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财富寄生 - 201 - 历史上的财富分配

财富寄生，是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阶段后，才出现的新的经济学现象。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财富寄生是并不存在的。

在原始社会，部落之间，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相互掠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抵御其他部落的掠夺，或者本部落对外实施掠夺之时，能够参与争斗的成员数量，也就是种群的数量，是决定一个种群能否占有更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决定性因素。

面对频繁的掠夺和反掠夺，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更多部落成员都能有口吃的，胜过少数成员独占有限的食物，所以，在原始社会，必须实现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原始社会的平均分配，是基于部落生存的需要，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绝不是部落成员在道德水平方面已经达到大同的高度。

凡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种群或地区，民众生育率相对较高，这不是一种愚昧的现象，而是通过增加成员数量来增强种群的生存和延续能力。也就是说，增强繁衍能力，是一种生存的需求。而增强繁衍能力，又需要以特定的修为方式来加持，因此，人类选择何种修为的方式，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

在封建国家或者奴隶制国家的改朝换代中，最后的赢家是拥有一切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疆域中的一切，都是新赢家的战利品，包括土地、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自然资源、所有的四条腿和两条腿的，等等。

彼时，所有财富的分配，是基于传统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和血缘、投资、军功和姻亲等有关。通常由核心开始，不断向外延伸，最终形成了以依附关系为纽带的裙带式的财富分配机制。

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技艺高超的手工艺人，就可以通过对技艺的控制，而与学徒形成一种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容易形成一种强固化的社会结构。

也就是说，在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在物质有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已经不能只靠种群的数量来获得竞争的优势。相反，种群之间的竞争需要更多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参与，由此，人类修为的模式，在重繁衍的基础上，开始逐步向重技能、重技术和重管理倾斜。

在依靠依附关系来分配财富的社会中，少数人，总是高高在上，社会的财富由这些人来把握和管控。剩下的大多数，只能匍匐于地，靠出卖劳动、自由、身体甚至子女来求得生存，财富的分配权和他们基本没有关系的。

很显然，这种分配模式是不友好的，对应的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当一种在财富分配方面呈现出更先进理念的社会模式出现之后，旧有的模式就会被立即送到历史的垃圾桶里。

尤其在欧洲，在封建时代，教会在社会管控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教会往往是医疗、教育、司法和互助等社会功能的代名词。彼时，欧洲的教会，是维持西方社会稳定的唯一组织。外来的草原游牧武装，以及和游牧武装有姻亲关系的王权，并没有完全取得欧洲社会的控制权。

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中，盛产五花八门的贪官污吏；在欧洲的教会里，也混杂着各式各样的神棍。他们在民众面前总是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暗地里却因为修为的不足，经常需要干点和自我的标榜不太般配的龌龊事。

这些神棍对欧洲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无法以身作则的暗黑统治，必然会引发反抗。欧洲王权背后的资本策动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最终促成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曾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各种反动统治的打假者，即使到现在，这种功能也依然存在。

欧洲的王权和资本，绝非欧洲本土的产物，欧洲的教会或许也是舶来品。不过相较于更晚来到欧洲的王权和资本，欧洲教会所分享的朴素宗教属于更早期的外来文明。

资本在意大利资助艺术、建筑、文学、科技、政治等方面的研究，来服务于资本扩张的需要。科学的发展，让无法再以神学自圆其说的教会，逐步把社会的领导权让渡给资本所控制的王权，在经济方面，资本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事实上的管控者。

教会，慢慢地变成了一种文化的标本。为了给欧洲底层民众留下心灵上的寄托，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为了掩盖某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上的不足，教会虽然成为文化的活化石，却一直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

新兴的资产阶级，虽然把宗教的道貌岸然打翻在地，但是，资本所供养的研究体系，居然拿不出新的信仰产品来代替曾经的宗教。或者说，资本在欧洲，从一开始，推广的就是拜物教崇拜，欧洲自然就无从分享资本所隐瞒的更高级文明。

鼓动完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没有同步分享更高级的信仰，这就意味着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无法有效地保持自己的革命性和先进性，而成为欧洲民众拥护的领导者。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后，为了统战Old-Money，资本迅速和手握真金白银的斗争对象完成了同流合污，让他们在资本主义时代又蝇营狗苟，化身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

