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羽戈兄商榷：“改造国民性”未可休也

近日看到羽戈兄一篇文字《“改造国民性”可休矣》，感觉有颇多可商榷之处，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试写此文，与之商榷。

文章开篇讲“国民性即一国民众的共同性格”。

所谓“共同”，是指每一个体皆有。因此以“一国民众的共同性格”定义“国民性”，即是指“国民性”是每个国民皆有的性格。

世界上会有哪种性格是14亿人皆有的呢？若是真有此种性格，则该性格必定为全人类所共有，又何来某国“国民性”可言？

所以这定义这明显不符合逻辑和现实。而这个定义带来的问题在文章后半段暴露得特别明显。

文章后半段有这样一段文字：

“国民性是一个无比虚幻的概念，其中充满了专断的因子，如明恩溥说中国人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这能适用于多少国人呢？若有一人不是如此，那么是否证伪了国民性？如此，与其空谈国民性，不如关注每一个具体的国民。”

这段文字的立论基础就在于上面所引用的定义：“国民性即一国民众每一个体皆有的性格”。

然而，无论明恩溥还是鲁迅等人在讲到中国人的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时岂是在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中国人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的说法明显指的是这种现象在中国人中普遍存在，占了大多数、是主流，而并非在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如此。

一个有力的证据便是，鲁迅难道不是一面在痛责中国人精神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也在高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吗？

因此“国民性”理当定义为一国民众“较他国而言更为突出”的某种“普遍性格”，而决不应是“共同性格”。

也因此，羽戈兄自己定义之“虚幻”不能说明“国民性”本身是“虚幻”的概念。

我以为，“国民性”是确确实实的客观存在的东西。

美国人比中国人更爱冒险，比日本人更吵闹，比英国人更外向，比德国人更粗率，这不是事实吗？

而日本人更爱干净，英国人更喜欢冷幽默，德国人更严谨，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

就是同一个国家，不同时代的人、不同地域的人也会展现出不同的“性格”。比如说，汉唐时人精神更开放强健，明清时人精神更阴郁萎弱；山东人爱考公，江浙人喜经商。

这些都不是编造出来的虚幻概念。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人的主流性格不会因为其中有一些美国人胆子特小、特安静、特内向、特严谨而改变，也不会因为有些日本人很邋遢、有些英国人爱开黄色玩笑、有些德国人很粗心大意就颠覆了这些国家各自的国民性；同样也不能因为有些汉唐时人精神阴郁萎弱、有些明清人精神开放强健就抹杀不同时代人之间的差异，不能因为有些山东人喜欢经商、有些江浙人喜欢考公就否定掉不同地域的人们有不同的“性格”。

否则所谓“民风淳朴”、“民风彪悍”岂不是都成了虚幻概念、无稽之谈？

其实，即便小到学校班级，不同班级的学生群体之间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即所谓“班风”。有的班级酷爱运动，有的班级学习积极，有的班级吵闹，有的班级文静。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存在和事实。

那么，进一步具象到个人呢？

羽戈兄说：“如此，与其空谈国民性，不如关注每一个具体的国民。”

又说“从根本上讲，国民性根植于人性”，然后紧接着文章引用康拉德的话，带出“人性本不可改造，只可规约”这个观点。

我以为，这第一句话不仅是空谈的、且是虚妄的。

面对14亿国民，“关注每一个具体的国民”这种事只有上帝或者未来时代的超级人工智能才能办到吧？

也有可能羽戈兄想表达的是“关注某些具体国民”。

然而，即便是这层意思，我也以为将“谈论国民性”和“关注某些具体国民”对立起来是草率的。为什么不可以既谈论国民性又关注某些个具体国民呢？而且有些时候只怕前者意义还更大些，比如鲁迅写出一部《狂人日记》可能就比他花同样时间精力去和某位遗老遗少谈心更有意义。

另外需要指出，羽戈兄文章开头认同“国民性”的存在、中间部分又指“国民性”是“无比虚幻的概念”、再到此处重新以“国民性”之存在作为讨论前提、后文又再对“国民性”加以否定，这种持论之反复令人感觉无所适从。

