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访｜ 由傅聪想起了“星火”前辈顾雁
作者：江雪
寒光清冽的一早，看到音乐家傅聪在英国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消息。
对生于七零年代的人来说，自然是从《傅雷家书》中知道傅聪的，但其实对他并不甚了了，只知他是著名的钢琴家。如今，因他的离世，看一些资料，才发现他的独特。虽有那样沉痛的家史，他的外在，却和他的一生一样，透露着一种清澈的优雅。怎么说呢，完全不像他这个年龄的中国人（事实上，他是英国国籍）。看到张丰在朋友圈里说：“傅聪的启蒙在中华民国，技艺练成是在东欧，作为一个人是在自由世界英国获得圆满。一个幸运儿。”我想，大抵就是这样。
是啊，一个幸运儿。我想起了另一个人，和傅家有交集的顾雁——兰大“右派”、1959年大饥荒年代地下杂志《星火》的创办者、曾坐牢14年的“反革命”。傅雷是他父亲顾仑布的表弟，当年傅雷在这位表兄力促下得以远赴法国留学，并遵母命在出国前与朱梅馥订婚。顾雁比傅聪小一岁，天资才华，虽在别的领域，却并不输于傅聪。然而，他的一生，可不是那么幸运。
我打过去电话，顾雁刚吃完早餐。电话那头，笑声朗朗。听得出两年来未见，他身体还不错。他说已知道了傅聪去世的消息，因每日晨起锻炼，要打开手机app记录步数，结果今儿一早，手机上先跳出了这个消息。
看来英国的疫情真是重了，傅聪这个年纪，应该也不大会出门的。何以会感染？会否是上门做卫生保洁的人先感染？他在电话那头推己及人地揣测着。自妻子9年前去世，顾雁就独居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教师公寓。日常他一个人生活，只有阿姨偶尔来打扫和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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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傅聪在上海出生。一年后，顾雁也在上海出生。顾仑布长傅雷8岁，1931年9月，傅雷坐船从法国回国，也是在这前后，顾仑布结束了10余年的海外留学生涯，回到了中国。表兄弟俩各自成婚，当了父亲。
1919年，顾仑布19岁，是中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这批青年中，有一批参与了国际共运，顾仑布却没有。据顾雁回忆，因为留法青年们搞“共运”，国内给留学生的钱停掉了，不少学生去了莫斯科。顾仑布却对政治没兴趣，自己留下来打苦工，继续学习，在工厂里做工程师，一直到有一位美国老板要在上海开纱厂，他才回上海。他出国时19岁，回到上海已30岁出头，安顿下来结婚生子，次子就是顾雁。
在二十世纪初的上海周浦镇黑桥一带，顾家和傅家，都是大户。傅雷父亲去世早，母亲对傅雷寄望甚高，管教极严。留学法国的顾仑布，对这位聪颖的表弟很关切，中间回国，竭力劝说傅雷去法国留学。但傅母不同意，顾仑布想了办法，请了傅雷的姑母，以傅家人的名义，给傅母施压。傅母终于同意傅雷留学，但条件是傅雷要先与梅馥订婚。
这段往事，有一些零散的记载。在傅雷给傅聪的信中，也多次提到“仑布伯伯”。1961年6月26日，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还有，仑布伯伯要的东西也别忘了，我当年去法国全是受了仑布伯伯的影响与感染，事实上也得到他很大帮助，否则你祖母不肯让我走的，尤其是只身远行。要是我不去法国，很难想象会给你那种艺术教育。这一段历史你该知道，也该记住。而我对帮助过我的亲友，终身铭记在心，有机会就想报答他们于万一。”
这一切，也和顾雁的回忆相符。在他记忆中，父亲一脉的亲戚中，过从甚密的，就是傅雷一家。顾、傅两人，年轻时都去法国留学，后来也同在上海居住。顾仑布常去位于“巴黎新村”里弄的傅家清谈。抗战期间，日寇占领上海，顾仑布失业了，为养活家人，只身去内地找工作。全家陷入窘困。顾雁记得，有一次，母亲带他去傅家借钱。进了屋，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弹琴，见有客人来了，起身避让，那就是傅聪。他也记得，那天母亲和梅馥在一旁窃窃私语着，第二天，梅馥就让人送钱到了家里来。
那时顾雁也就五六岁年纪。他记得，有一次，又去巴黎新村，看到傅聪在弄堂口玩耍。但他们那时都小，也许是害羞，却没有在一起玩过。而他记忆中的傅雷，是瘦瘦长长的，并不总是那么严肃，总是穿长衫，不像父亲顾仑布，是常穿西装的。梅馥呢，穿布旗袍，亲切随和，虽然美，“但还没有我母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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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变天”了。那一年，顾雁15岁，和傅聪一样，已是玉树临风的少年。他记得，傅雷那时名气越来越大了。家搬到了江苏路，是一处花园洋房。再去时，已很少见到傅聪。只听说傅聪在学钢琴，拜了一位俄国人做老师，并且开始在电台演出，还有了演出费云云。全家人都高兴。再到1954年1月，傅聪坐上了去波兰的火车，要出国演出和学习了。
