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7 “讨伐中宣部”之后，焦国标的复杂蜕变
野兽按：今天突然想起了焦国标。知道他是因为他2004年3月发表的《讨伐中宣部》一文，但2012年9月12日，他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后，就没了他的消息。他成了一个“思想史的失踪者”，于是谷歌了一下他的近况。
焦国标1963年11月21日（农历十月初六）出生于河南开封杞县。焦国标先后取得河南大学中国文学学士、古代汉语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后任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2003年4月发表诗《致美国兵》，支持美国发动美伊战争，内有“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的诗句。
2004年3月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指责中宣部实行愚民政策，主张新闻自由。该文最初发表在《开放》杂志上，后来被互联网上广泛转载。
2005年3月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到华盛顿做访问学者，计划6个月，同时被北京大学当作“自动离职”单方面除名。校方认为他未经批准擅自出国访问，焦认为是对他写作《讨伐中宣部》的报复。
2005年7月，发表《朱成虎就是中国的本·拉登》，批评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朱成虎发动核大战的骇人言论。
2005年11月，和高智晟调查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练习者的问题。
2009年11月，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亚太经合会（APEC）中概述中国领导体制的好处时，埃利奥特评论说，“它不是民主体制。”随后，李光耀反驳说，“中国人对民主体制不感兴趣”。焦国标则发表文章称“看了这篇报道，我顿时火冒三丈。中国人固然希望更好的生活，但更希望选票。”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也质疑说：“李光耀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
2012年9月12日，焦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在明镜人物2019年2月19日的节目中提到了焦国标。
【“2004年3月，时任北大新闻专业的副教授焦国标因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引起轰动。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焦国标并没有被北大立即解聘或开除。
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反思和沉淀，与15年前相比，2019年的焦国标思想观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他认为，言论自由并不是最高的价值。
他说：“言论自由不是最高的价值。还有比言论自由更高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就是社会的稳定呀，和谐呀，全社会的利益。”
他还说，个人的言论自由，可能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等问题，有时候同社会利益不一致，会造成一些负面的东西。
焦国标今年55岁，14年多前发表《讨伐中宣部》檄文时不到41岁。他说，高校教师中现在有一个“四十岁现象”，大部分“出事”的教师年龄在40多岁、50岁以下，他们有一定的资历，职称，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处在讲课、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这个年龄段的教师“出事”多，值得思考和研究。
焦国标2005年3月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请做访问学者6个月，被北京大学当作“自动离职”除名。多年来，焦国标已经没有任何公职，现在靠写字、卖字为生。十几年前的锐气似乎荡然无存，激情被他所说的思考和理性取代。他说，老师的学术自由和学校监管之间的互动，能否从“抵触性”走向“建设性”，值得思考。焦国标认为，校方、教师和学生之间要建立一个和谐、并非抵触的关系，不是学生举报-学校追查-老师受罚的“低劣”互动关系。
他说：“总体而言，简单地归结为管控太严了，我觉得是太单一了。问题没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动向”。】（明镜人物2019年2月19日）
哈耶克说：“在专制社会，不是不劳者不得食，而是不服从者不得食”。比如，先抹黑他，再切断他的经济来源、封锁他的人际交往、降低他的社会声望、逐步把他边缘化...
而这十几年的边缘化生活对于一个思想者的伤害，是个值得深究的议题。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
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及整个宣传部系统）。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中宣部。何以言之？谁都知道中国不是新闻自由太多，而是新闻自由太少，试问是谁把本已少得可怜的新闻自由又来个缺斤短两、横挑竖扣？是中宣部。新闻自由度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说，可以没有政府，不可以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以新闻自由为敌，连“新闻自由”四字都不许随意使用，这分明是对最起码文明准则的公然践踏。中宣部已经堕落为当下中国最愚昧落后势力的堡垒，在他们弄权得到快乐和贿赂的同时，党和政府的形象、国家的文明进步因此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听任其横行不法、擅权祸国下去，不仅它自身将沉沦到阿鼻地狱万劫不复，便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大业也将被大打折扣，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将被大大延迟，我中国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亦且颜面扫地。因而我们必须奋不顾身，起而讨伐中宣部。
一、中宣部怎么了？中宣部害了十四种大病
中宣部害的第一大病是工作方式巫婆神汉化。许多人都看过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现在中宣部的工作方式堪比小二黑他爹二诸葛和小琴他妈三仙姑。在这两位大神眼里，今天“不宜栽种”，明天“不宜出行”，后天不宜娶媳妇，大后天不宜嫁闺女。中宣部整治新闻媒体不正与此德行类同吗？今天不许再提蒋彦永，明天不得反思非典，后天又有新禁忌，不得说媒体是“社会公器”，诸如此类。试问中宣部这些禁令都是怎么得来的？依据是什么？比刘修德和三仙姑的“结论”科学多少？他们的“不许”，毫无根据，绝对想当然，绝对人治，绝对与人类基本文明准则背道而驰，与巫婆神汉违背基本科学常识属于同一个级别。
