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50，女性出走不停

本文首发于青年志。

文｜小毛 编辑 | Sharon

“毛毛是我的跨龄朋友”，见面第三天，戈丽向别的朋友这样介绍我。她比我大20岁，再过一年，我们就要各自迎来人生的30岁和50岁。

我和戈丽认识了近一年才见面。去年底，在共同好友Alex的推荐下，我和戈丽结成小组，一起申请了matters的游牧者计划，一个数字游民支持项目。

在申请书里，戈丽写道：

我2019年开始学习朴门永续设计理论，把学到的知识在新疆实践了3年。我也仔细阅读过《鸣响雪松》系列丛书，并逐渐坚定了过一种永续生活的决心。对《用手雕塑的建筑》的学习帮助我找到了接下来的实践方向：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能够亲手建起一栋泥巴屋。

 *朴门永续设计强调就地取材，效仿自然生物互动来实现可持续生活，反对对工业化体系的依赖。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太陌生了。虽然小时候曾和爷爷奶奶在乡下生活过，但中学开始我就离农村和土地越来越远。所以，去年读到戈丽写下亲手建屋子的愿望，我非常受震动：这是可能的吗？这对我来说是可能的吗？

如果你期待这篇文章能回答这两个问题，不好意思，它们目前都还没有答案。我们的申请没有中奖，没有钱，盖泥巴屋的心愿，以及我和戈丽的见面都搁置了。 

但我们都因此多了一个朋友。我一直对戈丽抱有好奇，因为我们太不一样了。不只是年龄差，还有生活方式，我已经习惯了外卖、网购、短视频和预制菜，很难想象“不够便利”的生活。相比之下，戈丽却很有变通的勇气：我从她的公众号文章读到她这几年的经历：年近50，破产，离婚，驱车4000公里从新疆来到云南，尝试创业，过自给自足的可持续生活——诸多标签堆叠之下，这一切仿佛是个互联网爽文段子。

但这样总结一个人的人生实在太简单粗暴，我总想着有机会要亲自和戈丽聊聊。今年8月，我带着逃离的心情联系她，询问能否去大理拜访。我想逃离什么？这是近两年我反复自问的。在去年的申请书里，我写过一部分答案：

我发现自己被局限在了城市中......当然，我有私心，希望能通过更多动手而非动脑让自己慢下来，从性别行动的创伤中有所恢复，为未来能做更多储备韧性。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性/别领域做尝试，几乎在其中投注了所有的热情和关切，对此有朋友开玩笑说“你是个全职的女权主义者”。这当然是出于自愿，我也在过程中收获颇丰。但与此同时，受困和被磨损的感受也越发强烈。如果不愿就这样接受过早到来的迟暮心态，我必须向自己承认，是时候喘口气了。

总之，9月初，我和戈丽在大理见到了面，一起待了一周。

能干

“能干”是Alex和我介绍戈丽时用的词，这两个字在我见到戈丽的当天下午就迅速变得直观而生动：她最近在给一个花园打理植物，每天要花1-2小时。

见面那天下着小雨，等雨渐渐停了，戈丽就说：“我们去把菠菜种了吧。” 说着就起身去冰箱拿催好芽的种子，边拿边说：“菠菜种子有这么个特性，必须在非常低的温度下，就像冰箱冷藏室的温度，两、三、四度，大概十天一周，发芽率就特别高，80-90%都能发芽。如果直接种在土里头，十几、二十几度，也能发芽，但发芽率很低，你看。” 她打开包着的湿纸巾，我看到许多小蝌蚪一般破壳而出的种子。

到了农场，戈丽熟练地劳作起来：戴手套，拿上镰刀和肥料，驱赶冲人嘎嘎叫的大白鹅，查看之前种的洋葱和花菜，再扯掉杂草和生长不好的西红柿，给菠菜挪出一块空地，然后在土上用手划出一道道小沟，撒上种子，最后再施肥。

