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正義的氣候過渡而戰——專訪新加坡氣候集會成員Suraendher Kumarr（上）
原文發表日期：2021年5月18日
來源：Code Rood
翻譯：全球化監察
Suraendher Kumarr是來自新加坡的氣候正義組織者，也是新加坡氣候集會 (SG Climate Rally) 的成員。該聯盟致力於推動氣候正義和正義的氣候過渡，確保所有人都有更公平的未來。
問：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你自己（以及你的團體/ 合作社）嗎？你的行動主義是什麼？你在哪些社運裡活躍？
答：我是新加坡氣候集會的成員。新加坡氣候集會是新加坡一個致力推動氣候正義和正義的氣候過渡的組織，為的是確保所有人都有更公平的未來。我們的組織於2019年成立，當時是為了組織新加坡首次氣候集會。那次集會共有2000多名市民參加，執政黨和反對黨黨員也有出席。這個集會很重要，因為新加坡議會或任何其他全國性對話以往都沒有切實討論過氣候變化。新加坡氣候集會與氣候運動中的其他人一起，有效地改變了政治方向。不到一年之後，大多數政黨都有了針對氣候變化的政策立場。
然而，許多氣候變化的討論都將環保主義視為一個獨立於階級、性別、殘障、性取向、種族、帝國主義的問題——非常符合綠色資本主義的精神。新加坡尤其如此。這不是一個可持續的解決方案，因為資本主義的邏輯是為了利潤不斷榨取資源。只要我們生產和榨取的比我們需要的多，我們仍然會污染和耗盡地球。建立在這種邏輯上的系統根本是不可持續的。新加坡氣候集會從成立第一天起就呼籲國家領導在制度層面採取氣候行動，而且我們最近也明確表示：我們想要一個公正且為社會成員民主接受的社會。我們不只是想減少碳排放，更希望減碳的方式是公平的。基本上，我們要的是一個正義的氣候過渡。
這是什麼意思呢？籠統來說，我們的組織有三個行動呼籲：
1. 通過建設民主社會，將權力歸於人民；
2. 推動基於正義和平等的綠色復甦；
3. 在新加坡背景下重新定義實用主義和增長。
「人民」很大部分是工人階級。資本主義的金融化在某種程度上重新配置了階級，因此當我們說工人階級時，必須澄清我們指的是主要依靠僱傭勞動維持生計的人。「人民」的另一部分是不一定參與僱傭勞動的邊緣化社區。例如：無酬照顧者、農民、無家可歸者或任何其他依賴互助金或社會福利的人。新加坡氣候集會所指的「人民」，是工人階級和邊緣化社區這兩個擁有巨大潛在力量卻歷來在心理和法律上被剝奪權力的群體。
我所說的潛在力量是指甚麼呢？一方面，沒有工人的勞動，就沒有財富和當下的世界。沒有勞動，財富就停滯不前，無法增長。沒有家務勞動，工人就無法上班。我們系統地將家務勞動理解為社會再生產——它們通常是無償的，並且通常由女性來做。另一方面，工人和邊緣化社區卻在法律上被剝奪了權力。例如，因為反工會和集會法的存在，他們無法自我組織和自主行使權力。另外，那些頌揚源源不斷的利潤和消費的資本主義邏輯還在心理上削弱了他們的權力。這種邏輯把工人的角色簡化為個體單位，為了生存而與其他工人競爭工資特權。作為積極分子和組織者，我們的工作是抵制這些剝奪權力的邏輯，並將精力放在喚醒工人階級的潛在力量上。
對於以犧牲大部份工人階級和其他邊緣化社區為代價、有利於資本家的綠色復甦，我們不感興趣。正義的氣候過渡，是一種以工人階級和邊緣化社區為中心和積極推動者的綠色過渡。
新加坡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城市化，但新加坡氣候集會也明白，綠色過渡需要國際性的合作和團結。因此，我們主張國際主義；我們與世界各地的生態抗爭者站在一起，其中包括但不限於緬甸反對軍事政變的抗爭、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殖民主義的抗爭、泰國的民主運動以及詰問清邁森林火災的運動。
有人可能會批評新加坡氣候集會所處理的問題過於寬泛。但我們不這麼認為。氣候正義和正義的過渡是很大的訴求，我們並不羞於實踐我們所追求的。從我們的角度來說，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切實闡明資本主義的不同特徵（帝國主義、性別不公平、種族主義、仇外心理、能力主義、同性戀恐懼症和我們的懲罰性刑事司法系統等）與氣候變化（其本身也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徵）之間的聯繫。
問：你們目前有參與哪些抗爭/問題？
答：我們最近期的一個抗爭是針對互聯網經濟中零工工人的氣候正義。政府最近突然實施的汽油價格上漲，讓受僱於Grab、Food Panda和Deliveroo等應用程式的外賣送餐員和私人租車司機受到了不成比例的影響。上漲發生於疫情期間，也就是在工人遭受減薪和大規模裁員的同時。