“从根本上讲，国民性根植于人性”这一句我是同意的。然而，对于“人性本不可改造，只可规约”这个观点，我却有不同意见。

“改造”一词，《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有两种释义：

1，对原有的事物进行局部修改或彻底更新，使适合新的需要

例：改造盐碱地

2，特指用某种方式改变人的思想

例：劳动改造

我以为，除却“彻底更新”人性可能做不到之外，至少局部、部分改变人性是可以做到的。

从百万年前的茹毛饮血时代到如今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说史前人类和现代人的人性一模一样，我是绝对不能赞同的；

一个由狼群抚养长大的孩子，和一个由人类抚养长大的孩子，说两个孩子的人性一模一样，我是绝对不能赞同的；

一个在社会充满爱心、家庭满是爱意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和一个在充满恶意、恶劣扭曲环境中长大的人，说两人的人性一模一样，我是绝对不能赞同的；

一边是特蕾莎修女、甘地、曼德拉，一边是开膛手杰克、波尔布特、希特勒，说这两边的人人性都一模一样，我也是绝对不能赞同的。

而且到底什么是人性呢？

自私自利算是最普遍的人性吗？

然而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人何其多（在有些国家这类人还可能占了多数），甚至还有许多人舍己为人、舍身取义，又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的人天生就是反社会人格，有的人天生就是利他型人格。然而天生反社会人格的人是否这一生就注定是悲剧、惨剧收场，天生利他型人格的人是否就一定不会巧取豪夺、偷盗抢劫呢？

显然，这些都还要看其个人成长环境和际遇，要看其所受之教化。

所以我同意“人性可规约”这种说法，但不能同意“人性只可规约”这种观点。

我以为，人性不只可以规约，人性也可以教化。“教化”和“规约”两者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我还以为，由于人性是可以教化、规约的，“国民性深植于人性”，所以国民性同样是可以影响、改造的。

羽戈兄文章里原本也有表达类似意思的语句。
“你赞同制度决定论，就去改造制度，你赞同文化决定论，就去改造文化”

“提倡改造国民性的人，万万不可与主张制度变革的人为敌，而应执子之手，与子同心戮力，齐头并进。”

这两段话将“改造国民性”和“主张制度变革”同等视之，是持平之论，取得是十几年前秦晖先生调和“左右之争”的法子：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对此我是赞同的。

我想要补充说的是，可不可以既努力改造制度、又投身改造文化？可不可以既争福利、也争自由？

打个比方，对一个正在减肥的人来说，我以为，跟他灌输“只有管住得嘴才能减肥”这种理念的人有可能是卖减肥餐的，而跟他强调“只有迈开了腿才能减肥”这种观点的人大抵是健身房的，而跟他推荐“一天减十斤”秘方的则十之八九是卖减肥药的。难道既管住嘴、又迈开腿不可以吗？不是更好的方法吗？

然而，就像前面已经指出的立论反复问题，羽戈兄在写了上面对“改造国民性”有所肯定的话之后，却又笔锋一转，开始惧怕进而否定“改造国民性”了。

“我对改造国民性之'改造'，有些不以为然。这个词语，杀气腾腾；而国民性的内容，如心理、习俗等，决定了它的进化过程，是涵养而非剧变；是循序渐进、潜移默化，而非大刀阔斧，一蹴而就。”

我同意后半句，但对前半句“有些不以为然”。

“改造”一词的词典释义，前文已摘录，并不“杀气腾腾”。

羽戈兄若是嫌“改造”一词“杀气腾腾”，另用“改良”一词如何？

当然，我以为，在“国民性”问题上，“改造”和“改良”其实是一回事。也许“改良”一词更能体现“循序渐进”、“潜移默化”，但使用“改造”一词也并不意味着就认为国民性可以“剧变”、能够“大刀阔斧，一蹴而就”。

不过，对于其中的惧怕心理，我想我能理解，羽戈兄的惧怕其实是对“灵魂深处闹革命”等历史事件的阅读体验。大致类似于李泽厚们的“革命恐惧症”和原子弹轰炸日本后某些人倡言应该停止研究核能。

