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渡： 幻灭:新极权下渐进改良思潮的终结
近几年间中国的政治思潮变化似乎又在重复百年前晚清的改良和革命的大争论，渐进主义思潮与激进主义思潮的交锋成为社会政治思潮中最主要的内容。
政治思潮是一个时代最关键问题的呈现，其变迁显示了社会在转型进程中可能抉择的路径。而近几年间中国的政治思潮变化似乎又在重复百年前晚清的改良和革命的大争论，渐进主义思潮与激进主义思潮的交锋成为社会政治思潮中最主要的内容。自1989年后长达二十年间，社会主流思潮无论如何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就是反对激进和革命，拥抱渐进和改良。而仅仅几年时间，社会思潮的主流就发生了从渐进主义迈向激进主义的重大转折，从"告别革命"到"迎接革命"话语的转变，体现了社会现实与人心的重大变化。本文意在对此思潮变迁的线路与内在逻辑作出梳理及分析，以对未来中国政治转型的路径图景作出判断和依据。
1989年的遗产
1989年事件无论是对国家政治走势还是对官民双方心理都造成深刻影响。血腥镇压使官方的道义性荡然无存，为走出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的困境，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强调的"反左优先论"成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体制选择了市场化全面发展经济的政策，以发展为首要目标，用不断的经济增长来维系执政合法性。因为市场化的需要，体制逐步放松了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的全面控制，甚至在意识形态方面都出现了某些松动。而基于垄断的政治权力和资本合谋的畸形市场化使体制获得了巨大的资源，有能力对知识分子实行经济收买为主的策略，以消弥1989年后官方和知识精英的破裂和对立关系，重构统治人心基础。
在收买策略之下，官方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用获得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为饵，换取知识分子对现行体制的认同。刘晓波对此作过描述："中国政府深知，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是八九民运的启蒙者和动员者，因此，陆四之后，政府逐步向几个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心城市投入大量资源，使得知识分子在经济上获得实惠，收买他们的人心。这一策略的后果就是犬儒主义的盛行……整体上陷于犬儒生存的泥潭，与八十年代相比，缺少了激情、勇气和担当，而更多聪明、世故和算计"。
对于拒绝收买，坚持理想主义批评现实的知识分子，官方则严厉进行打压。1996年刘晓波因双十宣言被劳教三年。1994年陈子明因患前列腺癌而获得保外就医，但因继续坚持推动民主运动而在1995年再次被收监直到2002年才获释。
枪杆子的威慑和"闷声发大财"财富的利诱，收买与打压并进的策略有效地威慑了知识分子，大部分知识阶层在权力与利益构织的罗网下选择了犬儒主义的苟且态度，甚至为自己能在政治、商业精英的"以权抢钱"游戏中"分到一杯羹"而沾沾自喜。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丁东解释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说："现在知识界有相当一批人是属于脑子里并不是不明白是非，但是在具体行为上呢，他是只计厉害，不问是非。"
收买政策使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利益分化过程中成为既得利益阶层，在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算计下，从反对、疏离开始走向了认同，默认了现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对政治转型采用了渐进、温和、中间的策略"在安全线内推动"，将希望寄托在体制的主动、渐进改革上，和官方形成"良性互动"。此为渐进改良思潮的精神根源之一。
反思激进，告别革命
渐进改良思潮的另外一个精神根源来自90年代对1989年鲜血的反思。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看来，悲剧的产生与政治激进主义是分不开的。持此观点的论者，尤以李泽厚和袁伟时最知名和影响最大。
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大力谴责"激进主义思潮"，并把1989民主运动视为极端的激进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在80年代末被推到了极端"，把六四事件主要归咎于学生的政治激进主义，认为六四后中国的最大危险是极度不满现状、渴望推倒重来的革命心态。由此，必须以"渐进改良、和平进化的方式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在渐变过程中不断推进、壮大民主和法治"。
袁伟时把清末民初的改良渐进失败归咎于政治激进主义，认为政治激进主义是反自由、反民主、反法治的意识型态，并对孙中山、革命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袁伟时对激进主义的批评与李泽厚有所区别，主要是从思想启蒙的角度间接批评列宁主义式政党意识型态和党国体制。
