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何伟·一名教师在中国了解到自由表达的局限性
要和各位说声抱歉，实际上这篇文章于上周就已经编辑好了，但由于微信公众号审核的原因，迟迟没有发出来。本周三也就是5月25日晚，由于多次尝试发布这篇文章，我的公众号LTikiTaka被平台永久封禁了，而公众号上从2017年底至今的数十篇文章也随之在互联网世界消失了（现在我手头还有非最终编辑版本的备份，会尽快重新整理的）。
说实话，公众号消失那晚我一度辗转反侧，也失落了很久。这篇文章里何伟谈论的本身就是举报文化与言论审查。而我在译序里提到的何雨珈老师的被封禁以及那句”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能存在多久“，都太快太快成了现实。最终让我平复下来的是第二天随机波动与另一档我很喜欢的播客栏目”反派影评“的主播波米老师的对话——《从戛纳到我们的生活：与波米聊天 | 随机波动091》。听完这期节目的第一感受是在波米的影响下，她们呈现出的样子似乎又久违地回到了20年初与罗新老师聊天时的样子（《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与历史学家罗新的聊天 》）。那期节目同反派影评的很多期一样，被我下载了下来，绝望时拿出来听一听，便也有了勇气，甚至在后来也出现在了我本科论文的致谢里。很巧合的是，这恰是他们的前身”剩余价值“在炸号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实际上炸号那晚，我特别想点开社交软件和黄月姐和适野之琪聊一聊，如何消除这种劳动成果被审查制度顷刻毁灭的无力与遗憾。但很快，还没来得及发问的我便听到了她们最坚定的回答。在昨天的newsletter里她们还提到，波米的两个音频也在这期播出后因用户投诉而被下架。但就像波米说的那样，我们都是一起爬山的同温层，我们还没有变成矩阵的一部分，还没有被”黑洞“上身。那就怀着勇气继续下去吧。我也再重复一次本篇译文的结尾那句话，”我们会改变它的“。
之后我的文字应该会在个人的网站：www.ltikitaka.com 上更新，因为这几天还在学习尝试搭建，大家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在此之前，（其实也包括搭建完之后），大家可以点击这个链接：https://zhiy.cc/ltikitaka ，输入邮箱地址后订阅newsletter，收获更新。因为原来公众号的700多位读者随着我的被封禁也消失了，也烦请大家多多转发，让我们重新建立起这个相互依存的同温层吧！
本文原载于《纽约客》杂志2022年5月16日刊。
何伟（Peter Hessler），美国作家、记者，著有《江城》、《甲骨文》等，《纽约客》、《国家地理》、《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的长期撰稿人，1996年曾在中国重庆市涪陵区担任教师。曾于2019年至2021年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任教。
译序
这些话本应放在译后记里，但想到也许不是每一位读者都有耐心一口气读到最后，又出于一些说是自我迷恋也好渴望表达个人情感也罢的理由，还是把它放在了开头。
两年前我翻译过何伟的另一篇文章——《【翻译】何伟·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的——疫情期间在四川的教与学》，而于两年前相比，近乎没有任何境遇上的改变甚至更艰难浮沉的今日再读他当初的观察，还是会觉得一语成谶，当时感叹“读过最好的关于疫情的写作”的评价永远不会过时。围绕那篇文章曾与一位故人谈过很多，也几乎是我对于何伟这样一位颇为喜欢的写作者几乎全部与他人进行的谈论所在。
2021年7月3日，本科毕业前的最后一天，学校里的同学已在过去的一周里陆陆续续地离开，校园里连毕业的感怀都散得几近消弭，只剩下寂寥。我在独自一人的寝室楼里收拾行李，读到何雨珈老师写的《何伟的最后一课 | 故事硬核》，坐在凌乱的床边怅然。那天自下午两三点开始，上海的天空就涌起密云，晦暗如长夜，又突然下起了暴雨。那晚也是学校允许应届毕业生留宿的最后一夜，我拖着大包小包穿过纷杂堆满了各种遗弃物品的狭长的走廊，走出所有灯都熄灭的宿舍楼，也可能成了全校最后一个搬离的学生。之后淋着大雨把东西搬到现在的住所，打了个漫长的电话，就这样完成了毕业所有的告别。
如果把写作作为一些记录时间与个人境遇的锚点的话，7月3日那个雨夜所产生的剧变至今似乎仍在延宕，一定程度上依旧不止不休地影响着当下的我，尽管斯人已经很遥远甚至难以触碰了。
当时的我用两篇文章的结尾为自己“践行”，一段是我自己在前一篇译文里写的，唯一凭借自己的情感和理解去意译，但又深为之满意和百感交集的——“但仅仅是知晓他们在世界上的某处，就让人足够开心了”；一句是何伟为自己最后一课上作结的“时间记得，故事未完，生活循环往复”。
当初聊何伟时我就几度表示过自己对他这种充满文学意味的结尾的偏爱，它既非戛然而止，又不会突然拔高升华或强作平淡。这样的写作方式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在去年帮忙修改一篇至今为发表的关于“饭圈选秀”的报道时，都忍不住自作主张加上了一个这样充满画面感的“何伟式结尾”。
我在当时用这样两个结尾来扪心自问“能成为何伟那样的人吗？先读，先观察，先写吧。”但毕业几近一年，似乎很愧对这样的承诺。如今也只能再向自己重复悼念这两段话，再加上这篇文章收束的那句“我们会改变它的”，就这样坚定地说吧。
翻译这篇文章的过程其实还算顺利。比起两年前的磕磕绊绊或是生涩（就好像当时在译序里写的那样，还要“反复删改”“模仿他的风格进行成分删减），这次处理起很多细节来便少了很多小心翼翼，而那种不敢脱离直译的生涩所带来的“翻译腔”也便少了很多，可以分享以下几处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例子：
文中搜索引擎的译名部分，我特地用了中文里，而且因为原文的上下文中用了一个“三流摇滚乐队组成的音乐节被取消”来风趣地比喻这些搜索引擎的被封禁，我也便在翻译时努力加上些摇滚乐队名色彩的腔调。
这个处理也颇像上一篇文章里的做法：
其实在一开始我是想要把所有的人名全部保留为英文原文的，但这样似乎反而会阻碍中文语境里的阅读，比如西西弗斯，很明显是需要译成中文才可以体现双关含义的，又比如一连串的“艾格尼丝、弗洛伦斯、詹姆斯、大卫、安迪、查尔斯、史蒂夫和布莱恩”，这里实际上是对于名字过于传统的幽默讽刺，如果用英文是体现不出那种带些“翻译腔”的幽默感的。
还有“因噎废食”的翻译，作为这篇文章里颇为重要的一个对中文写作教学中所谓“辨证模板”“承上启下”的范式的讽刺，何伟在原文里第一次用的是“因为害怕窒息而放弃吃饭”这样的意译——因为那是一处对学生文章的引用，只有这样生硬甚至有些奇怪的比喻，才能体现出他对这种行文的厌恶——之后才选择用了"yinyefeishi"的拼音。但在中文语境下，成语的这种“八股”色彩似乎更浓，我便转换了两处意译和音译的位置。同时也在后续提到这个词时用了诸如“用同样的句式‘噎食’了一回”“所谓‘噎’的部分”这样把原成语打碎的灵活处理，以增强所希望表现得讽刺感。
像这样比较灵活的、更贴合中文语境的处理还有好几处。例如原文的"devil’s advocate"，实际上应该直译成“魔鬼代言人”，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英文俚语，即提出可能的反驳意见促使他人思考自己的观点的角色，于是我便用来“唱红脸”再加上一些接近的解释来表达，也更适合中文母语读者理解。
又比如原文里用“在三八妇女节期间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分发反性骚扰的传单一样”的比喻来形容在微信这样一个受严格监管的平台上从事V.P.N.交易的行为。因为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骚扰高发率是一个英文语境中的默认前提，但直译过来可能就会让人有些困惑，于是就在这之后加了“太岁头上动土”一句，也能表达同样的意思。
