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这是我们的互联网—2020年科技大盘点

文｜Ziggurat & Yuqi

动荡世界之下，2020年是互联网进一步渗入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年，是互联网平台及其背靠的大科技公司和大资本进一步拿走我们对日常生活掌控的一年。值得欣喜的是，当主流媒体和舆论一边倒用“创新”、“方便”、“进步”、“发展”、“就业”和“国之重器”等正面的字眼去包装这一切时，我们开始追问“技术何为”，探索“技术如何向善”。

中国互联网：“让子弹先飞一会儿”

众所周知，互联网不仅是芯片、程序、算法、界面和大数据、机器学习、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物联网等最新技术和应用的集合；它还是新业态的催生者，是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是新的社会关系的纽带。

作为一种技术，互联网本身有很多可能性。但在当下，什么样的互联网技术被发展、什么样的新业态被催生以及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方式怎么被影响，不单是由互联网技术本身（如摩尔定律）所决定的，更多是由“国家主导、市场驱动”和“先让子弹飞一会儿”的互联网发展和治理模式所决定。通过直/间接参与投资、支持相关领域基础研究、开放金融市场和放松行业规制等政策手段，国家为互联网“掌舵”，进行顶层设计，成为了领航人。技术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方案，互联网近10年的迅速崛起，便展示了国家希望通过互联网解决90年代以来过度依赖“出口+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的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劳工、社会和环境危机。而“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则是说顶层设计以外，政府对互联网的掌舵总体上采取先发展后规制的方式。即便滴滴的诞生挑战了城市交通管理法规和劳动法，也引起出租车行业的不满和抗议，但它还是被默许迅速扩张。所谓的“合规”是等到2016年几名女性乘客付出生命代价后才姗姗来迟。而全职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者地位至今仍未获法律承认，遑论劳动条件的改善。

互联网主要是金融资本的游戏场，这样的发展和治理模式助推了互联网平台和其背后的大科技公司的迅速攻城略地。科技媒体36Kr曾在一篇回顾文章中总结了互联网近十年的八次烧钱大战，无论是外卖、网约车、共享单车、P2P网络借贷、快递和无人零售还是新兴的社区团购，国内互联网平台的崛起基本遵循“融资-烧钱（价格战/补贴/收购/兼并）-融资-烧钱-融资-获得市场垄断”的路径。在一次又一次诱人的“百亿补贴”中，平台夺得了市场，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我们对自己的衣食住行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自主性却被逐渐蚕食。

食：社区团购与餐桌争夺战

民以食为天。从智慧农业到生鲜冷链，餐桌向来是大科技公司的的兵家必争之地。2020年的餐桌争夺战中，争议最多的莫过于社区团购。社区团购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互联网巨头们的跑步入场。6月到12月，滴滴、美团、拼多多和苏宁先后推出自己的社区团购平台，而京东则向头部玩家兴盛优选注资7亿美元。巨头携庞大资金入场，延续了先“烧钱铺市场”的粗放式扩张，等规模和数据量起来后，再做精细化运营的一贯做法：先是争团长，不管质量只要数量；随后再利用大数据分析结构和比例进行一轮筛选淘汰；最后通过（违法地）低于进货价的价格倾销，迅速占领市场。

财经自媒体深燃分析认为，目前社区团购主打生鲜，兼有日用品、零食、酒水饮料和家用大家电，这样的玩法将给菜贩、菜市场、便利店、超市造成“降维打击”。如果自2000年以来电商和连锁经营的兴起，个体零售业的生存空间已急剧压缩，社区团购则将他们进一步变成打工人。此外，供货商们也面临因串货和经销体系被打垮而在未来跟巨头谈判中失去话语权的风险。对我们来说，被寡头平台割韭菜和失去菜市场的烟火气是毋庸置疑的。更让人担心的是，寡头平台在拥有大量用户数据、淘汰团长并获得相对供货商的话语权后，对食品从农场到餐桌实现全环节控制将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吃什么、能吃什么和食物质量如何，都将牢牢掌握在平台手里。到时，纪录片《食品公司》所展示的因食品生产的工业化和垄断化所带来的食安问题和公共健康问题恐将加速上演。

住：暴雷之后，一地蛋壳

11月，长租公寓头部玩家蛋壳公寓爆雷。一边是房东由于未收到租金直接断水断电将租客赶出家门；另一边是租客开始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组建维权小组，却收效甚微，还要承担人信用受损的风险。12月3日凌晨3点，一名广州的职校生租客因刚毕业没收入被房东强制清房，走投无路之下，他点燃房子后跳楼自杀。

