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白银和近代中国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一方面促使了德日法西斯主义上台，成为二战的策源地；另一方面也使得凯恩斯主义登上竞技舞台。但是，大萧条在中国的影响经常被忽视，除了《子夜》等文学作品，这一时期人们更多关注两党之间的军事冲突，对于国民经济的印象仅限于“黄金十年”，但是这十年中大萧条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城山智子教授的《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从大萧条对长三角地区棉纺业、缫丝业的冲击以及随后产生的中国币制改革，阐释了大萧条时期的中国（或者说大萧条时期的长三角，因为相比去其他地方，长三角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的状况。

一、1929年以前的长三角工业状况

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银本位国家，而且如《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中指出的那样，政府缺乏发行和管理货币的权力，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的白银流入流出比政府起着更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货币自主权的缺位，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不容易抵御来自国际市场变化的冲击，但是在1910年代至1920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银本位为抵御国内政治干涉提供了保障，避免军阀随意操纵经济。而此时大部分国家采用了金本位，白银仅仅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投资而不是作为国家的货币储备，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国际银价在19世纪中叶后下降，大量的白银被华侨和外国投资者输送入银本位中国以获取差值收入，这是导致19世纪前期清朝社会问题的银贵钱贱现象得到了缓解的原因。白银的大量输入让银本位的中国经济发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同时，还给银行信贷成倍扩张提供了基础，这也是“黄金十年”出现的重要前提：通货膨胀为商业发展和信贷扩张提供了经济条件。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启了开放和工业化进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现代工业和服务行业过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上海和长江沿岸的一些城市。其中缫丝业和棉纺业最为代表，因为它们是这个地区的龙头产业。由于轻工业是现代机械化制造工业的主导力量，这两个产业的重要性因此不言自明。他们的共同点有：这两个行业的发展面临着日本、印度等亚洲其他国家纺织业的激烈竞争；这两个行业原料供应主要来源于本地的农村，和本地的农村经济密切相关，企业却无法控制原料的种类和质量，因此随时调整以适应变动的商业环境的能力受到了限制；这些轻工业的对外出口的扩大也享受到国际银价下降导致的汇率贬值带来的价格优势。

中国棉纺织业最早在手工粗纱市场上占据份额，但是在20年代末期随着粗纱市场饱和，中国企业转入机器生产的细纱市场却竞争困难，在大萧条时期，这些中国企业遭遇到严重的危机；中国城市缫丝业早期面临集资困难和蚕茧供应的问题，这两点在20世纪随着工厂租赁制度和茧行的建立得以解决，但是其在一战后的国际出口上被迫放弃萎靡的法国市场转向美国市场和日本竞争。

在企业集资方面，中国经济体缺乏便于募集大量资本的机构，中国企业资金的筹募主要还是在亲友圈中进行，积累足够的启动资金成为纺织业的长期问题。为了招募启动资金，企业家被迫向投资人许诺高额的利润和利息。除了募集资金，企业家也会向银行借贷，不同于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信贷的依靠是个人信誉，银行的抵押物一般是厂房、原料等等，个人诚信被更为实在的抵押品所代替。通过持续借贷，管理者和经营者可以用最少的现金开办起工厂。这种循环融资的办法增加了风险，但减轻了运营成本的经济负担。

无论是私人募资还是银行贷款，其信心均来源于中国银价高于国际银价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多，进而使中国物价水平一直到1931年始终呈上涨趋势，然而，从长时段看，银行对抵押品的信任并没有保证。核心问题是，在中国之外白银是一种商品，价格随国际市场波动，不受中国控制，这种通过外部货币关系产生的通货膨胀对世界经济危机的通货紧缩压力异常敏感。

在这里，城山智子教授分析了农村-城市金融机构-城市企业家三方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黄金十年”的作用，接下来，她将讨论大萧条时期这三方是如何遭遇冲击走向崩溃的。