与此相反，在何伟解释“祸从口出”一词时，根据上下文，我就将它译作“一个人所有的麻烦都是由他的口舌造成”，用“口舌”代替更为准确的“言论”，这种有点怪异但足够平铺直叙的方式才是此处所希望传达的意思。
此外还有两个我颇为得意的词，"graphic"和"agency"的翻译完全是我在日常阅读中学来的，前者除了“平面、图像”，还有颇为冷门的“攻击性或淫秽的词语”的意思，而后者在“代理人”之外，也是“能动性”的代称——这个词在过去两年里我所读的各种哲学专著里铺天盖地出现了太多太多次，甚至在看到是都会有些应激性反应了。
另外，由于何伟的观察、素材关联性非常强，有很多例子我都在他的《江城》或《寻路中国》中读到过，这次便又特意找来了原书，参考了李雪顺老师的很多文本。
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能存在多久。就如同文中所写的那样，在“故意不明确定义的规范准则”面前，一切都随时可能被消除。雨珈老师去年把我的译文发给了何伟本人，而现在再想找雨珈老师聊聊天时，甚至都发现她的社交媒体已经被封禁了半年。
我想起去年圣诞节前，另一位对何伟乃至对整个非虚构写作都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琼·狄迪恩（很巧的是，雨珈老师也是狄迪恩好几本作品的译者）离世那天，伤感又为她的团聚感到幸福的我在笔记本上写下的"I writeentirely to find out what I'm thinking, what I'm looking at, what I see andwhat it means. What I want and what I fear."
我没有为这篇译文的任何一句所谓“金句”做加粗或下划线的标注，因为它的每一个字都值得拜读。或许多一个人看到这篇文章就是好事吧，毕竟，“我们会改变它的。”
正文
在中国的高校里，当一名学生报告某位教授的政治违纪行径时，这种行为会被称作“举报”。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但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为潜在的违纪行为既没有给出确切定义，又五花八门。一个学生可能会因为老师对某件敏感历史事件的评论，或与党的政策相抵触的发言，而对老师进行举报。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模棱两可的妄议尤为危险。2019年，在重庆师范大学的某堂课上，一位名叫唐云的文学教授不经意间用“粗鄙”来描述习的一句标语。在遭到学生投诉后，唐云被降职到图书馆工作。
课程资料也可能出问题。2019年秋天，我开始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大学任教。在川大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另一部门的法学院老师，他制定的教学大纲包含了一些敏感内容。其中包括《扰乱和平》（Disturbingthe Peace），这是一部由艾未未制作的纪录片，内容有关这位艺术家在中国司法体系下的遭际。两年来，这位老师都把这部影片用于课堂教学，从未出过任何差池。但当新学期进展到一半时，一些学生决定“举报”。于是在一星期之内，这位老师被一名代课教师所顶替。而倘若这个投诉的过程是在社交媒体上发生的，它的进展可能会更慢也更难以预测——这便是我的遭遇了。
2019年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当我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去上课时，我的妻子Leslie打来了电话。一个朋友刚刚给她发了一条从Twitter上复制来的信息：
美国作家和记者PeterHessler，中文名何伟。2019年8月随家人来到中国，在四川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他的行为/言论可能已遭到了举报。
这条推文是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所发。她附上了一张微博（中国版Twitter）上的模糊截图。在中国，人们经常传播这样的图片，因为原始的微博帖子可能会被审查员删除，而截图则更难被他们监测到。Leslie的朋友说，这篇报道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我想在你去上课之前提醒你。”Leslie告诉我。
那天晚上，我在教授非虚构写作课程；在其他时候，我还有两节教授新生英文写作的课程。新生班目前正在读《动物庄园》（译注："AnimalFarm"，乔治奥威尔所著的政治托寓小说），但我所在的学院已把这本书列入必读书目了，我想不到其他可能会引发谁去举报的课程资料。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找到那条原始评论，我决定像往常一样开始上晚课，希冀于报告不是来自这个班级。
我的办公室和教室都在位于成都西南市郊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新楼的一翼。走到教室只需一分钟多一点，但我沿途要经过六台监控摄像头。从二十多年前我上一次到中国任教以来，这些摄像头是其间发生的众多变化之一。在非虚构写作课程的教室里，另一台摄像头被安装在我身后的墙上。当站在讲台上时，摄像头就位于我右肩上方，正对学生。
点名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些窃窃私语。这是本学期的第十四周，全班30名左右的学生已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但今晚他们似乎有些不安。最后，一位坐在前排的女生说：“Hessler先生，您看到这个了吗？”
她把手机递给我，上面是她调出的微博帖子的截图，其中包括七条评论。第一条是用中文写的：
何伟在我们学院上课真是大逆不道。
我浏览了一下其他几条。“我知道这是从哪来的，”我说，“它来自另一个班级，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希望能换个话题，于是开始上晚课。学生们一直在写侧写与特稿（译注：profiles andfeature stories，这是何伟非虚构写作课程中的涵盖的一些基本内容，前者大致指人物的侧写、梗概，与场景、地点、背景以及过度之类的结构元素结合后便成为一篇特稿），我便请一位名叫Tim的工科学生把他的草稿大声读出来。蒂姆研究了一个自称“小气鬼联合会”的网络社群（译注：应该是指豆瓣小组“抠门男性联合会”）。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优渥的工作，社群成员还是力图完全依靠储蓄和投资账户的利息为生。他们分享着省钱策略：一个人阐释说3毫米是刷牙所需的最低牙膏量，一个百万富翁则记录了他骑着共享单车，带着所有的行李去机场的经历。Tim写道：“有些人一直过着这种异常节俭的生活......因为他们在贫穷时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学生们的校外调研是本学期的一大亮点。我已经决定，下周我们要去找一个本地的保时捷销售，他是一位名叫Anna的学生的调研对象。这位销售告诉Anna，试图占他的客户小便宜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个四川人为了攒够买一辆保时捷的钱，肯定经历了太多事。“有能力购买豪车的人已经用尽了各种手段来赚钱，应付过了形形色色的人。”他说，“要欺骗他们是不可能的。”
在课间休息时，一些学生说他们讨厌举报的行径。我告诉他们不要担心，我们下周还会见面。但事实上我并不确定。那条微博声称我已经“西了”（完蛋了），这个词在中文里也可以被理解为死亡威胁。一位Twitter用户翻译了最后一句话：
(何伟)仗着自己是大作家，就口无遮拦，我看他要西了（死了）。