温和渐进，良性互动；拒绝革命，拒绝激进主义。在此两大精神根源的影响下，渐进改良主义成为整个90年代知识界的最主要思潮。渐进改良主义固然回避甚至曲解了1989年悲剧的真正原因是极权体制的特性使然，但客观上说，其观点还是起到了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的作用，解构了列宁主义政党的权力神话、政治神话、意识形态神话话语。自由、人权、宪政、法治、公民社会等价值观得到广泛传播，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
渐进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最后合流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体制对社会控制的松动，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新兴社会阶层得以崛起。而传统媒体亦日益市场化以迎合新兴社会阶层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从而催生了就公共议题发言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得以出现。能在传统媒体上对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体制内的渐进主义者，渐进主义由此得到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垄断的政治权力和资本合谋的畸形市场化弊端日益凸现。执政党垄断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日趋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维权运动兴起。2003年-2007年是维权运动的黄金时期，涉及生存权、人身权、环境权、消费者权利、公共参与和治理权等主题，自发地、分散地在个案层面进行，主体是最基本的个人权利遭到侵害的普通民众，诉求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维护公民权利。公共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其中，利用其在大众媒体的影响力起到舆论效应，从而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和尊重。
而官方由于加入WTO以及举办北京奥运的需要，在公民权利问题上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从而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空间。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BBS、博客的开始盛行，使个人可以更多地在公共事务上发言，民间社会包括一直被边缘化的政治异见人士和政治反对者越来越活跃。在自由立场上的共识使政治异见人士、政治反对者、渐进改良主义者经常能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中共同合作发出声音，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刘晓波，他成为体制内外知识分子、民间政治异见人士得以打通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2008年12月，《零八宪章》发表，刘晓波把一直分裂的自由派势力围绕一个核心理念形成凝聚点，凝聚渴望变革的社会不同阶层公开表达对中国转型到民主宪政社会的愿景。这是渐进主义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政治反对者的最后最重要的一次共识和合流。随着刘晓波的被捕和判刑，新极权粉墨登场，中国政治和民间生态的变化，渐进改良思潮和激进主义思潮渐行渐远，开始进入激烈交锋和影响力此消彼长的新时代。
围观不能改变中国
2010年被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微博等网络新媒体蓬勃兴起，在缺乏政治参与渠道的现实下，成为民众主要的公共生活参与方式，形成强烈的网聚效应。2010年度的重大舆情案例，微博首发的有11起，占22%。很多社会公共事件都由微博引发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或者在微博介入后出现重要转变。"我爸是李刚"，江西宜黄强拆自焚等公共事件，微博无不显示了强大的传播力量，成为中国公共舆论场上最具影响力的平台。
因此，"围观改变中国"在此年成为流行语，意谓网民关注、转发和评论公共事件，就有可能成为改变中国的强大力量。《新周刊》在当年11月的杂志上，以"围观改变中国"为题推出封面报道，声称"围观，可能会改变中国，并注定会改变我们自己"。
微博的公共舆论场影响力，吸纳了各路精英成为网络大V，成为微博上的意见领袖，深相结纳，互为声援，主导社会公共事件的发展，声势日盛。在这里，传统的自由派找到了他们的思想主张得以实现的对应形态：知识精英教化大众，启蒙公民意识，发展公民社会，联合中产阶级力量，在执政党的容忍范围内有限度抗争，借助微博平台形成体制外民意和体制内健康力量良性互动等。渐进改良思潮一时间声势大盛。
