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纸运动”一周年：连接、想像与去魅
撰文 月牙
编辑 于长夜
在一个所有人进退失据的时刻，晓祺站在游行的人群里，望着爬上电线杆和树杈拍摄的国外记者同行们。他们正在拍摄一个真正的新闻现场，而中国记者正在人群中要求新闻自由。有同行说，“中国记者把自己献祭出去，让外国记者拿荷赛。”现场的人都笑起来。
一年前的今天，一群年轻人在北京冬夜冷冽的空气中举起了白纸，我们的受访者晓祺、 柯柯和伍涯都在其中。这是中国继八九民运之后，时隔33年又一次出现多城联动的大规模街头抗议。在中国公民社会不断被打压的背景下，被称为“白纸运动”一代的他们，几乎从未受过公开表达政治诉求的训练。
现场陌生而迥异的面孔有着相同的悲伤，真实的连接驱散了绝望。他们被激励着开始更多行动，也从身边微小的权利抗争中看到了一个（重新）从零开始的公民社群。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没有人知道，尽管很悲观，但这群年轻人愿意相信自己能改变中国的未来。
“正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柯柯引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的一句话。而晓祺认为， “搞不好哪天有些土壤还是会松动的，可能我们还真的可以在有生之年等到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出现。”
为苦难而抗议
他觉得，发生了这么多苦难，应该有人去记住，哪怕可能意味着危险。
学生是最先站出来的。苦难像潮水，淹没了毫无招架之力的人们，一下一下地敲击着年轻人的神经。上海四月之声、贵州翻车大巴、河南富士康工人、广州湖北村……终于在乌鲁木齐大火发生后的第三天，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聚集起来哀悼死难者，举起白纸无声表达抗议。
白纸来源于一个苏联笑话，讲的是一个异见者在红场散发传单，警察把这个人逮捕后却发现那些传单不过是白纸一张。异见者抗议，警察则回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这张白纸在2022年的中国完美地诠释了所有人的处境。
晓祺看到南传学生站出来时，一些媒体人在朋友圈呼吁，如果这些学生因此受到什么惩罚的话，将来请大家在媒体招聘的时候帮助一下。同为记者的晓祺，想到了自己跟周围同学格格不入的学生时代。彼时她关心香港的事情，关心很多不能言说的事情，同时也想顺利毕业，想进入媒体获得一份好工作。她被这些想法拉扯着，时常陷入恐惧。
当时，她已经成为“无业游民”，不用担心自己的言行招致失业或者牵连到其他人。用天通苑那位社区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就是“什么软肋都没有了”。那为什么站出来的还是那些最弱势的群体？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站出来？为什么是一群学生站了出来？她没办法坐在家里回答自己。
伍涯看到南传和上海先后出现白纸运动，想在社交媒体上寻找北京的纪念活动，但一无所获。他觉得，发生了这么多苦难，应该有人去记住，哪怕可能意味着危险。他联合了几个朋友，准备做个小型的纪念活动。一开始地点定在乌鲁木齐驻京办，泄漏后改到了亮马桥。他不会想到，来到现场的人多到挤满亮马河岸的栈道。伍涯几个小时内就准备好了蜡烛和白纸，买了一个便宜的安全手机。他又想到2020年弦子案开庭，去声援的伙伴说晚上很冷，就带上了一些暖宝宝。
晓祺当晚得到了一个黎巴嫩大使馆的坐标，巧的是白天她正在附近踢球。当时北京所有的球场都关闭了，只有使馆区的一个高档小区门口有一块野球场没有被关闭。她带了一沓白纸分发给现场的人。晓祺惊讶地发现，几乎每十米就有一个同行，有前同事，有见过面的，有没见过面的，有关系很好的，也有很久没见过的……