我第一次来四川是在1996年，作为和平队的一名志愿者。我被派往一座长江边的偏远城市——涪陵的一所小型学院，在那里教授英语言文学。我的学生出生于七十年代中期，当时全国80%以上都是农村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乡村长大的，而通常又是村里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当时每一百个中国青年中只有6个能上大学。我的学生往往害羞、安静并思想传统。当在课堂上写下他们崇拜的公众人物时，大约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人气最高的选项是毛泽东：
虽然他对文革负有责任，但我们绝不能否认他的成就。众所周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我认为毛主席完全配得上被载入世界史册。恐怕只有列宁和丘吉尔能与他相提并论。
事实上，他们这一代人与邓小平的连结最为紧密。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了日后被称作改革开放的政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那时起，已有超过八亿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同时城市人口已成为主体。我在涪陵的学生几乎都迈入了新兴中产阶级，在过去的近25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时，他们会记录下当年大学时代的挣扎历程，那是我已经忘却了的：
在(学院度过的)三年里，我吃不好睡不好。记得在1996年，有半年时间，我每天只吃一顿饭。我是个悲观的人。但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我搬回成都是为了与这些以前的学生重新建立起联系，但也是出于对下一代的好奇。我在涪陵教授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相对较大的家庭，因为他们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出生的。1997年，在到涪陵的第二年，我询问了班里20名新生的家庭状况，其中只有一个是独生子女。2019年，当我向班里14名新生提出同样的问题时，只有一个人有兄弟姐妹。在那个秋季学期我的所有学生中，近百分之九十都是独生子女。我还意识到，在问这个问题时，我必须阐明“兄弟姐妹”的具体指代，否则学生可能在他们的回答中把表/堂兄弟姐妹都囊括进来。随着家庭的缩小，这个词的含义也扩大了——许多年轻人认为堂表关系是兄弟或姐妹的一种替代。
在这样全面的社会变化下，人们总担心年轻一代将如何发展。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了被宠坏的独生子女，即所谓的“小皇帝”。与美国的千禧一代一样，中国的年轻人也是数字原住民。但他们的网络世界被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和网络封锁系统——长城防火墙——鲜明地取分出来。在习的领导下，爱国主义教育得到了加强，他将权力巩固到了毛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2018年，宪法被修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被废除，这使得习近平有可能成为终身主席。一些在这般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被称为“小粉红”，因为他们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
在关于我的微博帖子出现后，社交媒体上绝大多数的回应似乎都对这次攻讦持批评态度。“这一代年轻人很难对付”一位微博用户写道。另一位用英语回应说：“真正的问题是老大哥。”（译注：“老大哥”是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人物，是一个专政者，同时“老大哥在看着你”也可指代无孔不入地监视行为）一些人提到了习，尽管在中国审查制度的肆虐下，他们避免了直呼总书记其名：
主要原因不是老师不能反对学生的想法，而是没有人可以提出反对。
我在大二时上了一堂诗歌鉴赏课。在课上，老师当着100多个学生的面讽刺***，当时什么也没发生。后来每个教室的天花板上都安装了麦克风。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系主任打来电话。他听起来很担心，并要求我到学校里去和院长见面。我当时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简称SCUPI）的英语系任教。这种项目被称为中外合作项目：中国的工科学生在成都校园里学习两到三年，接受英语授课，然后可以申请在匹兹堡大学或其他海外院校完成学业。尽管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程也包括其他系的本科生，但所有的新生班的学生都来自SCUPI。
目前在中国有大约40个中外合作项目，这反映出了教育的另一重大转变。在九十年代，中国学生很少出国：据我所知，我在涪陵教过的200多个年轻人里没有一个出国留过学。当我去到成都时，千禧一代已占到中国护照持有者的三分之二。2019年，有37.2万名中国人在美国院校学习，其中大多数人都支付了全额学费。在美国方面，金钱已经成为了开展合作办学的主要动机。
不过，SCUPI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混合项目。匹兹堡大学不能为成都方面制定政治准则，从法律地位上讲，成都方面的项目开展全权由川大领导。最近，当我联系匹兹堡大学想要聊一聊SCPUI时，他们的回应让我想起了中国机构的行事风格：起初，匹兹堡大学的发言人似乎很热心，但后来，在一次次拖延后，他拒绝了我的请求。
在SCUPI，学生需要和其他本科生一样学习政治必修课课程，教职员工也要接受共产党的监督。微博帖子出现后，我知道学校的党员干部会进行调查，于是找好了引发这次攻讦的材料。那是我对一名新生的议论文草稿的修改意见，现在我把它们交给了系主任。
作为一名在中国的教师，我对议论文有一种特殊的恐惧和厌恶。在九十年代，我的学生拿到了《写作手册》，这是一本国家出版的书籍，其中“议论文”的那章有篇题为《三峡工程的益处》的范文。反驳辩证的段落列举了一些反对三峡大坝的理由：被淹没的风景、被遗失的文物、引发地震摧毁地质结构的风险。“这其中的担忧和风险不无道理，”文章写道，随即展开了过渡，“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出于各种原因，我认为这篇文章很难讲授。首先，没有人被允许就三峡大坝问题展开讨论。涪陵是将受影响的地方之一，在该市的低洼地区，政府画红线标出了着未来水库的水位。另一条“红线”则是对大坝本身这个议题的一个隐喻。当时，中国的科学家们不可能公开反对这一工程。
那个过渡句是个再小不过的问题，却占据了我无限多的精力。中国的教育传统上强调模仿范文和死记硬背文字搭配，而我的涪陵学生努力地在他们的议论文里套用承上启下句。这一行文也影响了了其他文体的写作：记叙文、对话、散文。我可能正在读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议论文，突然一个过渡句突兀地插入——“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比波洛涅斯还要糟糕。（译注：Polonius，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情节中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他的死亡开始，剧中人物一个接一个死去，剧情也急转直下）“因噎废食”是一个中国成语，意思是因为害怕窒息而放弃吃饭。我一遍又一遍地试图解释，这在英文行文中听起来很令人反感。
