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普｜我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
作者：@raaachel
民粹主义是现代代议制民主永远的阴影。
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一种对政治的道德化想象， 其核心是一种道德化形式的反多元主义，不致力于这一主张的政治人物就不是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从是否工作与是否腐败两个角度来理解政治道德，他们认为人民是纯洁的、无辜的、勤劳的，而精英除了攫取自身利益外并不工作。民粹主义者相信社会最终会被分成两个同种族但对立的群体的意识形态，即「纯粹的人民」（the pure people）和「腐败的精英」（the corrupt elite），并认为政治应该是人民意志的表现（Mudde，2004）。批判精英是民粹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否则，任何批判当权者和现行体制的人都会被界定为民粹主义者。
民粹主义者主张，他们仅且有他们能代表人民，并且只有一部分人才是真正的人民，唯有民粹主义者才能合理地识别并代表真正的人民。「人民」是最常挂在民粹主义者嘴上的词，但他们并没有办法清晰地界定「人民」。在他们的宣传中，「人民」是一群道德纯洁、完全统一的人，既不真实，也不包括所有的人，它只是一个虚构的、建构出来的全部国民的子集，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Cas Mudde归纳了民粹主义的三个关键词：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和本土主义（nativism）。首先，民粹主义将平民百姓视为有智慧的、纯洁的，而精英是不诚实的、腐败的。民粹主义反映了对现有的权威的深深的愤慨与不信任，权威包括了大公司、银行、政府官员、当选的政治家、富人等等。其次，民粹主义者崇尚强大而富有魅力的领导所施加的个人力量，这种力量被认为反映了人民的意愿。最后，民粹主义假定人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并将来自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人排除在外。民粹主义主张单一文化主义胜于多元文化主义，民族利益高于国际合作与发展援助，传统价值观念优于进步和自由的社会价值观。
尽管民粹主义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它并不具有像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那样的深度，它的核心概念并不多，最重要的便是「人民」（the people）；在某种意义上，即使是「精英」的概念也是作为人民的对意面而出现的。介于民粹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单薄性，它可以与其他的意识形态轻易地结合起来，今天最常见的是与（激进）右翼联系，但它也可以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结合。
民粹主义者的政治幻想
民粹主义者的话语并不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他们对情况的臆想。民粹主义者为人民所做的代言与卢梭的人民意志之间的区别是，对于卢梭，人民意志的形成需要实际的公民参与，而民粹主义者则基于他们对人民的定义（例如「真正的美国人」）来猜测人民的意志。这也方便民粹主义者在实际选举中失利时，把道德上正确的选举结果与一场选举的实际结果对立起来。比如说，特朗普先宣称「这个民族不可能反对」，然后在初选失利时都指控对手舞弊，接着宣称整个体制（包括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本身）都是「受人操纵的」。民粹主义领袖认为他们一定是人民意志的代表，如果结果与他们在道德上的主张有偏差，则一定是政治体制的错误或有精英做祟。
由于民粹主义者生活在某种幻想的政治世界里，我们很容易得出这种结论：基于幻想的治理方式必然导致失败。但这种观点是一种幻觉。另一种观点认为，基于抗争的民粹主义者上台后会因为无法对抗自身而失败，这也同样是错误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多种策略来确保自己的地位。
第一，他们把治理上的失误归咎于暗中作祟的精英，许多取得胜利的民粹主义者仍然以一种受害者的形象出现，扮演着受到不公待遇的少数。第二，民粹主义领袖会继续挑动对立，并将政治冲突尽可能地赋予道德含义。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2002年反对派掀起一场总罢工时宣称：「这并不是支持或反对查韦斯的问题······而是爱国者与祖国公敌之间的对抗。」他们热衷于将时局描述成一场危机，因为一场危机可以另民粹统治合法化。第三，他们会持续塑造压力感，并将其与一种「亲近人民」的审美产物结合起来。在查韦斯的节目《你好总统》中，普通民众可以给这位国家领导人诉说他们的忧虑（Muller, 2016）。
近年民粹主义的来源
在2016年的共和党初选与预选中，研究生学历以上的选民中，只有15%的人投票支持特朗普，而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选民中，近一半（45%）的人投票支持特朗普。同时，39%的男性为特朗普投票，而只有33%的女性为他投票。
