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长篇纪实《其他的阿富汗女人们》

作者丨Anand Gopal

原文丨The Other Afghan Women

原文两万字，这是第一部分。

今年8月的一个下午，夏奇拉听到了敲打她家大门的声音。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桑金山谷，妇女不能被陌生男人看到。因此，她19岁的儿子艾哈迈德过去应门。门外有两个戴着绷带和黑色头巾的人，拿着步枪。他们是塔利班成员。塔利班正在发动攻势，从阿富汗国民军手中夺回农村。其中一个人警告说：“如果你不立即离开，所有人都会死。”

40岁出头的夏奇拉召集了她的家人：她的丈夫，一个鸦片商人，因为屈服于他的产品的诱惑而很快睡着了，还有她的八个孩子，包括她最大的孩子，20 岁的尼洛法尔——和这场战争同龄。夏奇拉称她为“副手”，因为他帮她一起照顾年幼的孩子。夏奇拉一家人穿过横跨运河的老式人行桥，然后蜿蜒穿过芦苇和不规则的豆子和洋葱地块，经过黑暗和空置的房屋。他们的邻居也得到了警告，除了在田野间流浪的鸡和牛，村子里空无一人。

夏奇拉的家人在烈日下走了几个小时。她开始感到远处有声音传来，并看到人们从河边的村庄涌入：男人背着塞满了他们不忍心丢下的所有东西的包袱，重重的行李压低了他们的腰。女人则在她们的罩袍允许的范围内快速行走。

空气中弥漫着大炮的轰鸣声，宣告着塔利班对阿富汗军队前哨的攻击开始了。在天空闪电和雷声中，夏奇拉将她最小的孩子——一个两岁的女儿安置在自己的背上。夜幕降临时，他们一家人来到了山谷的中心市场。波纹铁皮的店面在战争中基本被毁。夏奇拉找到了一家屋顶完好的单间店面，打算和一家人在这里一起过夜。她为孩子们准备了一套布娃娃，这是她在逃离战火的岁月里制作的一些分散注意力的东西。

大约在黎明时分，夏奇拉走到外面，看到有几十个家庭在废弃的市场里避难。这里曾经是赫尔曼德省北部最繁荣的集市，店主们用天平称着藏红花和小茴香，车上装着妇女的长袍，还有专门卖鸦片的店面。现在，建筑零落，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动物尸体和燃烧的塑料的味道。

远处的大地突然爆发出了泥土的喷泉，阿富汗军队的直升机在头顶上嗡嗡作响，夏奇拉和家人躲在商店后面，考虑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北边的石头城墙和西边的河岸上都有战斗。东边一片红沙沙漠。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向南走，前往仍在阿富汗政府控制下的绿树成荫的城市拉什卡加。

这段旅程需要穿过一片荒芜的平原，那里有美军和英军的废弃基地，到处都是狙击手。此外，他们还得穿过可能布满炸药的暗渠。有几个家庭已经出发了。即使他们到达拉什卡加， 他们也不能确定那里是否安全。自从塔利班的闪电战开始以来，阿富汗军队的士兵成群结队地投降，乞求安全回家。很明显，塔利班很快就会到达喀布尔，让过去20年的时间和数万亿美元都成为徒劳。夏奇拉的家人们站在沙漠中，讨论着局势。枪声越来越近，夏奇拉发现塔利班的车辆正向集市驶来，她决定留在原地。她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夏奇拉决定面对接下来的一切，不管发生什么，就像接受判决。“我们的一生都在逃亡，”她告诉我。“我哪里也不去。”

这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于今年8月15日结束，塔利班未开一枪就占领了喀布尔。留着大胡子、戴着黑色头巾的人控制了总统府、在首都周围，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朴素的白色旗帜升起。恐慌随之而来。一些妇女烧毁了她们的学籍档案并躲了起来，担心一夜之间回到从前——那时，塔利班禁止她们单独出行，接受教育。对美国人来说，过去20年的成果可能会被抹去，这种现实的可能性似乎构成了一个可怕的选择：重新投入到似乎无休止的战争中，或者放弃阿富汗的女人们。

