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
关于Strauss，Albert Schweitzer写道：“In order to understand Strauss one must love him. He was not the greatest, and not the deepest, of theologians, but he was the most absolutely sincere. His insight and his errors were alike the insight and the errors of a prophet. And he had a prophet's fate.“
根据Schweitzer的描写，Strauss的父亲是个失败的商人，他的聪慧多是继承了母亲。1821-25年，他在Blaubeuren的一家神学院学习，第一年的学习平淡无奇，直到他二年级时F. C. Baur来到此校教书。立刻呆板的学术风气就被Baur的到来驱散了，学生们呼吸着从哲学巨擘黑格尔吹来的清新空气。当时，黑格尔的哲学正在学术界如日中天，深深影响了整个德国学术界，无论是学习哲学还是学习自然哲学的学者，都以黑格尔的学者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与准绳。圣经研究也不例外，将此理论率先运用在研究中的便有Baur和Strauss。
影响Strauss的还有同时代的Schleiermacher，后者从主体的角度理解宗教现象，开创了新的流派，影响巨大。对于Strauss来说，Schleiermacher的理论是不完美的，主体需要客体的补充，二者不能处于对立的状态，此时黑格尔的哲学就成了解决这个矛盾的完美理论。这也是为什么Strauss为黑格尔理论着迷的原因，他甚至后来受聘于图宾根大学教授黑格尔哲学。
在学术上，Baur无疑是Strauss的引路人，早年作Strauss老师的Baur名不见经传，在Blaubeuren教书期间是他思想逐渐成熟的时期。此时他仍在构思作品的绪论，而Strauss明显完全捕捉到了这位教授的先见之明。二人在同年（1835）出版了各自影响深远的著作，Strauss的Leben Jesu就是在此时出版的，而Baur则出版了Die christliche Gnosis。Baur的这部书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注意，直到他后来出版了影响深远的Die christliche Lehre von der Dreieinigkeit und Menschwerdung Gottes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3 vols., 1841-3), 以及Die Epochen der kirchlichen Geschichtsscheibung (1852)。不过随着Nag Hammadi codices的发现，Baur最初的理论又获得了新的活力，这是后话。
那么Strauss的Leben Jesu到底是本怎样的书，他的写作目的和结论是什么？此书给当时代与后来的学者与信徒造成了怎样的困扰？此书在今天还有影响吗？还是说已经完全过时没有任何价值了？接下来我会对这些问题逐一讨论。
Strauss的耶稣传
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人们开始理解自然界的规律。科学上的发现使得许多人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上帝上好了弦的钟表，上帝设立好了自然律来管理这个钟表，他自己一般不会干预这个世界的运作。这种学说和思潮被称作Deism或Naturalism，这一流派质疑圣经的可靠性，他们认为摩西的律法不过是迷信、盲目、及奴隶制的合体，毫无可取之处。犹太的祭司们是一群骗子，先知是挑起南北两国内战的始作俑者。他们质疑使徒们为了金钱编造谎言，他们质疑耶稣复活的真实性。
Reimarus的遗作是在这个处境下写成的，他不认同那种对圣经人物的负面看法。他认为这些人物的行为都是真诚的，只是论及人与上帝相遇乃至交流的叙事就是纯属编造了。耶稣纯粹就是个政治人物，他错估了自己的命运，没想到自己的理想竟没有完成，而他的门徒们为了维持耶稣开启的运动炮制出了他复活的事实。
另一个大的思潮是Rationalism，这一派将人在自然界的规律与经验奉为圭臬，宗教也应当受到理性的检验。但基督教作为社会的主流宗教，对社会道德、法律、秩序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是理性主义者也无法无视宗教带给人的益处。在这一大背景下，理性主义者区分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他们宣称基督教是历史的，而异教是神话。但基督教的文本又是古代那个矇昧的时代的产物，许多记载混杂了非历史的成分，或者用Paulus的话说，古代文本掺杂了事实与意见，学者的任务便是从这些资料当中甄别出事实出来。在Paulus的耶稣传记里，耶稣脱去了神性的光环，仅仅是一位智慧有德行的人。Paulus无疑受到了Kant的影响，后者将理性所及之外的事物悬置起来，成了不可言说之物，或者归纳到宗教一词的名下。而宗教的意义在于其背后的道德理念，这些理念与价值比宗教文本里的叙事要重要得多。
学者们（例如Eichhorn, Paulus, Semler, Gabler, Schelling, Bauer）在对宗教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了mythology这个概念。Bauer认为，所有古代的人类记录都是myth，任何故事都有myth的成分在其中。原因有三，第一是口传记录；第二是当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记录者较远时，许多超自然事件难有见证者的证明；第三，许多记录都是用symbolical的语言呈现的。人们不愿意把圣经里的事件称作myth，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厘清myth和fable之间的差别。
myth的定义是，“It 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an event or of an idea in a form which is historical, but, at the same time characterized by the rich pictoral and imaginative mode of thought and expression of the primitive ages.“ 而myth也分为几个类别，包括historical myth，philosophical myth，poetical myth。Historical myth的意思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叙事虽然包含超出事实范畴的意象，但叙事的内核是历史性的。这是当时许多Rationalists持守的观点，意思是说，圣经的叙事里虽然有myth的成分，但叙事的核心是以历史为根据的。Philosophical myth的意思是，叙事是否以历史为根基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叙事呈现出来的思想和观念。Poetical myth是前两者的混合，既有历史的成分，又有想象的成分，但后世之人已经无法区分出各个成分的性质了。
