都是对权力弱势一方的侵害，不论是表现为男性对女性的性侵害，还是话语权力的霸凌，或者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操控与勒索。

Metoo本应成为反思并建立预防和惩戒机制的机会。但是很遗憾，有中国特色的2018Metoo最为亮眼的“风景”，是诸“公益大佬”火速公开表态。雷闯被曝性侵后先是有限度承认并道歉随即各种狡辩推诿，诸位大佬不是表态支持受害人，而是支持加害者。说得出口的原因无非“对公益圈做了巨大的贡献”，不宜公开的原因：侵害人与他们在同一个“圈子”里。当这张截图曝光，“带头大哥”不是带头反思，而是要严查泄密。

另外一层不能说的秘密是：诸大佬不久之后也相继曝出性侵，而且，最终也都平稳落地。

2020再曝Metoo，个人与机构应对升级换代，不论是加害人还是涉事机构，都轻车熟路游刃有余。“所谓机制最终只会成为施暴者逃罪的庇护所”。“Metoo圈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一切在这些精英公益机构看来，只是因舆情所需的公关罢了。到头来，“刘韬涉嫌性骚扰”，只是被视为一场针对公益圈的“污名化”的危机，而非针对行业现状的一次反省和批评的危机；就怪不得这些机构只会最后拿着这些所谓的“机制”做赤裸裸地公关、做切割……

屁股决定脑袋

刘韬性侵害事件曝出后，

在这些有利益相关的主体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规避、切割责任，变相地为可疑施暴者惯犯提供沉默的庇护所，所谓消极的恶；而后却私下加以谴责来自公益社群的批评……

涉事组织及其背后大佬，当下反应和后续策略，见于商圈、见于官场并不奇怪，已是第一部门第二部门惯用手法。不管是“银杏”挥刀切割还是“青莪”踢人出群，操刀经理人与背后金主，所做所为，皆出本能。

以他们的智力与能力，不是不明白这样做对中国公益事业侵害，但还是做了，显然在意的不是这个。“建立美好社会（億方）”“让每个人都能有选择、有尊严地生活（银杏）”只是挂在网站上给人看的目标宗旨，只是一句话而已。

所有的江湖都可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唯公益不能，因为公益事业天生带有公共利益道德指向，圈中人士失德和机制失制毁掉的是公众对于公益理想和公民社会的信任。短短时间里，仅“银杏计划”就贡献了四例Metoo，一粒老鼠屎坏掉的何止一锅汤，还会连累“公益事业”这个锅子。

那么，我们怎么办？《亮出你的理想或者空空荡荡》。

亮出你的理想或者空空荡荡

理想主义仍在路上还是理想主义死在路上

2015NGOCN十周年，活动主题“理想主义仍在路上”。为此我专门请教90后在这个时代应该如何谈论理想？答曰“理想像内裤”：不能没有，又不宜示人。

没有想到，这一波由刘韬性侵害曝光的Metoo，把衣不蔽体的公益圈，逼到了绝路。

刘韬性侵害事件曝出后，“新南”与现职辞职了事，“银杏”与“青莪”退钱做结。这位“公益新星”先是占尽风光迅速窜红，诸般名利于一身，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所做所为给公益事业留下全面伤害，未受任何惩戒即已全身而退，同样“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亦有背后莫知力量上下其手。

银杏内部调查久拖不予公开，但在6月19日刘韬退钱当天即公告切割，剥离美好粉饰，直露金钱关系。熙熙攘攘人世，世人尽可以皆为利来、皆为利往，唯公益不可。如若这些“公益领袖”肆无忌惮直指孔方，把公益当成他们荣誉称号资源库和公共信任提款机，与之配合默契的所谓公益机构已是助纣为虐的帮凶。刘韬事了拂身而去，尽毁公共信任，身后的那个“公益圈”，死得很难看。