中宣部害的第二大病是权威程度罗马教会化。如今中宣部实在太正确了，正确得跟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会一样，势焰熏天，莫予毒也，炙手可热，谁碰到它都要被它烧糊半截，就跟柳宗元笔下永州之野产的那种异蛇一样，触草木，草木尽死，咬了人，没治。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正确得像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部长神圣得像红衣大主教，我们不能听任中宣部厉害得像永州的异蛇。新闻媒体监督这个监督那个，谁敢监督宣传部？“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宣传部门处分了那么多的记者、老总，没谁敢吱声，难道宣传部永远正确吗？现在政府各部，无论依法行事的程度如何，总还有个法，可是中宣部发号施令根本没有章法，混同于巫婆神汉顺口胡扯，悖逆最起码的人类政治文明，而其效力却是金口玉牙！中宣部是目前中国惟一不依法行政的死角，是法律的太阳照射不到的惟一的黑暗王国。中宣部是人民共和国最后一只黑箱，我们不能答应它平安而威力四射地存在。中宣部害的第三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日本文部省屡屡修改学校教材，篡改侵华历史，把“侵入”改成“进入”。中宣部有过之而无不及，凡历史上的罪错皆不许提，反右、文革、饿死几千万农民、六四、哈尔滨的宝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这一切已经令所有媒介和学术中人忍无可忍，令普通民众伤心欲绝。
中宣部害的第四大病是宪法杀手。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权利，按道理说，中宣部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部，就应该是言论出版自由的捍卫者，而实际上它却是宪法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最大侵害者，整个一个精神屠夫。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的政府职能部门不去努力保障它，却是千方百计地折磨它，践踏它，这在当今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捍卫宪法，就不能不讨伐中宣部。
中宣部害的第五大病是背叛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于行动上堕落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向国民党专制统治抗争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时期。有人将此期的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和一般言论文章择要辑为《历史的先声》出版，竟遭中宣部查禁。这些文章言必称民主，言必称言论自由，是当时中国最伟大，最能代表先进文化方向的文章，而今居然遭到中宣部的查禁，足见中宣部已经如何深重地沉沦为共产党原初理想的敌人。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该鸣鼓而攻之，决不可坐视中宣部再如此随心所欲地乱党祸国下去。
中宣部害的第六大病是冷战思维的衣钵传人。中宣部吹风，凡涉美国，必是敌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至今仍然是中宣部对外宣传和事关欧美新闻报道的指南。某出版社编辑报一个选题是《看美国人怎样治国》，总编辑一看题目，急了，问：“你什么意思？”总编辑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人的政治文明是不可赞美的。中宣部训话会一贯讲究的就是这样的导向。美国的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当你把它诬为臭狗屎的时候，实际上你已嗅着向真正的臭狗屎靠近或正在进食。心地光明磊落一些吧，中宣部！恢复正常的嗅觉，把狗屎称为狗屎，把香饽饽称为香饽饽才是你的出路。否则必然身败名裂，自己将自己挂上历史的耻辱柱。实际上你已经声名狼籍太久，赶快悬崖勒马。
中宣部害的第七大病是中央精神的克扣者、阻挠者，而不是贯彻者。媒介中人，特别是那些常到中宣部“领旨”听训的媒体领导人称：你听中央领导讲话，中国一片光明，大有希望，可是你一到中宣部听训，中国简直是乌云翻滚，魔爪横伸，整个感觉中央精神的头号阳奉阴违者，头号克扣者，头号反对者，头号否定者，头号干扰阻挠者，不是台湾，不是香港，不是贪官污吏，不是海外民运分子，不是美帝国主义，不是法轮功，不是六四死难家属，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中央宣传部。此时你禁不住产生今夕何夕的感觉，中宣部究竟是谁的中宣部，它究竟是听谁的，今日域中，是光明的天下，还是黑暗的天下。笔者写此文，正值2004年两会，这本应是媒体最活跃，中国人政治生活最自由的时期，可是你看媒体被中宣部收拾得个个“清心寡欲”，家家跟素食者似的，会上谈的一些重大问题，修宪、拆迁之类，都不许媒体自由言说，实在是与中央的中心工作对着干。
中宣部害的第八大病是冷血弱智病。日前与某杂志社一位朋友通电话，无意间谈到他们最近一期杂志刊载的一组关于信访的文章。恰好我也看了这篇文章，他说：“这组文章影响不小，连中宣部都打来电话了，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信访问题最大的一篇报道。”我立即回应道：“远远不够！应该做一期专号。你们这一期做的是什么呀？简直就是一趟浮光掠影的信访旅游，把信访者的苦难当风景看，隔靴搔痒，太轻飘飘了。应该照着督促和帮助政府彻底解决信访问题的方向去做，脚踏实地而不是浮光掠影，追根溯源，竭尽媒介之力，坚决挖掉导致信访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各级毒瘤。前不久在网上我发表一篇《给温总理的一封信》，提请并奉劝他们这一届政府，要拿三分之一的精力，解决人民群体幸福感指数过低的问题。富裕固然重要，可是富裕而不幸福，人文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有背政府初衷，是国家的硬伤。上访就是这样一块硬伤，是老百姓幸福感的头号杀手。我相信温总理能够看到那封信。信访的存在是我们不可饶恕的罪恶，居然听任它存在几十年，实在太罪过！良心大大地坏了！”
听我此番话，这位朋友接着说：“中宣部的电话不是来鼓励的，而是来责备的。说这样报道会影响社会稳定。”我心中顿时无名火起：“这种混蛋！简直是弱智！上访者个个都是炸弹又能怎样？对于十三亿中国人民来说，毕竟是极少数，怎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何况上访者十之八九都是蔫人，真正的暴烈之士根本不会去上访。长期听任上访的存在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头号原因，宣传部的此类责备又是导致上访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如果媒体自由跟进，而不是像这样被各界宣传部的冷血和愚昧封锁，上访现象早他妈八百年就绝迹了！”
形诸文字还客气了一些的，在电话里我跟泼妇和泼皮一样破口大骂，没有一点风度和修养。我简直是出离愤怒了！报道上访怎么会影响社会稳定？不报道才会积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面对一个个悲惨的上访故事，你们居然能无动于衷，竟责备媒体报道太过，实在是太铁石心肠！太愚昧，太冷血，太可恨了！这样的心智，这样的冷血，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发号施令，怎么能不误我苍生，误我中华！
非典期间，在卫生部举行的那次究竟该如何公开非典疫情真相的研讨会上，有卫生部的官员担心和盘托出真相会引起恐慌，我当即怒不可遏：“在座的不是都知道真相了吗？大家不都好好的没有一个寻死上吊投井跳楼吗？别以为我们比老百姓高明多少！现在就可以通知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立即向国人公开疫情真相。”卫生部领导真是“从善如流”，第二天果然公开了疫情，就是4月20日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张文康部长公开的那个来中国旅游很安全那个“真相”。我插这个曲是什么意思是？是想说明，有些政府官员要比普通人懒惰得多，冷血得多，也愚昧得多。他们大脑根本没有科学缜密思维的影子，完全是跟着愚昧的感觉走，跟着愚昧的想当然下结论，做决策，下命令。口口声声为社会效益计，为国家稳定计，本质上是“误国误民，实乃千秋罪人！”