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问问题，戈丽一直在回答：

“鹅怎么这么凶啊！”
“鹅就是领地意识特别强的动物，啄人可疼了，它们跑过来的时候你也要凶一点才行呢。”

“这些菜都种得不多，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对，自家吃菜不能一下种一大块，成熟的时候，哗～都成熟了，来不及吃。一次一小块，还要花样多，隔十天半月再种，就一直有菜吃。”

“为什么要把西红柿扯了？”
“西红柿怕水，这里雨季水太多了，它就会得病，长不好。我们新疆干旱，西红柿就特别好吃。”

“菠菜要多久能长出来？”
“现在的种子已经有小牙牙了，就快了，大概三四天。”

“好多虫子，好多蚂蚁在搬东西，白色的。”
“对，大理的土挺好，黑油油的，也很多昆虫。这里蚂蚁叫红河蚁，可厉害，咬人就起泡，好长时间都不好，我这么粗糙的皮肤被叮了一个月了还有疤。这窝蚂蚁刚才我拔草惊动它了，蚂蚁是社会化分工非常好的小动物，工蚁立刻出动，赶快把卵搬到安全的地方，因为那卵不能见太阳。速度可快，不需要谁命令，卵一露出来，就全出动。”

“为什么要一排排地种？”
“其实是方便拔草，也可以撒着种，但可能这撒多了，那撒少了，到时候拔草就特别困难。”

“施肥只需要撒这么一点吗？”
“对，盖土也是技术活，一般就是种子的1-2倍，很薄很薄的。也看种子，比如豆子盖太薄不行，种子本身就有那么厚。菠菜种小，只能盖一点。其实最好盖有机质，因为有机质疏松，种子容易顶出来。这个是羊粪肥，太黏了，下雨容易把它闷着，闷着就不容易发芽。要是我自己种就用树叶或者平时剩的烂菜叶子堆肥。羊粪肥力太强，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试试看吧。”

“肥料平时怎么存放？应该要干燥通风吧。”
“嗯，不过发酵过的肥受点潮也没事，没发酵过的一受潮会发酵，就散发出臭味。比如鸡粪，新鲜的就是没发酵过的，如果晒干基本也没啥味道。其实肥料有点湿度也好，因为不光是需要里头的营养物质，如果仅仅需要营养物质就和化肥没区别。有机肥最重要的是富含微生物，植物需要和微生物共生。其实人也一样。我之前看的一本书就讲这个道理，地球上最先有的就是很微小的微生物，它们其实是我们的祖先。”

对农植知识几乎为零的我来说，戈丽在这十多分钟里讲的话就像万花筒一样，转到哪里，哪里就绽出一片活泼多彩的内容，真是一节可遇而不可求的生态课。

种完菜，戈丽给我摘了一颗很甜的无花果，我边吃边听她讲无花果的知识；我夸大理天很蓝，她就对比起大理和新疆气候的不同；从花园往回走的路上，戈丽又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微生物、酵素、泡菜、维生素的知识。

戈丽讲话抑扬顿挫，充满分享欲，又不乏逻辑，哪怕说远了她也总能再把最初的话题找回来，让一切融会贯通。我喜欢她话语里的自然和平实，也很享受以这样发散又合一的方式摄入知识。

我忍不住问戈丽这些知识都是自学吗，她说对，看书嘛。这时候，我还不知道她曾经为了搞懂泥巴屋的建造，一个人翻译、整理了一本800多页的书，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本《用手雕塑的建筑》。

好学

2019开始，戈丽开始自学永续生活、环保、自给自足等概念和理论，同时开设个人公众号记录这一过程。《用手雕塑的建筑》是她从2022年3月开始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慢慢“啃”完的，她也同期在公众号连载了所有翻译内容。