二十多年后，在川大，我偶然收到了一篇大一新生的论证文，里面又用同样的句式“噎食”了一回。同时，有很多议题仍然是讨论的禁区。对于一个重返中国的老师来说，这是个迷思：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如此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变革后，在政治上却仍然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在高一的英语课上，没有人会认为取消任期限制是个坏主意，也没有人会觉得新疆的拘留营应当被废除。即使一名学生在一个敏感话题上秉持着支持政府的立场，他也不能完全地对那些反对的观点展开反驳。而对于在修改文章时唱红脸的老师来说，同样有一些风险。
我的一个新生——我称为他John——提交了一篇议论文的草稿，认为政府有必要限制言论自由。“在一个法治的文明国家，”他写道，“公民不得发表质疑国家主权的言论。”我在评论部分作了回应：
“在一个法治的文明国家，公民不得发表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在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任何人都可以发表声明，宣称该国的某些地区应当独立。
在那条微博帖子里，我的这条评论已经变成了另一种表述：
在课堂上，一名学生发表演讲说，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
何伟问，怎么不容侵犯，在魁北克在德克萨斯在加州在苏格兰，人们天天侵犯自己国家主权。
这些帖子以这样的方式继续着：作者引用着我评论中的细节，又捏造着其他事情，创造出一个场景，即我在课堂上咄咄逼人，就中国政府的话题对学生横加威吓。这个微博账号是匿名的，很快就从网站上注销了，也可能是被审查人员删除的。读完这个臆造出的争论场景后，我想起那个新生班的教室是我授课时唯一没有监控摄像头的地方。没有任何数字化证据能证明这场争论未曾发生过。
在课堂上，John很安静，他的学习成绩在整个群体里处于中游。我们从来没有过不愉快的互动，我对他班里同学的印象也很好。可能是他自己干的吗？还是有班里其他人的参与？或者是大学里其他的小粉红？或是一个安保人员？我无法判断这些微博是弄巧成拙还是用心险恶——它们显然是不准确的，但似乎是为了博取最大的关注。
我确实曾在一条评论里批评了党。在John的论文中，他提到言论自由是非必要的，因为政府总是准确及时地将关键事件告知公民。在我批改论文的那天——2019年12月7日——我尚未意识到这一问题会多么迅速地影响到我们所有人。（译注：作者应该是指不久之后在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我的评论中，我提到了2003年的SARS疫情，当时中国政府被指控瞒报了真实的感染人数。那年四月，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时代》杂志，仅他所在的医院就有60个病例，而首都官方统计的病例数只有12个。我提到了吹哨人和记者们的所扮演的角色，并写道：
在世界各地，媒体的职能之一就是报道政府可能想隐瞒的事情。我们在无数个国家一遍遍地看到，官方信息并不总是及时或准确的。
在涪陵的课堂上，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记忆就来自那些触及中国历史或政治敏感点的时刻，即使它们是隐晦的。在这种时刻，教室里会陷入沉默，学生们会凝注着他们的课桌。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反应，对我来说同样如此——看着那些低头的人，我的心在狂跳、脸在发烫。最初，我以为这是自我感觉最像个外宾的时刻。但我逐渐意识到，情况恰恰相反：我的身体正在经历的事，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党创造了一种如此狂热的氛围，使政治性变成了生理反应。
在成都教书的头三个半月里，我还没有这种感觉。可能是我更善于巧言令色，但中国的敏感议题太多，任何外国教师都难免会触犯。最近，一位非虚构写作课程的学生告诉我，2019年10月，当Leslie到我的班上讲述她作为记者的经历时，随口说了“中国和台湾”这个表述。她无意中进入了一个禁区：这两个专有名词可以通过历史、文化、地理、政治联系起来，但绝不能用连词“和”来并列。即使是仅仅是在语言上，将两地并列的行为也意味着它们是分裂的。
两年后，我的学生回忆说，当时教室里有过一些眼神暗示，一个同学小声说要纠正这句话。但学生们都没深究。Leslie和我都没有注意到；在被告知此事后，我们都不记得事情发生的大背景了。我确信我打破了许多其他类似的禁忌，若是以前，我肯定会感知到——但不知为何，现在这些学生更能控制自己的外在反应，不形于色了。不过，他们还是被训练得像老鹰一样，对这种表述高度警惕。
在川大，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里都包括了一堆政治课。我在涪陵的学生也是像这样被要求的。但从那时到现在，又堆积了20年的共产主义历史，因此现在课程名称似乎也越来越长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如果说这些课程名看起来笨拙不堪，那么当你翻开教科书时，情况就更糟了：
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既具基础性内在性又具目标性规定性的重大任务来认识、来落实，才能实现它，才能增强人民群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不断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我的一个新生引用了这句话，他写了一篇支持政治课改革的议论文。这一主题是最前卫的，这也使研究变得困难。一天下午，他来到我的办公室。
“在百度上搜索的时候，我只能找到与我论点相反的内容。”他说，“又或者，我发现有人说‘我不在乎自己是否被洗脑，只要它能给我们带来点好处’之类的话。”他相信大多数有用的消息源都已被审查员删除或被防火墙封禁。
在学院里，我得到了一份未被屏蔽的英文搜索引擎清单，我尽职尽责地将清单转交到我的班里，尽管除了必应之外，我从未听说过这些网站。它们听起来像不知名的摇滚乐队拼盘：堆狗、扬德克斯、钨阿尔法、瑞士奶牛、鸭鸭去吧（译注：原文为Dogpile, Yandex,WolframAlpha, Swisscows, DuckDuckGo。均为搜索引擎名）但即使是这样三流摇滚乐队组成的音乐节阵容也会被取消演出：2019年，在秋季学期的第一周，一个学生仍然可以用“鸭鸭去吧”进行搜索，但到了第四周，防火墙把它变成了“鸭鸭去死”。一个网站只有在允许内容被审查的前提下，才可以被访问，就像必应一样。也有种可能是它的浏览量还很低，以至还未引起关注。
有时，新生们会在我的办公时间来访，只为了让我帮忙在谷歌上查些东西。在离开美国之前，我订阅了一个虚拟专用网络（译注：virtualprivate network，即V.P.N.，可以实现远程访问特定网络的功能），许多学生要求我帮助他们注册同样的服务，但我不知道如何在没有海外信用卡的情况下进行注册。国内的V.P.N.供应商可以通过微信付款，但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刚步入大学的新生常为此担惊受怕，因为这种服务在中国是非法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给他们最好的建议是：去与高年级学生聊聊。在川大这所中国排名前四十的高校里，除了必修的政治课外，学习如何“翻墙”，基本也是课程的一部分。相对来说，我的新生中似乎很少有人翻墙，但许多大三和大四的学生显然登上过谷歌和其他被封锁的网站。许多教授有相关的技术人员支持，帮助他们配置好V.P.N.服务，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我一个主修文科的大三学生描述称，这几乎像个游戏。她告诉我：“每当教授们在课堂上要求我们用谷歌搜索一些东西时，就会有学生问：‘我们没有V.P.N.，怎么搜索？您能告诉我们如何使用V.P.N.吗？’他们又说：‘抱歉，我们有技术人员支持，但不被允许告诉你们。”