然则，革命并非只有“法国大革命”等造成惨绝人寰的这些；要注意，“美国革命”也是革命，“光荣革命”也是革命，“天鹅绒革命”同样是革命。另外，无论如何想用“变革”这类词汇替代“革命”一词的使用，“制度大改变”这一实质仍然是相同的。戊戌六君子也并未因为其所倡言的是“改良”、“维新”而改变被砍头的命运。若因为“灵魂深处闹革命”留下了恐惧阴影，从此就要“改造国民性”可以休矣，未免因噎废食，相类于因为日本挨了原子弹人类从此就不研究核能、也不建设核电站了。

世界上难有完美的人，完美的国家更难有，更没有哪个国家人民的德性是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事实是每个国家的“国民性”都存在缺陷、都有不足之处，而每个国家都有一些有识之士为改造本国国民性建言、奋斗。

中国自然更不例外。

羽戈兄说：

“我却不能同意，将国民性视作百病之源，譬如中国落后于列强、归因于国民性的贫弱

......

还生出一种决定论，即不改造国民性，中国万事俱不可为。”

对这段话，我大致上是赞同的。

只是，后文羽戈兄会将“改造国民性”和“主张制度变革”相提并论，说明羽戈兄应该也赞同“国民性”虽然不是“百病之源”、不能“决定”“中国万事俱不可为”，但“国民性”对于这中国之“百病”、“万事俱不可为”干系重大。

那么，国民性既有不足，大家也肯承认这不足，并且认为这不足对中国前途而言关系重大，对它加以“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事实上，除了羽戈兄文章所提到的梁启超、鲁迅试图“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羽戈兄向来推崇的胡适何尝没为“改造国民性”努力奋斗过呢？

不提胡适的开山之作《文学改良刍议》实则已经开始从文字、文学角度入手“改造国民性”，单以胡适两个最著名的观点举例。

一个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一个是“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这两个观点是向大众宣发的，亦即他认为中国人对他人、异己往往不够容忍，故而他号召大家要认识到容忍的重要性、希望中国人变得更加宽容；以及他认为中国有奴才思想、奴才精神的人太多，故而他号召大家要先争取做一个自由的人。

那么，提高国人的容忍气度、激发国人的自由精神，胡适此举不正是在“改造国民性”吗？

不单是胡适，可能连很多反对“改造国民性”这种提法的人，实际上都已经在做这件事了，只不过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比如说，羽戈兄写了不少文章，难道就没有起到一点改变旁人思想、“改造国民性”的作用吗？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改造国民性”并不是什么必须得要思想界大宗师、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才能做的事情，而是人人都可以做得的，只是效力不同而已。顺带着说，“启蒙”也是一样。

只要是启发了思考、让人对原本习以为常的事情感到荒谬、对原本以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产生怀疑，便就是“启蒙”；只要是影响了他人，让一些国人改变了心理预期、思想状态、行为模式的都属于“改造国民性”。

秦晖、刘瑜写长篇大作是启蒙，网友们传播豆腐块图文也是启蒙——虽为小卒，亦有涓滴之功；而且“三人行必有我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理应是一个相互启蒙的时代。

鲁迅、胡适鼓吹自由精神是在“改造国民性”，一位老大爷在公园里里斥责软骨头、大谈勇武也是在“改造国民性”，南京彭宇案的法官同样也在“改造国民性”——虽然不是有意的、且是往坏的方向；甚至国足连年败北、郑钦文女单夺冠、日本男篮惊艳法国奥运也在不知不觉地改造了一点中国人的“国民性”。

从宏观层面来讲，由于时代局限、个人能力或际遇问题，总有些人的认知或每个人总有某个方面的认知处在矇昧状态，故而启蒙必定需要持续进行下去；一国的国民性会长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所以国民性必定会一直都在改造中；人性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而且随着时代变迁、哪种人性是美的标准也会改变，因此人性必将永远都在持续改进中。

“启蒙”、“改造国民性”是各国长久的事业，“改造人性”更是人类永恒的征途。

以此论之，“启蒙”未可弃，“改造国民性”未可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