二、1929年大萧条时期的长三角工业

随着1929年经济大危机，全球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全球农产品物价迅速下降，连带着长三角的农村经济也遭遇危机。自从一战结束后，由于欧洲试图将产能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世界其他生产者也扩大产量以填补战时差距，因而产能过剩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经济危机爆发的最初几年里，由于其他国家购买力的下降，中国的出口市场也受到影响。1931年，因为白银相对其他外国货币升值，使中国的农业部门更直接地暴露在了全球萧条之下，国内农产品价格也不断下滑，农民收入减少。雪上加霜的是，农产品价格下落的同时，工业产品价格下降却不如农产品多，城市-农村经济循环出现了问题，农村白银外流至城市。这一整体性的农村经济危机不仅严重损害农村人的生活状况，农村人维持基本生活都十分困难，还导致农村借贷无法得到及时的偿还，连带着缺乏白银储备的农村金融机构崩溃。

城市也受到了大萧条的冲击。由于受银价贬值所带来的短期通胀的误导，中国企业家很晚才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1931年，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放弃金本位制，白银和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汇率上升，中国货物不再具有汇率优势，中国出口商品的销售变得愈发困难；国内销路也遭遇了国共内战的阻碍、日本商品销售的冲击和农村经济萧条无力购买商品的影响，企业本身的扩张的时候就背负大量的贷款，高负债率致使他们纷纷破产，存活下来的企业或者薄利多销，或者削减产能，此时政府的干预也极为有限。企业倒闭和产业萧条最终也作用在农村和城市金融机构上，农村经济进一步萧条。自通胀年代至1931年底形成的纺织企业、金融机构、农村家庭之间的关系，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下已不可能再持续下去。

从1929年10月到1931年8月，大量的白银从外国和中国内地涌入上海。一方面，这是因为城市金融机构通过不对等的城市-农村循环从农村获得大量的白银，另一方面，金本位国家的通货紧缩让白银作为商品的价格继续下降，中国的通胀结束并未和世界同步，这也对城市企业家和金融机构带来了误导。上海金融机构将白银投入房地产，为了通过不断膨胀的地价中获取利润，金融机构这么做使自身变得非常脆弱。

1931年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中国货币和英镑的汇率开始上涨，中国遭遇入超的情况，出口萎缩，国外投资者又没有汇款而是进行观望，中国贸易出现严重赤字，被迫出口白银抵消赤字，于是国内的物价开始上升，通货膨胀的时代结束。随着中国工农业的萧条，银行以高利率吸收存款，再以更高的利率贷给企业的行为出现了严重的延误清偿现象，借贷活动过热成了银行的负担。1933年罗斯福新政，放弃金本位制，并且大量收购白银导致了银价突然和大规模上涨，这使得国际白银价格也随之骤然提高。这引起了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且扰乱了中国经济的银本位制度。这给中国金融机构最致命的一击。白银大量流出另一个因素就是在华外国个人或公司开始向外转移资产，因为他们急着通过将在华业务转移出去寻求获利。政府试图抛售外汇稳定中国元的行为也因为银本位带来的波动而失败。资本外逃、白银流失，以及不稳定的外汇最终使上海的金融市场陷入瘫痪。1930-1931年通过投资地产产生的金融泡沫被戳破，基于资产（房地产）的金融交易是上海金融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旦资产价值缩水，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就会遭到破坏。不仅仅是银行，私人钱庄也因为借债人拖欠借款，钱庄无法偿还债权人而陷入清偿危机。

所有金融机构崩溃展现出中国在国际银价下跌中显得十分脆弱，这本质还是因为银本位制度，只要中国仍然坚持银本位，就摆脱不了经济衰退。为防止整个金融系统崩溃，政府为陷入困难的银行注入资金，显然，政府对经济已经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也为1935年币制改革奠定基础。