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上，一位名叫祎頔的高年级学生介绍了她的V.P.N.贩子。这是祎頔使用的形容——听起来像贩毒似的。“我们已经在微信上交易了一段时间了，所以我想搞清楚他是谁。”当提出这个选题时她这么告诉我。卖家同意接受采访，这时祎頔了解到，他既不是个冥顽的犯罪分子，也不是个技术人员。他在欧洲读完研究生后开设了一门艺术史的在线课程，在欧洲他习惯了自由的互联网。回到中国后，他四处寻找V.P.N.服务，并意识了到搭建这么一项业务是多么容易。这是老生常谈了：买家变卖家。
当祎頔问及该业务的运营成本时，卖家回应说：“如果我告诉你，你可能就要我退钱了。”但他还是继续回答：每年花300元，也就是不到50美元，他便可以租一台海外Vultr牌虚拟专用服务器，每台能够处理多达50个中国客户的业务，每人每年向卖家支付300元的订购费。然后他扩大了规模：300的50倍，减去最低限度的开销，只要他愿意，想乘多少倍乘多少倍。
祎頔是班上最好的写作者之一，声音幽默风趣。她的故事没有引发丝毫惊讶或愤怒——学生们似乎对矛盾混杂的信息习以为常。他们并未惊诧于大学在要求开设“习概”课同时默许鼓励着学生与非法的V.P.N.贩子做买卖，就像他们并未惊诧于其中一个贩子竟然在艺术史方面颇有造诣。祎頔写道：
这项业务是在微信上运营的，而微信是世界上受到最严格监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我有些担忧，因为这就好比你在三八妇女节期间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分发反性骚扰的传单一样，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是我的卖家破除了这个迷思：“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正翻墙，你觉得国家可能会惩罚他们所有人吗？”
这位卖家夸大了数字，但他的观点是，党希望防火墙有一些漏洞：从事出口业务的人需要访问谷歌趋势（译注：GoogleTrends，一款基于搜索数据的分析统计工具）和其他有用的工具，而学者和研究人员则更完全地依赖于开放的互联网。祎頔认为，她在川大认识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使用V.P.N.，这与我听到的其他人的估计相类似。而在整个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群体中，这个比例要低得多。2017年，我调查了一批以前在涪陵时的学生，我问他们是否用过V.P.N.，三十个人中只有一个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繁琐和昂贵都是阻碍因素。但年轻人和精英人士使用得更为普遍。祎頔的经销商告诉她：“这是一门好生意，中国的灰色产业市场。”
当我见到SCUPI的邱民京院长时，党政官员已经探访了我的一些学生。邱院长告诉我，学生们都表示，他们从没见过任何类似微博上描述那样的课堂交流。
在四川大学的中外合作项目中，邱代表了匹兹堡大学一方。他来自台湾，现在是美国公民，并在那里开启了他担任工程教授的职业生涯，后来他又成为一名行政人员。他没有直接参与任何党内的调查，但官员们向他传达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在我们的会面中，邱告诉我，官员们感到满意，因为事件并不如微博所述。（邱后来声称，他不知道有任何调查。）
我带上了John的文章和我的评论，但邱说这不是关键所在，至少现在不是。关键的是，没有人正式启动举报程序，向政府投诉。一些中外记者就这一事件与我联系，我问邱，如果我声称自己没有被举报，这是否准确。邱说是的，于是在我发表声明后，社交媒体上的谈论就平息了。
当月，我的学院就此事件与学校的一位党政官员举行了一次会议。我解释了所发生的事，一位美国教授问起，在我们的课堂上是否有明确禁止的话题。这位党政官员用英语宣读了一份声明作为回应：“禁止的内容包括淫秽冒犯或有辱人格的性行为，可能不被普遍认同的政见，宣传或贬低其教义的宗教材料，以及被视作政治敏感的话题。”
这是典型的党的做派——通过模棱两可的描述，使得权力仍然保持着更漫无约束的特点，也可以更灵活地被行使。这位美国教授再次发言，他说：“我们进行讨论时，学生有时也会自己抛出话题。他们可能会提一个处于敏感边界的话题。在什么程度的时候，我们要予以打断？"
“最好还是别说了。”这位官员回应道，这次是用中文，“因为这毕竟还是个中国学生。你不知道那个学生会不会把它‘反过来’。”他的意思是颠倒黑白。
在各个会议上，从来没有人说我做错了什么。但也没有人告诉我，一个教师私人的修改评论被扭曲，然后在社交媒体上被发布，这是否同样是一种违规行为。或许官员们与John交谈过，或许他们已经更清楚所发生的事，但只选择对所了解到的一切保密。通常的做法就是若无其事，这意味着在微博攻讦发生的五天后，我就再次被安排去为John和他的同学们上课。我们还有三周在教室里共度的时光。
当我与那位因播放艾未未纪录片而被处分的法学院教师讨论举报文化时，他解释说，这种恐惧有两个面向。行政人员害怕学生的所作所为，也害怕更高级别的官员。由于那些故意不明确定义的规范准则，处理结果也难以明确。纪录片事件发生后，该系主任迅速向上级保证，他将对该教师进行处罚。但处罚相对较轻。该教师被停课，却又被允许继续教授其他课程。他告诉我，一场大丑闻对每个人的影响都不好。“他们在保护我，但也在保护自己。”他说。
老师提到把学生当作“信息员”——即字面上“情报人员”的意思——的行为。这并不新鲜：在和平队时期，我们曾被告知，一些学生几乎肯定在跟踪记录课堂内容。1997年，一名和平队志愿者与一名出租车司机发生争执，被带到了警察局，和平队的一名行政人员也被传唤了。在审讯过程中，警方显然掌握着该志愿者在过去一年半里在课堂上发表的所有敏感政治言论的记录。
但我们从来不知道具体的运转机制。即使在二十多年之后，与一些关系非常亲密的涪陵的学生相处时，我也从未听说过任何关于监视行为的消息。在我的印象里，党招募这些监视人员时很精明，绝大部分学生仍都被排除在这个子系统之外。同时，学生们就此发问时得到的反馈很少，风险却很大。一个比较接近自由派的川大学生告诉我：“这样收集信息是在浪费时间。”就像沿一个线头，发现背后连着一张巨大的挂毯一样，天罗地网——这便是我对监控摄像头的感受。我数了数附近东门大桥地铁站的设备数，发现轨道层有15台摄像头，旋转闸门处有47台，自动扶梯上有38台。总共有一百台，这还没算每节地铁车厢里都有的那两台。摄像头背后是谁在监控？
这位法学院的老师只听说他被一批学生举报了，但不清楚是哪几个。他说他不会对任何个体感到愤怒。“举报者不清楚他的思想正着受奴役，”这位老师说，“我只是对这个体制感到愤怒。”
当我在那场微博攻讦事件后再去到教室时，John独自坐在后排的位置上。我向学生们打招呼时，他没有进行任何眼神交流。
我们原定要讨论《动物庄园》，但我决定将奥威尔推迟一周，直至我能够判断这个班的状态情况。那天，我们讨论了一些范文，然后做了一个修改练习。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尽管John没有参加讨论。我无法判断他是否故意在躲避我的目光——因为他一向很害羞。
听到最后的下课铃时，我感到如释重负。有几个学生似乎对我们没有谈及《动物庄园》感到失望，他们在课后的教室里徘徊逗留。一位男生说，他发现这部小说比《1984》更令人压抑。“因为温斯顿（译注：奥威尔小说《1984》主人公）拥有有他自己的幸福，”他说，“至少他拥有过那一刻。而此书中的动物们甚至没有这样的机会。”
另一名学生提到了《美丽新世界》，并评价说赫胥黎的虚构社会与奥威尔的有很大不同。“但结局是相似的，”他说，“同样十分消极。”
“老大哥，”第一位男生说，“有些学生想成为老大哥。”
John还在教室里，正在收拾他的东西，于是此刻我小心翼翼地不往他的方向看。
