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重返大学校园的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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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讲述了香港学生拿钱游行的事例。
正文：
（上篇）
重阳节这天，香港下起了小雨。因为时局混乱与交通阻滞，之前两天我和太太及两个孩子被困家中无法出门，算是记忆里来香港11年前所未有的经历。实在闷得慌，我说出门走走，太太还是觉得不安全，于是我一个人出了门。
我2008年来到香港，任教于一所大学，2015年离开，但一直住在大学边上。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地下通道，三个岔口可以分别通往道路两旁的巴士站和大学的体育馆。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地下通道内和体育馆外墙已满是涂鸦。平日里我都走另外一条小道前往地铁站，上一次走过地下通道还是一个月前，全家一起去爬山，当时这里完全整洁。
看着这些涂鸦，我决定去正处在风暴中心的大学校园看看。离开大学这4年来，我依然为MBA学生教授了两年《基金管理和另类投资》课程，也为金融硕士生的《行为金融学》课程做了四次客座讲座。最近一次就在两周前，题目是《媒体政治化和假新闻泛滥的根源》，选择这个话题当然和香港时局密不可分，其中一部分内容曾经以《从经济学角度看待媒体属性》为题发表在FT中文网，另外一部分全新的内容留待后叙。不过这些课程并非在大学的主校区进行，而是在位于港岛商业大楼里的教学基地，以方便在此工作的学生。
虽然大学离我家步行只有6分钟距离，但离开的这4年，我回去探望原来的同事，不多不少恰好4次，校园景象毫无变化。但这一次，校园里的变化可以想象得到。
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我从大学新校区的电梯进入，一路看到涂鸦遍地，各种设施被肆意破坏后伤痕累累，我虽然有着心理准备，但还是格外痛心。2008年初我首次来到香港，访问大学寻求工作机会，感觉校园面积实在是太小。后来才知道大学正在老校区边上建设一座新校区，工程启动日正是我拿到录用通知的前一天。于是，我每天都要登录到新校区建设页面，看看工程进展，看了无数遍各种设计图稿和模型，想象着被选中的模型将来建成的样子。来香港任教之后，更是日盼夜盼新校区早日建成。
等了四年多，新校区终于建成使用，虽然我的办公室在旧校区，无缘搬进新校区，但我十分喜欢新校区，经常在回家的途中绕道新校区来看看。平时从大学边上路过，也常常会抬头看看新校区的高大建筑，特别喜欢红砖格外亮眼的颜色，这在香港建筑里并不多见。如今新校区满目疮痍，想不明白那些泼墨的学生为何如此狠心。
重阳节放假，学校里没有什么人。从新校区走向老校区会经过地铁站的另外一个出口，越接近涂鸦越密集。走过去进入老校区，涂鸦就基本突然消失了，除了临散的宣传文稿和墨迹涂痕，以及一个被砸烂待修的星巴克（因获特许经营的香港美心集团高层曾表明反对暴力），老校区出乎意料的干净，让我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算得上奇遇之一。
微信里问两位前同事为何如此，两位教授的回答完全一致，在地铁站的主出入口附近涂鸦可以吸引最大的注意力。但我不相信这个解释，从地铁主出入口到新老校区的距离几乎一致，为何厚此薄彼？何况老校区同样有一个人流如潮的出入口，在此涂鸦同样可以吸引极大的注意力。
我转念一想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在激进学生眼里，老校区是回归前建成的，是香港核心价值的体现；而新校区在回归后建成，主要出资方香港政府，在当下被学生们视为头号敌人。几年前的校庆典礼上，学校礼遇性安排为新校区建设捐赠巨资的地产商坐在第一排，结果遭到了学校一部分校友和学生的极力贬斥，加上围绕庆典的其他一些是非，校长迫于压力辞职。事实上，他是公认学术成就辉煌，为大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校长，以我所知，这可能是香港多年来第一起大学校长被校友学生逼下台的事件。
接替他的新校长来自英国，校务委员会在匆忙中寻觅而来，其求职信里本该出现“香港”的地方，写的却是非洲的“乌干达”。他就职后在处理学生“占领中环”（简称“占中”）和冲击校委会事件上进退失据，初识对激进学生的不合理主张唯唯诺诺，直到他本人和校委的人身安危受到冲击才主张以法治处理，最后连第一任期都没有完成就辞职返回英国。如今礼崩乐坏，世风日下蔓延全香港各所大学，能够当面批评学生暴力行径、涂鸦之举的教授所剩无几，也不足为奇。
三段故事
如果我仍在大学任教，走出教室看到如此场景，恐怕也会置身事外。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走进教室，我会对学生清楚讲明白我的立场，无论多么美好的理想，一旦使用暴力就没有分别，因为暴力对人、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不会因施暴者有着不同目的而有所改变。