中宣部害的第九大病是庇护恶棍和腐败分子。年前各新闻媒体都传达了中宣部吹胡子瞪眼睛转达的二十五个“不准”，其中一个“不准”是不准各家新闻媒体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的消息。为什么不准报道？说是这影响了宣传系统的形象。这个理由太邪恶！宣传部没有免于被监督的特权。不许报道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被“双规”，试问你代表了谁的利益？你代表了“双规分子”的利益！这一“不准”，让新闻记者扼腕痛惜，让腐败分子暗暗称快，这不是一个以宣传“三个代表”为业的机构可以说出口的话。真正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请问一切正义之士：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宣部封杀无数新闻报道，每一个报道里都是小民被欺；封杀一个报道就是纵容继续欺压小民，做恶人的帮凶。
中宣部害的第十大病是吃里扒外。新闻媒体被中宣部管得跟三孙子一样灰头土脸。你管他就应该保护它，可是记者屡屡被打，从来没见中宣部站出来为记者说话，给记者撑腰。修理记者的办法一套一套，层出不穷，可到记者需要你为他们鸣冤撑腰讨公道的时候，你乌龟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他去，屁都不放一个！
中宣部害的第十一大病，表面上的精神贵族，实际上的金钱奴隶，铜臭十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对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随意叫“停”，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许多时候实际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寻租，是受恶人之托，忠恶人之事，拿党和国家赋予的媒介管理权为腐败分子减祸消灾，谋取私利。据一些大型网站和著名报刊的从业者介绍，中宣部一些人常以宣传为名，指令媒体免费给一些文化商品做广告。媒体该收的广告费免去了，可是广告主的广告费没有免，哪去了？进了“叫停”者的腰包。另据可靠消息，宁波普陀区曾拿八十万请中宣部摆平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天津一个卫生事件的当事人也曾拿出几十万元贿赂中宣部，求中宣部封杀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看起来是封杀一个报道，实际上就是庇护一群或一个恶棍，是延续一个灾难，是出卖党和政府的形象以换取非法利益。最近，中宣部下令封死宝马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有没有接受事主的黑钱？我们不能不提出质疑。
中宣部害的第十二大病，嫉妒贤德，谁冒头就封杀谁，谁的正义感突出就“活埋”谁。现在中国不能有畅销书，哪本书畅销接着必有中宣部跑步“灭火”。理由冠冕堂皇，内心阴暗无比。封杀一本有创意的走红新书，就是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摁下去一个有正义感的记者或学者或报纸，就是摧灭中国社会的正气。当下中国社会，之所以精神创造力枯萎，道德沦丧，正义泯灭，邪恶势力猖獗，正气弱如游丝，中宣部要负百分之九十九的罪责。中宣部败坏了中国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
中宣部害的第十三大病，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民工欠薪多年，为什么直到温总理时代才真正着手解决？宣传部一向不许媒体报道，欠薪问题进入不了国人的视野，怎么可能解决？上访为什么几十年不绝，有的祖孙几代上访，前仆后继，为什么？宣传部为无数的罪恶捂着盖子。计划生育有多少惨绝的事，都因为得不到媒体的报道而屡屡重演。恶人不怕见官，就怕见报，新闻媒体本来可以为中国人民做一万件好事，解决一万件灾难，只因宣传部愚昧落后的思维方式和霸道武断的工作方式，却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被勒令禁绝，宣传部系统整个就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延续者和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害的第十四大病，媒体老总们的是非感、正义感、文明感的戕杀者。每次听中宣部训话归来，受训的媒体领导都大倒苦水，说坐在中宣部的会议室里简直是时光倒流，中宣部的那套说辞实在太违背时代潮流。看上去他们好胳膊好腿去，好胳膊好腿回，没有半点损伤，实际他们内心被大大挫伤，他们的是非感、正义感和文明感被中宣部的训话彻底地损伤了。是非感的伤害是世间最大的伤害，正义感的被蹂躏是最残暴的蹂躏。
二、怎样拯救中宣部？上下二策拯救中宣部
上策，撤消各级宣传部。美国有宣传部吗？英国有吗？欧洲有吗？都没有。谁有宣传部？纳粹德国有宣传部，而且曾涌现出一位著名的部长，就是戈培尔博士，“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这条谎言的发明者。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有宣传部，当时的中心工作是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宣传朱毛的队伍是“共匪”。宣传部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它的核心工作是好事无中生有，坏事有中生无；好事小的化大，坏事大的化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知客观为何物，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驰。殊不知宣传部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罪恶，就是灾难，就是政党和政府自绝于人民之举。中国政府如果说在国际社会上形象不理想，应该首追中宣部的责任。它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方式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下策，制定一部《宣传部工作法》，一切照章法来，不得再采用三仙姑式的巫婆神汉工作法。允许其依照现有工作模式运行，但是必须设置监督环节，以节制宣传部的工作，不得再正确得如同罗马教会。具体办法有四个：办法一，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项目，为中宣部的功罪盘点，看看宣传部系统在过去的历史时期里都立过哪些功，犯过那些罪，哪些宣传部长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哪些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功臣画进凌烟阁，罪人刻上耻辱柱。可以倒着清盘，从现任刘云山、吉炳轩开始，依次丁关根、王忍之、徐惟诚等，顺着往上捋。
办法二，建立宣传部工作日志制度。宣传部必须有清楚全面的工作日志，今天下了哪些封杀令，明天举了哪些黄牌，必须笔笔记录在案，昭昭在册，以备查询，以备监督，以备日后责任追究，以备日后历史的论功和定罪。眼下正流行的那种企图逃避责任追究和历史审查，以电话下“禁令”，不留文字痕迹的鬼魅做法必须坚决禁止。一件坏事，新闻媒体正准备暴光，宣传部的电话便斜刺杀来，高喊“刀下留人，不许报道！”研究者对此类情况一定要格外注意，除了冠冕堂皇的“稳定压倒一切”之外，还要细心考察这背后还有没有权钱交易？要追问凭什么你自告奋勇替坏人坏事捂盖消灾？鲁迅先生说：“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们有理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宣传部的这种“叫停”电话。一个‘叫停’电话，拿坏人多少贿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给我从实招来！
