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和苏联关系历程

0.抗战时期中苏关系总览

苏联在抗战时期的对中日政策可以借助沈志华在《最后的天朝》中的论述加以解答。苏联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对中国的策略是矛盾的，支持抗日又试图和日本交好，本质还是试图借助中国遏制日本西进，维护远东的稳定和苏联在远东的利益：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中日之间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积极恢复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一方面又主动承认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多次提出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目的就是阻止日本的西进战略。

1.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关于苏联在抗日战争具体的作为，除了大陆这边的学术作品，也可以看看对岸学者站在国民政府的角度进行评述。

台湾学者齐锡生在《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中在叙述蒋介石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的时候提到了苏联在抗战初期和国民政府的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国军主要依靠德国的顾问（塞克特和法肯豪森）对国军进行整编，向国军提供德制武器和军火，因此在抗日战争初期，德国也积极参与中日之间战争的“调停”工作，尤其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但是德国提出最终调停的条件必然是对日本有利的条件，这让蒋介石政府十分不满。在顾维钧等外交官出访欧洲寻求外援无果后，蒋介石首先向苏联求助，希望用苏联的军事力量来支持自己长期抗战，从而摆脱依赖德国军火带来的外交受制于德国的现状。

由于德国态度之转变使得国民政府大增警惕，因此它也开始筹划在必要时找到能取代德国的国家的可能性。此时国民政府的设想是在军事上最能取代德国的国家只有苏联而已，因此在蒋介石亲自主导下，中苏之间秘密达成了若干协议。1938年初，中国政府订立了一个大目标，要向苏联借贷两笔款项，其中4亿元是购买苏联飞机，另外4亿元是购买苏联的武器和弹药。但是即便是淞沪和南京的大挫败，似乎还没有让蒋介石产生挫折感。他在2月间检讨中国战局时，仍然颇具信心地写道：“外交形势日劣，惟有自强自立。此时武器人力尚能持久，不足为虑也。”到了5月，蒋介石日记中写道：“对俄军械借款完成。”中国政府在不久后又签订聘用苏联军事专家的协定，并在7月把苏联顾问派赴各个国军单位服务，等于是全面性取代了德国顾问原先的职责。而且一如过去对待德国顾问，蒋介石命令各个军事单位“对顾问诚正与工作条规，并供给材料”。到了该年10月，蒋介石得到情报称苏联政府已将北伐之前曾经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加伦将军（布柳赫尔）拘捕时，显然为了眷念旧情，也是为了珍惜人才，立即两度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能够聘请其返回中国参加抗日工作，企图挽救加伦的生命。与此同时又做出决定，要向苏联“多购重轰炸机”。这一切都显示，蒋介石希望苏联能够帮助中国摆脱德国威迫向日本求和的压力，以武器和人员全盘接替德国的军事功能，而不致干扰中国的抗战。

苏联在战争之初通过中苏两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国民政府的支援提供还是很慷慨的，不仅提供军火和苏军顾问，还派出援华航空队参与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等抗日战争初期一系列会战，南京紫金山上还有苏联空军将士的墓，国民政府第一支机械化军队第五军用的坦克正是苏联的T26。

2.苏联援助背后

但是，如上文所述，苏军目的主要还是希望中国承担日本在远东扩张的成本，通过给中国一定的支援来延迟日本进攻苏联的时机，为“大清洗”的结束争取时间。所以，蒋介石在和苏联打交道的时候也感受到了斯大林的算盘，甚至因为依赖苏联的援助而在外交上受制于苏联，虽然苏联暂时没有对中国有直接的索取，但是苏联的态度依然让蒋介石很无奈：