她还喊了很多朋友一起来。有个在体制内媒体工作的朋友来到了现场，但待了不久就离开了。ta非常恐惧， ta也很想留在现场，但是ta会想到不能失去工作。还有一些年纪稍大的朋友，他们在职业生涯中本身已经受到过很大的伤害，生活刚刚才回到一个平静的、不被骚扰的状态，没有办法承受去现场所带来的任何后果。但晓祺很久之后才知道，那天晚上，一个30多岁的朋友还是偷偷地去了现场，没有告诉任何人。
柯柯和朋友穿着黑色衣服戴了口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打车到了亮马桥，下车后就看到路边全是警车。他不知道身边走的人到底是路人还是警察，相互之间完全陌生，直到看到有人举着蜡烛才算找到了组织。
口号与失语
白纸的含义似乎也暗喻了这场运动的“失败”。白纸仅仅代表抗议者有话要说，他们要表达，然而，更进一步的争取表达自由，不是白纸能解决的。
人群开始献花，唱《送别》。以一个花坛为中心，木质栈道上被摆上一行行五颜六色的蜡烛，用白纸折的千纸鹤和纸飞机散落在花束间。一个女生隔着花坛，说自己是新疆人，她很谢谢大家。晓祺默默在心里说，是汉人对不起新疆人。
不断地有人走上前哀悼点蜡烛，有警察说这里不能点明火，把蜡烛吹了。他们一边吹，现场的人一边点。外围的警察拉起了警戒线，说再有人上来栈道会有坍塌的风险，但眼睁睁看着有人越过警戒线他们也没有出手制止。
一个年轻的男警察出来劝说人群，说我理解大家心情，但现在毕竟还在疫情期间，大家能不能散开。现场的人并不买账，回呛说那我们就像排队做核酸一样排队悼念嘛。有人问他，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悼念吗，你知道乌鲁木齐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说不知道。人群中蔓延着强烈的情绪，有人质问他，你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你还是人民公仆。
悼念完后有带着蓝牙音响的人开始放歌，《亚细亚的孤儿》、《国际歌》、《海阔天空》。《国际歌》唱了好几遍，也得到了最多的响应，相比之下，《海阔天空》就冷清了许多，现场没多少人会粤语。有人喊起了要言论自由、要新闻自由、要出版自由、要艺术自由等等口号，要求释放前一天在上海白纸中被捕的人。河岸一侧有人被警察带走，另一侧则呼喊放人，“别走”“不走”的喊话像山歌对唱。
快十点，柯柯察觉到警车警察越来越多，他和朋友们害怕待在一个地方被封住，于是人群开始移动。河岸两边互相喊话让对方注意安全，汇合在一起后往前走，整条大路都被占满。路中间也拉着警戒线，一位坐着轮椅的残障人士被拦住，在周围人的帮助下跟上了人群。停放的警车把人群分开，有人趴在警车上，拿出笔在白纸上写了“违停”两个字，扔在了挡风玻璃上。
伍涯看到有一些人围观，以为是伙伴，跑上前给他们分发白纸，却被对方拒绝了。人群轮番喊出各种口号，带着间歇性的沉默往前走。一个女生提议说，我们来喊四通桥的口号吧。她在手机上翻了一小段空白的时间，翻到之后带领着人群喊起来。喊到“不要领袖要选票”的时候，人群中有人小声地反对，让大家不要谈政治。“干不了就下台”之类的声音更是响应者寥寥。
柯柯意识到，现场的人互相之间的差异很多，彭载舟的“不要核酸要吃饭”是唯一能得到在场所有人认同的目标。尽管只有很少人都知道四通桥事件，晓祺和朋友们聊起来也都会觉得彭载舟在做毫无意义的牺牲，但在大家走上街头再次陷入失语时，翻出他的口号，她觉得这件事又产生了一点回响。
白纸的含义似乎也暗喻了这场运动的“失败”。白纸仅仅代表抗议者有话要说，他们要表达，然而，更进一步的争取表达自由，不是白纸能解决的。对伍涯来说，白纸代表着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能用白纸来表达我对你最后的抵抗。抵抗的到底是什么，可以有很多开放的诠释。
和其他人聊起白纸时，柯柯收到过一些不认可的反馈，对方觉得白纸是一种退步，没有明确的口号和组织。柯柯非常不认同，他觉得在中国聚集已是如此困难，严谨的组织是天方夜谭。此外中心化的政治运动或许已经过时，在柯柯和他所在的非二元社群中，目标之一就是要抵制中心化，避免形成新的剥削系统，他们更认可一个去中心化的、平等的组织架构。