实际上，2014年“占中”发生时，我仍在大学任教。据说当时很多课堂学生的出席率很低，庆幸的是，我教授的“投资和证券组合管理”课上基本满堂，可能和我对学生讲了三段亲身经历的故事有关。
第一，我自己的经历是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它可能伤害参与者，更可能伤害其他人，比如师弟和师妹。1989年事件发生后，虽然参与者的命运大相径庭，但接下来北大和复旦四届本科生，被教育部要求入学时先到分成文理科到四所陆军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军训，作为“政治教育”，我就是其中之一。事实上，之所以四年后回归到全国大学统一的一个月军训，部分原因在于，虽然军训让我们体格健壮，敢打硬仗，但一年后北大理科生参加难度和高考接近，满分100的“数学物理”测试，整体的平均分居然不及格。即使是及格的数学和物理系的学生，平均分也不过65分左右（陆军学院设置的课程有军事训练，语文、英语、政治和军事理论，文科生有没有进行类似测试我并不清楚）。
第二，我曾经参与到北大校园内的两次游行。一次是抗议北大昌平校区一年级女生被杀，校方处理失当；一次是抗议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这两次游行都获得了整个社会的一致支持。但是，当2008年藏独发起抵制北京奥运活动，我们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参与到反藏独的游行抗议中，我发现绝大多数留学生并不真正了解西藏历史，相反，美国人比我们更熟悉和相信西方媒体传播的西藏史。我冷静下来走进图书馆细心研究，发现中外西藏史专家的著述，直接驳斥了这些媒体传播的虚构历史。香港是一本难读懂的书，学生们看到的历史和当下发生的事件，一直以来都被一群人刻意扭曲和虚构。我建议学生们走上街头前，先去图书馆查阅史料，多看多思考。
第三，主张“占中”的学生认为反对的学生被“洗脑”，我非常诚实地告诉学生，自己被“洗脑”最严重的时候，并非读小学，中学和大学时，而恰恰是我自认为判断力最成熟，读博士的阶段。导师们更希望看到学生跟从，而不是去挑战他们的思想。我身边很多朋友都经历了毕业几年后才知道导师信奉的思想其实大可怀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所在的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公认是宏观经济学研究实力前三名甚至第一名，但是在第一年的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里，四个授课教授都从未提过“凯恩斯”这个“宏观经济学之父”的名字，因为我们系创立的学派，并不太认同凯恩斯学说，更不要提一些被视为“异端”的学说。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让这个学派最为尴尬，因为教授们一直认为金融机构，货币政策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长期的影响，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完全不可能发生。相反，早就被主流“正统”学界抛弃的一些“异端”研究，却可以深度洞察金融危机产生和扩散的原因。因此，我建议学生们与其坚信自己的信念正确，与自己观念不同的人被“洗脑”，不如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求知若饥，虚心若愚）”的态度，留在校园里多听听不同教授们的见解。
当时，我并没有选择在课堂和学生直接讲述我对香港政治的理解，我非常清楚香港是一本难读懂的书。实际上，我08年刚到香港时就看了80年代的电影《省港旗兵》，刚开场就有一句经典台词“香港的环境太过复杂，就算你留在这10年8年也只能看到表面”。尽管我对香港政治的观察和思考从来的第一天就持续进行，对正反派系的立场与博弈如数家珍，但“占中”发生时我还只来了6年。
现在，我在香港住满11年。如果有机会再给学生们做一个讲座，我依然不会直接评论香港政治（最近四个月，国内围绕香港政治的讨论从一开始普遍模糊和分化的理解，逐渐发展到近期相对清晰和趋同的看法。在香港，正反派系依然立场迥异），而是会讲三个人，三本书的故事。
三个弗里德曼（Friedman）
2014年“占中”结束一周后，大学邀请了台湾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做了一场题为《台湾经济的跃升与困境：分享民主经验的美丽与哀愁》的公开演讲，我因为在北大图书馆读过高教授的教科书，也和其他300多位身在香港的台湾人一起参与了聆听。高教授对台湾经济与政治的分析，与香港高度一致，加上这似乎是我离开大学前听过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大学里学术讲座繁多，但面对大众的公开演讲并不多），因此印象十分深刻。尤其是高教授提到，台湾人必须知道三个Friedman的经济理论，让我铭记在心。其实两个多月前我就有写出来分享的计划，这次重返校园，路过当年举办演讲的讲堂，更有一吐为快的念头。当年高教授的介绍十分简短，有必要多做一些个人的阐释。