1950年代初，可能是傅雷一生最惬意的一段。作为翻译家的他，声望愈隆。他钟爱的儿子傅聪出国演出，也获得很好的成绩。“新中国”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样子，知识分子们似乎都满怀希望。顾雁家也一样。1952年，他考上北京大学，哥哥顾鸿考上了交通大学。接下来，妹妹顾麋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顾仑布心满意足。2017年，我造访顾麋时，顾麋回忆，在顾雁考上兰州大学的研究生后，父亲曾说了一句话：“我们家要结宝塔盖盖了。”那是1956年。
但1957年迅疾来临。“反右运动”展开，在全国，数十万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顾雁也是其中之一。他于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与方励之同班同学。1956年，他考上兰州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一年之后，兰大“反右”开始轰轰烈烈，他莫名其妙，就成了兰州大学少数几个研究生“右派”之一。
傅雷戴上“右派”的帽子，已经是在1958年。本来“反右”从1957年开始，此时已进入尾声。但上海在“反右补课”中，把傅雷补划了进去。据说，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执意将傅雷定的“右派”，周扬还曾一度过问。但几经反复，傅雷还是被划成了“右派”。
1958年的傅聪，尚远在波兰。傅雷被划右派，肯定影响到了他。1958年12月，傅聪从波兰坐飞机去了英国。此前不知他是否也经过沉重的心灵挣扎。他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叛逃”。
而被打成“右派”的顾雁，此时才刚开启了他生命里最重要的思考和行动。1958年，他和兰州大学的另外40多个右派师生，下放到甘肃天水劳动。随即而来的1959年，目睹大饥荒带来的痛苦冲击，他和另一位下放劳动的兰大“右派”学生张春元决意创办一份地下杂志，来唤醒民众和体制内“有良知的人”。苗庆久、谭蝉雪、向承鉴等兰大学生也投身其中。远在上海的林昭，则是他们思想上的“战友”。
"星火"的壮烈往事，已被独立导演胡杰拍摄的纪录片《星火》所记录。从2015年以来，我也做了一些寻访工作，试图去还原当年在我的故乡天水，“星火”前辈们所做的一切。我也是从那时起，和顾雁相识，听他讲述“星火”往事，讲他和林昭没有结果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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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初，25岁的顾雁从甘肃天水回到上海。那时，油印刊物“星火”刚出了第一期。刊首语是顾雁的文章《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文字激烈，思考深邃，表现出“彻底的清醒”，至今被赞叹创造了那个时代前后的抗争者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
这是顾雁生命中短暂的平和期。回到上海，他才从父母那里知道，傅聪从波兰去了英国的事。也知傅雷因儿子的事，开始闭门不出。
顾雁也见到了久闻芳名的林昭。他带给林昭一份“星火”，从那时候，两人开始交往。那段时间，他们常常见面，一起去公园，看电影，也彼此写信。林昭的信是热烈的。
也是在那段时间，顾雁寻思以后可能搞不成物理了，不如学翻译，算是一条出路。他翻译了两篇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大约属于随笔。一篇是《磨坊主人》，一篇是《柏林之围》。翻译好了后，他让父亲带去给傅雷，请他修改，也有请他推荐，将来以谋糊口的意思。
他没想到的是，傅雷的回信很长。他自己的译稿也就20页，傅雷回信就有20页，竖版的毛笔字，洋洋洒洒，指出了译文中的100多条错误。做事一贯认真的傅雷，还告诉顾仑布，让顾雁到家里去，可以当面交流。
他自然是感激的，但并没有去。那时候的他，知道自己随时会有危险，不知道哪天就会出事。如果去了，很可能给傅雷带来麻烦。
