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納瓦爾尼之死跟普丁的惡棍政權
2月16日，俄羅斯律師、著名反對派政治人物、普丁政敵阿歷斯·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被曝猝死於獄中，死因不明。納瓦爾尼之死再次把普丁臭名昭著的惡棍政權推上國際輿論的風口浪尖。
2020年，納瓦爾尼在從（俄國）托木斯克飛往莫斯科的航班上，遭人下毒（後被證實是一種神經毒劑，是蘇聯和俄國特工常用的毒劑），飛機緊急迫停在（俄國）鄂木斯克，納瓦爾尼旋即被送往醫院搶救。兩天後，納瓦爾尼又被緊急送往德國柏林搶救。
俄國檢方不但拒絕立案調查，還否認該案有犯罪跡象，克里姆林宮也一樣矢口否認參與下毒。但是幾乎所有指控都對準克里姆林宮，因爲這種神經毒劑曾經多次被蘇聯和俄國特工用於暗殺活動。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流亡英國的前俄國雙重間諜謝爾蓋·斯克里帕爾（Sergei Skripal）及其女兒就曾遭同一種神經毒劑下毒，並且險些喪命。
普丁從政20多年裡，涉嫌對數百名記者、律師、富豪、政敵、批評者離奇慘死負有主要責任，甚至曾經的親密盟友也難逃一死（2023年瓦格納雇傭軍頭目集體墜機慘死，也被認爲是克里姆林宮在幕後主使）。其中維基百科上列舉出來死於俄國且死因可疑的新聞工作人員，僅在普丁時代就有接近200人，這些還只是不完全統計。
納瓦爾尼在明知被下毒暗殺的情況下，在2021年康復後，卻毅然決然回到俄羅斯，然後被監禁至死。人們無法理解其中動機，更何況這不是他第一次險遭暗殺。
一直有人說，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似乎有一種奇怪的俄羅斯情結。也許沙俄時代知識分子確實有一些「懺悔精神」，最突出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那一代人。但是到蘇俄時代，傳統知識分子或者淪爲權力附庸，或者流亡，或者像《齊瓦哥醫生》的作者鮑里斯·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那樣忍辱偷生。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尤其近代，在很受人尊敬的情況下，會被冠以有「士大夫精神」的尊號，儘管古代很像李卓吾那樣人格獨立的知識分子純屬鳳毛麟角。俄國知識分子的「懺悔精神」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士大夫精神」，也許有一星半點的相似之處。但俄國知識分子似乎總體人格更獨立一些，但同時對大國家，對土地、人民和風物充滿依戀。中國的士大夫階層知識分子不一定有「士大夫精神」，但就像俄國知識分子對大俄羅斯念念不忘一樣，他們對儒家行爲準則和道德規範也念念不忘。也許正是因爲這個原因，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更加依附於權力來維持自身道德準則和實現政治理想。
納瓦爾尼回歸俄羅斯，跟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從蘇聯流亡出來，可能沒有本質區別：他們的大俄羅斯理想需要創造一種殉道精神。索忍尼辛塑造一種精神受難，納瓦爾尼則選擇從容赴死——据網上流傳出來的影片顯示，納瓦爾尼在接受一段采訪時表示，自己會坦然面對可能遭遇的不測。
納瓦爾尼的「殉道者精神」固然令人肅然起敬，這也是他的橫死引起歐美各國群起響應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利用這個時機，在宣傳聲勢上打擊普丁政權，確有一定效果。但是這樣的打擊，遠不如實實在在支援烏克蘭打敗俄羅斯，導致普丁最終下臺或暴死。
納瓦爾尼自身的爭議性，似乎被現在人忘乾净了。利用這個檔口來攻擊克里姆林宮固然有用，但是我們不能想當然神化納瓦爾尼和其他前仆後繼的「納瓦爾尼」。因爲在某種程度上，納瓦爾尼跟索忍尼辛一樣，是頑固的民族主義者和大俄羅斯主義者。支持普丁和反對普丁的都是同一種思想和理念，甚至普丁本人也是這種理念的化身。
《紐約客》2021年2月發文稱，納瓦爾尼是個超級民族主義狂（ultranationalist），其部分觀念不但令人難以忍受，甚至還可能十分危險。對待納瓦爾尼，一種比較可取的態度是尊敬他，但是不要認同他。當然過度拔高他，將之英雄化也是不恰當的。同一篇文章還提到，西方媒體和記者曾多次警示公衆，不可將納瓦爾尼捧得太高。紐約大學的俄羅斯專家愛略特·博冷斯坦（Eliot Borenstein）還曾警告說：（納瓦爾尼）他不是納爾遜·曼德拉，而是翁山蘇姬。
紐約城市大學俄裔美國學者瑪莎·吉森（Masha Gessen）也是著名的普丁批評者，她也注意到納瓦爾尼還曾鼓吹以反法西斯名義，驅逐俄國境内高加索、喬治亞和中亞移民。此外，納瓦爾尼也參與過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組織的游行活動。對於俄國侵佔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納瓦爾尼持既批評又支持的奇怪態度：批評侵略，但是不支持歸還克里米亞給烏克蘭。
半島電視臺還注意到，納瓦爾尼曾跟俄國小説家扎哈爾·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一起創辦過一個民族主義組織。後者還在烏克蘭東部加入親俄主義勢力並對烏克蘭作戰。2022年俄國全面入侵烏克蘭，扎哈爾·普里列平不但極力爲俄羅斯辯護，還支持跟蹤和騷擾持反戰立場的文藝界人士。
歐洲新聞臺（Euronews）還提到2008年俄國入侵喬治亞（即格魯吉亞）期間，喬治亞人感覺受到了背叛，因爲納瓦爾尼支持普丁的侵略行動。
納瓦爾尼是對抗俄國系統性腐敗的重要人物，但是用極端民族主義來反抗極端民族主義無異於抱薪救火。假如納瓦爾尼代替普丁，當選俄羅斯總統，俄國是不是就會成功實現民主轉型呢？納瓦爾尼會不會遭遇翁山蘇姬一樣的困境呢？
客觀來説，「翁山蘇姬現象」並不見得一定就是其本人的錯。即使納瓦爾尼成爲「翁山蘇姬」第二，也不等於納瓦爾尼真的變質了。而人的政治立場是可能發生轉變的，納瓦爾尼以前參與過極端民族主義活動，也並不等於他一定會在掌權後，從親民主轉向背叛民主。但是俄羅斯和緬甸的政治漩渦，是不以個人意志爲轉移的。沒有理想主義者能夠獨善其身。即使像鍾南山這種在SARS期間以對抗體制起家，後來被體制招安，轉而成爲體制和爲體制辯護的小人物，也難以對抗專制體制的漩渦跟洪流，尤其是對於專制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家尤其如此。要指望孤膽英雄以一己之力來改變現狀，不但不可能，而且就是政治幼稚。
世界上成功的民主轉型，通常不是孤膽英雄造就的，而是通過一整代人、甚至好幾代人連續不斷地努力來實現的。依納瓦爾尼的複雜個性，很難說是個可靠的孤膽英雄。即便如此，他慷慨赴死的決心依然令人欽佩。在如今萬馬齊喑的俄國，尤其難能可貴。但是我們需要清醒，不可盲目推進造神運動。需要英雄的時代是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