办法三，建立宣传部工作事故追惩制度。豆腐渣工程有责任追究制度，宣传部工作如果发生失误，其危害比豆腐渣工程更大，故也应该有事故追究制度。一句话，意识形态的超级豆腐渣工程危害更大，不能白白放过。当年的中宣部发动的许多反这反那的活动，现在看都是笑谈，视为丑事，为什么不见有人为那些丑事、蠢事负责？
办法四，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媒体随时将中宣部下达的各种“不许”指令刊登在报刊上，或者发布上网。中宣部也有这样做的法定义务，让全国人民都来评价宣传部下达的这些禁令哪些属于正确的，是功德，哪些是罪恶，是反文明，是伤天害理。各媒体老总，听了中宣部的训话之后，凡觉得有违背起码的文明社会常识的指令，都应该自觉将其发布上网。丑恶言行最惧怕透明。中宣部的跋扈和“常有理”也是被媒体老总们听完不当、不正确、甚至反动的训话之后“秘而不宣”惯出来的。据一些老总讲，中宣部训话根本不讲理性，不循文明常识，也不讲什么媒体责任，有时甚至迹近流氓无赖滚刀肉的腔调，充溢在训话中的是酣畅淋漓的颟顸气和管人欲。中国新闻媒介体系如此庞大，而对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贡献实在太少，祸根就是整个宣传部系统使出全幅力量，专以拖新闻监督的后退，拉历史的倒车为职责。实在令人痛心！实在令人愤怒！
三、中宣部挟王明、康生、张春桥极左历史的余威才这么凶顽，它的极左根子从未被清算
这些年新闻圈常用这个句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某报道夭折了。”什么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实际就是宣传部从中横加干涉。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报道，实际上是说虽然是公认的荒谬、愚昧甚至反动，可是也不能不听它的。这等于认可了宣传部拥有了颠倒黑白、强奸公意、指鹿为马、不按常理出牌、践踏文明常识的特权。众所周知的荒谬，而威力却如此之大，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如此“不可向迩”，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没有人正面抗争哪怕半句话，实在是中国道德人格的耻辱！新闻圈里的人都说：中宣部的权威只隔一层窗户纸，只是大家不愿捅破就是了。为什么不愿捅？是不敢捅。为什么不敢捅？因为它太凶顽，它不讲理，更不讲法，好人不敢跟跋扈的恶棍较真儿。他加害了你，你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法院都怕它，不敢接你的诉状。这样的现实助长了宣传部的行不由径，致使其肆无忌惮地祭起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各种邪术法宝来。整个宣传部系统是中国新闻业正头顶上的一块乌云，是新闻记者的噩梦，它蔑视文明社会的一切是非曲直，冒天下之一切大不韪。它是党和政府民意基础的最大淘蚀者，是党和政府合法性的最大流失者，是中国弱势群体灾难的二级制造者。
中宣部为什么这么凶顽？第一，这是极左历史留给它的历史遗产。从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时代以迄于今，中宣部一直享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免责权。它做到哪儿哪儿是边，即便事后证明宣传错了，鼓动歪了，“城头大王旗”可变，中宣部的地位却一成不变，什么责都不用负，一不用反省，二不用忏悔，三不用问责。“反右”期间，“文革”期间，以及后来中宣部搞的反这反那期间，抓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都红得像烙铁，毒得像异蛇，事后没有谁向它“反攻倒算”追究其过失。政治路线变了，人事变了，中宣部作为一个机构的红和毒却一直没变。中宣部从来没有得到清算，它的角色没有变，它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从未被触动，它的极左性、悖逆性从来没变。要像清算王明、康生、姚文元、张春桥那样清算中宣部在过去历史时期的一切罪错！第二，这是继承前此意识形态衣钵的体现，固守着与时代相背的国际冷战思维。中国媒体说美国至今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中宣部才真正是冷战思维的烈女节妇。第三，把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看成是一小撮人的禁脔，各种在它看来不顺耳的发音器官都是没有发声资格的。须知中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是全体炎黄子孙的托身之地、庇护之所，任何异类，你是民运分子也好，你是六四流人也罢，都是这片国土的合法继承人，都有平等地在这片我们祖先共同开发的老娘土上自由生活、自由表达、自由言说的权利。我即便是不爱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也有在这片热土上生活而不去逃亡、不去坐监的权利，因为这也是我的祖产。你中宣部部长的曾高祖在这片热土上耕耘过，他政治流亡者、持不同政见者的曾高祖也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过，爷爷们的孙子是平等的，是应该坐在一张圆桌边共商国事的。可是中宣部是不许你这么看，这么说，这么商量的。
四、我敢喊出“讨伐中宣部”的十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毛主席教导给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新闻圈早已在私下自由的场合称中宣部是当下中国的“反动派”了。虽然“反动派”这个词有泛政治化倾向，有“历史问题”，不想使用它，可是揆诸中宣部的种种行径，除了这个词，别的词真的很难表达。中宣部的反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不背不盖赤裸裸的反动，是不折不扣的反动。
第二个理由，这是我的宪法权利。共和国里不应该有老虎的屁股，共和国里不应该有任何免于诘问的圣物，共和国里也不允许有欧洲中世纪红衣大主教那样的圣人。
第三个理由，我比中宣部高明和文明。从上到下各级宣传部系统的工作，在我眼里就像一个愚妄之人不可一世地叫嚣着走向结薄冰的深湖，又好比街头恶棍行横，却没人喝令断阻。我是止不住要大叫阻止的。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不利于任何人。他们自认为“守土有责”，是忠心耿耿为党和政府“看家护院”。在我看来，他们是陷党和政府于不义。他们出台的每一个“不许”，都经不起推敲，都是愚昧的“结晶”，都误党和政府的事业。报道上访会“影响稳定”就是最典型的例证。究竟会不会影响？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会怎么影响？他们调查过吗？他们研究过吗？他们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没有一点科学的影子，全是愚昧！全是懒惰！全是冷血！