“那你呢？”男生对我说，“你成为老大哥吗？”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然后笑了；我分辨不清他说句话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在中国，有许多被禁止、屏蔽或审查的东西，但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并不在清单中。去年，当我走进新华文轩——成都市中心的由党组织监管的最大书店之一——时，第一张陈列桌上摆放着20本记录习近平职业生涯和理论的书，细致到令人头皮发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扶贫故事》、《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正定》、《习近平在宁德》……在不到30英尺开外，另一张陈列桌上摆放着一摞以“反乌托邦三部曲”为卖点的书：《1984》、《美丽新世界》和《我们》（这部小说于1920年左右由叶夫根尼·扎米亚京写就，随即在苏联被禁）。一旁的天花板上悬着一台监控摄像头，奥威尔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而老大哥在看着你。”桌上还有《动物庄园》以及《1984》的另一版中译本。2021年，中文版《1984》售出二十多万册，同时还有十万册《动物农场》。
我许多学生在高中时就读过奥威尔，他的书在川大的各种课程中都被讲授。在微博攻讦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周，另一个系的学生邀请我参加他们《1984》的戏剧表演。当我进入礼堂时，教授热情地招呼着我；他只要求我别提及班级名。我坐在礼堂的后排，靠近一台监控摄像头。前排还有一台。
课堂任务是给予一个经典故事以全新版本的演绎。在剧目的开头，一些男生和女生表演了“两分钟仇恨”。（译注：Two MinutesHate，《1984》中极权统治下的大洋国人民每天必须观看的短片，通过刻画一个叛徒的形象鼓吹渲染狂热的情绪，加强民众对老大哥的忠诚与个人崇拜）他们大喊着中国式的咒骂，这让我想起了文革时期的批斗会：“放屁！”“羊脸猪！”“羊脸骡子！”在那之后，剧目把重点放在裘莉娅身上，她是温斯顿·史密斯的情人。在小说中，裘莉娅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无知形象，她只是讨厌国家的控制，但川大的学生把她变成了党的秘密特工。她被指派去诱捕温斯顿，但在执行任务时，她不可阻挡地爱上了他。当目睹温斯顿在酷刑之下果断选择背叛自己时，她的情感崩溃了。之后，她重拾起为国献身的精神。而剧目以党确定了一个有中文名字的新目标而告终。“裘莉娅同志，祝贺你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一位上级说，“你的下一个任务是叶连科。”
我未曾设想过存在使《1984》变得更黑暗的可能性，但学生们成功了。事后，其中一位编剧告诉我，她扩展了裘莉娅的角色形象，因为原来的角色似乎不够丰满——这位编剧察觉到了小说中厌女的痕迹。总的来说，我的学生是奥威尔称职的读者。在《动物庄园》这一板块的学习过程中，他们记录了自己最认同的角色。一个常见的选择是本杰明（译注：Benjamin，同下文中的拳师Boxer、雪球Snowboall、拿破仑Napoleon一样，都是《动物庄园》里的角色），这头驴子对新庄园秉持着怀疑态度，但对自己的想法也守口如瓶：
中国有句俗话叫祸从口出，意思是一个人所有的麻烦都是由他的口舌造成的。我们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只手，但只有一张嘴，这告诉我们，应该多观察、多听、多做、少说。
一些学生认同拳师，这匹忠诚而愚钝的马最终劳累至死了：
我也是一个不会独立思考的人。我经常相信别人对我说的话，总是不假思索地完成别人给我的工作。如果我是农场里的一只动物，我就会相信雪球和拿破仑等领导人所说的话……也许我会被拿破仑洗脑，最后成为对他言听计从的动物。最终，我将被拿破仑出卖。
学生们对自己可以说是诚实得残酷。他们写得很好——当我联系他们，为这篇文章会引用到他们论文而征询许可时，一些人做了简单的编辑，但上述摘录基本与我第一次收到的版本无异。我很少在他们身上看到“小皇帝综合症”的迹象，这种毛病似乎主要基于西方人对独生子女社会的想象。首先要指出，我大多数学生能够独处的时间出奇的少。中国的学校通常会增加额外的校内学习时间，而且我的许多学生在高中时都住在宿舍里，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
如果真要说我的学生被“宠坏了”，那主要是指他们被要求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补课。这在中国家庭里很典型：额外的资源都被投入教育。在一堂非虚构写作课上，我问学生在中学期间花了多少时间在补习班上，得到的平均时间是每周六个半小时。关于童年的作文里他们经常描写魔鬼机制般的竞争。一个男生写道，在三年级时，他参加了一个有六百名申请者的数学补习班。一场考试很快就把这批孩子的人数筛到了60人，他们被分为A班和B班。从那以后，那个课程开启了一系列无休止的考试，孩子们不断地被升降班，就像英超联赛的升降级似的。
一切都归结到数字，因为这就是高考——即全国性大学入学考试——的准则。当一名学生申请大学时，分数是最重要的，不需要老师的推荐，不需要陈列参与课外活动的清单。SCUPI的一个吸引点是它的高考分数线比其他专业的低。为了在2019年秋季进入SCUPI就读，四川省的考生需要考到632分（满分是750），第二低的分数线是649分，这个分数档的学生可以去一些没什么的名气专业，包括水文水资源、卫生检验与检疫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英语专业分数线是660分，经济是663分，数学是667分。川大的官网上列出了这些数字，也可以以此衡量专业间的地位高低。终极的校园精英——四川大学的婆罗门——都盘踞在口腔医学院。（译注：婆罗门是印度的最高种姓，相当于贵族阶层）起初，这让我感到疑惑——口腔医学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口腔医学被公认为是全国最好的，进入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需要696分的优异成绩。其他本科生对口腔医学生很反感；我的学生说他们自成一体。如果被问及专业，口腔医学生可能会腼腆地回避直白回答，就像一个哈佛毕业生只是说他在“波士顿”上学一样。
我的大多数学生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高考经历带来的创伤。有几个人描述过自杀的念头，一名男生写了篇文章，讲述了因压力过大导致心脏疾病而住院的个人经历。2020年，我在一个新生班上问学生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后有什么反应，18人中有17人说他们很失望。Leslie和我有时会开玩笑说，在美国，每个孩子都是赢家；在中国，每个孩子都是败者。
然而，当前学生们普遍支持中国的体制。每个学期，我的新生班都会就“高考是否应该做出重大改革”进行辩论，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许多人在议论文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2020年春学期：“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是应该辩证地看待高考。总体而言，它的优点远超过了缺点。”）一个主要原因是，分数是走不了关系的——四川首富可以买到保时捷，但不能把他的孩子买进口腔医学院。此外，尽管还年轻，许多学生都是现实主义者。一位名叫萨因斯坦的非虚构写作课上的学生——他杜撰了这个名字，出于对萨特和爱因斯坦的崇拜——描写了一个10岁的小学生。他观察到这个小男孩和他的同学们是如何在教室里根据考试成绩从前到后排座位的。萨因斯坦写道：