三、政府的改革

为了应对在中央银行缺位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发生，导致了金融市场应对危机的办法与政府的干预适相矛盾——政府对币制进行改革。为了将中国视为潜在出口市场以从大萧条中复苏，日本、英国、美国都争夺脱离银本位后和中国新货币挂钩的外国货币身份。经过洽谈，国民政府决心进行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开始币制改革。币制改革涉及到中央银行重组，通过加强央行的权力，为商业银行增加流动性，通过分配必要的资源来为商业和工业的合理要求提供资金；币制改革也提出专门成立机构处理房地产抵押业务，并且修改法律使得房地产成为担保贷款更可接受的形式；币制改革更核心的内容是国民政府许诺健康的财政政策、充分的储备和严格的监管以给新发行的法币提供信誉，取代过去白银的作用。通过向美国出售白银获取外汇来维持货币可兑换性等努力，国民政府成功地将法币和英镑和美元的汇率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避免东亚地区政治对抗（法币没有挂钩任何一个现有货币）同时保障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因为意识到中国经济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发现必须通过保持法币的可兑换性和稳定汇率培育民众对新通货的信心，这也使得中国财政失去了弹性。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和货币的可兑换，中国政府不得不克制发行过多的货币或限制预算扩张。

1935年的币制改革让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源银本位，中国经济逐渐从大萧条中复苏。政府对农村农业例如养蚕和棉产进行改进，促进农村贸易复苏，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增加，农村金融在政府主导的金融机构下也慢慢进行重建。外国投资也因为币制改革增强投资者的信心获得增加，弥补了贸易赤字。政府对工业的干预（法币的相对低汇率、技术转让、扩大信贷等举措）以及农村购买力的回暖促进中国工业的复苏，中国企业家也努力提高经营效率、实现产业转型以自救。截至1935年底，中国经济正在从萧条中恢复过来。1935年的币制改革对此次复苏功不可没。

四、总结

大萧条时代的中国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本位产生的。银本位的经济环境下，由于缺乏一个能够制止白银出口或使经济安全度过紧缩期的机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完全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这也是清末以来中国经济的问题）,1808-1856年全球银价上涨导致中国白银大量流出是晚清财政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银贵钱贱致使用铜钱的老百姓购买力和用白银交租的能力愈差，大地主大官僚和小地产所有者以及普通农民矛盾激化（《银线》观点）；1929年经济大危机以前，国际银价持续下降产生通货膨胀促进中国商品出口和信贷的扩张，是中国“黄金十年”之初的驱动力。

但是当1931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放弃金本位制，银价波动上涨不仅导致汇率提高，出口困难，还导致白银外流，物价提高，通货紧缩开始。而中国纺织企业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对抵押银行贷款的过分依赖，无论是长期资本还是短期资本都是如此，除此之外，他们也和本地农村经济关系紧密。因此，大萧条冲击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出口之后，大部分企业因为负债累累倒闭；金融机构则对企业过度放贷也因为企业无法偿还贷款而蒙受损失，而大量白银流出中国，商品价格下跌，金融机构所拥有的抵押品也就不能保值了。因此，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包含着结构性弱点：贷款合同容易受到物价下跌的冲击，这也是中国大萧条时代农村-工业-金融机构三角崩溃的原因。

1935年币制改革不仅摆脱金本位制，更关键的是政府也通过货币政策和行政手段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在银本位时代，货币与白银的挂钩限制了政府操控货币体系的能力。随着币制改革，新的货币改革能够让政府更加多地干涉国内的经济运行。但是，作者也指出，从国际经济与国内政策之间的关联而言，由于政策限制，政府必须平衡预算。因此，为了维持通货价值，政府不能自由或过量地发行纸币和债券，换言之，只要国内的货币体系还跟国际货币体系相挂钩，政府就不能自由地制定独立的经济政策。

直到1938年抗日战争陷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失去所有对外港口，缺乏外汇维持汇率，又继续金钱维持高额的军费，1935年建立起的稳定汇率和健全的财政制度被彻底破坏，政府大肆超发货币，资本外逃不仅抬高了外汇的市场价格，而且通过限制外汇在进口上的使用，使本已失控的通货膨胀继续恶化，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在国民党败退对岸后，一开始采取保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遏制恶性通胀；在1953年之后，政府开始控制汇率、制定计划、提供低息贷款以鼓励进口替代，，而1958年的外汇改革则大幅贬值货币以推动出口的发展，由此对岸经济开始走向出口带动增长的道路。

阅读本书建议和诸多和清末白银在中国经济中独特作用的书籍，例如《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白银资本》《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等书一起阅读，能够更深刻理解白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讲述江村的经济形态也和同期大萧条对长三角经济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