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 劉學成 //蘋人誌

在遊行隊伍中，會碰見他舉着自製的標語道具；在金鐘野餐、參與宗教活動時，總能在人海中找到他的身影，安靜的坐在一旁，他的眼睛在厚重的圓框眼鏡下，時而閃爍着光芒，時而卻因疲倦而變得無光。經歷過多少個無眠之夜，在潮濕的路上看過幾度夕陽，他總是在人群的背後，以堅定的眼神和身軀，為前面的人打氣。存在，也是一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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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以後，藝術家劉學成差不多每一晚都在金鐘一帶，他沒法說服自己離去，因為在人群當中，都是年青人，他在不同的院校教繪畫、雕塑，對他來說，一張又一張青春的臉孔，就如自己的學生。

遊行後的某個凌晨，他和朋友坐在龍和道的花糟邊上，遠遠的觀看着，坐了一會兒，發現身邊有個只有十多歲的女孩，「她很瘦小，穿着背心短褲，速龍就在我們附近，女孩用驚慌的眼神看着我，說自己很害怕。」他和女孩的目光接上了，那一剎那，他看到的不只是惶恐，更是疑惑、悵然，女孩說自己跟朋友失散了，變成孤身一人，他告訴她，不用怕，就跟着自己和大夥兒走吧。

他們安靜的站着，劉學成問她，為何會來到這兒，這麼晚還不回家，女孩用微弱的聲音告訴他：「我想為香港做點事，這是我第一次上街。」話音剛落，速龍已開始步步進逼，拿着電筒照射人們，倉皇之際，他們急步離開。

混亂間，他跟女孩散失了，從此再沒見過她。

跑到中環某處街角，他和朋友停了下來，蹲坐在路旁休息，思緒和情緒陷入沒法形容的狀態，他崩潰地痛哭，淚如雨下，「我很難過，為甚麼要這樣對待下一代！」即使已過了幾個星期，劉學成想起這個女孩，都禁不住流下淚來，嗚咽着說：「作為成年人我覺得好內疚，我們將一個怎樣的香港交給他們？這個爛攤子是我們搞出來的，我們有責任，是我們辜負了年青人。」

他是藝術家，創作以外亦有不少時間教藝術課，藝術是美的展現，但面對年青的學生，他覺得自己沒法只談美學，感慨教藝術是教學生欣賞世界的美好，但有時實在說不出口，因為世界早已變得太爛。我們以為藝術家應該不吃人間煙火、躲在工作室內日夜埋頭創作，劉學成卻揺揺頭說，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創作的首要條件，「藝術創作和作品發表必須有自由的空間，作為藝術家有責任去捍衛創作自由，這是我第一堂必定要講的，我不介意學生有任何政治取向，他們絕對有發表和選擇的自由。」

遊行有時、靜坐有時，對他來說，整場運動充滿不確定性、流動性，亦是如此，才顯得這次是五年的雨傘運動的進化，當年青人一鼓熱血地在稅服大樓「交稅」和「接放工」時，他亦在場觀察，「周圍有人影相，有個男孩很躁，在鬧市民不要影相，那些人其實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只是提早離開辦公室。我便到那個男孩旁，輕輕拍他膊頭，說可以禮貌一點勸喻，他便立即變得和氣了，跟放工的人說唔好意思，請他們不要拍照。」

他說眼前這些年青人，都很單純，只要跟他們說道理，了解他們的行動、說話背後的動機，就能互相理解溝通。訪問那天剛好是G20集會，我們坐在立法會示威區內，周邊盡是黑壓壓的青年人，他們有些躺着滑手機，有些坐着聊天，平凡和片刻的寧靜，讓人感到一絲安慰。可是，安靜只是事件之間一段無聲的過場，每當平靜時，回憶就如潮水般湧回來，拍打着那看似安然的岸邊。

劉學成靜了下來，淚水卻已沒法止住，6月12日的片段，又再次浮現在眼前，他哽咽着，稍為調息呼吸後，慢慢地說：「這麼單純的年青人，怎忍心用棍打他們？連想也不敢想，只要你接觸過他們就會知道發生甚麼事，真是很心痛。」

他一直都在較後的位置，覺得作為成年人，應該是年青人的後盾，「他們站在前線，有時候回望我們，能看見他們眼中的恐懼，但只要讓他們知道後面有大人支持他們，我們大家都在啊！他們就安心。也許我們只是坐在遠處，遙遠觀望，就夠了。」有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概成年人這種篤定的存在，不需做太多，已是一種無形的後盾。存在，其實都是一種力量。