第一个Friedman就是香港知识分子再熟悉不过的Milton Friedman，芝加哥大学货币学派的创始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高教授当年演讲只提到Milton关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经济思想，批评台湾政府出台的一些地区用电免费的政策，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和浪费。
但Milton对全世界经济政策的影响，集中体现他最为人熟知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里，书中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放松各类管制，以让自由市场运作，并保持政治和社会自由。Milton是我知道的最擅长公众演讲与辩论的经济学家，此书恰恰是以电视播出演讲与辩论的形式传遍全球。如果大家知道有经济学家成为他辩论的手下败将，却视此经历为一生的荣耀，就能明白为什么张五常教授几乎每篇文章都要提到Milton的名字。
美国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以及回归前的香港政府，都深受Milton经济思想的影响。Milton认为香港最符合他心目中的理想自由经济体，他的香港学生组成的“狮子山学会”，对香港“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制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影响力。我前面提到的明尼苏达学派，也是Milton思想的直接产物，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运作，经济周期很快就可以自行调节，大型危机不会产生，贫富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缩小。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贫富差距在全球不断扩大，都证明了Milton的经济思想存在严重的缺陷。相比于主流宏观经济学派饱受批评，美国《华尔街日报》甚至揶揄到，Milton太幸运了，因为他没有亲眼见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他以为自己永远是对的。
事实上，Milton在2006年去世前40天，还写了一篇《香港错了》的文章，此前香港特首曾荫权意识到香港政府长期实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带来的社会负面后果越来越严重，希望进行调整甚至放弃。Milton抨击如果香港政府令这一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经济的闪亮象征”。无论当时香港政府有没有受压，事实是，随后“积极不干预政策”持续，贫富差距愈发巨大，多年后，曾荫权对他信奉的Milton经济思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表示极度的痛苦。
香港经济未来该如何走，怎样在保留自由经济的优势同时，最小化畸形的结果，是我希望政府，正反派系和学生们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第二个Friedman则是获得三次普利策新闻奖，同样广为人知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高教授介绍了他最有名的著作《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书中以大量生动有趣的案例讲述全球化是如何让世界变得扁平，新兴国家如何从中受益，自由贸易带来了社会福祉的提升。
我把这本书推荐给香港的学生，希望他们思考如何在未来的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两股力量博弈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我更会建议他们去听一听Thomas在9月6日“中国发展论坛”的主题演讲《世界是深的》 。Thomas以电影《火星救援》里面美国和中国国家航天局的合作开场，希望中美两国能够以相互信任与合作来解决贸易争端。然后他指出光一个“平”字不足以概括21世纪发展至今的历史。世界在变得更平之后，还变得更快，更智能，而下一步，将变得更加“深入”。2019年，人们正在用“深”这个形容词来描述越来越多的事物：深化思维，深度研究，深入学习，深度医学，深度监控，深度伪装。简单来说，“深层技术”将大大改变我们的生活，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挑战。