然而，围观改变中国的只是知识分子的幻觉，改变不了政权全面控制社会的意志。说到底，作为公共舆论场的微博平台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是被控制社会的执政党的权力之手能随意宰割的。控制舆论和意识形态是专制社会最重要的任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围观最具社会影响力的2010年，政权就作了"全力维稳"的部署，提出要"把握网上网下两个战场"，做好"大情报"工作，实行"严打"的方针，采取"先发制敌"的战略、策略。四川内江政府网站公开报道说其维稳工作："狠抓分类管控。对A类网上重点人员，建立网上侦察或控制专案，全面采取各种侦察手段，长期控制，制约其网上活动空间；对B类网上控制人员，采取必要的侦控、监控措施，掌握动向，重点控制；对C类网上重点人员，采取网侦手段予以侦控，及时纳入视线，防止危害。"
及后，就是对微博平台的全面管控。先是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司法解释，打击"网络谣言"，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被视为"情节严重"可判刑三年。然后就是打击网络大v，让"公知"薛蛮子上央视忏悔，判网络推手秦火火有期徒刑3年。微博平台渐渐鸦雀无声，成为娱乐八卦之地。
围观改变不了中国，良性互动梦最终成为一枕黄粱。
公民韩寒的倒掉
2011年底，韩寒发表《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要旨被人归纳为三句话："革命不可为，民主不能急，自由需跪求。"引发强烈争论和质疑。
批韩一方认为，韩寒被体制招安，韩三篇是向官方献媚。挺韩一方认为，韩寒告别革命表态显示了其开始理性成熟。而曾被韩寒嘲笑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论高度赞赏韩寒文章展现出来的姿态。主编胡锡进盛赞韩寒的言论是"当下中国难得听到的大实话"，社论起草人之一王文称，韩寒思想"蜕变"将是对自由派人士的重大打击。
中肯地说，韩三篇的观点和韩寒一贯以来的理路并没冲突，都是非常正统的自由主义观点。但是作为媒体和市场宠儿的韩寒此时受到的批评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原因是，话语生态与人心皆变了。
韩寒的走红，得益于经济的有限市场化进程下，半市场化的传统媒体为迎合新兴中产阶层需要的推捧。新兴中产阶层大多依附体制或者半依附于体制，他们既是有限市场化的获益者，同样在获得利益后迫切需要去权力的完全市场化体制以保障其利益安全，他们既不信任体制，同样也怀疑草根的权利诉求，故而追求渐进改良的推动。韩寒的话语体系基本构建于此，迎合了新兴中产阶层与半市场化媒体的题材需要，成为缓解沉重渐进焦虑的政治心灵鸡汤。
韩三篇如果提前两三年发表，带给韩寒的肯定是各种赞誉。但就是这一年，在被称为"花事"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事件中，政权展开了残酷的镇压清洗，大批知识分子和普通网民被捕，包括许多认为不可能被抓捕的人，如著名艺术家艾未未、著名作家冉云飞等。"花事"的残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不少人对体制的态度，不再相信体制有渐进的可能。逻辑上如果改良不可能，那么革命就是必选项。知名宪政学者陈子明在8月14日的座谈会上就说到："现在流行谈晚清，在公开与私下的言论中，革命的气息都越来越浓了。"
话语生态变了，韩三篇自然为市场所不认同，人心变了，韩寒倒掉就是必然。于是，代笔闹剧一出，韩寒完成了公知角色的谢幕。作为媒体和市场共谋的产物，韩寒的倒掉显示了在全面极化控制社会的新极权下，期望在安全线内推动社会进步已成虚妄的渐进困境。站队与决裂即将成为下一阶段的选项。
一年多以后，包装推捧韩寒的"公民"角色最卖力的南方系媒体全线沦陷，而曾在南方系工作多年，被认为是"岭南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的谢有顺则成为2014年10月官方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言底稿起草人之一，算是为韩寒的倒掉添上嘘的一声回响。
分化与决裂
2011年的"中国茉莉花事件"中，体制显示了为维系其统治的冷酷血腥，寄望民间能自我建设形成公民社会促进体制改良既然已成虚妄，在此话语环境显著变化下，对未来政治转型的路径在不同的立场下得出了不同的判断，并在公共事件的争论中体现，使泛自由派内部的分歧开始显现并激化，并逐渐分化为泾渭分明的激进自由和渐进改良两大阵营。
2011年底，笑蜀、莫之许、北风、于建嵘、胡平、何清涟、贾葭、苏星河、昆仑风以及众多网友围绕陈光诚事件以及笑蜀描述的"不授人以柄，不冒犯官方，不挑战官方政治正确，不质疑官方的执政合法性" 民间社会抗争策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由此演化为持续数年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网络大交锋。
北风批评笑蜀的民间抗争四不主张是一个要求屁民全面投降的主张，这是一个要求屁民趴下身子做顺民贱民的主张，民间将不存在任何批评及行动的可能。项小凯认为笑蜀或许无意，但通过选择性归纳、虚假价值准绳、手段目的相混淆等等逻辑错误的方法，把除过"斗而不破"的"软斗"之外的抗争形式的正当性都否定了。莫之许认为"零八宪章之后，笑蜀的四不碰就是在朝先行者背后捅刀子，这才是这两年我们交恶的根本问题所在，因为零八宪章就是四都碰，晓波以下数十人因此被抓被判。"笑蜀回应认为"有人把我客观描述的民间四不，扭曲成我自己主张四不。这种故意混淆显然出于把我定位为投降派的需要，属于典型的网络超限战。"