翻译、校对、编辑和整理的工作，在戈丽的口中只是一个兴趣驱使、自然而然的学习过程：

“我就想，既然有那么多理论和实践，那好多知识肯定早有人系统的书写过了。网上太多零零碎碎的，好没意思，我就找书来学。找到这本，讲怎么用泥巴建房子，泥巴是最自然的材料之一嘛。外国人写的，没几个人看，现在也没有中文版。当时找到有台湾翻译的，但只有几个网友上传的拍照片的PDF格式，太费劲了，本来繁体字看得就费劲，竖版的更费劲。

我又实在想学，后来就在喜马拉雅里头找到两个台湾女士把这个书读下来了。但她也不是专业朗读，有点磕磕巴巴，还有台湾腔，有的地方听也听不清楚。我就继续找，又找到一个电子版，全英文的。我那时候也是有执念了，特别想搞明白这书到底是细节说的啥。

但是我英文又不好，根本就没法看，机翻的看着也费劲。我就结合两个女士朗读，听得清的就打成文字，听不清就对照英文和台湾版再看。其实台版翻译得挺拗口，觉得拗口的就去找那段英文。一小段就比较简单了，我对照着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学，然后再机翻，机翻虽然奇怪，但比对着台湾女士说的也可以理解，最后我再把它重新整理成我觉得好理解的话。

相当于我就把整本书全部重新打印了一遍，算不上是翻译吧。”

我惊呼：“怎么不算呢！” 戈丽连连摆手，说：“哎哟，怎么说呢这个行为，确实是自己想学，但又有点像盗版。不过后来有别的人也想读这本，就找到我，我怪不好意思，把电子版发过去说‘哎呀，这样好像（对原书）也挺不尊重，就给你一个人看看’，然后去年她还专门把书打印出来送给我。”

戈丽把这两本赠书找给我看，拿在手里时我五味杂陈。我不确定如今是否还会有人以如此原始又现代、执着又灵活的方式去学习。但我想如，果没有足够的好奇、信念和耐心，这一定是很难的。

这不是戈丽第一次或唯一一次如此投入地学习。年轻时，为了给家里开的养殖场记账她自学会计并考证；电脑和手机普及后，她开始练习打字和使用互联网；受够了规模化养殖后，她自学绘画和美学知识办美育学校；发现室内教育“不够自然”的本质，意识到办教育终究还是要被迫内卷后，戈丽开始学习和实践可持续生活，寻找相关社群并结束了已经跟不上她的成长的婚姻。

出走

必须承认，作为女权主义者，我在直觉上对戈丽的离婚故事最感兴趣。还是因为戈丽的直率，我们在见面当天下午去种菠菜前就聊起了她的婚姻。

我想听，又不想显得太八卦，于是说：“你愿意讲，再讲。” 戈丽说：“哎哟，没啥，我愿意讲，怕你不愿意听。” 我说：“我愿意听。”

戈丽和丈夫是中专同学，毕业没多久就结婚了。婚后，他们以家庭为单位一起经营蛋鸡养殖场，就这样一干20多年，规模从3000只逐渐扩大到10万只。

世纪之交，全国养殖业逐步工业化。政府鼓励加上大型饲料公司游说，养殖户们开始购买设备，养更多的鸡。这带来了内卷：“别人用设备，机械化了，利润率低了，一只鸡能赚到的钱少了，原本养3000只能养活一家人，现在不行了，被逼着扩大规模，一步一步工业化。”戈丽说。

机器要花钱买，于是不得不贷款。戈丽家最早贷款是在2004年，那时候，银行并不情愿贷款给风险较大的养殖业，饲料公司就出手了：成立贷款担保公司，表示愿意给养殖户做贷款担保。戈丽说一开始觉得这是好事，因为“人家上市公司愿意借钱给我们扩大规模”。

但实际上，大公司不做赔本买卖。给养殖户做担保的同时，饲料公司会让养殖户之间互相签反担保合同，把风险重新转移给个体。“人家所有文件打印好，满脸堆笑，让你在这签字，在那恩手印，咱就把自己卖了。”戈丽自嘲地笑了两声。总之，贷来的钱用来买饲料，经销饲料，饲料公司狂赚，养殖户却被“套牢”了。

养鸡是非常具体的全方位劳动。除了要应对经济上的压力，这样的生活还伴随着：扩大规模带来的环境污染，鸡患上各种难治的怪病，谈合作推杯换盏间的人情世故......