理想不是不可以死，如此死得太过不堪，不值得。

我们哭，不单是为自己身上的痛

银杏切割声明既出，安猪宣称自此不与任何银杏伙伴合作。 我理解他的痛心疾首。十年前我们曾经在成都的一次酒聚中抱头痛哭，那次是冉云飞做东，台港文化人和诸成都朋友济济一堂，我和安猪、薛野是在场唯三的公益人。安猪在喧闹中独自黯然：“512地震后来四川，救灾中结下最好的两个朋友，薛野和罗世鸿都被伤到痛不欲生……”先是他独自失声，后来是我们三人一起哭。我们哭，不单是为自己身上的痛，更是为与我们的生命声气相通的那个“公益”。如今我们都远离“公益圈”，仍是忍不住怒形于色，为的仍然是公与义。

有文章曝光亿方与银杏顾问团队，有人多愁善感担心这样“过了”，我不以为过。这是公益组织公开网站上的公开资料，平时彼此与有荣焉，遇事自然俱损俱荣，随便摸人头或者被人摸头，都是要付代价的。

相关个人与涉事机构如此不堪，毁的是公益这面破旗。2018Metoo，我在台湾，在宜兰的水田里死磕福寿螺，2020Metoo，我在福建，在龙岩水田里死磕水葫芦，一边在田里对付生生不息的杂草，一边问自己：我能怎么办？

既担心伤及无辜，又不甘自己也出“太极文”，这一次写得纠结，且漫长，由一篇变成了三篇四篇，纠结中迎来了7月5日第二份银杏声明，不是认错，而是文字游戏打太极。

“已经不再是站队立场的问题”

6月19日上一份银杏切割声明，朋友争相转发并附骂声一片，这份太极声明转发数不及一半。转发中一半直指这个空洞声明的症结，也有许多神话级别的神评论。某些人在性侵事件曝出时不转不闻仿佛这事不存在，现在立即转发并追捧这个含浑其辞语焉不详的声明，散发着一似曾相识的气味，敬请参照2018年Metoo某圈截图。

我离那个曾经投注了自己的生命并仍牵连着我的生命的公益圈已经很远了，除却头顶阳光与身边风雨，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影响我，写这样的文章不因胁迫也不为利诱，为的是仍然让我心痛的“公益”。必须再次引用“Metoo圈文”：

刘韬性侵害事件上，很多人囿于与其旧交情不愿公开表态；可是须明白这已经不再是站队立场的问题，而是事件本身所凸显出来的行业权力腐朽之深的问题……

每个公益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一切对公益事业的伤害，面对诘问：你为混圈子、捞油水、跑马圈地、终南捷径，还是实践理想、践行公民社会？

必须感谢两个不认识的人。2018雷闯性侵举报人之一“花花”，让我不得不写。侵害人当时平稳落地，两年后考取律师资格并在某所实习，即将悄然转轨开启全新人生，花花再次勇敢站出引发制止联署。每一步都是在申张自己未能得到正义，也是在制止某些人、某些力量对公共利益侵害，又都是在反复撕扯自己的伤口。如果让她孤军奋战，我亏欠这个勇敢的姑娘。

另一位就是多次引用的“Metoo圈文”作者，让我有可能完成本文。感谢作者对事实的梳理和对权力压迫、权力关系的反思，完成了最重要的工作，我的这组文章，相当程度上，是对 “Metoo圈文”的某种补充。

除了为衣不蔽体的公益圈一声叹息，不得不亮出你的理想或者空空荡荡，也不得不反思我们的基因、中国公益体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建立机制而不是靠人治根治问题、修复公众信任，《自己田里的草只能自己拔》。

自己田里的草只能自己拔

只要想做办法总归是有的

6月19日银杏切割声明单方面为承诺的调查与公道画上了句号，不禁“为衣不蔽体的公益圈一声叹息”，虽然早已不是我的圈。

割舍不下对“公益”的牵挂，忍不住为求问方案的银杏人支招。作为个人，只要想做办法总归是有的。至少四个受害女生已经站出来了，要求“公开”。既然基金会已经堵死了这条路不会给出公道，曾经站出来列队表示要跟受害女性在一起的银杏伙伴，至少还可以以个人身份履行承诺。让受害人的投诉，不会因为基金会一纸声明石沉大海。“公道已死，抢救公开”，既然不能指望别人给出公道，至少还可以自己实现公开。