尽管苏联为欧亚两大洲的局势感到忧心忡忡，但是仍然认为最佳对策是避免和日本及德国产生冲突。苏联此种心态在1936年德、日、意三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益形显著。苏联政府的如意算盘，是让中国单独承受日本侵略的苦果，以帮助自己避开日本扩张的锋芒。但是无论是德国或是苏联，一旦它们成为中国抗战倚重的对象时，就会自然而然地运用这些援助作为它们对华政策中实现其本国利益的筹码。中苏之间的军事扶持关系开始不久，中国政府就感到彼此之间问题重重。在8～9月，蒋介石显然对于苏联武器供应的情况感到不满，抱怨苏联迟迟不肯签订购买武器的协定。当时武汉正受到日军进攻威胁，他两度直接写信向斯大林要求苏联能够在9月中旬之前将第二批武器运送到中国，岂知斯大林的对策却是不予理睬。蒋介石在私下抱怨说：“对敌国易，对友邦难，受人接济，被人轻侮，此种苦痛若不能大忍，则决不当此重任也。”过不了几天，当蒋介石召见苏联大使强调中国的需要时，所得到的结果却是让他感到对方“挟货骄人”，使他大为愤怒。即便如此，蒋介石仍然不得不承认，苏联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已经大大地超过英国和法国，因此也无法过分对之加以责难。此时最让蒋介石体会到中国抗战和欧洲事务休戚相关的，是苏联的态度。前文已经提到，虽然在1938年前半年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把苏联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武器来源国，但是苏联运送武器的速度一直让中国感到不满。即使经过再三催促，苏联方面也并未采取积极行动，其用意似乎是观望中日战争的变化。1938年夏季之后，随着国民政府西撤，武汉成为日军进犯的下一个主要目标，而国民政府也希望经由苏联的武器供应可以巩固武汉防卫，但是苏联却无动于衷。等到10月初，欧洲军事局面紧张，苏联开始担心国民政府可能放弃武汉的防守甚至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斯大林才主动向蒋介石提出承诺，可以向中国提供装备60个师的武器和500架飞机。这个动作让蒋介石不禁感叹，国家间“只有利害，毫无信义，更无是非。弱国惟有公理与信义是从。凡不义之物非礼之事，虽至穷困败挫，亦不能有动于中。区区武器何足为意？且其已订之物尚不能如期交货，则其示意之事更不足计矣”。换言之，虽然蒋介石拒绝把斯大林的承诺当真对待，但是他进一步了解到欧洲局势和中日战争之间的密切关系。

3.1939年 中苏关系转折的一年

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仅对欧洲的进步派人士是一大打击，对国民政府对苏联的态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蒋介石怀疑苏联能否接下来长期支持中国抗战，尤其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要求苏联不能支持和德国敌对的国家，日德走的如此之近，苏联在不违背苏德条约的情况下能否继续帮助中国抵抗日本？国民政府对苏联能否继续援助自己产生了怀疑。事实上，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的军事物资对中国运送放缓，苏联计划中的物资经常运送不到国军，无法满足中国军队战争需求，这都是苏联不想激怒德国和日本人的结果。此时，苏联对中国态度虽然已经大不如前，但是并不至于到撕破脸皮、彻底放弃支援中国的地步：

但是从一开始，苏联的军事援助就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其中最显著的是它运送的数量和速度经常不能符合中国的需求。1939年夏天，当中国政府从苏联获得第三次购买武器的大借款时，蒋介石还视之为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但是到了1939年底情况已经相当明朗，苏联军援困难的症结，并不是拨款不足，而是它根本不愿意向中国运送军火。到了1940年初，苏联当初军事贷款2.5亿美元总额中，其实还有1.3亿美元的余款并未使用，考其原因，却是苏联军火的实物运送严重落后于原来承诺的日程表。更有甚者，苏联配备给中国陆军各师的武器装备又远远少于中国各师制式装备之需要。中苏双方的军火交易非常不平等，通常都是由苏联单方定出货品价位和其他各种条件，中方照单全收。这种交易关系当然会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到了1939年，苏联军火运送日程表变得越来越不可靠，而且经常长时期中止运送。这就难免使中国领袖们开始深切怀疑，苏联的意向到底有多么可靠。依据孔祥熙1939年10月的报告，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的军事贷款前后共有三笔，总数是2.5亿美元。但是，一旦苏联开始向日本与德国妥协，它对中国军火的运送速度就从1939年7月开始明显减少，到了1941年3月几乎陷入停顿。苏联援华军火的逐渐减少，对于中国军队造成重大危机，因为中国当时兵工厂的全部生产量，远远不足以维持国军的战斗需要。

1939年10月诺门罕战役后日苏签订《苏日停战协定》直接带来了苏联对日本的态度缓和，当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远东边境停火协定时，苏联同时向国民政府发出通知，声称今后在中日战争中将保持中立。有情报表明，诺门罕战役后日苏签订《苏日停战协定》最终将会转换为苏德条约那样的互不侵犯条，甚至蒋介石推测认为日苏间的这些协议又将鼓励日本实行“南进政策”，同时促使苏联向中国施压尽快与日本议和。事实上，这些预测都在那个时候发生了，1941年苏日两国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而苏联希望中国议和的想法也是存在的，徐永昌甚至记录了一位苏联领袖通过媒体向中国呼吁如果苏联、日本这样的世仇国家都可以重新成为朋友的话，中国和日本当然也可以达成同样协议。在英苏存在矛盾的背景下，苏联真正的意图是中国能够排拒英国影响，放弃对抗日本。1939年10月31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发表演说，强烈抨击西方民主国家，同时表示愿意和日本彻底改善关系。他的演说对于中国问题则只字不提，这让国民政府更加忧心忡忡。为了为了不放弃最后一丝希望，蒋介石还是在1939年12月19日致函斯大林，表达中国可以在战后向苏联提供领土作为苏联的军事基地，以换取苏联的对日参战，被苏联拒绝（结果这个设想在雅尔塔会议被美英苏三国未经中国允许实现了）。因此蒋介石为了保证援助的安全性，开始在外交策略上大幅转向美国，试图说服美国代替苏联给中国提供贷款维持军费的开支：