政府將汽油價格上漲說成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這點特別促使新加坡氣候集會採取行動。新加坡氣候集會回應政府說，我們是反對汽油價格上漲的環保主義者，因為該政策顯然是階級歧視，而且從政策層面來說很可能無效。我們跟一些送餐員和私人租車司機談論油價上漲後組織了一個請願活動，口號是：「氣候變化不是工人造成的，因此他們不應該為此買單。應給他們更好的權利！」我們還呼籲，應對氣候變化的開支應該來自向富人徵稅。新加坡並沒有財富稅。請願書還有其他訴求——涉及快遞員安全、最低收入保障以及社會和健康保障等問題。
在我們的組織歷史上，這是新加坡氣候集會成員第一次走上街頭與快遞騎手和司機討論勞工和氣候變化問題，並將這些問題聯繫起來寫成請願書。新加坡氣候集會還邀請他們參加關於該運動的週會。有幾位快遞員積極參與了這個運動。
雖然我們主要是傾聽他們的鬥爭，但我們也切實地將他們工作中的問題與氣候變化聯繫起來。這些問題包括公共安全、缺乏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汽油價格上漲、低工資。例如，我們指出汽油加價不環保的原因是漲價導致行為改變的可能性較低（工人沒有足夠時間去適應此政策，也缺乏改變車輛選擇所需的財政資助和基礎設施），但工人卻要負擔成本。我們認為，鑒於主要的污染者是資本家，而資本家更在疫情期間增加了財富，所以應該改為向富人徵稅以支付應對氣候變化的費用。
我們也認為，快遞騎手的公共安全是一個環境問題。不安全的公共基礎設施使快遞騎手不得不使用更危險的道路，因此在交通事故中喪生的快遞騎手越來越多。此外，最近的法規禁止自行車駛上人行道。在新加坡，自行車道不像荷蘭這樣的國家那麼普遍。公共基礎設施仍然維持機動車至上。我們認為，騎自行車和電動自行車的送餐員缺乏安全的工作環境是反生態的，因為這讓工人處於危險之中。職安健問題也引起了新加坡低工資移民工人的共鳴，他們在建築行業工作時，需要乘坐沒有安全帶的敞篷卡車在宿舍和工地之間通勤。另一個與氣候變化更直接的聯繫，是快遞員在戶外工作的情況——溫度升得越高，中暑幾率更高。一些司機和騎手告訴我們，由於天氣炎熱，他們更喜歡在晚上工作。除了政策的細節，我們過於習慣把人類和自然分開，從而忘記了人類——包括工人在內——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不關心工人福利和健康的環保主義只能是南茜·弗雷澤 (Nancy Fraser) 所說的「富人的環保主義」。
基本上，資本主義的榨取和剝削邏輯在這個地球上是不可持續的。零工經濟是資本家從勞工身上榨取更高利潤的最新前沿領域之一。為了獲取更高利潤，資本家正嘗試抹去國際勞工運動幾個世紀以來艱苦鬥爭的勝利成果——例如帶薪休假、帶薪病假、帶薪醫療等。作為氣候正義運動，我們認為必須抵制這種做法。工人應該有權決定他們是否從事不會破壞地球和人類、有益於社會的工作，但前提是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場所擁有控制權。
我們還發布了三期勞工公報，記載了工人的聲音，其中還有關於零工工人爭取公平薪酬和工作條件抗爭的分析文章。這對聯繫騎手非常有用。團結騎手在新加坡具有歷史意義，因為在這裡，工人公開組織——以及環保團體發起的組織——通常會遭到污名化。這些騎手和司機曾組織起來反對針對電動滑板車的突然禁令。這個禁令一夜之間摧毀了許多快遞員的生計。許多人認為這種組織很新穎——但它是由騎手們獨自開展的——而且是自發的。
請願書最終有19個組織和2000多個人簽名，我們向五個政府部門提交了請願書。提交後我們在勞動節舉辦了一次公開會議，有近一百人線上參加（Facebook瀏覽量超過二千次），公開地討論和辯論了階級政治。在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勞工和階級政治幾十年來一直遭到嚴重壓制和非政治化。我們希望這種情況能有所改變。迄今為止，政府尚未私下或公開地回應我們的請願。
我們目前正為已完成的工作以及請願後如何繼續推進作評估，特別是因為政府尚未對我們的請願作出回應。作為氣候活動分子，合乎邏輯的下一步是與化石燃料行業的工人交流，但這有很多障礙。工人之中有許多簽了保密協議，因為擔心要承擔法律代價而不方便與我們交談。但我們仍然致力於與化石燃料行業工人聯繫。我們聽到小道消息，雖然化石燃料公司對過渡計劃保持沉默，但業內一些工人已經計劃轉行到更加綠色且可用到自身技能的行業。這留下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隨著大規模裁員的繼續，那些無法轉到其他行業的工人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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