记者、警察和“托”
“好像对于世界各地参与游行的青年来讲，我们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人群行进到一座桥下发现前面没路了，左转进入了另一条路，柯柯和朋友突然站到了第一排。许多外媒记者拿着长枪短炮对着他们拍照，有人爬上树俯拍，随着人群向前的还有一边戴着N95口罩的便衣。晓祺听站在人群里的同行说，“中国记者把自己献祭出去，让外国记者拿荷赛（世界新闻摄影奖）。”其他人都笑了起来。她还看见了一个怪异的采访现场。受访人的同伴站在左右两边，用两张白纸把ta的脸捂住，记者把话筒从白纸的缝里伸进去采访。
刚开始游行的时候，晓祺也被一个电视台记者逮住了。翻译直接上来把话筒怼在了她的脸上，问她为什么在这里参加游行，她的诉求是什么。这个陌生直白的问题让她在原地不知所措，她的成长经验中并没有表达诉求的习惯。在这样一个真正的新闻现场，她站在了街头，但是压根讲不出来自己的诉求是什么。 “好像对于世界各地参与游行的青年来讲，我们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晓祺在话筒面前非常羞愧，实在回答不下去这个问题，正好旁边有一点动静，她就趁机逃走了。
游行中穿过了一片居民区，有人在楼上拍视频看热闹，也有一些居民被喊下来加入到队伍中。一个激动的中年妇女引起了柯柯的注意，她面对人群尖声做着演讲。伍涯看到了有个戴着帽子、个子不高的女生，她声音不大但坚定，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听她说，“我们今天来不是为了扰乱公共秩序，我们就是想要表达我们的一些基本诉求。”
面对眼前上千人的聚集，警察表现得如临大敌。相比广州警察的存在感极强，北京警察一开始反倒相对温和克制，游行中并未与人群发生冲突。居民区前是一个丁字路口，此时已接近凌晨，警察把路两端封住，准备清场。大巴车在不断地运送更多警察到场。警察把大部队冲散之后，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包围小股的人群。伍涯站在外围，最靠近警察组成的人墙，他被警察用手捶打、用脚绊住，小腿被踹得生疼。
警察把人群往里推，缩小包围圈，戴着口罩的伍涯一度喘不过气来。人群被推搡后，一个女生指着警察大声说被趁乱骚扰。柯柯怕她被警察抓走，一直用手拉着她。伍涯看到，人群中有一个男生被警察趁人不备掳走，他的同伴和在场的许多伙伴坚持到下半夜，警察在采集了他的身份信息之后将他放回。
伍涯说，警察还找了很多“托”来捣乱，分散注意力。他听到一个大爷操着一口京片子，说今天的警察办事厚道、挑不出毛病。还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深夜路过，探头探脑地问发生了什么，没一会儿突然叫着警察来了大家快跑，自顾自骑着车离开了现场。
两点多，现场的人陆续离开。临走前，他们对着警察喊下班，这么晚了还要加班，真不容易，让警察也赶紧回家睡觉去。伍涯在现场碰到的一个男生也走了，他还是在校生，第二天要上课。因为不想扫健康码，他顶着寒冬的风从学校骑了近两个小时到亮马桥。伍涯的另一个朋友因为交通原因没有到现场，但特意为现场的伙伴点了外卖，叮嘱他分发出去。
清算：人生第一份律师委托书
她想着，万一真的被抓进去了，她不希望被白抓，她起码要把现场的事情讲出来。
此后封控的生活平淡地继续，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一周之后，北京突然宣布取消封控。得知这个消息，一位编辑给晓祺发来信息：真的放开了，你们年轻人太棒了。而柯柯更倾向于认为当时北京的疫情已经处在失控边缘，看起来是顺应“白纸”民意，实际上是把没有预案的放开和可以预料的超额死亡责任转嫁给“白纸”。他觉得“白纸”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诉求的实现层面，可能还没有因为生活无以为继直接和警察发生冲突的草根民众产生的影响大。