第四个理由，他们对人类文明常识的践踏令我忍无可忍。他们不许媒体用“公民”一词，要用“老百姓”，不许“民主”、“自由”的字眼随意上媒体，宪法上可以用，十六大报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随便用，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当摆设。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人类之敌、文明之敌、民主之敌、自由之敌！这是“敌我矛盾”！这是对60万中国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理念的践踏，是对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文情操的蔑视和挫伤。这种反对起码的新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行径，充分说明他们不是党和政府的思想卫士，不是“三个代表”思想的贯彻执行者，而是愚昧落后文化的代表者，代表着人类腐朽没落的文化堕落沉沦倒行逆施的方向。
第五个理由是我有好生之德。我不忍心看着中宣部这个机构就这么自我毁灭，更不忍心听任你们继续毁灭中国尚存的一息精气神。我必须像佛教大师那样对你们加以“当头棒喝”：“休得无礼！不许走那条路！”
第六个理由，别的部和部长都可以成为媒体“挑剔”的对象，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工作都可以“批评”，凭什么中宣部就不能被“说三道四”？司法部、公安部、铁道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等，及其部长，都受到过媒体的质疑和责问。特别是铁道部，年年像打狼一样受到国人的围攻，说春运涨价实在可耻，是“大发中华民族团圆财”。中宣部每一次发布“不许令”，新闻界都会经过一次全国范围的心灵折磨，整体地灰心伤气，骂骂咧咧，痛不欲干新闻，然而却向来无人敢反问一句“你的‘不许’合适吗？你凭什么‘不许’？”如此不得人心，竟如此令行禁止，威力无穷，凭什么？凭什么宣传部就是猫，而新闻媒体就是老鼠？谁给中宣部这样被监督、被批评的豁免权？
第七个理由，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是河南人，2003年底他一口气发布二十五个不准时，新闻圈朋友聚会时总半真半假说“河南人都什么玩意儿！”一位级别挺高的新闻界朋友说：“春天他们这一届（中宣部领导）初上台时，加上正赶上非典，新闻宣传通气会上对媒体老总还客客气气。现在，牛得很，凶得很，一点不客气！眼空无物，去听精神的仿佛都是三孙子。”河南人抓意识形态让人不放心。向来中国灾难最重的是河南，河南灾难的总根源是河南官方的意识形态过敏。1942年河南饿死一百万，二十年后的1962年，河南饿死人更多，祸根都在地方行政官官迷心窍。河南的官员大多“忠心向上”。上边未必是那样的意思，跟来跟去实际上是跟了魔鬼。上边有上边的事，他不会觉察你看起来跟上面，实际上已经跟了魔鬼。于是你越跟越远，最后把自己跟成文明的罪人、精神的杀手。我不相信中宣部发布的二十五个“不许”是胡主席指定的，我相信完全是中宣部自行拣选出来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放手让同志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于是中宣部把领导人的信任做到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程度。“防火防盗防河南人”，这令人痛心。我们不能听任全中国的舆论环境都发生河南化。
第八个理由，这是我的一种文风自觉。梁启超把时务文体发展至极致，胡适把白话文张扬到极致，徐志摩把新诗发挥至极致，鲁迅把杂文发挥至极致，李敖、柏杨、王朔、孔子、孟子、曹雪芹、唐宋八大家各臻其极。他们的每一个极致都为汉语文和汉民族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也希望把这种不忌生冷的文风发展之极致，为汉语文和汉民族的发展略尽绵薄。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第九个理由，前辈的鼓舞。三百六十年前弥尔顿写了《论出版自由》，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千五百年前骆宾王就写了《讨武照檄》，尼采说“上帝死了！”章太炎斥光绪帝是“载恬小丑”，梁启超嘲骂袁世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五四先驱喊“打到孔家店！”张季鸾数说“蒋介石的人生观”，郭沫若叫人“试看今日之蒋介石”，傅斯年写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倒“皇亲国戚”，前贤相望，史不绝书，我说句“这个样子的吉炳轩非走不可”，或喊一声“讨伐中宣部”，较之这些前辈，有什么大不了？实在小菜一碟。再者，新闻媒体上国外整天喊总统不称职，要下台，部长有劣迹，快滚蛋，我就不信中国人喊一句“讨伐中宣部”就是大逆不道，就该死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弥尔顿的知识者不是好知识者，我想做一个好的知识者，我想做中国的弥尔顿，我想让这篇《讨伐中宣部》成为彪炳史册的历史文献，就像《论出版自由》一样，就像《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样。
第十个理由，为后辈造福的欲望。拯救中宣部，为后辈开辟幸福自由的源泉。“公民”、“民主”都成为忌讳，这灾难太深重了吧？何时是尽头？鳞介羽毛尚知为子孙计，何况我圆颅方趾的人类？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文王谔谔以昌，纣王默默以亡。
第十一个理由，人不亲行亲。你是抓新闻工作的，我是研究新闻工作的，新闻工作的抓法也是新闻研究的对象。我们本是一家，共同对同一个“东家”的兴衰负责，那就是中华民族。我们应以辐辏之势指向我们共同的轴心：父母之邦！炎黄之族！
第十二个理由，生态学的依据。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苍鹰更后。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中宣部如此绝对的权力为什么就没有监督？谁能保证它不腐败？它不以权牟利？中宣部后面也应该“黄雀”，没人敢追问他打一个“不许报道！”的电话背后是不是收受了别人的贿赂，这是生态学常识不能答应的。恐龙没有天敌，最后还是灭亡。大家彼此应该“互相监督，切莫违犯了”。
第十三个理由，大不了一死，我还正不想活了。每听说中宣部又出台新“不许”了，我就恨不得一口气把自己憋死算了。或者离圆明园、颐和园都很近，那里到处是荒林子，足以把人吊死的树枝有一千万个不止，找个僻静之地，“自挂东南枝”算了，不看这个世界了。这都是什么混帐“不许”啊！实在没什么法子让中宣部醒来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读研究生时一师兄常说：“司马迁写《史记》蛋砸三砖。”蛋砸就砸了，可你要不让他写《史记》，成吗？我想遍宪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法，讨伐中宣部该不着死罪。既是“活罪”，就更没什么好怕。不就是蹲大狱吗？没准还捞个“秦城待遇”。蹲秦城是以肉身存银行，有利息，不贬值。现在凡叫得上名字的老人物，有几个没蹲过秦城？甘地说监狱是大英帝国免费的旅馆，住着很棒，一日三餐很省心。中国监狱与大英帝国的监狱在这一点上文明程度一样，也是全免费的（曾经有一个时期不太一样，枪毙一个“反革命”，那“反革命”的家属得拿五毛钱的子弹费，不然不得收尸）。不就是性生活悬空吗？练“在狱出家功”可也。不就是吃不好吗？还能比上高中、上大学差？高中、大学时我就饿过肚子，没什么大不了。受过苦的人有担待。前几天看凤凰卫视，许戈辉采访丁玲老伴儿陈明先生，说秦城伙食不孬。那是什么时候啊？正当物质匮乏。现在，全国人民都不挨饿，还能亏了秦城人？不就是可能挨点儿小打吗？我一受刺激容易休克，像有些昆虫的假死。一打，假死了，谅他再也不敢打第二次。话说过来，打死也没什么，孙志刚不是就被打死了吗？不死哪能成圣啊？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想成圣贤不顾老婆孩子。这一点西方人更可取，想成圣贤就不成家，当年来中国传教的那些耶稣会教士就是这样，“不婚不宦”。如果让我自己“定罪”，我既不该死罪，也没有“活罪”，讨伐中宣部，推动中国当代社会文明，功劳反倒是大大的，大英雄一个，跟前面提到的诸位前人一样，足以名垂青史。