今年夏天，我前往阿富汗农村，去见生活在塔利班统治下的妇女，倾听她们对自己生活的看法。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阿富汗人不住在城市里——在过去的十年里，叛乱组织吞噬了大片的农村地区。与相对自由的喀布尔不同，访问这些生活在腹地的妇女并不容易：即使没有塔利班的统治，妇女在传统上也不和陌生男人说话。公共和私人世界被截然分开：当一个女人离开家时，她会通过罩袍来为自己做一个隐秘的茧，这个传统比塔利班早了几个世纪。女孩在青春期时，在家中基本上是隐身，如果有的话，也是以她们的祖母作为传话人。我正是通过祖母们以找到我的几十个采访对象们，与她们交谈，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们的脸。许多人像夏奇拉一样，住在沙漠中的帐篷或被挖空的店面里。当塔利班发现她的家人躲在市场里时，战士们建议她们和其他人不要回家，直到有人能扫出地雷。我第一次遇到她是在赫尔曼德省的一个安全屋。“我以前从未见过一个外国人，”她羞涩地说，“嗯……一个没有枪的外国人。”

夏奇拉善于从悲伤中发现幽默，也善于从她生活中的男人的纯粹荒谬中发现幽默：在九十年代，塔利班曾提出为村庄供电，当地人最初拒绝了，因为他们害怕黑魔法。她笑着说：“当然，我们女人知道电是好东西。”夏奇拉笑的时候，把她的披肩拉到脸上，只留下她的眼睛露出来。

我告诉夏奇拉，她与一位国际流行歌星同名，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这是真的吗？”她问一个陪同她去安全屋的朋友，“真的有大明星和我同名吗？”

夏奇拉和我遇到的其他妇女一样，在桑金山谷长大。桑金山谷是周边陡峭山峰之间的一道绿色裂缝，由赫尔曼德河和美国人在1950年修建的一条运河提供水源。只需要一个小时，经过几十个小村庄、吱吱作响的人行桥和泥砖墙，就可以从山谷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当夏奇拉还是一个女孩的时候，她从母亲那里听到了她所在的潘基拉村以前的故事——那时候，村里大约有80个家庭：温暖的阳光下，孩子们在运河里游泳，妇女们在石臼里捣鼓谷物。冬天，粘土壁炉里飘出烟雾；春天，连绵的田野上铺满了罂粟花。

1979年，当夏奇拉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喀布尔夺取了政权，并试图在赫尔曼德（一个面积相当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省份，几乎没有女子学校）启动一个女性扫盲计划，部落长老和地主们拒绝了。在村民们的叙述中，桑金的传统生活方式在一夜之间被打破，因为外人坚持要让山谷中的妇女享有权利。

“我们的文化不能接受将他们的女孩送到外面去上学，”夏奇拉回忆说。“在我父亲的时代，在我祖父的时代，都是这样的。”当当局开始强迫女孩在枪口下上课时，爆发了一场由自称为圣战者的武装人员领导的叛乱。在第一次行动中，他们绑架了山谷中所有的学校教师——其中有许多人支持女孩接受教育——武装人员割断了老师们的喉咙。第二天，政府逮捕了部落长老和地主，怀疑他们在为圣战者组织提供资金。这些社区领袖再也没有出现过。

苏联的坦克越过边界，以支持共产党政府，并解放妇女。很快，阿富汗基本上被一分为二。在农村，年轻人愿意为强加给他们的新生活方式——包括女子学校和土地改革——而献出生命。在城市，苏联支持的政府禁止童婚，并给予妇女选择伴侣的权利。接受教育的女孩的人数创下新高，到80年代初，妇女在议会中占有席位，甚至担任副总统职务。

农村的暴力事件继续蔓延。在夏奇拉5岁时的一个清晨，她的姨妈急匆匆地叫醒了她。孩子们被村里的大人领到一个山洞里，他们藏在那里，蜷缩了好几个小时。晚上，夏奇拉看见大炮在天空中划过。当一家人回到潘基拉时，麦田被烧焦了，上面纵横交错着苏联坦克的踩踏痕迹。地里躺着被机枪扫射而死的奶牛。她所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她的“邻居”——她习惯称之为“叔叔”的人躺在血泊中。夏奇拉的祖父没有和她一起藏起来，她在村里也没再见过他。夏奇拉长大后，她得知他去了另一个山洞，被苏联人抓住并处决了。

