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监狱」：伟大的抽象比喻，中庸的建成项目

“圆形监狱”虽然作为一个空间样板或者社会比喻无比成功，但作为实际建成项目，这些监狱的价值显得相对平庸。

“圆形监狱（panopticon）”是由边沁首次提出，由福柯作为“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重新介绍，目前是建筑学中十分重要的，作为话语的建筑空间。

在对它进行解释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概念切分为了两个部分，全景敞视主义部分点击这里跳转。

简言之，“圆形监狱”是一种安置肉体、组织等级并对个体进行权力干预的空间样板。

1. 伟大的抽象社会比喻

在《就惩罚性监禁问题与福柯的会谈》上，福柯表示这种普遍的监视制度是“顺应新的形式而产生的”。

在《全景敞视主义》原文中可以拆解出下面几个显著的方面：

一，18-19世纪人口猛增。在这种情况下，从前过度的、浪费的、炫耀权力的统治模式变得“代价太高”，所以，不论是封建制、君主制或是地方监督机制都变得不适用了。全景敞视主义这种规训技术显得尤其经济而高效；

二，18-19世纪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兴起。在这种情况下，从前传统的、讲究仪式的、粗暴的管理模式不再实用。全景敞视主义这种规训技术作为一种高超的生产机构，带来了无处不在的“纪律”和“监督”，从而可以把原本混乱的“乌合之众”快速转化为有序的“劳动力”。所以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与新的规训技术相辅相成；

三，18-19世纪的“启蒙运动”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的法律框架。在这种情况下， “原则上的”法律形式需要一个“实质上的”微观权力进行维持。所以，原本“签字画押”的契约关系不再适用了，“纪律”这种强制关系才能扮演法律的基础设施。当然，这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上层的法律形式讲究平等，但下层的、贯彻它的“纪律”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却是不平等和不对称的。人们仍旧与原则相悖的微观权力，是因为担心舍弃它之后找不到替代品。

四，18-19世纪许多学科知识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全景敞视主义显然不只是在法律和工厂派上用场，它还进一步跨进了医院和学校。这种规训技术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规定了一个清楚的“正常状态”——要拥有驯顺的身体、驯顺的精神以及驯顺的知识。所以，现代意义上的“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等相继出现，它们都可以被理解为规训技术在知识界的发明。

2. 被弱化的实际建成意义

然而许多时候有一点被忽略了——“全景敞视主义”作为一种空间样板或比喻，它毋庸置疑地伟大；但当“圆形监狱”作为一个实际建筑项目，它却并不十分成功，或者至少，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实际项目逐渐被弃用。

在纸上，这项方案永远是有效和有力的。20世纪的激进建筑师团体创造过大量富于张力的讽喻性寓言，这些图像故事当中许多都找得到“全景敞视主义”直接或间接的影子。譬如在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的《12个圣诞节警世故事（Twelve Cautionary Tales for Christmas）》（也译作“十二座理想之城”）的第一个《2000吨之城》。

在这个短小的故事中，建筑物是连绵的巨大尺度方格网，每个居民都住在一间间“方形巢室”里。其令人不寒而栗之处在于——安装在天花板上的分析仪会不断“挑选、比较、综合每一个个体的期望，时时刻刻为整座城市规划出一种生活模式”，“确保所有市民永远在相同条件的环境中生活。”这里没有死亡，所有的需求也得到满足，但如果一个人想要有反抗，“天花板屏幕会以2000吨重力下压，直到与地板完全密合。”这种制度带给个体的同质化，这样的系统对于个体反抗的防范，不正像是“圆形监狱”提案的一次改写？

此时，一个值得建筑师思忖的话题或许就在于，这个在纸上极其强有力、发人深省的方案，走进现实之后如何？

在现在的语境下，或许正因为这个概念作为整体被抽象化了，它作为建筑项目本身的价值也就受到了架空；当“panopticon/panopticism”越发成为学术热词，一个应当被讨论，但并没有被足够讨论的问题是——边沁所设想的全景敞视式的圆形监狱，到底有没有被建成并投入使用过？换句话说，这个概念一开始诞生时所面向的局面——当监狱真的按照边沁提案那样建造，这样的建筑到底好不好用？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杰里米·边沁至死也没有看见过自己所骄傲的方案实际建成。其次，即便他的身后有不少形似圆环的建成物，但“圆形监狱是否曾在历史中被建成使用过”这一点仍无确论。

简单来说，在英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俄罗斯、美国、古巴、南非、澳大利亚等地，近两百年间确有不少实际建成的监狱在形态上酷肖边沁所提出的原型。确实，这些封闭而割裂的囚室都分布在一个圆周上。但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质疑是，这些建成案例并没有精确依照边沁主张中的关键——“全景敞视”，也就是说，中心的瞭望塔并没有在囚犯心理上造成持续监视的威压。

