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67：非常有用的白痴

2021 年 10 月 1 日

斯諾所記的毛澤東說了什麼呢？他說他雖不否定有個人崇拜，但搞得過分了，「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令人討嫌」，那些喊「萬歲」的人，有真心實意的，有隨大流的，也「打著紅旗反紅旗」的。

1971年4月30日，美國《生活》雜誌發表了名記者斯諾（Edgar Snow，1905－1972）的文章《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當時一位親中的大學講師對我說，不要相信斯諾這篇東西，全篇都是假的。這位老兄一面在港大任教，一面也同我們聯繫，想為愛國事業做點事。他算是對西方文化有點了解的人，但受文革的宣傳洗腦，也無法接受毛澤東所講的不那麼符合文革宣傳的話。那麼更不要說當時香港和海外的一般左派盲眾了。

斯諾所記的毛澤東說了什麼呢？他說他雖不否定有個人崇拜，但搞得過分了，「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令人討嫌」，那些喊「萬歲」的人，有真心實意的，有隨大流的，也「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他說，歡迎美國總統尼克遜來訪，中美的問題必須同尼克遜解決。他說美國科學技術、工業發展領先世界，教育普及。中國應該學習美國把責任和財富分散到五十個州那種做法。他盛讚日本侵華，說「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日本佔領大半個中國期間，「我們搞了一個百萬軍隊，佔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他說中國的核彈只是一個小指頭，美蘇就各是一個大拇指。一個小指頭怎麼敵得過兩個大拇指呢？但據說蘇聯對中國還是有點怕，就像房間有幾隻老鼠，還是有人會怕的。

這些說法，今天看來不是什麼高論，但在文革極左思潮氾濫下，卻讓人難以置信。不是一直說日本侵華如何罪惡，中國如何無敵，美國如何是紙老虎，美國如何是中國不可妥協的敵人，毛澤東這樣的偉大人物千年一遇嗎？

斯諾是1970年8月到中國，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站在一起，12月18日同毛進行5個小時談話，12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毛與斯諾在天安門的照片，稱斯諾為「美國友好人士」。斯諾延至71年四月才刊出談話文章，表示「最近才能夠證實他（毛）不反對在不直接引用原話的情況下發表他的一些談話。」也就是說，斯諾的文章是在毛同意下發表的。

與此同時的71年四月，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這是打開中美外交僵局的第一波——乒乓外交。斯諾文章預告了中國有意與美國修好，這是第二波。7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會見毛澤東，與周恩來詳談，決定了美國總統次年對中國的訪問，是第三波。

這些事態的急劇變化，《七十年代》都緊緊掌握機遇，作大篇幅的報導和評論。其中最精彩的，是在九月號全文譯載了美國《紐約時報》副社長、專欄作家賴斯頓（James Reston，1909－1995）同周恩來的談話。賴斯頓是美國一流記者，他以尖銳的詞峰，與周恩來就聯合國席位、中美關係、台灣問題、印支局勢展開舌戰。不能說周恩來的回答令賴斯頓滿意，但至少對答如流，沒有迴避問題，也沒有被難倒。重看這個訪談，只能慨嘆在五十年後的中國，已經沒有一個外交人員可以達到周那樣的水平了，更何況他當時是處於毛澤東和極左思潮的擺布下。

西方和日本關於中美關係突破的深入報導及評論文章很多，《七十年代》倚靠《大公報》的曹驥雲（陶傑父親）幫忙選擇及翻譯。當時香港左派和右派的報刊，仍然未見有這方面的大量文章，去滿足讀者急切需要了解形勢的求知欲。右派因為對台灣國府不利，少碰這話題還可以理解，但左派就可能仍然擺脫不掉極左思想框架，而不敢大膽去報導與評論中國與「美帝國主義」趨友好。就像保釣運動開始時那樣。

這一年的九月，旅美留學生的五人保釣團經香港到中國秘密訪問。我被通知去同他們見面。這個後來被稱為「保釣第零團」的五人，是李我炎、王正方、王春生、陳恆次、陳治利。五人獲周恩來接見並長談。中國也是在這時候正式肯定了保釣運動。

據後來了解，周恩來是早前在《七十年代》上看到關於保釣運動的報導和評論，從而認識保釣和《七十年代》雜誌的。保釣和《七十年代》獲中共掌權者的青睞，改變了保釣的性質，也使《七十年代》更接近中共權力。保釣在海外，向親中的「統一運動」路線發展，是從知識人對體制和權力的對抗，轉為對權力的依附。《七十年代》獲中共重視之後，就更難以獨立輿論的姿態與中共的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了。

這既是《七十年代》的「成功」，也是我困惱的開始。

2021年5月3日，法國《世界報》說北京正在尋找「非常有用的白痴」以成為「新時代的斯諾」來宣傳形象。我在當年，可能也是「非常有用的白痴」。

（原文發佈於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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