夜间疏散成了常态。对还是孩子的夏奇拉来说，这也是兴奋感的来源：山洞的黑暗角落，孩子们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我们会找天上的俄罗斯的直升机——就像努力识别奇怪的鸟。”有时，这些怪鸟低空俯冲，大地瞬间爆炸，孩子们冲到现场去捡碎片，指望铁皮可以卖个好价钱。偶尔，夏奇拉也会收集金属碎片，这样她就可以造一个娃娃屋。有一次，她给母亲看了一张杂志上的照片，照片上的塑料洋娃娃栩栩如生。母亲把照片抢走了，说这样暴露身体的娃娃是不合适的。于是，夏奇拉学会了用布和棍子做娃娃。

11岁时，夏奇拉不再外出。她的世界缩小到她家的三个房间和院子里。在那里，她学会了缝纫、烤面包和挤牛奶。有一天，路过的喷气式飞机把房子震坏了，她在衣柜里躲了起来。在一堆衣服下面，她发现了一本属于她祖父的儿童字母书。她的祖父是他们家族中最后一个上过学的人。下午， 当她的父母在睡觉时，她开始将普什图语单词与图片配对。她回忆说：“我有一个计划，每天自学一点。”

1989年，苏联在失败中撤出，但夏奇拉继续听到房子的泥墙外传来迫击炮的轰鸣声。互斗的圣战者派们别现在正试图为自己瓜分这个国家。像潘基拉这样的村庄是有利可图的目标：有农民可以征“税“，有生锈的苏联坦克可以重修，有鸦片可以出口。附近村庄的妇女帕扎罗回忆说：“我们没有一个晚上是安全的。我们都害怕同一个人，阿米尔-达多。”

夏奇拉第一次看到达多时，是通过家的前门：他坐在一辆皮卡里，在十几个武装人员的簇拥下，在村里游行，“好像他是总统一样"。达多是一个富有的水果销售商，后来变成了圣战者组织的指挥官。他留着黑色的胡须，肚子巨大无比。达多在苏联战败之前就已经开始攻击自己的潜在对手。他来自桑金河谷上游，他的部落阿里科扎斯（Alikozais）在那里拥有庞大的封建种植园，已有数百年历史。下游谷地是伊沙克赛人的家园，夏奇拉所属的是一个贫穷的部族。夏奇拉看着达多的人挨家挨户地要求征 “税”并搜查房屋。几周后，这些武装人员又回来了，他们洗劫了她家的客厅，而她只能蜷缩在角落里。她神圣的家从来没有受过陌生人的侵犯。夏奇拉觉得自己好像被剥光了衣服，扔到了大街上。

上世纪90年代初，阿富汗共产党政府失去了苏联的支持，逐渐瓦解。1992年，拉什卡加落入圣战者组织的一个派别手中。夏奇拉有一个叔叔住在那里，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很少有时间去清真寺，对普什图人的音乐很有兴趣。他最近娶了一个年轻的女人，萨娜，她刚逃过了被迫与一个比她大四倍的男人订婚的命运。这对夫妻在“小莫斯科”开始了新的生活，那是一个被萨娜称为“妇女拥有自由的土地”的拉什卡加社区。但是，当圣战者组织接管后，他们被迫逃往潘基拉。

一天晚上，夏奇拉正在照看奶牛，达多的手下拿着枪围住了她。“你叔叔在哪里？”其中一个人喊道。武装人员冲进屋里，紧随其后的是被萨娜抛弃的未婚夫。他说：“她就是我要找的人！”。武装人员们把萨娜拖走了。夏奇拉的其他叔叔试图去救她，但被逮捕了。第二天，萨娜的丈夫向达多的部队自首，请求他们带走自己，放萨娜一条生路。最后，他们两人都被送到了达多的宗教法庭，被判处死刑。

不久之后，圣战者组织推翻了喀布尔的共产党，把自己的乡村习俗带了过去。在喀布尔，他们得到美国慷慨资助的领导人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妇女不能离开家，除非绝对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必须完全遮盖自己。”此外，妇女也被禁止“优雅地或自豪地走路”。宗教警察开始在城市的街道上巡逻，逮捕妇女，并焚烧唱片和录像带。