整個月不定時在金鐘遊走，久不久他便聽見有人大叫「劉sir」，聲聲入耳，那些十幾歲的孩子，會拋濕紙巾給他，或者提醒他戴口罩，窩心得很。某天，他碰見一位女學生，女孩一邊遞上保鮮紙，一邊說：「老師要小心，把手臂包好啊！」他自覺不會跑到前線，當然婉拒了保鮮紙，但此時此境，這班年青人所面對的境況，卻讓他極度擔心。

這段時間，除了教書，他就在街頭，每天只有幾小時的睡眠，即使早已入睡，也會突然醒來，精神繃緊得很，站在遠處守候的成年人尚且無眠，全身投入運動的年青人的情緒狀況，更是可想而知。那天，他走到太古廣場外，憑弔梁凌杰，站在廣場外，仰望着那些包圍着建築棚架的紗網，看得入神，沒發現有個男孩站在身旁，他再細看，竟是自己的學生，「那是一個很佻皮的男生，有時甚至會挑戰權威，但在那個時候，他變得沉默，善良就這樣突然流露出來。」

教藝術讓他接觸年青人，六月以來，更讓他們成為戰友，縱然是不相識的人，在同一條街道上、同一個空間中，每一個眼神的交流，都充滿着默契。運動始於「反送中」，但時日累積下來，當權者的冷漠卻讓人們更團結，他看見的年青人，有憤怒、沮喪的，也有積極、組織力特強的，他看見了這些小孩以光速的速度成長。

也許有人說來到這一刻，四大訴求沒有一項成功，但在劉學成眼中，成功與否還是後話，整件事卻是年青人的一個成長過程，當中經歷過合作、互相指罵，有高昂時刻，但也有絕望的時刻，面對社會、政權、戰友等不同的群體，他們學習如何自處，「有些年青人性情比較平穩，卻發現自己原來會如此憤怒或悲痛，他們發掘自己更深層的情緒變化，原來自己性格有這麼多層次，這是一次人性的成長。」

訪問做了好幾次，6月頭輕鬆製作遊行道具，6月中談他在運動中的觀察，七一後，再次走到煲底，看着散落一地的物資，大家都靜了，有些事情，好像已不能說出口。作為藝術家，他有些雕塑作品是純美感的展現，但亦有不少是從社區經驗取得靈感的，「雕塑作品較為內在，是自我滿足，而關乎社會的作品卻是對外的。每個人都有力量，不分職業和階層，有責任參與社會。」

存在是力量，但存在同樣帶來憂慮。他坦言，當然有擔心，因為不知道在哪個時刻哪個地方，會被冠上非法集結、暴動之罪名，「所以我會勸跟我一起來的朋友返家，他們有家室小孩，我現時獨身，比較流動。」從何時開始，參與社會運動的條件是「獨身」？只要想到此處，劉學成不得不承認，香港人已活在恐懼之中，他無奈地笑，說自己某天在超級市場聽見有東西塌下的巨響，都嚇了一跳，精神極度緊張。

其實，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當人們以為只有站在前面衝擊防線的人才有機會被檢控時，藝文界的創作自由，早已響起警號，如早前的巴丟草藝術展被取消、作家馬建講座事件等。劉學成亦感慨，有些藝術家在創作時會不自覺地自我審查起來，「有時面對一些題材，即使沒有人叫停，也會自己剎制，其實很可悲，白色恐怖好明顯正在香港發生。言論和創作自由日漸收窄，除了影響創作，亦影響藝術教育，你要我怎樣教學生？《逃犯條例》已觸動整個文化界的情緒。」

那天他正在參與悼念輕生者的追思會，突然傳來又有一位輕生了的消息，在場的人，突然安靜了半分鐘，然後此起彼落的抽泣聲，成為了當晚的悼詞，他都忍不住，跟不認識的人抱頭痛哭。在炎熱的七月天，大家滿身黏着汗水，跟陌生人互挨着肩膀坐在一起，擁抱着哭泣，又或者在數千個面孔中，發現彼此堅定的眼神，香港人亢奮過，亦曾悲傷過。「衝破城市人的隔膜，讓我們重拾溫暖。」劉學成說。汗水和淚水，足以定義這個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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