有些画面戈丽回想还是忘不掉。她说：“几千只鸡，生病了就互相传染，一片片地死......哎哟，看起来特别痛苦，不停地啄自己的羽毛，体弱的更受欺负.....以前觉得工业化养殖是让鸡住上楼房，好像挺舒服的，但其实双脚都离地了，很不自然。自然界的鸡能靠沙浴清洁自己，排除寄生虫......”

生意伙伴也根本算不上真朋友。“那都是我老公认识的人，养鸡的，借钱的，谈合作的......好多妇女都是这样，圈子跟着家走......有时候吃饭他带我，那一套我一概不会，觉得自己社交能力特别差，还一度想努力改变自己，改不了，改了也会特别难受，就放弃了，少跟那些人打交道。”戈丽说。

无意义感越来越重。戈丽在文章里这样总结这20多年：“我们的家庭养殖场并不是蒸蒸日上，而是一步步陷入贷款的漩涡，走上了高投入低产出的工业化养殖道路，也让我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与绝望。”

忍无可忍，戈丽从2014年不再为养殖场做出纳和会计。接下来几年她做回家庭主妇，但也一直心有不甘，想要证明自己。她说：“我想试试，不搞养殖业，不和我老公一起工作，我能不能有自己的事情做，一种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比较好的生活方式。”

但做点什么好呢？

戈丽喜欢画画，那几年刚好儿子也正在学画画，但目之所及的培训机构大多都以考级拿证为主，而并不注重创意和表达。戈丽想做点不一样的。于是，好学的精神头又出现了：她花半年多时间自学绘画和美学知识，然后从2016年开始办美术学校——一次关键性的出走。

戈丽的学校做的事更像是美育。因为她重视创意而非成绩，不想搞赚钱的考级培训，却愿意买各种各样优质的画材给学生们用，纸张的质量和颜料的挂纸度都是她考虑的重点。课堂上，教学也不局限于用笔临摹和复刻，不在于“比谁画的更像”，而是鼓励学生自发地观察，并发挥想象力利用各种材料（如纸片、粘土、树叶等）进行创作。

然而，如此的教育理念在小城市并不受欢迎，努力了3年勉强有了300多名学生。刚开始收支平衡，疫情就来了。

戈丽的精神压力在2019年达到顶峰。少了她的留心，“马大哈”加“烂好人”性格的丈夫不断借贷，又不断借钱给别人，养殖场濒临破产；美育学校也因租房合同、师源流失等问题也难以为继。戈丽开始吃不好，睡不着，最终确诊了美尼尔氏综合症，俗称眩晕症，一种和压力紧密相关但没有特异性治疗手段的疾病。

或许这样的出走算不上“成功”，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开办美育学校让戈丽对自然教育产生了兴趣，进而学习了更多环保和永续的生态知识。她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作息，发现了自己兴趣所在，建立了对可持续生活的信念，并打算长久地实践下去。这意味着她不可能再回到集约化的养殖场工作，也不可能再过违背心意的生活。

改变一点点发生，戈丽在内心决定了要走得更远。至少，先得把婚离了。

离婚

丈夫不愿意离婚，这让戈丽很受不了，她打电话给远在国外的弟弟说：”咋办，你姐我快要完蛋了。”弟弟给她出主意：“姐，不管是下不了决心，姐夫不愿意，还是手续太复杂。先不管，先找个理由离开新疆，走出去再说。”