然而，新的圣战者政府很快分崩离析，国家又一次陷入内战。在潘基拉的夜晚，夏奇拉听到枪声，有时还听到男人的喊叫声。早晨，在照料奶牛时，她看到邻居们抬着包裹好的尸体。她的家人聚集在院子里，低声讨论他们如何逃跑。但一路上都布满了属于不同圣战者组织的检查站。在村子南部的格列什克镇，一支名为“第九十三师”的民兵组织在一座桥上设置了一个特别臭名昭著的路障；路过的男人被抢或被杀，妇女和小男孩则被强奸。夏奇拉的父亲有时会过桥去格列什克市场出售产品，她的母亲恳求他留在家里。

夏奇拉一家被围困在北边的阿米尔-达多和南边的第九十三师之间，越来越感到绝望。16岁时，在一个下午，夏奇拉听到街上的喊声，“塔利班来了！”接着，她看到一个由白色丰田组成的车队，车上坐满了手持白旗的黑胡子战士。夏奇拉从未听说过塔利班。她的父亲解释说，塔利班成员很像她见过的乞讨施舍的贫穷宗教学生。许多人曾在圣战者组织的旗帜下作战，但在苏联撤军后退出。塔利班们说，现在他们正在重新动员，以结束这场动乱。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攻克了格列什克桥，瓦解了第九十三师。当他们来到桑金时，志愿者们蜂拥而至，加入他们。夏奇拉的哥哥回家报告说，塔利班也攻克了达多的阵地。这位军阀已经抛弃了他的手下，逃到了巴基斯坦。“他走了”，夏奇拉的哥哥不断重复着，“他真的走了。“塔利班很快解散了达多的宗教法庭，释放了等待处决的萨娜和她的丈夫，并取消了检查站。15年后，桑金山谷终于迎来了和平。

当我问到夏奇拉和山谷里的其他妇女对塔利班的统治的想法时，她们不愿意用某种普遍的标准来评判这场运动，只愿意用当时的标准来评判。住在邻村的妇女帕扎罗说：“他们比较温和，以尊重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些妇女表示，她们在塔利班统治下的生活与在达多和圣战者统治下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除了不在有夜间闯入门内的陌生人和可怕的检查站。

夏奇拉向我讲述了她新生活的宁静：安静的早晨，喝着热气腾腾的绿茶和烤面包；夏天的夜晚在屋顶上乘凉，她母亲、姑姑和祖母们开始谨慎地问她一些问题——在村里，婚姻是连接两个家庭的纽带。夏奇拉很快就被许配给了一个远房亲戚，他的父亲失踪了——估计是被苏联人抓去了。她第一次看到她的未婚夫是在他们的婚礼上：他怯生生地坐在那里，周围都是村里的妇女，她们正在嘲笑他对新婚之夜的计划。“他是个傻瓜！”夏奇拉回忆说，笑着说。“他在那里非常尴尬，想逃跑。人们不得不抓住他，把他带回来。”

像山谷中许多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一样，夏奇拉的丈夫做的是一份鸦片运输的工作，她喜欢他眼中闪烁着的决心。然而，她开始担心，光有勇气可能还不够。随着塔利班统治的确立，一场征兵运动开始了。年轻人被带到阿富汗北部，帮助对抗一帮被称为北方联盟的圣战者军阀。有一天，夏奇拉看到一架直升机在一片田野上降落，并卸下阵亡士兵的尸体。山谷里的人开始躲在朋友的房子里，从一个村子搬到另一个村子，害怕被征召。贫穷的佃农面临的风险最大——富人可以买到他们的服务。“这是塔利班的真正的不公正，”夏奇拉告诉我。她看到塔利班的巡逻队，就感到一阵厌恶。

2000年，赫尔曼德省经历了严重的干旱。西瓜田彻底废了，路上到处都是草畜臃肿的尸体。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宣布禁止鸦片种植，山谷的经济崩溃了。帕扎罗回忆说：“我们没有东西吃，地里没有任何收成，我们没法养家。孩子们在哭，在尖叫，我们觉得自己要完了。”夏奇拉怀着孕，将几块藏了很久的馕蘸上绿茶，喂给她的侄子和侄女。她的丈夫去了巴基斯坦，想在那里的田地里试试运气。夏奇拉想到自己的孩子将死于饥饿，丈夫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来，自己将会独自一人，感到非常痛苦。每天早上，她都祈祷下雨，祈祷解救。