清算也很快来到了。警察通过基站捕捉的手机信号和打车记录给去过的人打电话、上门盘问。晓祺很想得到一些信息，告诉她要怎么应对警察，警察是怎么找到她的，她在面对警察的时候可以说哪些话，或者可以做哪些措施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但后来也没有得到什么有效的信息。
许多年轻人人生中第一次签律师委托书大概就是“白纸”之后。晓祺还给一个在国外的朋友录了一个音频。她想着，万一真的被抓进去了，她不希望被白抓，她起码要把现场的事情讲出来。她说，当时很矛盾，一方面想为进去之后做准备，想留下尽可能多的记录，但是另一方面又害怕这些东西真的成为定罪的证据。
一个夜晚，凌晨四点，警察给晓祺打来了那个她焦急等待又恐惧的电话。她放着没有接，开始删手机里的东西。删完之后，第二天怎么办？晓祺第一反应是她要睡觉，如果进去她至少要做好待24小时的准备，他们万一不让睡觉她会很痛苦。她要睡饱了才能接这个电话。
第二天中午起来，她决定接电话了。因为没做核酸，健康宝变成了红码，她来到派出所做笔录时被保安拦在了门外。警察大骂了她一顿，拿出口罩让她带上，间隔一米，坐在胡同口的大风里手写笔录，手冻得通红。她讲了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混过去了。
创伤，疗愈
有人远远看到警车就立刻转身走开，遇到安检查手机马上放弃坐地铁，跑进雾霾天里等公交。
一些朋友没这么幸运，被从家中带走后就失去了自由。恐惧看不到尽头。新年过后，晓祺换了个环境生活。许多“白纸”避难者也逃了出来，他们等被抓捕的亲友放出来之后才回国。不用戴口罩，人们都在唱歌跳舞，和国内完全不同的氛围让她顿时无所适从。骄傲月游行也给了她非常不同的体验，很快乐，每个人都大方骄傲地展示自己，高举着自制的标语牌。而在“白纸”现场，她虽然希望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但与此同时，多数时候她希望隐去自己在现场的一切信息。“你带着属于自己眼中世界的一些苦大仇深，去到了别人的快乐的乐园，然后跟人家格格不入。”
在去往美国的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伍涯感到肉体如释重负。可“白纸”依然成为了一种创伤。回忆起当晚的事情，他出现了滞后的应激反应，记忆深处埋藏一年的泪水涌了出来。有人远远看到警车就立刻转身走开，遇到安检查手机马上放弃坐地铁，跑进雾霾天里等公交。时至今日，北京的各个人行天桥上仍有保安坐在小马扎上24小时盯守。
但总的来说，所有人的生活慢慢回到了正轨，遗忘的齿轮缓缓转动。“白纸”在它发生的地方不被允许提起，在其他地方被提起有时候陈述不免言过其实。年轻人们则在努力为“白纸”祛魅。伍涯认为“白纸”只是公民运动的一个小高潮，而公民运动以普通人维权的方式一直持续着。工人争取劳工权利、乌鲁木齐民众聚集要求解封、普通人为了养老金和医保走上街头、爆雷村镇银行储户围住河南银保监局维权……“把视野仅仅放在学生运动或者青年游行上，我觉得并不完整。” 柯柯说。
一些去到现场的人只是怀着悼念的朴素想法，但也会因为看到居民们引述法条据理力争的视频而受到鼓励，联合起来向没有封控权限的社区要求解封。对于柯柯这样关心公共事务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心里的种子并不需要“白纸”来激发，“白纸”最宝贵之处是带来了连接。那天站在路边形形色色的人们让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孤单的，这给了他行动上的激励与慰藉。也有人因此燃起了做公共空间的想法，希望给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们提供线下的支持和连接。
政治运动留下的创伤需要疗愈。香港的朋友告诉伍涯，他们想要去找心理咨询师，但是根本就不敢找，因为他们不能信任一个政治立场未知的咨询师。而“白纸”成为了识别伙伴的一个符号。伍涯看到群里有不认识的朋友的头像是“白纸”，心中浮上来一些亲切感。“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去了，但是我大概知道他们在那种情况下会做这样的选择，至少有些东西我们都是在意的。”伍涯说。