中国的体制无法承担个性化的教育，无法关心一个人的全面健康成长……我们的体制只是一台机器，帮助庞大而有些繁冗的中国社会运作，为整个社会不断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这很残酷，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这可能也是最公平的选择。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妥协。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或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他们经常使用“内卷”一词，即激烈竞争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对他们来说，在一个如此辽阔的国度，内卷是不可避免的。在一次写作任务中，一位名叫Milo的工程专业新生重访了一座重庆的汽车零部件工厂。八年前在参加一个小学项目时他也来参访过。这一回，当Milo采访老板时，他被这个人的颓老所震撼。老板解释说，要想生意兴隆，就得频繁出差，并与客户喝酒应酬。“我没时间照顾家人，”他告诉Milo，“我的孩子不理解甚至不喜欢我，因为我很少回家。更重要的是，在喝了这么多酒之后，我的胃有时会疼得厉害。”
在工厂车间，Milo记下了一位工头的话。他说由于自动化，劳动力已经缩减了三分之一。Milo将他的文章命名为《永别了，老工厂》（译注：此处应该是化用了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他总结说：
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必须尽其所能地紧跟世界潮流。这是一个多姿多彩、令人神往的世界，但这也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如果不够好，你就被淘汰，不会有一丝怜悯。
在我的第一本书《江城》中，我描述了我涪陵学生们的“孩童般的羞涩”，他们看起来很稚嫩，因为正在步入一个新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代的现代中国人都是如此。一代代年轻人前仆后继迈入了压倒性剧变的漩涡中，无论剧变是战争还是革命，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
但我在四川大学的学生们心性老成。他们知道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他们了解这个体制的缺陷和裨益。他们所步入的环境与他们的父母曾经奋斗过的基本相同：中国在一段比一个大学生的人生记忆还要长的时期内保持着稳定和繁荣，这是头一回。当他们写到父母那一代，写到当时那个他们有一天会作为接班人去继承的社会时，完全可以冷眼旁观：
我的父母出生于七十年代，我认为他们现在属于中国的中下阶层。他们的性格中包含着坚定的爱国主义和漠然的犬儒主义。他们通过批评外国政府而非赞扬中国政府的方式抒发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决拥护。他们拒绝使用苹果产品，拒绝去日本旅行，并认为特朗普充斥着疯癫和刻毒。然而，他们却很少热情地景仰祖国。他们目睹了中国官僚机构的腐败与社会的不公，却又无法给予纠正，所以他们总说：“事情就是这样的啦。”……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互联网时代，是会对中国与西方间的信仰冲突感到困惑和不可名状的沮丧的。对自由理性的政治宣传在互联网上盛行，而教科书上则盛行着关于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年轻人大多被前者所吸引，但在考试和找工作时，他们又应当牢记后者，而在中国的实践中，更多时候后者更有用。
读这样的文字会让人感觉很心痛，但也很受鼓舞鼓舞：即使是对这种给不出简单解决方案的情况的描述，也是种能动性的体现。尽管有着压抑窒息的政治气候和心碎往复的高考制度，中国的教育体制还是培养了不少能够观察和分析、思考和写作的人。
在大学里，我再没有过与John那次类似的经历。那次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疫情导致封校，因此我也没有再见过他本人。最近，我联系了他，发送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和原始微博帖子的截图。John几乎即刻就回复了，几个小时内我们就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了交谈。
John告诉我，当得知这次攻讦事件与他的文章有关时，他感到羞愧难当。他说， 2019年秋天时，只是听说我被举报了。John没有在微博上发帖，他也没有看到最初的攻讦。“我很抱歉。”他说。他不知道我的修改评论是怎么被公开的。
近年来，我曾与一些有政治头脑的学生和教授谈论过这一事件。一位认识John的老师告诉我，这个男生看起来不像是小粉红。这位老师和其他人一样，推想了一个类似的情景：其他一些学生看到了这篇文章，或者听到了其中的细节，然后发了那条攻讦帖。当我与John交谈时，他说他向室友提到过一些修改意见，而且他还把论文带到了学院的写作中心，其他学生和辅导员可能看到了它。从John的表情和整体反应来看，我相信他在说实话。
“实际上，在你对论文发表评论后，我有点不高兴，”他说，“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的话，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但因为处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我不得不这么考虑。你的评论是反主流政治的。”
我问他当前是否会有同样的反应。
“是的，”他说，“不是说这些评论是错的。只是一种主观感受。”
对许多学生来说，这场疫情中的经历似乎证实了一个普遍的想法，即中国制度的裨益远超过了它的缺陷。在作业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愤怒地记录下了政府在疫情初期的掩饰和过错。但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中，唯一一个在经历了早期的错误之后，能够大幅调整路线，将死亡人数控制在最低限度的国家。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但我不会把他们形容成犬儒主义。在几个学期的课程中，我问过一百多名学生，是否觉得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将会比父母那一代更好，83%的人说他们期望如此。
“小粉红现象”似乎被社交媒体放大了，我在课堂上没有观察到那么多小粉红。根据我的经验，比起当下，二十五年前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对现状认知也更不充分。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李春玲针对中国年轻人展开了许多大规模调查。在《中国青年》一书中，她描述了年轻人入党意愿降低的趋势，此外，高收入和高学历也与国家身份认同感的降低有关联。但李春玲强调，这并不标志着异己的出现。“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比中国的现有体制更好。”她写道，“但他们也认为立即构建西式民主秩序的价值不大，因为中国现状似乎需要目前的体制。”