第十四个理由，我对苦难的敏感度比较高，对不公正的麻木度比较低。上访和民工欠薪二事，谁要说影响稳定，不能报道，我就特别痛恨。元旦那天，胡主席对全世界作个简短的“新年献词”，呼吁、祝愿世界和平。听了我很生气。呼吁、祝愿什么世界和平啊，呼吁拖欠的民工款全还了就行了！祝愿全中国的上访者委屈的心都得到平复就足够了！就功德无量了！元旦那天夜里，我做个梦。我到颐和园游玩，一个人影都不见，一个大园子里就我一个游客。我疑疑惑惑、意意思思地走，就这么来到十七孔桥上。低头一看，桥拱最高处有一双鞋，鞋尖对着北边的石栏杆，放得特别整齐。人投水死了，剩下一双鞋，让人注意。这是我见这双鞋子的第一个感觉。接着一个感觉是发现这双鞋竟是我自己的！我已经投昆明湖死了。我不信我死了，我要寻找没死的证据。末了我发现鞋里有一封信，是写给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信的大意是，你们为什么不下死命令解决民工欠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壮士断腕下死力解决上访问题？今天我要死给你们看！明年再有欠薪，再有上访，我在阴间决不饶恕你们！瞧瞧，我已经在梦里“死谏”，以死抗议政府对上访和欠薪的麻木不仁了！
五、戳穿中宣部愚昧、冷血、贪贿的“稳定观”，确立科学的稳定观
在中央要求各级领导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中宣部动辄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传媒，我们必须重新打量这个理由，培育起科学的发展观。据我思索，稳定有三种状态，一是常态稳定，一是不稳定状态，一是超稳定状态。超稳定状态就是死态，就是化石状态。中宣部现在搞的稳定就是超稳定状态，中国新闻媒体已经被它搞得化石般稳定。
以“影响稳定”为由封杀新闻报道的根源也有三个：一个是中宣部冷血愚昧，像报道上访、欠薪会影响稳定，报道计划生育的野蛮做法会影响国家形象，诸如此类，都是愚昧冷血造成的。如今关于欠薪的报道这么轰轰烈烈，不仅没有影响稳定，反倒国家因此稳定许多，政府因此亲和许多，这充分证明过去中宣部以“影响稳定”为由扼杀新闻监督的行为是多么的愚昧和大错特错。它大大推迟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在世界国家之林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抹了太多的黑。
再一个根源是中宣部权力寻租，这边拿了人家的钱，转脸就以“影响稳定”的名义喝令焦点访谈或其他什么媒体不许报道。据可靠消息，没有中宣部摆不平、封不杀的媒体，只有新华社的内参除外。所以给中宣部送钱免灾的恶人都知道，如果是被新华社内参盯上了，上供中宣部也不好使。
被中宣部指控为“影响稳定”，从而加以封杀，对此我们要厉声问一句：“影响了谁的稳定？”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吗？非也！影响了腐败分子的稳定！影响了宝马案肇事者的稳定！影响了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稳定！针对中宣部号称的“稳定压倒一切”，我们不能不问一声：“谁的稳定压倒一切？”从中宣部叫“停”的一个个报道里我们看到，是腐败分子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邪恶势力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欺压良善弱小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有钱给中宣部上供的人的稳定压倒一切！是克扣民工工资的工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逼迫苦难的人民群众千里万里走上上访路者的稳定压倒一切！
第三个根源是确实可能影响稳定，于是喊“停”。对此我们还要问一问：到底影响的是哪一种稳定？是常态的稳定，还是超稳定？如果影响常态稳定，是该喊“停”。如果影响的是超稳定，那是应该影响影响的，再不影响影响就死屁了，万马齐喑。什么是常态稳定，什么是超稳定，什么是不稳定，必须有个科学的指标，而决不能允许像过去那样，跟着冷血、愚昧、贪贿者的感觉走！中宣部对中国文化事业的管理，远远比三百年前的英帝国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还要落后。对此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已经是数字化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数字化。已经是透明的时代，中宣部的决策也要透明化。找遍北京的街道，你看不见“中宣部”的招牌；拨北京的114查号台，你查不到中宣部的电话；网上搜索“中宣部”，你得到的是空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闭目塞听，以不变应万变，悖逆时代而存在的“机关”！中宣部是地下党，还是黑社会组织？它为什么胆敢这么无视公众对中宣部的知情权？中宣部早已不是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看门人，而蜕变为有着独立经济利益的险要“机关”。它拥有对全国庞大的新闻业说一不二的“叫停”特权，它安享着“说你影响稳定你就影响稳定”的鉴定垄断权和由此带来的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油水的非法利益。已经是听证的时代，中宣部每发一号，施一令，也必须建立在严格科学理性的基础上。保守的，历来以极左闻名的，冷战思维孑遗的，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接受过多少黑钱，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曾迫使多少弱者和受害者在媒体上失声的中宣部，该彻底清算了！谁左谁当宣传部长的恐怖时代该终结了！
何家栋：丁家班的中宣部——致焦国标教授的一封信
国标同志：
一个热心人将你的网文《讨伐中宣部》下载寄给我，读后除震惊之外，且深有感触。想不到在一个天天讲提倡文明讲究法制的现代中国，作为中共中央的宣传部竟然能如此独断专权、遮天蔽日。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号召，曾砸烂过中宣部。但纵观前中宣部之所为，比起现今的这个后中宣部来看，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当年陆定一、周扬们并没有生杀之权，对文学艺术界、思想理论界的历次整肃，都是伟大领袖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其中包括被人津津乐道的周扬、丁玲之间的个人恩怨，如果没有“最高指示”的话，周扬也是不会得逞的。所以，说他们是“小鬼”尚可，说是“阎王”，则高抬了他们的身价，因为他们并未掌握知识分子的生死簿，就连他们自己生死簿，也是攥在别人的手里的，顶多也就是利用“大气候”，在某个问题上捣点小鬼、泄点私愤罢了。
这后中宣部的钳制舆论和无法无天，恐怕应从丁关根、徐惟诚的源头算起，当年正是他们把新闻出版界整治的奄奄一息，人鬼两难，再也不敢奢谈什么民主自由了。其规模之大，较过去历次文祸毫不逊色；其时间之久，从得意之时绵延至今。你所讨伐的中宣部，在今天看来，其实仍旧是这个丁家班，不过换了一个新记老板而已。丁关根和徐惟诚都来自上海滩，一个是民国遗少，一个是文革遗少，可谓黄金搭档，老少咸宜。咱们河南出了吉炳轩这么大的官，虽说一口气能发二十五个禁令，但充其量不过是丁家小伙计罢了，踩着人家脚印走，也没什么原创性，把那句民间酷评改为“防火防盗防丁家班”，才算实事求是。
前后两个中宣部是有区别的。其区别在于：前者是革命家，是知识分子；后者是官僚政客，是一帮党棍。执掌前中宣部的都是意识形态权威，开口原则，闭口主义，碰到问题还要想一想为什么，怎么样，瞻前顾后，考虑影响和后果，他们又都是文人，耍过笔杆，也怕物伤其类，执行时不免打些折扣，也许这就是伟大领袖最不满意的地方。丁家班的官僚们则没有这些清规戒律，他们书没读过几本，字没写过几个，可谓“自郐以下”，一蟹不如一蟹， 只知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无知无畏，胆大包天，昏天黑地，一派肃杀，更不论什么主义，只要看着不顺眼的，听着不顺耳的，就主动出击，越是不该说的话越爱说，越是不能做的事越要做，“说出手时就出手”。古人云“盗亦有道”，可他们却是百无禁忌，任意胡来的，还美其名曰“依法治国”。马克思说没有出版法，也就不会违犯出版法。或许他们也制定了一些内部规定，但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虽然它们都有法律的形式，但永远不能成为法律。因此他们的实际角色就是在充当秘密员警。