办法给了，也通过各种渠道送达。然并卵，我的建议泥牛入海无下文。

把Metoo推给法律，是公益圈的耻辱

写作过程中有高度关注此事的朋友，提到了“法律”。

2018就有很多被举报人都在公关辞令中提到了“法律”，甚至表示要“依法追究”举报人的责任。真是既怕流氓有文化，又怕流氓不要脸，更怕流氓讲法律。 

法律是不能再低的底限，跌破底限不仅被人唾弃也要受国家机器制裁。理想，是高标、上限，又是公益圈的底限。如果说公益人有什么不同的话，同为芸芸众生，只是底裤不同。自称公益的人居然将法律底裤提起来抵挡Metoo道德追责，真真公益圈莫大耻辱。不是不能讲法律，而怕公益人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方式讲法律。那么不讲法律讲什么？——讲理想。

公益字面意思“公共利益”。剪径强人尽可以持刀大喊“留下买路钱”，但进得这个圈子，怎么都得讲几句说得过去的漂亮话，不管是真的来实践公民社会理想，还是领工资混饭碗或者琢磨终南捷径图谋跑马圈地。

既要来这里混，那就先亮出你的理想——公开。

公开+机制，让人只能做好事

称之理想也罢，个人信条、机构宗旨也罢，来公益圈混江湖，总要说句好听的。管它真真还是假假，先把好话亮出来。

公开，把自己暴露在公众监督之下。是什么人不重要、想什么不重要，只要在这里圈子里只能按自己的承诺做好事，就够了。哪怕是十恶不赦的坏蛋，如果在这里弄假成真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就够了。

这样的机制从何而来？自己先站出来公开承诺，然后照做。

十多年前，早在USDO发起之前，有感于公益圈财务乱相，我们率先在自己机构实现全面公开，被笑称“公益财务裸奔”。没人要求，这是我们单方面承诺，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几年后在USDO发起中国公益组织财务自律，全透明。USDO发起会议上，我们做细节分享，当时尚被称为“高标”的做法被写入规则，成为“标配”。

“我们能怎么办？”

我不似朋友决绝，7月5日太极声明之后，又与银杏伙伴有过沟通。

“现在火力全集中在银杏身上，我们冤死了，刘韬反倒隔岸观火一边偷乐。”——银杏为Metoo贡献了那么多老鼠屎，难辞其咎，切割声明更是引火烧身活该招骂。

“我们能怎么办？”——公开+建立机制。

知道切割声明错了就公开认错，不要弄个含浑其辞的太极声明错上加错。公开认错，才是最根本的危机公关，远胜一切推诿、辩解、公关伎俩。

公开在网站设专栏自曝其丑，公布对银杏伙伴的投诉和处理，不管是刘猛性侵司法判决还是刘韬性侵银杏的昏招。通过网络科技记入加害人网络资料广而告之。来这里欺世盗名的人，好名坏名都要雁过留声。

银杏自己由Metoo开始建立公示+自律机制。先推动银杏伙伴所在机构也这样做，再推动更多机构，希望像财务公开一样，也成为一种行业共识和机制。

“具体到Metoo还能怎么办？”——专门项目和专门团队。钱本中性，用钱做好事就是好一，反之就是坏钱。出钱设立专门项目，购买服务，对Metoo投诉人提供专业的心理陪伴和法律支持，并尊重投诉人要求予以公布。如果想对公益圈有所贡献，支持对象不限于投诉银杏伙伴，延及其他……

有人说7月5日这些内容在银杏太极声明中依稀可见，但都似是而非。我很清楚把事情做到极致决绝与非驴非马有多么不同，就像公民社会与“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把事情做成什么，取决于我们心中的目标。

江湖泥沙俱下，我们为何而来？为公民社会理想、还是来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圈”？责任面前，人生而不平等。怀抱理想者，自然负有更多的责任。

不用辩解自己多累多委屈，也不用向我道谢。我能帮的只到这一步，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我要赶紧挂掉电话去拔草。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是我自己的单方面承诺。为写这组文章荒废农事，草已长疯。说什么都是虚的，自己田里的草，还要自己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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