李还写道，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来说，“简单的政宣式教育不会有效果”。在四个学期的课程里，我不记得有任何学生在课上提起过习近平。我最近批阅了五百多篇学生论文，发现习总书记只被提到了22次，而且通常是顺便提到。毫无疑问，恐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似乎他们也确实缺乏与领导人的连结。和以前在涪陵一样，我经常给新生布置一道作业，要求他们写一个崇拜的公众人物，不论是否在世、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过去，毛泽东是人气最高的选项，但我的川大学生们更倾向于写科学家或企业家。在65名学生中，只有一人选择了习，这使得总书记与埃米纳姆、吉姆·莫里森（译注：Eminem, Jim Morrison，分别是说唱歌手与摇滚乐手）和乔治·华盛顿并列。选择华盛顿的学生写道：“我最佩服他的原因是他选择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力。”
2021年4月初，我的教学合同没有被续签。疫情开始以来，邱院长一直在美国，他通过电子邮件向我通报了这个消息。起初，他说SCUPI找到了其他候选人。但当我向学院核实时，却被告知没有进行过任何招聘——因为疫情，要让外国教师进入中国非常困难。我再次写信给院长后，他又补充了一个不同的理由，据称中国的一项规定禁止大学延长像我这样的短期合同。我提出要签长期合同，但他又拒绝了，没有解释原因。最近，我写信给邱，他则在电子邮件中回复说自己太忙没法接见我。（当事实核查人员联系他时，邱声称我从未表示过对签署长期合同的兴趣，他说在疫情开始之前，他已经制定了找人取代我的计划。）
疫情期间，小粉红和其他人在社交媒体上定期对我的文章展开攻讦。川大的两位教授告诉我，中层行政人员不得不把这些事件向上汇报，据说这是我工作终止的原因之一。（邱和一位前大学官员声称，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报告。）教授们还告诉我，高层领导中没有人直接下令不与我续约，因为这个体制制造了足够的自危，人们可能会宁枉勿纵。“天机不可测，”一位教授解释道，他用这句俗语表述最高当局的态度仍不明朗，“你必须揣测具体的旨意是什么。”
接近6月底，在我的妻子和女儿们飞离中国前不到一周，川大外事处的一位副处长要求与我会面。这位官员告诉我，如果我留下来，学校会很高兴，也很欢迎我申请另一所学院的职位。他说，拒绝续聘我的决定是由邱院长一人作出的。“他并不了解这里的整个情况。”这位官员告诉我。（后来，当一位事实核查人员联系到他时，他否认了这一说法。）这个说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该体制有效运作的另一种体现：在中外合作的配置下，解雇美国教师的决定可被归咎于美方高校。
我最后一个新生班的学生阅读《动物庄园》时，我要求他们在川大的语境下重新想象这个故事。在一位男生的版本中，一群学生占领了校园，渗透到行政部门的中央电脑室，希望更改成绩，但却发现监控摄像头仍在运行。另一个名叫Carl的男生描述了一场学生成功开除教职员工的叛乱——此后，一切学生人人平等，但有些学生变比其他学生更平等：（译注：此处化用了《动物庄园》中的名句：“一切动物皆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没有老师后，没有纪律感的人们完全放弃了学习，而自律的人则每天更加努力，尤其是华西口腔医学院的人。尽管他们说不存在歧视，但匹兹堡学院的学生在高考中的成绩要比四川大学其他学院的学生低15分左右。
Carl的故事以口腔医学生走上成功的职业道路而告终，而其他学生则未能找到工作，大学的声誉被毁。
在教授奥威尔时，我经常思考，为什么这样的书不被视作对党的一种威胁。在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小说中，未来社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分散注意力并控制个体：《1984》中持续的战争和被篡改的历史，《美丽的新世界》中的性和索玛药物（译注：soma，《美丽新世界》中虚构的一种使人陷入虚无幸福的神经制剂），《我们》中对人类想象力的摘除手术。但这些书都没有预见到“竞争”在维持一个专制国家的长期统治方面有多大用处。在中国，民族主义政治宣传可能对儿童和其他一些较底层的人有效，但人们默认它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没多大效果。而只要这些人有机会提高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就不太可能反对当局。这个系统也不需要像《1984》里描述的那样被保密起来。绝大多数出国的中国学生都选择了回国——对他们来说，这就像套用“因噎废食”一样简单。如果他们真的担忧所谓“噎”的部分的那些缺点，就应当选择留在美国。
在某种程度上，竞争也成了一种转移焦点的有效技俩。对我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最大的担忧似乎不是教室里的监控摄像头或国家控制的其他手段——而是他们周围所有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们的存在。2019年10月，当中国庆祝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我问学生这个节假日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一位新生写道：
节假日意味着别人出去玩时，我可以学习——这是我效率相对最高的时候。我能够比别人学得更多，绩点也就会更高。假期是我在学业上赶超同学的最好时机。
在四川大学，有一份自由主义倾向的学生自办的独立刊物，《常识》。它创办于2010年，刊名有向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常识》致敬的成分（译注：Common Sense是思想家Thomas Paine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书中宣扬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观念）。不知何故，《常识》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中得以幸存，尽管它不再以纸质出版，文章不再署名，也不再列出撰稿人名单。在我在川大的最后一个学期，最瞩目的报道是对校园内一名学生突然死亡的调查，以及关于一名本科生因食堂食物质量低劣而试图起诉校方的一篇专题报道。该刊物的一些记者曾上过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程。
在我离开大学的前一周，我在校外与该刊物的工作人员会面。大约有20名学生，几乎都是女性。这是大学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它并不完全是奥威尔式的——并不像《1984》里写的那样，“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根据我的经验，女学生似乎没有男学生那么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我猜她们也更不可能去“举报”一个教授。
在我们的会面中，《常识》的工作人员问我对今天的年轻人有何看法。我提到了激烈的竞争，还谈及了我的学生们对他们周身所处体制的理解和分析，这令我印象深刻。“但我不知道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我说，“也许意味着他们找到了改变这个体制的办法？但也许他们只是搞清了如何适应这个体制。你们怎么看？”
“我们会适应吧。”有人说，其他几位也点了点头。
另一位女性补充道：“愤怒很容易产生，也很容易被遗忘。”
第三位女性，也是这群人中最小的一个，说：“我们会改变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