现在，人们都反对文革时期的“大批判”蛮不讲理，但它还有胆子公开讲它的歪理，无论是“评《武训传》”、“评《红楼梦研究》”还是“评《海瑞罢官》”、“评《清宫秘史》”，无论是姚文元、戚本禹还是梁效、洪广思，总要给你列出几条罪状，公示于众，有头脑的人也不难从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丁家班可好，就像一伙蒙面人，暗中下手。说他是恐怖分子，又无人出面宣布“对此负责”，向公众说明封杀的理由。鲁迅说，“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因为他自信还有力量，他只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调笑，到得就要失败了，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财产的数目和安放的处所；再下去，才是但丁《神曲》地狱篇也没想出来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暗暗地死”。但现在正是中国“和平崛起”、又是中国“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候”，怎么还把“失败的帝王”宫中的药渣当仙丹，凡涉及封杀舆论的事情，都是暗暗的来！
据说中宣部并未设书报检查局，只是丁关根把过去国民党的暗探制度搬过来了，由一批离退休老总搭了一个草台班子，付些零碎银两，来对媒体进行“实时跟踪”，像防贼一样地防着。这些人本来就垂垂老矣，有些心态失衡，总觉得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他们都是以“九斤老太”的眼光，来挑剔六斤、七斤的。所以，他们不是想从鸡蛋里挑出骨头，就是要从火星上钓出鱼来，以证明自己政治水准的高深。真正自尊自爱的人，是不屑于这种营生的。果有真才实学，他早就去做专栏作家，让别人来“跟踪”他了。有人开玩笑，把丁关根写成“盯跟关”，即“全场紧盯，实时跟踪，叫你关门”。这样的怪现状，可以说它的组成和运作都是非法的。究竟是由着那伙老布尔什维克继续发挥余威，还是该让中宣部自身清理门户，最好在新闻出版界来一次全体公决才好。
在某些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可能有差异，但不是根本性分歧，比方说，我觉得中国新保守派的思维模式几乎和美国新保守派如出一辙，都是真正的右派，而中宣部就像美国的五角大楼，自恃有力量，总要到处搜索打击对象。不过，美国的保守势力是向外扩张，中宣部则是对内扩张，搞的是统一思想，就是马克思说的“把一切既有的无稽之谈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四个阶级联盟变成三个精英联盟，国体都改了，不知国旗改不改？五角大楼是对外扩张，单边主义，气焰熏天。反恐战争之初，布什把它说成是新的十字军东征，虽然随即改口，但也许这正是他的真心话。我和王思睿曾力辩这不是文明的冲突。美军现在遭到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合力抵抗，五角大楼如不善用武力，一场反恐战争确有可能发展为一场宗教战争，中国新保守派也未尝不希望把伊拉克变成美国的“第二个越南”。想想看，美国新保守派的国外政策，不正是中国新保守派在国内推行的政策么？都是以实力为后盾，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他们不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无论你多么强大，都不能强大得永远做主人。这种行为方式，都来源于同一个思维定势：看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却又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矛盾。毛泽东为此折腾了一辈子，消灭一个矛盾，又产生一个矛盾，直到郁郁而终，才承认自己一生只干过两件事，还是留下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
他的后继者也许只有胡耀邦、赵紫阳认识到矛盾是消灭不了的，如果能掌握矛盾发展的方向就很了不起。他们被打下去，矛盾就激化起来，变成你死我活。中宣部和五角大楼都是激化矛盾的高手，没有矛盾也要制造矛盾（毛泽东称之为“树立对立面”），直到弄得遍地都是敌人。事实上，你当作朋友的，未必天生是朋友，那是你代表了他的利益和要求的结果，没有共同利益就没有共同的目的，没有双边主义也就没有朋友。如果迷信单边主义，你看谁像敌人它肯定就是你的敌人，只要能打倒它，无须手软就行。所谓领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照顾被领导者的利益，你不代表、不保护它的利益，你就领导不了它，领导权的获得是以利益共享为前提的。矛盾是永恒的，但又是可以控制的，根据共同的利益，或发展，或中止，或缓和，或激化。矛盾的解决是要铲除产生矛盾的条件，在存在非正义条件的地方，用非正义的手段实现正义目的的希望是渺茫的，消灭一种非正义，立刻就产生另一种非正义。越想彻底解决问题，激起的矛盾就越多，就像文化大革命，连老人家自己也收不了场。要叫中国新保守派懂得这些常识尤其困难，因为在他们思想深处，跟美国新保守派一样，也是奉行单边主义的，相信有权就有一切。在他们有力量的时候，他们就要生杀予夺，支配一切，让你登啥就登啥，让你关门就关门，容不得半点妥协退让，等到他们力不从心的时候，也只好挺着挨打了。
你为“讨伐”申述的十四个理由，也是十四条建议，有理有据，但我认为只看消极方面，就把一些跳梁小丑估计太高了，这不只是个人品质问题，还有个体制问题。你提出解散中宣部，看来也不是意气用事。但共产党是靠宣传起家的，毛泽东主席就特别看重宣传工作。“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制造舆论，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可见它是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玉”，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稍作变更，建议撤销宣传部，改设宣传委员会。但是不是用这个名称，还可以从长计议。因为宣传就是做广告的意思，共产党言而无信的政治实践，说一套做一套，使人认为宣传就是说假话大话空话，先前老百姓把搞宣传的说成“卖膏药的”，大跃进以后，又把宣传干部称为“风马牛干部”，只以刮风拍马吹牛为能事。就在中宣部这个风马牛部之下，还有风马牛报，风马牛电视台，以满足官僚政客们的“第一需要”。不如改个名称，叫“思想动员委员会”更好。另外，组织部也以撤销为好，改设“组织委员会”。成员均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形成鼎足之局，胡锦涛总书记宣导党内民主，宣传、组织部门的改革就是它的配套工程。既防止个人专断，又防止官员擅权。现在只提“和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就是和“核心”保持一致。“核心”又和谁保持一致呢？只能和全党保持一致！不如此，就是私相授受，是孤家寡人，没人会和他保持一致的。