譬如在都柏林的凯勒梅汉姆监狱（Kilmainham Gaol）中，中心的大厅确实拥有全景而开敞的视野，但并未设置瞭望与监视的设备与房间；在荷兰的科佩尔圆形监狱（Koepel Panopticon Prison）中，中心大厅确有瞭望塔，但它在建成不久后实际上就被改造成了狱警的小餐室——“看-被看”倒置了，狱警观察囚犯服刑变成了囚犯观察狱警用餐。

要么并未设置中心瞭望塔，要么瞭望塔被改造成了小餐室。许多实际建造的圆形监狱里，“全景敞视”的理念是名存实亡的。

此外，许多其他类似建成物即便没有拆除中心的瞭望塔，但监狱在实际运转的过程中同样未曾严格遵循边沁当初对于建筑使用的说明。随着时间的推进，它们中的很大部分都被渐渐弃用，不少被转化为了博物馆或其他用途。

对这种现象的反思大多集中在四点。

首先，作为实际建成项目，圆形监狱的空间使用效率并不十分理想。由于它需要中心的瞭望塔与外侧的禁闭室之间存在足够长的距离，这之间巨大的面积几乎都是空置的。

其次，圆形监狱中狱警/服刑人员的人数比例过低。监狱作为政府的暴力机关，需要保证狱警能够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压制住服刑人员们。圆形监狱确实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但是这也导致狱警和服刑人员人数的悬殊比例。在一些特殊的但仍可能的场合下，罪犯们如果发起暴动、群起攻之，圆形监狱中极少的狱警人员将难以招架。

第三，圆形监狱提倡的对服刑人员“无死角的压制”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人伦语境。边沁提倡其空间能无死角地压制和监视服刑人员，但现代监狱系统在这方面已有转向，它需要保证服刑人员们拥有一定放风时间和相互沟通的机会。崇尚绝对无死角和隔离的空间模式显然在新时代下存在问题。

但最为重要的是，相比于边沁的时代，在21世纪，很多建筑理念的实现并不再严格依赖于现实空间了。譬如说圆形监狱中起关键作用的“看-被看”关系，在18-20世纪，这或许真的只能通过“中心瞭望塔-外围禁闭室”的实体构筑物来实现。但在数百年后的今天，技术的革新使得“看-被看”只需要在每个房间加装一个不到拳头大小的监视器。在边沁的时代，若想要向民众彰示权力的在场与威压，最好的方式是建造诸如“凯旋门”这样的超尺度、象征性的建筑物；但在今天，权力的在场与威压或许是通过“钉钉”这样的App交互设计得以实现的。

当权力所需要的舞台从实体建筑转向了虚拟的互联世界，具体的管教场所还是否沿用圆形监狱的形式就不再重要了。因为权力的所有方早已有更轻盈、更无形却也更具渗透性的意识形态武器来完成从前只有砖混巨物才能达成的成效。

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回到“圆形监狱是否投入使用过”这一辩题上，因为当这个方案去实体化以后，它仍与边沁最初的主张有相悖之处。假想的环形排列的囚室中，服刑者必须随时随地主观意识到“凝视者”的存在；但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中，“凝视者”会尽量弱化自己的存在，而试图在用户不经意间收集数据、引导行为。

从18世纪的社会改良方案，到20世纪对于西方社会的批判，再到21世纪具备世界性意义的讨论话语，这项空间样板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变形着不同的、甚至自悖的意义。它作为一个词汇持续不断被使用，并且持续扩展着在多种学科领域和实际、虚拟项目中的意义。人们可以质疑它模糊的多义性，质疑它不同方面的权重，质疑它在许多时候无法“精确适用”，但几乎无人质疑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建筑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等领域的学者高频谈论着它，因为这个词在几乎所有时候都保持了对于社会最重大、最基本问题的敏感，这是一把由边沁、福柯以及后来者们锻造出来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和思维工具。

在福柯笔下，监狱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建筑原型。在这个基础上，精神病院、工厂、学校、办公室等等，不外乎也是圆形监狱的某种变形。叫它改良也好，称其教化也罢，现代社会的核心要义似乎就在于规范了一个人应有的“正常状态”，然后不断确保人们生长成那个样子。

分配——监视——隔离，充满活力的、骚动的、不可控的自然人被改造成了温顺的、有序的、具备生产力的现代人。一项乌托邦在被写就的刹那起，其反乌托邦的性质就已从自身中衍生出来；“全景敞视”曾代表18世纪社会进步的倡议，也在人类被愈演愈烈的制度化笼盖时，显出了它控制、压抑、奴役的另一面象征。

“凝视”与心灵压迫之外，这项方案不应被忽视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对个体流动和聚合的可能性的封锁。实际上，如果我们再度回到《全景敞视主义》一章的开篇，福柯的论述正是由瘟疫横行下的社区封闭和管制开始的；这样高压的统筹如果变成了常态，那一定是可怖的现实。无疑，这样的篇章对于时空相隔遥远的当今世界来说，有巨大的预言、警示和反思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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