2023年3月，戈丽开车上路，花了一周时间来到云南。此后，除了10月办离婚手续需要回老家，她再也没有回头。前夫至今都觉得他俩是为了还债而“假离婚”，总会复合的，但对戈丽而言，这是漫长失望累积后的必然结果，不可能逆转。

第一次想离婚的念头出现在十多年前，理由很简单：前夫不做家务，眼里没活，戈丽形容他是“油瓶倒了都不扶一下”的那种男性。更难忍受的是付出劳动却不被当回事，比如刚拖完的地，他还是会随手扔下烟头。

最要命的是“嘴上功夫”。以洗碗为例，有时吃完饭前夫会让戈丽把碗放着，他来洗。但结果总是就这样一放几个小时，被提醒的话，他会说“马上”，再被提醒就变成了“明天早上一定洗”。如此几个来回，戈丽就知道“放臭了发霉了他也不会去洗”，只能自己动手，这感觉像是“养了个大儿子”。

最初他们会为此争吵，久而久之戈丽感觉“这很费劲”，无奈之下只能自己做，也不再相信前夫的甜言蜜语。

当日常都用来为“小事”置气，沟通便不可能深入。前夫在外应酬完回家，总是爱躺在床上刷短视频，连吃饭也要把手机放在旁边看。“哇啦哇啦的声音，那些怪笑，一个视频还要反复看，我听着烦得很，就说吃饭能不能说两句话，别老看手机。他不以为然。”戈丽说说哈哈一笑，似乎这些已不再困扰她。

我问戈丽如果再找伴侣她会看重什么，她说是倾听：“你没发现我特别爱说吗？其实我怨的就是他不听我说话，能不能跟我说说话？能不能听我说说话？我们到后面其实基本上没话要说。我有个闺蜜，就跟我现在和你这样，我老是滔滔不绝地说，她也不评价，甚至也不鼓励或者打击我，就是听，我觉得就够了。”

没话说只是关切缺席的冰山一角。戈丽2019年开始写个人公众号，她也曾多次和前夫说起过自己有这样一个平台，但他似乎并不在意。离婚后，戈丽写过一篇文章讲“送前夫玉石吊坠，他并未佩戴，于是她自己带走了吊坠”。闺蜜和前夫也是老同学，转给他看，他打来电话说自己泪流满面。但戈丽说：“我已经没有感觉了。”

在“没有感觉”之前，是很多次的心软。前夫也曾在戈丽开美育学校时帮忙，在出差时给她带礼物，“也不是坏人，也没出轨，有时候嘴巴上也关心人。其实没有某个具体的大事儿，都是累积的效应。最后下定决心离婚，心里一点温度也没有了，凉透了。”戈丽说完，又哈哈一笑。

家园

做完断舍离，该做自己了。

对戈丽来说，拥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家园”是她接下来的人生目标，比如亲手建一栋泥巴屋。在了解了前面那些背后的故事以后再看这个想法，我感受到的震动更强了：这远比我想象中要“连根拔起”多了。

但一切又是有迹可循的。2019年，开办美育学校三年左右，戈丽逐渐意识到教室框架的有限性：“孩子们天天看的都是视频里的东西，（和自然）还是有些脱离，于是我在网上查，找到盖娅自然教育里有个板块叫自然艺术。我说这不是挺好的嘛，我去学习一下。”戈丽就这样报名了课程。

她本想着把整个自然教育理念引入自己的学校，但奈何当的租约因当地领导视察时一句“这地方看着挺好，搞点农产品展示挺好”而被迫提前终止，甚至没有得到什么赔偿。入不敷出、师资流失，再加上自己得了眩晕症，戈丽结束了学校业务。

但生活得更自然的念头已经在她心中发芽了。她继续学习生态和可持续相关知识，比如朴门永续。在朴门的圈子里，一直有人推荐《鸣响雪松》系列书籍。好学精神再次萌发，戈丽开始了阅读。