设立三个委员会，虽不能完全保证体现全党意志（因为选举还可以做手脚，如“圈定”），但它至少为党内民主打下一个基础，可使宣传、组织部门不变成猎头公司和侦探机构。在过渡阶段，则应实行“公告制”。现在火灾、矿难、车祸、疫情都发布公告，隐瞒不报者，或受纪律处分，或被判刑。像以前秘密运作，对图书报刊实行恐怖主义暗杀政策的“宣传”，不仅人民的知情权被剥夺了，中宣部也成了唯一不受社会监督的特权阶层，成了谁也摸不得的老虎屁股。过去不敢摸，是看到“不争论”这道禁牌，让人胆寒。后来发现，所谓不争论，就是一言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邓大人是实用主义者，对抽象思维没有多少兴趣，凡是有用的又能行的通的，就是好东西。所以在理论问题上，如姓社姓资，他只能挂免战牌，只要一争论，他准输。但毕竟他还网开一面，并不禁止某些人发言，《中流》、《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还能允许出版。后生小子没有前辈的政治经验，听到一点不同声音就犹如风声鹤唳，异端邪说；但又不自量力，没事找事。这说明世界上不怕公共舆论谴责的人很少，老虎也怕鸣鼓而攻之。何况还有一部宪法保护我们。就连视宪法、党章如废纸的伟大领袖，在他因发言被打断而气急败坏的时候，也要向宪法求助，手持宪法、党章去问罪。而一个丁家班的小伙计，不知有何德何能，就敢凌驾于宪法之上，睥睨一切，肆意封杀，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央一再声明“尊重宪法”，他的行动偏要践踏宪法，到底是和谁保持一致？宪法不被尊重，完全是因为没有人站出来捍卫它！今天讨伐丁家班，其实就是一场护法之战，虽有点“秋后算帐”的意味，但更具 “以儆效尤”的意义。因为丁关根虽退，但遗风犹存，而且越演越烈！还要叫他们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人民的眼睛盯着你呢！做一件好事，给你记个红点，做一件恶事，给你打个黑点，秋后盘点，你就等着吧，红点多给你光荣，黑点多就叫你臭名远扬，像伟大领袖说的，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一家出版社仅因题材不合口味，一次就被查禁图书几十种，一份报纸仅因刊载一篇格调不高的网文就被查封，受害者忍气吞声，也不敢到法院打官司，当惯了奴隶，逆来顺受，只能采取不抵抗主义。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大锅饭”养成的奴性。所有这些处罚都出于长官意志，瞎指挥，不经过司法程序，根本就没有一个对错与不错的认定过程，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公正性可言。一边要像甩包袱似的将出版物推向市场，一边又以绳捆索绑实行钳制恶管，而且只改别人不改自己，中宣部永远是口含天宪、天纵英明，这和铲掉青苗叫农民改种他物是一个性质，早晚也要害得一些新闻出版业关门大吉。到那时上访者就要到中宣部门口拦汽车，讨饭吃。看来只有公开化、透明化一途，才能改善中宣部的形象。如果所有“文字事故”都明示天下，都经由司法机关公开审理，有目共睹，有理共评，调查取证，一丝不苟，方可制止这种肆无忌惮地乱砍乱杀，建立起公正的出版秩序。马克思老人家说，在一切不透明的国家，人民都是从道听涂说、流言蜚语中了解真相的。所以每次禁令，都奔走相告，越传越黑，都骂中宣部是恃强凌弱的“文化杀手”。
我不明白的现象还有，这些主管意识形态的文化官员为什么有那么多优越感，不能像胡耀邦那样，和知识分子平等相处，而总要在知识分子面前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势。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不许写文革，不许写反右？不许写上山下乡，也不许谈论《忏悔，还是不忏悔》？为什么写了就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是不是哪个漏网的文革余党还想翻案？我更不理解为什么要禁《历史的先声》，那是中共大佬和民主人士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的声音，碍他什么事了？可都是在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的呀！难道说真的应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事物往往走到自己反面”？想来想去，不免要揣摩哪个地方触动了他们的“恋母情结”。还担心今天禁《历史的先声》，明天是不是要禁《毛泽东选集》？后天是不是还要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可是明目张胆地主张新闻出版自由，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的呀！我想这都是不透明的过，你搞神秘化，地下作业，人们就要怀疑“这是为什么”？你是不是“和中央保持一致”？是不是学我们过去搞“地下工作”那一套来对付我们？你在这边补窟窿，他就在那边捅漏子，你要收拾民心，他就干犯众怒；你想重建合法性基础，他就使劲拆台。好象专门与新班子对着干似的，不知他们到底要听谁的？莫非真的还另有一个地下司令部不成？
即便是中宣部该管的事，它也不好好去管。现在“内参”泛滥成灾，说是“内参”，它却不作为“档”下发，而是明码标价，公开发行，还注明“秘密”字样。这算什么“内参”？如果是“秘密”，它就是公开出卖情报！凡是进入市场的，都是一般商品，凡是我花钱买来的东西，都属于我的财产，我想怎么处置它就怎么处置它。如果非要追究责任不可，那也只能追究出版者，不能追到我头上，因为我不是“密源”。这一原则不确定，我要处置个人所有的私产，把它当废品卖了，你想找我的麻烦，就告我“泄密”，而造密卖密的反而逍遥法外，岂不荒唐？但这样的事竟在上海发生了！人民律师郑恩宠就因为一份鸟内参被判刑两年！这明明是一件错案！他怎么就没有权利处理自己私人的物品？法律不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却强制消费者替生产者去保“密”，把问题的主次完全颠倒了。中宣部要想管事，就给“内参”定个标准，凡列入保密范畴的产品均不得作为商品上市，否则就以出卖情报论处，从源头上杜绝“泄密”。作为消费者，没有义务要替任何商品“保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弊既久，要改也难。丁家班才是名符其实的阎王殿，已经弄得天怒人怨，道路以目。新班子上台，人们曾抱很高的期望，但很快就发现：习惯势力是如此顽强，丁关根的根是如此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人们看到对《往事并非如烟》和《中国农民调查》两书的淡化处理，也曾表示谅解。但不知是否奉了“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接着就来了一场失去常态的大反扑。不过我并不悲观，丁家班终究是要垮台的，也许这就是“猖狂的最后一跳”。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三月十八日开会进一步研究制定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措施，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也一再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出的信号都是光明的，中国宪政民主的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我特意又把马克思有关著作翻了一下，并且整理出两篇笔记，都是未经篡改、修正、“发展”的原汁原味。现在抄一份给你，即做为我对你的建议的补充。如果真心实意按马克思说的话去办，中宣部不仅不是阎王，简直就是天使了。
另外，我还以为在中宣部中应不乏明智之士的，他们对你的“讨伐状”应该感谢才是，因为以前人们出于恐惧，对丁家班的倒行逆施只能“腹诽”，大不了暗中骂几句娘，背后嘀咕几声，谁也不敢大声说出自己看法。现在你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让他们看到这个丁家班如此遭人痛恨，倘若能使他们觉得脸上无光，心中有愧，然后幡然悔悟，洗心革面的话，那就国家有福了，人民有福了，坏事也就变成好事了。
祝
工作顺利！
何家栋
2004 4 4
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笔记两篇：
1、需要未必是事实
2、最好把真理比做燧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