我非常希望学生们理解，机械自动化在过去60年里不断取代全球制造业工人的工作，而服务业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正在悄无声息地发生。以服务业为主体的香港经济，将在未来10到20年就迎来巨大的变化，人工智能和深层技术将取代大量初级会计师，审计师，分析师，咨询师，测量师和律师的工作，这一趋势已经发生并将加速到来。我理解今天学生们合理的诉求（例如尊重他人的言论自由，有条件的民主选举等等），但追求那些建立在优越感，滥用自由民主概念，错误历史观念（例如，一些经济学家过度追求理论简洁，刻意忽视历史复杂性）下的不合理的诉求，只会浪费学生们本应留在校园学习和掌握最前沿的思想和技术的时间。
听说过第三个Friedman，也就是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Benjamin Friedman的人应该不多，高教授推荐了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我认为，相比前面两本书，也许这本书对学生们的意义更大。
相比这本书出版的2005年，今天的人们似乎更关注经济增长带来的坏影响，例如贫富差距，炫耀性消费，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全球变暖。一些自认为代表“进步主义”的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带来坏的道德后果，放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夸大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冲击，主张放慢经济增长和逆全球化，主张人权与民主发展先于经济发展。具体到香港，受此思潮影响的激进学生鄙视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他们认为香港已经超越了对民生的追求，4个月示威对香港经济的伤害可以接受，因为追求民主，公义和自由的主张在道德上更加伟大和先进。
Benjamin在书中详细回顾了全球经济发展史，他发现，人们的社会福祉在经济缓慢发展或停滞下要远比经济快速发展下糟糕得多，相比后者的负面影响，前者带来生活水准下降，疾病蔓延，教育缺失，严重者产生独裁，战争和死亡，这一切都会带来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迅速下滑，既不公平，也不正义。相反，经济增长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大的社会流动性，更包容多元化观念，社会更开放，更公平，更幸福，更民主，环境和资源获得更好的保护。 当然，要取得这些的结果，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作用，自由的市场经济并不会自动带来增长、效率和社会正义。
尽管这个道理如此浅显易懂，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仿佛都忘记了，需要学者长篇著述来重新唤回这些认知。在香港，主张“揽炒”的激进分子最希望打垮政府，给社会带来的伤害已经从低端服务业逐步向高端服务业蔓延，那种认为仅仅依靠香港现有体制优势和政治追求，即使与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分离，同样可以让香港实现持续繁荣的念头，完全不切实际。
从老校区返回新校区的路上，我再一次仔细观察涂鸦和宣传文稿，继续揣摩激进学生们的深层动机。手机突然响起，接下来的一小时，我被引向了另外一个奇遇，相比前一个，这次我被吓到了！
（下篇）
在上篇，我回到大学校园，看到新老两个校区冰火两重天而忧心忡忡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是一位朋友A打过来的。A告诉我，正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大四的孩子B，收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博士项目录取通知书。
这个好消息我完全不觉意外，因为B曾经是我最优秀的研究助理之一，半年前就知道有教授希望他留在芝大读博士。正常情况下，2020年秋季入学的博士生，最快要到2020年春季才能拿到录取通知书，B现在就拿到芝大和哈佛的录取，前途不可限量。如我上篇所述，芝大高举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思想，哈佛坚信政府在经济调节的作用，分别以Milton Friedman和Benjaman Friedman的著作为代表。如果一个经济学博士可以同时汲取两派的精华，必然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更深。