他的谨慎是对的。"星火"暴露，1960年9月，顾雁在上海被抓。在其后的审讯中，其中一个指控就是他和傅雷密谋想逃亡香港。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他当然否认。事后证明，这条想象中的罪状，没有影响到傅雷。1961年，傅雷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在1966年文革的疾风暴雨来临之前，傅雷的生活，基本保持着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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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成了当年的反革命大案，顾雁被判处17年。他的同伴们，也各自领刑。1966年，顾雁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服刑，得知了傅雷自杀的消息。1967年，他和一批犯人被送往西宁服刑。
1968年，顾雁在西宁狱中接到父亲的信，信中不敢明说，只隐晦地写了一句：“林昭走上了夏瑜的道路。”他知道，她死了。
1974年，他因在监狱里的技术发明而被减刑三年，提前释放，被分配到劳改企业青海劳动机床厂工作，在技术科负责保管资料，同科室都是欧美留学回來的人，刑期才滿。那时说是就业，其实还是没有自由，外面是监狱的高墙，还有巡逻的解放军。
在那个时候，他又重新翻译了一遍《柏林之围》，自己觉得能满意一些。当年傅雷的教导，他还没有忘记。
1975年，作为“就业人员”，他有短暂的假期回到上海。那时候，他才知道，父亲已经于1970年去世。母亲讲起许多故人往事，告诉他，林昭在1962年取保回家，还没有重新被抓起来的时候，曾来家中去看望父亲，给他捶背，还为他买来点心。
他也听母亲讲起傅雷。大约是1965年，父亲病中，傅雷来家里看望，带了不少东西。他俩是无话不谈的。但谈着谈着，因为对毛的看法不同而吵起来。顾仑布对毛颇多批评，傅雷却认为，毛还是好的，都是下面的人不好。而且这么大国家，只有毛才能管得住如何如何。
说着说着，两个人大吵起来，傅雷气冲冲地走了，母亲也没能拦住他。
那是顾仑布最后一次见到傅雷。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在又一次遭受抄家的凌辱后，傅雷和妻子朱梅馥在江苏路的家里双双自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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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周浦河里摇船，岸边就是黑桥。有一次和母亲坐船，她告诉我，那河边就是傅家的老宅子。”顾雁说。
傅家的老宅如今成了傅雷故居。顾雁记得，那个宅院和自己家的老宅很像。
是2017年多雨的秋天，我过上海，专门去了趟顾家老宅。
从上海市区转了三次地铁，到地铁终点，再搭上中巴，摇晃了20多站，到“红桥”站下车。红桥其实就是原来的黑桥，晚清至民国，这里属于繁华集镇周浦，风光无限。如今只是一片没有特点的城郊风景。顾雁在电话那头给我指路，顺着他的指点，我在路边的村落里无头苍蝇般找，终于找到了顾家。
顾雁的一位本家亲戚闻讯拿着钥匙来给我开门，打开那个木门紧锁的院子，迎面而来，是一株金橘，树不高，但硕果累累，我摘下两个橘子，尝一口，酸甜。
这是一个小四合院，但只余了正房和一侧厢房。正房的一处屋顶已经残破，透下光来。但房屋骨架都好，能看出江南水乡古建的精致。房子里胡乱堆放着残破的东西。我顺着屋子走了一圈，想象着当年人物。在这里，曾住过顾仑布和他美丽的妻子。也住在这里的，还有顾仑布的大哥顾佛影，他是上海滩著名的诗人。顾雁的姑母顾飞也常来这里。她是上海著名的女画家，黄宾虹的弟子，文采风流，一时无双的人物。
1960年，当顾雁从甘肃天水回到上海，为避人耳目，专门回到乡下老屋居住。在当年的四五月间，张春元、谭蝉雪这对恋人，也曾來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2017年的这个秋日午后，我在屋后流连，屋旁是一脉小河。河边芦苇、草木繁盛。屋后菜畦整齐，看门人不久前才打理过。我想象着这几位当年的热血青年，在为中国的命运痛苦思索之余，可否也曾在河边嬉戏，享受过平常生活片刻的宁静？
向顾雁确认，林昭没来过这里。但她的信来过。在1960年短暂的春天与夏天，他和林昭的往來信件有30多封。如今，它们封存在他的档案里。他想在这垂垂暮年，再次重溫，却不能够。
2020庚子年即将結束。这个小小的院落，如今，在等待被拆的命运。在即将到来的春节，顾雁要回上海，和妹妹全家一起团聚。而远在英国、因新冠肺炎而离世的傅聪，会再次成为亲人们追忆过往岁月的话题。
沒有任何坚固的事物，一切都将风流云散。2020年岁末，我在故园天水，晚来欲雪，访问痛史。以人相食、顾雁罹狱的1960庚子年计，是整整六十年；以顾仑布出生的1900庚子年计，则已是两个甲子。隐隐一线牵连的，一切不过是自由在此国的境遇。时代的灰尘如今也落在我身上。而这弥天之尘，又何日才能在晴光下消散呢。我不知道。
2020年12月30日，于故园秦州
（江雪，媒体人，独立记录者。本文首发于微信公号“今天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