2013年夏，在许志永因"新公民"运动而被刑拘后，围绕着中间社会与政治反对话题，笑蜀、郭玉闪、王江松、张雪忠、温克坚等发生了争论。笑蜀提出"中间道路"理论，即在政治社会之外，凝聚集结中间社会的共识与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张雪忠对笑蜀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其对政治反对进行歪曲的解读，在一党专政体制结束之前，企图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完全是不切实际和徒劳无功的。郭玉闪对张雪忠进行回应，嘲笑了他的一些观点。王江松撰文同意张雪忠对政治反对的重视和强调，但反对他把政治反对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对立起来，认为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正应该也只能建立在公民社会发育的基础之上。
如舆论所言，这次"讨论的高质量近年来社会运动界少有"，使政治反对的概念普及到公众，成为此后民间抗争者口中的流行词。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政治反对只是最基本的抗争态度，使公众以决心和勇气做出自身价值抉择成为抗争群体共识，是并且仅仅是抗争政治的起点，否则将沦为道德自翊。
2013年4月的肉夹莫事件使激进自由和渐进改良两大阵营的分化正式明朗化。对肉唐僧高调的送饭党行为，莫之许的批评显示了两大阵营的对体制的不同认知和行动抉择，而两年来体制对民间打压升级的状况也印证了莫之许的洞察力，以为去政治化而能被体制容忍得以换取渐进空间只是自欺欺人的幻觉。莫之许的的错误在于把对认知的判断引导到了不应该的道德范畴上，而肉唐僧对莫之许的要挟回击则错得更远。
围绕肉莫之争，众多公知、大V纷纷介入争论，自觉以阵营立场选择站队。尽管参与争论的一些人开始也没有站队的自觉，但随着论战过程观点的交锋，对转型路径和行动抉择的分歧大大加深，阵营区分却越来越明朗化，支持一方或另一方，网络启蒙时代的泛自由阵营"态度同一性"不复存在。以后几乎在所有的公共事件中都不再有双方的共识，只有激烈的争论。
分化两极泾渭分明，没有模糊的中间地带。论战到极处便是决裂。决裂成为这个时代坚定道路抉择的象征，如莫之许、北风与笑蜀间，许晖与野夫间，南方自由知识分子与谢有顺间，在网络时代起到广场效应作用。
渐进话语的破灭
论战话语基本上不能说服对手，而是影响公众。对激进自由和渐进改良话语的变化，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体制缰绳的收紧，原有的渐进互动的期望被证伪，则民间生态在对政治前景的判断必然在激烈冲突中此消彼长。
与渐进期待相反的是，通过有限市场化，体制获得了大量资源强化、固化了体制本身，而不是使体制更具开放性、灵活性。近一年多来，体制四面出对民间清场，在新极权持续进攻性的"亮剑"政策下，整个民间陷入肃杀的语境。渐进互动的转型话语，已失去立足的逻辑基础，唯一能依赖的只有道德叙事和感情渲染。
在体制日益固化下，有限的自由化成果已被侵蚀得千疮百孔，渐进改良思潮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2015年三月份，柴静有关雾霾的影片在网上播出引发的大争论，是渐进话语在市场急剧萎缩后的绝地反击，随着激进自由阵营把争论引向对体制的批判，使渐进阵营发出了情绪化的拒斥，正是话语环境变化所致。事实上把柴静不方便公开展示的观点指向体制负有根本性责任的事实，正是对柴静影片的肯定和升华，可惜立场和环境的变迁使渐进阵营已难以接受。而在影片被封杀后的一片沉默更显示了渐进话语在新极权下难以为继的失语状态。
渐进话语的失语不止是其无法阐释当下的现实，更在于其缺乏对民主转型的性质和过程的基本认识，以为民主转型可以通过循序渐进解决一个一个的小问题累积推动，最后完成由下而上的倒逼，这既是在体制的容忍范围内，同时又能平稳、有序地实现转型。渐进主义以此制造了踏实做事的策略姿态来弥补自己观念上的保守。渐进话语系统的支点很大一部分是构筑在"策略"需要上的，但激进与温和只是民间自我的标签，而新极权体系却无意分辨谁激进谁温和，即使渐进话语对体制再三表述"我不是反贼"，但对体制来说都一样是对其社会固化意图的冲击，故依然是打击的对象。
对极端刚性的列宁主义党国体系来说，压制社会的自我组织是其必然，通过各种公民行动以发育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有公民行动，但没公民社会，公民行动是社会的演进，不属于所谓的渐进形态，并没有政治力量，故无最大限度的合力，更何来倒逼转型。作为想当然的路径设想，事实上它忽视了政治转型的动力机制，回避了政治转型的主要内容。迄今为止极权国家的民主转型只能是激进自由化和突变两种模式，从未有渐进导致转型的模式出现。处于支配性的党国体系的特点是有限的谈判能力，这决定了在其转型进程不存在渐进性的两方博弈。一般来说激进自由化是转型代价最小的，而突变模式的结果则是不可控的，而渐进主义往往向公众强调的是突变模式的可能可怕后果，而对激进自由化一无所知或者根本不清楚政治转型学的常识。
渐进主义的信奉者不会缺少，但是作为影响社会的思潮，它的逐渐衰落不可避免。但是，激进自由和渐进主义只是对手，而不是敌人，未来的政治转型两者必然会形成合力。所以在当下的论战，观点的激烈交锋无可厚非，要避免的是标签化、口号化对手为"痞子、暴民"等的道德指责以及动辄谩骂对方为"傻逼"的戾气，要警惕的是以"莫促会"等各种名义看似玩弄小聪明，实则把油滑当智慧，侵蚀突破公众价值观底线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