没想到，A说，看了计划将B招入麾下的C教授的论文和研究课题后十分担心，想劝孩子放弃这个读博的机会。我一听立刻恍然大悟，C教授去年博士毕业，是经济学人才市场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拿到多所顶级名校录取，他最终选择了哈佛。他通过采取“随机控制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政治和行为经济学，核心研究对象恰恰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府的网络管制，教材修订，政治意识形态，以及香港的学生反威权政府的游行运动等。
我曾经和多位中国学者交流，大家认为这些研究赶上随机控制实验的潮流，非常符合西方目前对中国的好奇心态。和一般人理解的经济学截然不同，这些研究更类似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研究，同时结论往往没有深刻的洞察力（例如C教授“发现”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活下来的中国人比没有经历过的更加不相信政府，因为政府把责任推给自然灾害，而他们知道那几年自然气候并不差）。因此，我完全理解A看完研究摘要后的反应，A虽然来自台湾，但在中国议题上看法和我基本一致，很担心在香港长大的孩子对中国认知有限，思维上会受到导师的影响（其实也就是我在上篇提到的“洗脑”）。
A汇总了C教授的研究摘要，发到我的邮箱，其中三篇关于香港学生游行的论文我之前看过两篇，但最新的一篇让我吓了一跳。
三篇论文
C和来自德国慕尼黑，加州伯克利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学者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专门研究学生反抗香港政府“威权主义”的示威游行，三篇论文的样本全部是来自于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维基百科上关于威权主义的定义是：政府要求民众绝对服从其权威，并限制个人的思想跟言论和行为自由，权力集中于单一领袖或一小撮精英。香港政府是否符合这一定义，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最早的一篇论文关心的是什么样的学生反政府的倾向更强，研究团队在2016年6月采集到1744位，占学生总数19%的科大学生有效问卷结果。排除掉从国内考入科大的学生后，发现剩下的1579位学生中，有46.5%支持香港独立，有21.7%主张以暴力实现政治权利。即使改变提问方式，使得回答看上去不那么激进或者难堪时，这两个数字也分别达到41.1%和4.8%。考虑到当时香港社会气氛平和，这些数字高得让人惊讶。
研究团队发现，反政府倾向更强的学生通常行为上更愿意追求风险，更利他（更愿意捐助和帮助他人），更对等（互利互惠），更在意分配公平。在个人性格上，这类学生更加开放外向，但自我控制能力更弱。虽然他们在认知反射测试上得分更高，也就是大脑慢想的能力更强（通常，理科生这方面能力强于文科生），但自我汇报的GPA更低。这类学生通常来自于相对贫穷的家庭，而且对自己未来的预期收入也较低。高年级的学生和男生反政府的倾向更强，他们通常会阅读更多不同来源的新闻，懂得更多的政治知识，朋友圈也具备类似特征。
此文给我的印象就是对问卷结果进行了直接的描述，但是缺乏有价值的分析和深刻的洞察力。比如，文章没有解释为什么支持香港独立的学生比例如此之高，也没有去说明这样的主张是否合理。研究团队说让他们很意外的是家庭来香港时间较短的学生反政府的倾向更强。实际上，这是一个香港人人知道的常识，新移民生活处境相对较差，对政府印象不佳，成为了反政府党派争取的票仓。
第二篇文章采用了完全一样的数据样本，希望用来区分两个相互竞争的关于集体行动（包括游行，投票，挤兑等）的理论：老理论认为由于游行耗时耗力，所以参与者会有搭便车的动力，如果他们相信有很多人会参与，自己就会懒得参与，称为“替代论”。新的“互补论”近年来吸引更多关注的，当有理由相信很多人会参与游行，那么大家会更有动力参与，更容易取得成功，所谓“墙倒众人推“。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随机控制实验，首先询问了每个学生本人计划参与到2016年7月1日游行的意愿，并让他们估计其他参与学生的比例和实际游行人数。在游行前一天，三分之二被随机选中的学生被告之前一轮问卷表示“会”或者“很可能会”参与的比例数据是17%，然后让他们重新估计第二天参与游行的学生比例，以及实际游行人数（研究团队提供了2003-2015年来自于同一调查机构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作为参考）。另外三分之一的学生作为控制对比没有收到新信息，但也被要求做出重新估计。到7月中旬，学生再次被询问是否实际参与了游行。
尽管在第二轮，学生估计的整体参与率从17%下降到14.5%，但最终实际参与率只有3%。学生估计的游行总人数平均值高于14万，但调查机构给出的数据只有26000。