这一悲剧牵动着每一个年轻人的神经。2020年，中国至少有30家长租公寓平台暴雷，受影响的租客数以万计。

早在10月，蛋壳的现金流就出现危机，而这一危机根源于长租公寓平台的资本扩张方式。金融化是其关键因素：长租平台走“租金贷”模式，从银行或金融机构手中得到租客预付或贷下的大笔租金，以此撬动更多资金以收购更多的房源或者进行投资，完成扩张实现垄断。这也是长租公寓可以以更高的价格拿房源的重要原因。但疫情下租房遇冷、投资收益也不理想，蛋壳资金链彻底断裂。租房市场的平台化虽然方便租房者集中获取房源信息，但这是以平台对房源和房源信息的垄断为前提。于是，平台垄断了整个租房市场，而金融化没有受到合理的监管，租客和部分房东就沦为了资本逐利的牺牲品。最为讽刺的是，当很多租客无家可归甚至卷入贷款纠纷时，蛋壳的股价竟一度因为疑似要被收购而暴涨。

行：共享出行集体割韭菜薅羊毛

今年5月，滴滴首次公开表示其网约车业务实现盈利，引起多方质疑。由于滴滴还未上市，没有公开财报可以支撑盈利的说法。但网约车业务要扭亏为盈无非通过三个方式：减少补贴、割乘客韭菜、薅司机羊毛。

自2016年成为行业寡头，滴滴的司乘补贴就一直缩水。在乘客端，16年之前六、七折的优惠券是常有的；到今年，乘客已经要花钱买优惠券。在司机端，补贴无论从频率还是力度都在降低，门槛却不断提高。很多深圳的司机表示，19年上半年之前，只要每天干满20单就会有100+元的补贴，而现在连早晚高峰有没有补贴都不确定。

到19年年末，补贴缩水之余，滴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2轮涨价。在北京，这意味着基准价格单均上涨10%-15%，车费开始接近甚至超过出租车。而高峰时段、恶劣天气和节假日，滴滴强制车资加倍或加收服务费已然成了规定动作。面对公众和媒体对其“寡头趁火打劫”的批评，滴滴解释说，是希望通过价格手段缓解供需矛盾。作为刚需领域的寡头，其傲慢不言自明。

如果乘客只是多掏一些车资，司机则是全方位被薅羊毛。一方面，在维持25%的抽成下，到今年为止，滴滴已开始以平台和司机、乘客为基础，通过独营、合营或代理与本地商家合作涉足司机营运中涉及的租车、充电、加油、养车、停车等服务以获取利润。滴滴甚至还做起了保险生意，与太平洋保险合作向司机兜售按单收费的“点滴保”。它标榜自己“创新地解决了平台工人的保障问题”，但事实上则是规避了平台需为全职工作的司机购买五险一金的雇主责任。另一方面，滴滴“新规”层出不穷，其目的是延长司机工作时长。比如，今年10月滴滴开始对司机取消订单采取无差别的有责认定，更早的时候，更是利用口碑值取代了服务分。当中，出行分的设置和价格的波谷差异变相鼓励司机在早晚高峰和夜间运营。因此，很多司机夜出昼伏，晚五早十，每天工作长达14-16小时。

此外，为进一步削减成本，2018年滴滴已布局自动驾驶，着手彻底淘汰司机。今年6月，滴滴自动驾驶网约车已在上海试运营，计划10年内增持100万辆。业界人士认为，一旦技术成熟，背靠近10年积累的司乘大数据，滴滴是业内最容易让它落地的平台。随着垄断格局的形成，从小蓝、摩拜、哈罗到首汽，2020年共享出行巨头们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割韭菜和薅羊毛。有司乘大数据护体，恐怕它们之后割韭菜和薅羊毛的花样只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隐蔽。

买买买：“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李佳琦OMG”

   6月，一条李佳琦作为特殊人才落户上海的消息再次将他推到风口浪尖。即使从未看过网络直播的人也应该对他的口头禅“OMG”并不陌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李佳琦OMG”，看过几场直播恐怕都要被他强大的感(hu)染(you)力说服，买下几只“黄皮显白不显老、气质高贵不拔干”的神仙色、贵妇色或少女色。

吃住行之外，其他日常消费领域也同样充斥着互联网平台的身影，直播电商成了今年的新风口。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市场规模超9700亿元，其中头部玩家淘宝的市场份额达到51%，抖音和快手分别占21%和26%，剩下的2%则由京东、拼多多、苏宁、小红书等瓜分。

一方面直播经济持续拉动内需，为疫情阴霾下的2020年提供了一条独特的经济增长路线；但另一方面，直播电商极具煽动性和诱惑力的形式对人们的多重感官形成直接的刺激，冲动消费很难避免。今年3月31日中消协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指出超过44%的受访者认为直播购物中出现的冲动消费太严重。冲动消费成为直播购物存在的最大问题。