有一天，广播里的播音员说，美国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突然间，有人说，这个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要派士兵要来推翻塔利班。多年来，夏奇拉的心第一次激起了希望。

2003年的一个晚上，夏奇拉被陌生男子的声音惊醒了。她急忙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当她跑到客厅时，惊恐地看到步枪的枪口正对准她。这些人比她所见过的要高大，他们还穿着制服。夏奇拉惊恐地意识到，这些是美国人。一些阿富汗人和他们在一起，这些人身材瘦小，手里拿着枪，戴着格子围巾。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正在发号施令——那人正是是阿米尔-达多。

美国军队迅速推翻了塔利班，在喀布尔成立了哈米德-卡尔扎伊政府。曾与美国特种部队交好的达多，成为赫尔曼德省的情报主管。他的一个兄弟是桑金县的县长，另一个兄弟成为桑金的警察局长。在赫尔曼德省，美国占领的第一年是和平的，田地里再次长出罂粟花。夏奇拉现在有两个孩子，尼洛法尔和艾哈迈德。她的丈夫从巴基斯坦回来，找到了一份运输鸦片树脂到桑金市场上去的工作。但现在，随着达多重新掌权——他被美国人从流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生活倒退到了内战时期。

几乎每个夏奇拉认识的人都有一个关于达多的故事。有一次，他的战士们要求两个年轻人要么交税，要么加入他的私人民兵——尽管达多担任着官方职务，但他还是维持着自己的民兵队伍。这两个年轻人拒绝了，达多的民兵打死了他们，把他们的尸体吊到了树上。一位村民回忆说：“他们被切开了，肠子都掉出来了。”在另一个村庄，达多的部队挨家挨户地处决被怀疑是塔利班的人；一位从未参加过该运动的老年学者被射杀。

夏奇拉对美国人选择的盟友感到迷惑不解。“这是他们的计划吗？”她问我，“他们是来带来和平，还是有其他目的？”她坚持要求她的丈夫停止向桑金市场运送鸦片树脂，于是他把贸易转移到了南方的格列斯克。有一天下午，他回来时得到的消息是，这也已经不可能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恢复了第九十三师，并使其成为该省最密切的合作伙伴。该师的武装人员们又开始在桥上拦截路人，掠夺路人身上所有可以掠夺的东西。然而，现在他们最有利可图的工作是做美国的赏金猎人：据撰写赫尔曼德省历史的前英国军官迈克-马丁（Mike Martin）说，他们每抓到一名塔利班指挥官就能赚到两千美元。

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几乎没有任何活跃的塔利班可以抓。“我们知道谁是我们村里的塔利班，”夏奇拉说，“但他们没有参与游击战——他们就坐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干。”当时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国特种部队的一名中校斯图尔特-法里斯告诉一位美国陆军历史学家“这次袭击几乎没有抵抗。”

像第九十三师这样的民兵组织开始指责无辜的人。哈吉-比斯米拉（Hajji Bismillah）是卡尔扎伊政府在杰雷什克的交通主管，负责在该市收取通行费。2003年2月，第九十三师将他打成了恐怖分子，美国人随即将比斯米拉送往关塔那摩。随着比斯米拉被消灭，第九十三师控制了地区交通，垄断了过路费收入。

达多的政治道路走得更远了——2003年3月，美国士兵访问了桑金省长——达多的兄弟，讨论翻修一所学校和一个卫生所。离开时，他们的车队遭到枪击，雅各布-弗雷泽上士和奥兰多-莫拉莱斯中士成为赫尔曼德省第一批阵亡的美国军人。美方怀疑罪魁祸首不是塔利班，而是达多——这一怀疑得到了这位军阀的一位前指挥官的证实，他说是达多策划了这次袭击，以保持美国人对他的依赖。尽管如此，当达多的部队声称抓到了真正的刺客——一个名叫毛拉-贾利勒的前塔利班士兵时，美国还是将贾利勒抓进了关塔那摩。令人费解的是，贾利勒的关塔那摩机密档案显示，美国官员知道贾利勒被指认只是为了“掩盖”达多的部队“参与了伏击”的事实。