世代与行动的想象
“年轻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其他世代的人也不能推卸她们对未竟事业的责任。”
提到中国的未来，年轻受访者的反应出奇地一致：悲观。晓祺在国内的时候从来不会想中国的未来，她有些逃避去想象。到国外之后，在许多时刻她反而更有信心。因为在外面会看到一些更有组织性、更有目标性的抗争小组和社群培育，相比在国内，她会“稍微、稍微、稍微乐观一点点”。“搞不好哪天有些土壤还是会松动的，可能我们还真的可以在有生之年等到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出现。”她觉得改变的力量一定是年轻人，“很多的事情反复证明，真的只有年轻人才会不顾一切地去做一些事情。”
“白纸”给了伍涯希望和激励。他会主动给海外的朋友分享自己的经历，让更多人理解白纸青年们的行动。2023年5月，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会议期间，伍涯发现有民间组织在影子报告中专门提及了“白纸运动”中被捕女性的信息，这令他备受鼓舞：看到青年们的行动被看见，而更多的伙伴在看不见的地方努力。他自己也在学习如何为酷刑或虐待的幸存者提供心理支持。
伍涯觉得需要有更多不同世代的人站出来，而不是只有年轻人。他看到之前站出来的年轻人没有人去保护他们，学校不仅不保护，反而会迫害他们。“年轻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其他世代的人也不能推卸她们对未竟事业的责任。” 晓祺说自己其实也理解中年人的顾虑，但有时候还是忍不住会想，“那些更有资源的、更有能力的中年人到底能不能也做一点人事儿？到底愿不愿意放弃一些对他们来讲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的东西，和大家一起站出来？”
晓祺认为“白纸”几乎是不可复制的，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出现且仅出现在那天晚上，只要稍微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就很难去想反抗的事情。柯柯也表示，除非有类似封控的长期严酷的行为发生，否则不对未来的政治性联合行动抱有很大的期望。伍涯有些遗憾，好像没有更多的契机让大家联系起来。“也不能怪谁，但就希望有。”他希望有更多“白纸运动”，但它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不知道，好难想象。”
“白纸”在政治高压下薄如蝉翼。政府抹杀表达，加速记忆的遗忘。但伍涯觉得，“白纸”给了大家一个坐标、一些动力和谈论的契机，至少还会有人想要去纪念，想要去反思。更重要的是不要遗忘，至少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机会，不要遗忘所有发生的事情和所有人在做的努力。这也许就是“白纸”留给我们的遗产。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和安全，伍涯、晓祺、柯柯为化名，所有内容均已得到受访者阅读同意后发布，配图来源网友，已获得授权）
“WOMEN我们”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用免于审查的中文书写当代史的初稿。欢迎您订阅我们，并帮助防火墙内的朋友邮件订阅我们；也欢迎您捐助和分享我们的文章。请联系chugaofirstdraft@proton.me，为报道提供线索或加入我们，成为撰稿人。我们会努力保证您的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