研究团队最重要的发现是，那些首轮估计参与游行的学生比例高于17%的人，在第二轮问卷中明显下调了这一估计，但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参与到实际游行的比例超过7%，比那些首轮估计低于17%的学生参与率要高出大约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学生们的行为展示了“替代效应”，而不是“互补效应”。
那些没有获得额外信息的对比控制组学生的第二轮估计和第一轮变化不大，其中首轮估计参与学生比例较高的，实际参与游行的比例不到1%，那些估计参与比例较低的学生，实际参与率反而高出1%。由于这样的反差，额外信息带来的“替代效应”就显得更为强烈。
我在两个月前读到这篇文章的第一反应是，如果政府希望减少示威游行人数，那么不妨提前一天广而告之，预期今年参与者特别多。平心而论，读此文我有收获，因为我写过“互补论”的模型，对“替代论”重视不足。但此文发表在了经济学排名第一的期刊上，还是让我和朋友圈的教授倍感意外，文章的发现并非那么重要，也许换一个时间重新实验会支持“互补论”。
真正吓到我的是第三篇刚出炉不久的论文，其结论可以一句话总结“金钱刺激对于参与示威游行非常有效，而且会让人上瘾”。
具体来说，有849位学生全程参与了为其两年的实验，在做完类似第一篇文章的问卷调查后，研究团队首先在2017年7月1日出资350元，激励一些随机挑选的学生，前往游行现场拍下参与者的照片。同时安排两个对比控制组，一组获得相同金钱激励，在2017年7月1日之后一周前往港岛地铁站拍下现场人数照片，一组仅参加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受金钱激励前往游行现场完成指定任务的学生，相比没有金钱激励的学生，参与度高出10个百分点（约为11%和1%），这个结果是统计显著的。
2018年7月1日前一天重复问卷调查，不提供任何金钱激励，结果，最初获得金钱激励的学生参与度同样高出其他两组5个百分点，这个结果也是统计显著的，而其他两组的参与度没有显著差别。
我看完此文的第一感觉是震惊，这个实验违反了我所理解的以人为实验必须符合伦理道德规范要求，以金钱刺激学生参与反政府游行（尽管采取了现场拍照“用来估计游行人数”这样一个借口）并不道德！写作此文前我问了朋友圈的教授，他们第一反应都和我一摸一样。尤其在今年香港大学生游行参与度大幅提高，因为暴力行为被捕，面临最高刑期十年的暴动罪指控之后，再去看待这个实验，我相信大家都会质疑研究团队为何能通过伦理道德委员会的审核。特别讽刺的是，这三篇文章的正文反复把香港政府描述成一个不民主的威权政府，学生游行有被镇压的风险。但为了通过实验审核，又表示香港的言论自由程度高，政府容忍度高，学生的风险很小。
前两篇论文里的问卷调查和估算测试都有金钱激励和额外奖励，我粗略估算了一下三篇论文使用的经费，大致在120-150万港币之间，全部来自德国和欧洲研究局。尽管这些激励机制在类似实验下比较普遍，我还是要指出我和全球44个国家的学者最近发表的一项关于“缴税合规”的论文，采集到14500份学生问卷调查，就不涉及金钱激励。今年香港乱象持续，很多人说学生拿钱游行，我本来不愿相信，但这个超一流大学组成的研究团队公开承认的做法，实在让人深感遗憾！现在，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个研究团队又利用今年的香港乱局做出一些简单无深度的研究。
现在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A对于孩子被哈佛录取，却那么忧心忡忡！
让人尴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三篇论文，以及C教授其他采取同样方法的论文，深受美国学界青睐，让我突发奇想，于是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发出预告，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可能发给将“随机控制实验”引入经济学的芝大教授John List，结果猜对一半。如果不是这次奇遇，我绝不会做此预测！我之所以把此文分成上下篇，就是想等到诺奖公布再一并评论；之所以不厌其烦介绍第二篇论文的实验设计，就是想让大家了解这类研究的细节。
几天下来，相信读者们已经看到学者们对获奖的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的研究做出的争议性评价。实际上，2015年诺奖得主Angus Deaton十年前就对“随机控制实验”的内在缺陷提出尖锐的批评。在我看来，更重要的争议不在于具体方法（找到独一无二的数据，利用完美的“自然实验”所作的研究也不一定比“随机控制实验”更高明），而在于所研究问题的本身和结论是否具有经济学意义。
表面上，研究发展和降低贫困的经济学很重要，但事实是，发展经济学可能是整个经济学最不成功的领域之一。过去，吃下这个领域学者开出的药方发展经济的国家，几乎无一成功解决贫困和经济增长。中国和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数“不听话”却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却一直被这个领域的明星教授们忽视。即使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可以大规模推广的实际成果。北京大学张晓波教授的点评一针见血：“我比较担心国内的年轻学者会跟风为了做实验而做实验，反而忘了总结中国这些年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经验”。