这一事件并没有影响达多与美国特种部队的关系，美国特种部队认为他在为“恐怖分子”服务方面非常有价值。他们在一起巡逻，袭击发生后不久，联合行动就在夏奇拉的村子里搜查了可疑的恐怖分子。士兵们没有在她家停留太久，但她无法忘记自己被步枪枪口对着的那一幕。第二天早上，她移开了地毯，擦去了他们靴子留下的痕迹。

夏奇拉的朋友和邻居们都吓得不敢说话，但联合国开始鼓动将达多撤职。美国一再阻挠这一努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份指南认为，尽管达多“远非杰斐逊式的民主人士”，但他的粗暴司法形式是“控制反叛的普什图人的久经考验的解决方案”。

由于越来越多的赫尔曼德人以莫名理由被带走，夏奇拉的丈夫不再出门。附近村庄的一个农民穆罕默德-纳西姆（Mohammed Nasim）被美军逮捕并被送往关塔那摩。根据一项机密评估，这是因为他的名字与一名塔利班指挥官的名字相似。一位名叫埃赫萨努拉（Ehsanullah）的卡尔扎伊政府官员前往美国基地举报两名塔利班成员；没有翻译在场，在混乱中，他被逮捕并被运往关塔那摩。纳斯鲁拉（Nasrullah）是一名政府收税员，在美国特种部队和当地部落成员发生小规模冲突后，被随机拉下一辆巴士，然后被送往关塔那摩。“我们对美国非常满意，”他后来在一个军事法庭上说，“我不知道自己会到古巴来。”

纳斯鲁拉最终回家了，但一些被拘留者再也没有回来。格雷什克的阿卜杜勒-瓦希德（Abdul Wahid）被第九十三师逮捕，并遭到毒打；他被送到美军拘留所，被关在笼子里， 在那里死去。美军人员注意到他的胸部和腹部被烧伤，臀部和腹股沟有瘀伤。根据一项解密的调查，特种部队士兵报告说，瓦希德的伤口与第九十三师使用的“正常采访/审讯方法”一致。一名中士说，他“可以提供以前有类似伤痕的被拘留者的照片”。美国继续支持第九十三师违反了《莱希法》，该法禁止美国人员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那些公然侵犯人权的组织。

2004年，联合国启动了一项解除亲政府民兵武装的计划。第九十三师的一名指挥官得知这一计划后，将该师的一部分民兵改名为与美国人签订合同的“私人保安公司”，使该师大约三分之一的战士得以保留武装。另有三分之一的人通过与一家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公司签订合同来保留他们的武器，以保护道路铺设人员。(当卡尔扎伊政府用警察取代这些私人警卫时，第九十三师的领导人策划了一次袭击，杀死了15名警察，然后收回了合同）。该师剩下的三分之一成员发现自己受到前同事的勒索威胁，于是携带武器潜逃，加入了塔利班。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出的信息倾向于将日益增长的叛乱描述为极端分子与自由作斗争的问题，但我获得的北约文件证实，伊沙盖兹人“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联军，他们曾在“老爹穆罕默德-汗（Amir Dado）”的手下受到压迫。在潘基拉，长老们鼓励他们的儿子拿起武器保护村庄，一些人还向前塔利班成员伸出了援手。夏奇拉希望她的丈夫能做些什么——帮助保护村庄，或将他们转移到巴基斯坦——但他不同意。在附近的一个村庄，当美国军队袭击了一位受人爱戴的部落长老的家，杀死了他，并使他的儿子重伤截瘫。妇女们对她们的男人们喊道：“你们这些人头上戴着大头巾，但你们做了什么？你们甚至不能保护我们。你们还算什么男人？”

时间推到2005年，美国入侵的四年后，夏奇拉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她的家务劳动耗尽了她的精力——“从早到晚，我都在工作，汗流浃背”——但当她从烧制烤炉或修剪桃树的工作中暂停下来时，她意识到她已经失去了曾经的对这种生活的承诺感。几乎每个星期，她都会听到另一个年轻人被美国人或民兵抓走的消息。她的丈夫没有工作，开始吸食鸦片。他们的婚姻变质了。房子里弥漫着不信任的气氛，与村子里的阴暗气氛相匹配。