此外，直播电商频频翻车。网红女主播在直播时因售假被捕、罗永浩直播带货的羊毛衫被鉴定为非羊毛制品、李佳琦带货的一款美容仪也涉嫌虚假宣传，这些都体现出直播带货的行业乱象，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11月，中消协发布《网络直播侵害消费者权益类型化研究》，归纳出虚假宣传、退换货难、销售违禁产品、利用“专拍链接”误导、诱导场外交易、滥用极限词和直播内容违法等直播电商中常见的七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方式。毫无疑问，直播中的冲动购物需要逐步降温转至理性，而消费者权益则亟待保护和提高。

科技与劳动：在线办公的白领和在外奔跑的外卖员

  2020年，疫情吹起了在线办公的风气。严格封锁的防疫政策下，仅开工第一天全国就有逾1000万企业近两亿人开始远程办公。钉钉迎来了2015年上线以来最大的一次用户暴涨，在2天内扩容了2万台云服务器。企业微信、腾讯会议、“飞书”和“如流”紧随其后。另一边，办公室和写字楼市场日趋低迷。中指研究院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国重点城市主要商圈写字楼租金下跌2.38%；而一度估值高达470亿美元的WeWork，其中国区的业务和控制权也在9月被挚信资本以区区2亿美元接盘。

如果这在刚开始阶段满足了很多人不用赶公交挤地铁担心迟到等对居家办公的美好幻想，很快他们便发现事情并没有现象的那么美。艾瑞研究调查认为，34.7%受访者认为居家办公效率提高，但这是以工作时间的延长为代价的。有41%的人表示居家办公导致办公时间延长30%左右，仅有24.2%的人表示工作时间缩短了。很多人表示居家办公后生活和工作边界变得模糊。尤其对女性而言，家务和孩子的沉重负担让她们很难专心投入工作。

不幸的是，疫情之后企业似乎并不会放弃居家办公，反而把它当成是优化企业工作流程、降低企业运行成本的新契机。3月初，中国人民大学和界面商学院发布的《企业健康复工与经营情况调查》显示，超七成的企业表示疫后将加大数字化投入。其中，11.5%的企业“计划减少办公场所租赁，扩大在家办公比例”；22.8%“计划增加采购视频会议等数字化工具”；37.7%“有意调整组织架构和考核制度，以适应在家办公、在线办公新趋势”。这得到了官方的全面支持，如北京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采购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等物资给予不超过合同额50%的补贴。

另一方面，与滴滴司机一样，外卖骑手也被困在资本编织的算法系统里。9月初，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文章让大众将目光聚焦到了被算法“驱赶”着狂奔的外卖骑手身上。借助算法，资本早已经将外卖员牢牢锁死在剥削的生产链条之中，平台将骑手定义为“个体户”和“合作者”的谎言不攻自破，是否接单、时间、路线都并不自由，月入万元的薪资神话早已成为过去时，在巨大的罚款压力之下，骑手们不得不逆行闯红灯、超速驾驶、事故频发。碍于劳动者身份迟迟不被承认，加上平台通过劳务派遣、众包等方式规避雇主责任的骚操作，骑手要自己为这一切负责。

然而，舆论过后，“一切都没有变化，美团一直没什么整改，舆论的影响对他们来说似乎没啥用”，曾为骑手群体发声，拍摄“三问美团王兴”短视频引发舆论关注的外卖骑手王满在11月初接受媒体采访时失望地说道。无论是骑手在社交平台的发声，还是各家媒体的集中报道，都并未改变平台依旧严苛的算法系统和惩罚机制，也没能在立法层面推动对骑手劳动者身份的承认和保障。

2021，想象一个更好的互联网

除日常工作和消费等刚需领域之外，互联网平台及其背靠的大科技公司和大资本的扩张还涉及了制造业、金融、媒体等领域，引发了大众对信息环境（特别是假新闻）和隐私的担忧。无论是在什么领域，互联网和平台化“国家主导、市场驱动”和“先让子弹飞一会儿”的发展方式，都注定了平台化是依靠对小生产者（如个体户和房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剥削来实现的。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平台看似分散，实际上头部玩家和资本非常集中。如果这些不同领域的平台和大数据在资本的推动下不断扩张和联合，势必会带来系统性的剥削和更为严重的社会分化。

好在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下，这样的模式从来都不是互联网技术和平台发展的唯一通途，不是我们与互联网关系的唯一可能。这方面，智利的赛博协同控制（Cybersyn）工程为我们想象一个由互联网提供动力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锚点；黑客松（Hackerson）和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的尝试已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