看完研究香港示威游行的三篇文章，大家就明白研究团队对游行的深层和本质原因依然一无所知，同时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见解决香港的乱局。事实上，类似让人尴尬但却出自一流大学明星教授的研究比比皆是。我告诉A，哈佛绝对值得去，但一定要告诉孩子，要选择更具价值，更有深度，而绝不是这些看似流行，实则并不高明的研究领域。
举例来说，”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是历史学早就有的一个决定国家发展成败的重要概念，包括组织动员，征税和建设治理等方面的能力，但是这个概念和相关的研究在经济学里直到最近十来年才出现。同样，Francis Fukuyama作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学家之一，也是到了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光强调法治，民主并不能带来经济发展，国家能力至关重要。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前面提到的示威游行会让人上瘾，我的直觉反应是参与其中可以让学生增加“社会交往”，结识新朋友的机会，随后他们的行为就会趋同，在参与游行上有“一呼百应”的效果。结果的确如此，研究发现过去那些认为参与游行会改变大学生的政治信念和偏好，从而上瘾的理论并不符合问卷调查的结果。
能够猜到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金融市场的“社会交往”现象。传统金融理论认为投资者之间不存在社交网络，信息交流，因为这样做不符合利益最大化，但现实是这样的行为普遍存在。考虑社会交往后，过去一些难以解释的金融现象反而容易理解。我在论文里引用了Banerjee关于“羊群效应”的理论研究，以及Duflo关于大学教授因为“社会交往”而产生养老基金选择趋同现象的研究，因此我也为他们的获奖而高兴。说来也巧，就在颁奖前三天，我还在Amazon网站预定了他俩合著的新书《艰难时代需要好的经济学：解决人类最大问题的更好方法》，其中关于增加富人最高边际税率并不会降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动力的发现，就是我反复强调的“有价值，有深度”的好研究。
校园如何平静？香港何去何从？
这些年我在大学的奇遇甚多，上篇提到的校长被逼下台只是其中之一，永远忘不掉的是2008年初我来香港求职的一次谈话。在我校园访问的前一晚，一位已离开香港在国内任教的名教授D约我见面，他建议我放弃香港的工作机会，加入他所在的国内名校。他说：“中国经济是最具有研究价值的方向，但是在香港，经济金融学教授既不能研究香港问题，也不能研究中国问题，一级学术期刊都被美国学者掌控，为了满足发表升迁的标准，你只能研究美国问题。在香港做教授，你最好别写中文文章，这会被同行视为缺乏创造力。香港名教授的中文书也是以英文写成，再找学生翻译成中文，哪怕他们的中文功底远远好于翻译者。在香港做教授，你最好不要接受电视采访，谈论时事热点，这会被市民视为愚蠢和不务正业。久而久之，这个无人认真研究的城市发展就失去了方向，一方面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媒体越来越政治化，理性讨论的空间越来越窄，香港的前途越来越黯淡！”
本来就有时差，但这些话让我整晚除了睡不着，还让我极度难受，因为我是看着香港电影电视，唱着粤语歌长大的，1997年北大毕业那天在体育场露天观看了香港回归的直播，希望东方之珠永远明亮。等我来到香港，几个月下来就发现D教授句句在理，但我喜欢校园的安静，于是不问世事，一待就是七年。现在我在中港两地工作，这七年的积累让我游刃有余，非常感激大学的滋养。
不久前，我曾经建议大学举办辩论，让立场不同的学生对社会关注的议题进行抽签后换位思考。当年复旦大学取得“狮城舌战”的冠军造成全国轰动效应，不仅因此产生一大批如今活跃于政坛，影坛和知识界的明星，而且围绕主题的辩论都为社会，经济，政制、法治建设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建议。但这样的辩论如果教授们缺席，也就不会产生社会影响力。
虽然我对三篇研究香港学生游行的论文态度负面，但如果他们能引导主流学术期刊多发表研究中国和香港的论文，使更多的教授愿意以更有深度的分析来研究中国和香港，让不同的声音理性辩论，在Milton Friedman和Benjamin Friedman的经济思想中寻求一个平衡，求同存异后向公众普及，向政府建言，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强化国家能力，香港就有很大机会走出迷雾，重归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