为什么选民会大规模地支持民粹主义者？Ronald F. Inglehart 认为近年的民粹主义潮流是对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带来的文化改变的反弹。后物质主义强调自我实现，而非经济和人身安全。对于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们来说，他们成长于安稳而良好的社会中，不需要担心自己的生存，因此，经济目标不再是首要的。人们越来越重视诸如环境保护，对性别和种族平等的接受以及对LGBT社区的平等权利等文化问题。相应地，选民的注意力从经典的经济再分配问题上转移到了文化政策，例如环境保护、性别平等政策等。然而，进步价值观的传播也激起了那些受到这种发展威胁的人们的文化反弹。受过较低教育的老年人，尤其是白人，他们曾经是西方社会的特权多数文化，但他们被告知，传统价值观念是「政治不正确」的，并且已在自己的国家内部被边缘化。此外，移民的到来，特别是来自低收入国家的移民，改变了社会的种族构成。「外来者」有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信仰与生活方式，这更让「本地人」感到威胁，感到他们的传统规范与价值观正在迅速消失，从而导致他们强烈的反抗。
仅将民粹主义的崛起直接归因于经济不平等是错误的，心理因素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尽管为民粹主义投票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化上的反弹，但是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下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民粹政党如今比30年前强大得多。物质财富，教育程度，文化资本和内部政治效力（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这些客观因素对民粹主义倾向的影响并不大，相反，主观上感知到的缺乏政治效力是导致其民粹主义倾向最重要的因素（Spruyt, 2016）。
如何应对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对民主体制并非只有负面影响。研究表明，老牌政党在公民与公共政策之间作为中介工作时遇到的问题越多，民粹主义力量脱颖而出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这个角度看，民粹主义确实可以为民主发挥积极作用：它可以帮助解释感到被抛弃的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影响是好是坏目前还未达成一个共识，我们并不能断定民粹主义是民主的威胁，或民粹主义可以有效地纠正「被精英过度操纵」的民主政体，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民粹主义的兴起确实使自由民主制处于压力之下。自由民主制不是简单的「多数暴政」，它使用一系列的不通过选举而运行的机构来限制人民的权力，例如中央银行、法院等。而民粹主义的反建制特征很有可能带来对制衡机构、少数群体权利的破坏，以及向全民投票形式的政治运动。
现实是，民粹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鉴于他们与自由民主制的矛盾，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应反思如何应对民粹主义的挑战。舆论中，特朗普常常被描述为没有常识的蠢货，想法前后不一的骗子，然而，将民粹主义的追随者和领导人视为愚蠢只会加剧他们的受害者形象。「以牙还牙，加倍奉还」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在讨论政治的时候加入道德化评估，把民粹主义者看作「坏人」，把反对者看作「好人」，只会加剧政治上的两极分化（political polarisation），并最终导致民粹主义与反民粹主义之间更大的分裂，使得建立稳定的政治联盟以及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达成协议极为困难。
学者主要提出了两种可行的应对方法。一是吸纳，也就是将现存的民粹主义组织中更宽容的活动家和选民纳入民主体系，从而促进其分化为温和派和激进派（Linz，1978）。最常见的吸纳方式包括与民粹主义政党合作，通过与民粹主义政党建立选举联盟，而不是排斥民粹主义政党。二是公民教育，通过创建新的学校课程，发展公民教育的形式，并设计可以培养出希望消除极端政党的活动家的项目，以及以及向有兴趣促进宽容态度和民主的组织提供国家资助。
反民粹主义者应当更好地了解是什么促进了民粹主义情绪的爆发，与民粹主义者进行对话，表明为什么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通常不够充分，同时承认他们发现的问题是真实的。归根结底，民粹主义的主张是正确的，最终的政治权威来自「人民」，而不是来自神权或精英。反对这一想法意味着否认民主的本质。然而，民粹主义者错误地认为，有一种统一的、不言而喻的民意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尊重。因此，以自由民主的方式回应民粹主义，要发现、构架和重新定义「人民」，以及「人民」所追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