《鸣响雪松》系列一共十本，一开始戈丽还是只买到台版，读起来还是费劲，她就四处找来简体的电子版看。但看电子版又容易瞌睡，她就打开喜马拉雅，把十本书从头到尾读着录了一遍。她说：“可能也有一年吧，那一年失眠比较严重，凌晨四五点我就一个人读书，我老公（前夫）分开住的，我就可以在房子里大声读书。”

听到这里我再一次睁大眼睛，说：“所以在软件上可以搜到你读的是吗？”戈丽又不好意思起来：“哎哟，我读得不好，磕磕巴巴的。有读得更好的，我找给你。”

*《鸣响雪松》系列书籍以作者在西伯利亚泰加林森林里遇到女主阿纳丝塔夏为开端，并由此展开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农耕、生态家园、宇宙和人类未来等主题的探讨和想象。

被女主阿纳丝塔夏（戈丽说大家会简称她为阿夏）感染的读者会自称夏友，很多夏友都想建设阿夏所描绘的生态家园。“夏友有些也会进入朴门圈子，朴门的朋友又会推荐阿夏，两个群体就会产生交集。”戈丽这么说时，我会联想起很多性别社群的建立也依赖这样的彼此辨认，我和她的相识也正是如此。

最早，戈丽的身边并没有同行者，于是她就鼓动家里人一起参与，在养鸡场旁边收购了60多亩单一种植的果园，用朴门的方式进行改造，增加种植品种，用不施肥不用药的方式恢复生态。

同时，她主动去结识一起学习生态课程的同学，通过一个个网友把网织得更大：我们一起数了数她现在微信里相关的群聊，一共有30多个。“天呐，居然这么多，我是不是该删掉一些。”戈丽哈哈大笑。

后来，网友变成见过面的朋友，戈丽也去不同的农场探访、观察和劳动，慢慢寻找自己适合的圈层和节奏。她说：“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自己了。”

现在的戈丽除了可能会被前夫的债务影响，也几乎没有存款，就这样带着好奇踏实地走向自己的50岁，梦想着有一天能建造出自给自足的可持续家园。每每想这点，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和她聊天的过程中，我很多次感叹：“你太厉害了。”

我问她：“你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她说：“除了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我也会想到我儿子，我没有财产，留不下什么。现在地球环境越来越恶劣，食品也不安全。如果我哪怕一点点努力，让环境好一点，给我的孩子留下蓝天白云净土，至少不要像末日片一样，还要跑到地下堡垒带着毒气面罩。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这代人算是干了啥事呢。”

我追问：“你跟他说过这些吗？”她说：“说过，他说你少为我操心，你自己喜欢弄什么家园就自己弄。确实，人家可能也不稀罕什么祖传‘家园’，所以后来我就想，可以把比我小的，和我儿子差不多年龄的人都当成我的孩子，这样动力就永远不会消失了。”

推己及人，看见ta者，在这点上女权主义也是一样。一起呆着的一周里，我没有和戈丽专门聊过性别，也没有展开说过我的困扰，我总是被她的讲述牵引，然后在许多话语的间隙里找到对我的回应，以至于在一些时刻几乎完全忘记了那些去大理前让我烦心的人和事。

这是一种属于女性的叙事：出走不停。在戈丽身上依然不断发芽的好奇心和生命力回应了现在的我感受到的困顿：无论年近30或50，都可以重启人生。

离开大理的那天，戈丽还带我去探访了几个农场，其中一个农场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泥巴屋，戈丽熟练地介绍它们的搭建方式和使用方式，仿佛那是她的老朋友。

 我又想起一年前和戈丽一起提交的，那篇标题为《80分刚刚好》的申请书。80既是我和她年纪的相加，也是一种可持续的态度：我们不想“考满分”，我们喜欢留有期待和空间，让更多可能性加入进来。就好像，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园还需要很多学习、劳动，乃至运气才能实现。但我相信戈丽，也祝愿她终有一天能实现这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