也就是说，在资本所倡导的民主革命仅仅取得初级性成果的时候，由于缺少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容易迷失方向而丧失其革命性和先进性，和Old-Money就共同蜕化成令人唾弃的资产阶级。

苏维埃时代的权贵阶层，和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出现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上述问题的苏联版和中国版。

失去了宗教的温和，经过合流扩编的资产阶级群体，对欧洲民众的压榨反倒是更残酷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明确地怀疑，资本在文化层面要么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要么就是选择了别有用心。

彻底扫荡了欧洲原始的宗教信仰之后，欧洲的资产阶级和王权却无法为欧洲的民众提供信仰的替代物，这说明了，欧洲资产阶级和王权在修为方面，自然就有着天然的不足。

在这种尴尬背景下诞生的一切，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还是后来升级的共产主义理论，都存在着不接地气的尴尬。

多年以后，东方出了个毛泽东，他第一次以东方文明的精髓，填补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短板。

对于Old-Money在剥削和压迫方面的不良表现，欧洲出了两个大胡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俩用了毕生精力，天天给资本主义写差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差评一写就是好几百万字呢。

一辈子都在反对初级的资本主义，毫不留情地揭露资本主义的丑恶，而且，就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内撰写差评，居然可以做到毫发无损，这实在是很奇葩的一件事。资本居然不反感他们的存在，对他们的大逆不道所体现出来的包容，绝对称得上是极其厚道。

这种鼓动推翻现行体制的做法，在东方社会连苗头都不允许存在。例如，当年为了召开中共的一大，先驱们辗转多地，最后，在一艘红船上才勉强为随后的共同行动统一了纲领。

资本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和Old-Money们蜕化而成的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貌似只能认忍之。但是，他们也希望看到两个大胡子的新理论能带来新的兴奋点，所以就有了随后很多，资本两头下注的离奇举措。

看着俩大胡子对资本主义的差评，对比着现实，很多人都觉得，资本主义或许走到了尽头，借助社会主义这种新制度来改变Old-Money们所延续的封建式的财富分配方式，也许可以成为现实。

在鸦片战争的三十年之后，法国人闹腾了一个巴黎公社，开始探索没有资产阶级剥削的财富分配新方式。巴黎公社失败后，又过了五十年，在俄罗斯出现了苏维埃。这个新型国家的目标就是要用新的财富分配方式来取代资本主义Old-Money们赤裸裸的剥削。

由于自己所鼓动的资本主义，成了被反感和被斗争的对象，资本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在基本层面上，不得不逼迫资产阶级做出某些改良，来改善资本主义在大众中的坏形象。例如，改善工作环境、限制每天的工作时间、限制童工的使用、支付更多的报酬，等等。资本渴望随后的2.0版能消除1.0版的诸多弊端。

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是资本家占有一切，资本的追随者参与财富的分配，劳动者是两手攥空拳的。虽然出现了财富寄生的萌芽，但当时主流的财富分配模式，和现代意义的财富寄生是毫不沾边的。

苏联作为新兴社会主义的代表，在财富分配方面的表现如何呢？貌似也不怎么样。新兴的社会主义尽可能地消除贫困和铲除剥削，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何实现分配环节的公平和正义，在这方面，苏联做的很不好，甚至还不如自己所一贯鄙视的资本主义。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在美国阵营，所有的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就必须进行不断的优化，在优化的基础上，通过提升劳动效率而带来的所得，就可以被资本家占有，由此鼓动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苏联的社会主义一直被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方式拖着跑。

苏联既没有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领导阶层内又腐败盛行。当一种先进社会制度的领导阶层，重新摆上等级时代贵族的做派，当革命的理想被放弃，只剩下一个空壳制度的时候，怎么还好意思不断申明自己比资本主义和封建时代更先进？同样的问题，在中国也成为了普遍的现象。

没有了社会主义映衬的资本主义，会自动蜕化成更加保守和残酷的封建大帝国；同样，没有了资本主义陪伴的社会主义，就只能堕落成更加平庸的封建小诸侯。

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过去的先贤们并没有给出科学的论述和说明，这是理论上的一个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