因此，当一个塔利班车队驶入潘基拉时，夏奇拉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些穿着黑色长袍，举着高高白旗的人。她想，这一次，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

2006年，英国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的队伍，致力于平息桑金的叛乱。夏奇拉回忆说，很快，潘基拉就成了“人间地狱”。塔利班袭击了巡逻队，对战斗前哨发起突袭，并设置了路障。在一个山顶上，美国人征用了一个毒枭的房子，把它改造成一个由沙袋、瞭望塔和蛇腹形铁丝网组成的大院。在大多数战斗之前，年轻的塔利班成员都会去拜访房屋，警告居民立即离开：马上，塔利班将发起攻击，联军将作出回应，大地颤抖起来。

有时，即使逃亡也不能保证安全。在一次战斗中，夏奇拉丈夫的叔叔阿卜杜勒-萨拉姆在一个朋友家里避难。战斗结束后，他去清真寺做祈祷。当时也有几个塔利班成员在那里。联军的一次空袭几乎杀死了里面的所有人。第二天， 哀悼者聚集在一起举行葬礼；第二次袭击又杀死了十几个人。在运回潘基拉的尸体中，有阿卜杜勒-萨拉姆、他的表弟和他的三个侄子，他们的年龄在6至15岁。

从小到大，夏奇拉认识的很多人都死于空袭。她现在已经27岁了，每天都睡不安稳，仿佛随时都得起来避难。一天晚上，夏奇拉被一阵刺耳的噪音惊醒，她以为房子要被拆毁了。她的丈夫还在打呼噜，她暗自咒骂他了几句，蹑手蹑脚地走到前院。联军的军车经过，在散落在前面的废金属上拖行。她叫醒了家人——疏散已经太晚了，夏奇拉祈祷塔利班不会发动攻击。她把孩子们塞进凹陷的窗户里——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以防袭击导致屋顶坍塌。她给孩子们盖上厚厚的毯子。

回到前院时，夏奇拉发现外国人的一辆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车上一对天线指向天空。他们要杀了我们，她想。夏奇拉爬上车顶，发现这辆车是空的：士兵们把车停好后步行离开。她看着他们走过天桥，消失在芦苇丛中。

几块田外，塔利班和外国人开始交火。整整好几个小时，夏奇拉一家人都蜷缩在室内。墙壁摇晃着，孩子们哭了起来。夏奇拉拿出她做的娃娃，把儿子艾哈迈德放在胸前轻轻摇晃，并低声给他讲故事。当枪声沉寂下来时，已经是黎明时分。夏奇拉又出去看了看，那辆车仍然在那里，无人看管。她气得浑身发抖——整整一年，大约每月一次，她都在遭受这种恐怖。塔利班发动了袭击，但她的大部分愤怒都是针对那些闯入者的——为什么他们要让她和她的孩子受这样的苦？

一个疯狂的想法闪过她的脑海。她冲进屋里，和她的婆婆说话。士兵们仍然在运河的远处。夏奇拉找到了一些火柴，她的婆婆拿了一罐柴油。在街上，一个邻居瞥了一眼她手里的罐子，马上就明白了，赶紧也拿了一罐柴油过去。夏奇拉的婆婆给一个轮胎浇上柴油，然后打开引擎盖，浸湿了发动机。夏奇拉划了一根火柴，把它扔到轮胎上。

在房子里，他们看着天空因大火而变得灰暗。没过多久， 他们就听到一架直升机的呼啸声，从南方飞来。“它是为我们来的！”她的婆婆喊道。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夏奇拉的姐夫疯狂地召集孩子们，但夏奇拉知道这已经太晚了。她想，如果我们会死，那就死在家里吧。

他们把自己扔到后院的一个浅沟里，大人压在孩子的身上。大地剧烈摇晃，然后直升机飞走了。当他们出现时，夏奇拉看到外国人把燃烧的车辆作为目标，这样它的任何部件都不会落入敌人手中。

潘基拉的妇女们都来祝贺夏奇拉。一位妇女所说， 她是“一个英雄”。但夏奇拉很难鼓起任何自豪感，只是感到一种解脱。“我想，他们不会再来这里了，”夏奇拉说，“我们终于迎来了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