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7日：疫情第十四天

疫情到今天为止，刚刚过半，这封城的车轮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我一大早就被做核酸的大喇叭吵醒，现在的核酸已经到挨家挨户的级别了。

我今天多了一项特权：我可以在封控区，乃至于封控区外随意走动，理由是我需要给被封了的居民代购，并运送物资。这些物资包含但不限于每天的饭菜，日用品还有药品。最紧急的莫过于药品，我今天帮人买了一支胰岛素。

我本不应该享有这样的自由，因为这本来就是人们的基本权益，但现在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被剥夺，需要购买的物资还需要我骑着摩托车往返代劳，我会觉得有些可悲。

更让我觉得可气的是那群说方舱医院可以邂逅爱情的人，我今天给一个朋友看，他说一句：“让他住，交个年费住个够！”；另一个说了一句：“别理他们，让他们关，随他们愿，尊重祝福。“

这群人头脑清奇，我觉得也只有猪圈里的猪才适合他们。我今天打的比喻就是这个：你和猪圈里的猪讲外面的世界多美好，它是会骂你的，因为猪圈才是最好的世界，有饲料吃，有主人喂养，还定期有人帮它们清洁猪圈，还要给它们洗澡。但是它想不到的是，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待遇，是等待有一天被宰殺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待遇是因为这样能让猪肉卖一个更好的价格。也只有被宰殺的时候，他们才明白为什么它们有这么好的待遇。

相对比的是昨天的乌鲁木齐大火，今天在上海，在广州，都有大批的悼念者。广州已经封了近一个半月了，近乎封城。今天广州人不单单出来悼念，还齐聚海珠广场，高呼：“自由万岁！”

当我看到上海民众的反抗，看到广州人的反抗，特别是广州人，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文化，当我看到在海珠广场大家举起白纸高喊“自由万岁”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2014年的雨伞运动，看到了2019年的反送中，我无法忘记我在香港经历的那些事。我自己在想，如果在广州，我可能会对警察高吼一句：“廣州警察，屌你老母！”；如果当时我在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我可能会扔啤酒瓶乃至于燃烧瓶，因为心中的那种怒火已经无处宣泄。

但是，当我看到这种在全国遍地开花的抗议之後，在我所在的肇庆，却是一潭死水。只有下午在警察的对讲机上，会偶尔听到说有汽车冲关卡。

下午的时候，我开着摩托车载着几个上门做核酸的人，进入第一个被封锁了的小区，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居民区。以往只是在门口看到第一道关卡，没想到的是，在小区内还有第二道关卡，隔离的是出现确诊者的单元口，这个小区自11月22日开始封锁至今，已经有5天了，刚开始说是24日，后来说27日，看着就没有要解封的意思。我今天驾着车问车后面做核酸的工作人员，她说这个小区不会再解封。早些时候，有广州的朋友说：他们就不会出来吗？我说这边都是老人，一句“停你退休金”就乖乖地回去了。

一潭死水也不足为奇。

下午时分，我第一次看到被拉去隔离的人，大包小包地装着很多东西，被一辆小车载往隔离点，去哪里，依旧没人知道，可能是“酒店”，也可能是方舱，或许只有天知道。

在外跑了一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0点多，居委会还派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帮隔离的人去搬运行李。我第一次穿上了隔离服，也就是所谓的“大白”。可能是因为胖的缘故，这身防护服穿得我气喘吁吁。但我却要做好最严格的“防护”，我需要戴3层手套，将N95口罩戴到最紧，再戴上隔离面罩。夜间10点15分，搬运行李，这是要去哪里？

隐约间，我听到工作人员说了“转运”，我就问转运到哪里？给出的答案是“酒店”。是本地还是外地的酒店？天知道。这样的问题，我昨天就问过。得到的答案是“酒店”。再问是哪里的酒店，就开始有所防备，不说了。我再问是不是外地，他说就算是外地也还是酒店。转运这种事，就像押解囚犯，作为囚犯是不知道自己被押解到什么地方；作为外人，不会知道也不应该知道囚犯要被押解到何处，到哪个看守所？到哪个监狱？除了警察，也只有天知道。

我最终还是没有变成“大白”去搬运行李，因为我很厌恶“大白”，我很厌恶变成“大白”。当然，在他们的面上我会说穿上之后很热，我一个这么胖的人是很怕热的，所以不穿“大白”。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转运的大巴，此时已是晚间10:30分，被转运的有一个7岁的小孩，还有一个脑瘫的病人，大巴正是在等待他们。现在他们同是新冠患者，又或者是密接，大巴后面的警车已经待命，那是一辆用来押解囚犯的警车，没拍下来的是我的右边，有一名警察蹲守，还有一名穿着蓝色防护衣的“志愿者”。我觉得这不是一辆转运大巴，这是一辆囚车，在接近午夜时分，偷偷摸摸地将人们转运到一个未知的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