Strauss之前的学者使用myth的概念解释过旧约里的叙事，但对于新约的叙事，大多数人采纳的是Rationalists提供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他们咬定了新约的叙事一定是以历史作为根据的，否则基督教的根基将不复存在。Strauss的工作就在于他把Philosophical myth的概念贯彻在新约叙事的分析之中，在Life of Jesus一书中，他用了一千四百页的篇幅详细分析了新约里的主要叙事。在他看来，Supernaturalists的解释是智性的懒惰，Rationalists的解释也是一种固执己见，没有顾及福音书作者的语言运用特点，而myth则可补充以上方式的不足。这一thesis, antithesis, synthesis的模式是黑格尔主义的特征。在他看来，Rationalists学者们没有完美处理的问题被他解决了。Schleiermacher的主观进路与精神这一客观实体在他的书中达到了完美结合。
影响与评价
即便Strauss无意动摇基督教的根基，不过这丝毫无法阻拦人们对他如此评价。他对自己的工作可能造成的反应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书中他如此说，“At the first glance, this problem [Strauss’s attempt of reestablishing dogmas based on his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the life of Jesus] appears to exist merely as a challenge addressed by the believer to the critic, not as a result of the moral requirements of either. The believer would appear to need no re-establishment of the faith, since for him it cannot be subverted by criticism. The critic seems to require no such re-establishment, since he is able to endure the annihilation resulting from his own labours.“ 他知道自己的audience，也尽其所能在各种理论的夹缝中找寻落脚点。在一个理性掌权的时代里，蜷缩在“盲目信仰”的温室里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要用最先进的理论去试验信仰，去接受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Strauss做到了。他的遗产，很大一部分随着黑格尔理论的崩塌而变得没有什么价值了，但敏锐的学者总能在一堆看似陈旧的纸堆当中找出闪光之处。在这个意义上，Schweitzer对Strauss的批评是中肯的。
他对Strauss的Leben Jesu一书有三个批评。第一，Strauss发现福音书叙事里有众多旧约的影子，便得出结论说，福音书的叙事多是作者以旧约叙事作为叙事框架改编填充而来。对此，Schweitzer认为这种解释过于牵强，新约里的叙事“[it] must have as its basis some historical fact. It is not a myth, though there is myth in it.” 第二，Strauss是第一个发现约翰福音里myth的成分是最多的人，先前的学者均认为约翰福音由于其作者是与耶稣最为亲密接触的人，因此叙事是最为可靠的。第三个，他认为Strauss在书中触及到了eschatology的问题，并且真正进入到耶稣的精神世界里分析福音书叙事的前因后果。Schweitzer说，“In his treatment of the eschatology Strauss makes a valiant effort to escape from the dilemma 'either spiritual or political' in regard to the Messianic plans of Jesus, and to make the eschatological expectation intelligible as one which did not set its hopes upon human aid, but on Divine intervention.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eschatological problem.”
Strauss的理论及其使用的概念还会在后世学者那里反复出现和讨论，许多现代学者对基督教文本的批评似乎也并没有超出包括Strauss在内的19世纪学者讨论的范畴。对于严肃的学者来说，读Strauss可以更为深入理解现代圣经历史批判的来龙去脉。但对于大众来说，恐怕不会有人再读Strauss的Leben Jesu了，我认为也的确没有必要。不过可惜的是，Strauss书中的诚恳，对细枝末节问题的穷根究底是现代作品中越来越少见了，或许这是与时代精神一以贯之的。
参考文献：
Strauss, David Friedrich. The Life of Jesus: Critically Examined.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Fourth Edition.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 Co., 1902.
Schweitzer, Albert. The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 A Critical Study of Its Progress from Reimarus to Wrede. Translated by W. Montgomery. 2d ed.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