在1939年里，苏联对华借款数目已达2.5亿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于苏联借款的可靠性逐渐产生怀疑，因此它急需找到另外一个国际财政援助的来源。另外苏联向日本传达的友好姿态和德国政府明白表示要居间改善苏日关系的姿态，都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的疑惧，认为苏联的援华工作将变得日益不可靠。但是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得不依靠外来的经济援助去购买西方武器，同时允许中国的天然资源得以运出口去偿还西方的债务，因此抗日战争进行得越久，中国想把天然资源运送出国去偿还债务的工作就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的贷款就变得更为重要，而重庆政府也不断地给胡适训令，嘱其向罗斯福请求给予更多和更大的借款。

4.苏联援助彻底结束

根据《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一书的观点，国民政府和苏联彻底交恶的导火索还是苏芬战争。苏芬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深陷反侵略的道德和依靠苏联的现实国家利益矛盾中，因此当国际联盟为是否开除苏联会员资格而进行投票时，中国政府拒绝了苏联政府的要求，没有投票支持苏联，而是与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一起投了弃权票。虽然中国政府再度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加以解释，但是招致苏联政府的极度不满。中国此时国内舆论对苏联的批评也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所以两国彻底撕破脸皮：

在国际联盟开除苏联会员资格之后不久，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元帅立即中断了中苏之间的军火供应谈判，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对投票行为做出解释。苏联政府明确表示，中苏必须先解决两国间争端，苏联满意后才可以恢复有关军事援助的对话。中苏关系显然已经走入自抗战以来的最低谷。面对如此糟糕的情况和漫天盖地而来的苏联方面压力，蒋介石变得愤怒，决定予以反击。1940年1月21日，蒋介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称中国绝不会向苏联乞求援助，而苏联政府也必须估算一下，以军事援助中国是否符合苏联的利益。紧接着，蒋介石又向中国驻苏特使贺耀祖严词训令，提醒后者在执行任务时必须时时刻刻记住国家尊严，切不可向苏联乞求军事援助。他训令贺耀祖做最坏的打算，并表明除了和斯大林当面会商之外，拒绝和任何其他苏联官员会谈。就这样，在中苏关系经历了将近40个月的合作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新的立场，把自己和这个最重要军事伙伴的关系推到决裂的边缘。因此，到了1940年初，中国迫在眉睫地需要在国际上找到一个比苏联更可靠的支持者。

在1940年后，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支援就基本上结束了。对中共虽然有援助，但是实际军火等大宗援助也很难到陕北根据地，所以苏联在1940-1945年八月风暴前对中国抗日战争帮助就很有限，为数不多的帮助就是收容和培训被日军打散的东北抗联战士，但是在苏日中立的环境中，没有让这些抗联战士直接参与对日战争，仅仅是让他们训练来准备可能的日苏战争：

1941年4月，在苏联软硬兼施的努力下，苏日中立条约终于签订。斯大林当然明白，日本人的野心只是暂时收敛，他们在等待时机。两个月以后爆发的苏德战争，更加剧了莫斯科对远东地区安全的担心。为了准备反击日本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苏联在远东和南部边境地区部署了156.8万军队，占苏军总兵力的28%。 此外，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奋起保卫苏联，在远东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苏军除挑选一部分人员直接归属远东情报部门并为其服务外，还希望这支抗日队伍能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收集日本的军事情报，一是在东北骚扰和牵制日军。因此，远东苏军在自己的辖区为抗联残余部队建立了两个训练营地，即乌苏里斯克附近的南野营和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北野营，对那些在苏联休整的游击队员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术和技术训练，还集中学习了跳伞。同时成立了15个侦察小分队，不断被派往东北腹地收集情报、开展破坏活动。斯大林还建议中共尽快建立与满洲的经常联系，加强那里的政治工作和游击运动，并在苏日战争爆发时，派遣正规部队到南满作战。抗联部队退入苏联，本来只是暂时休整，一旦条件适合，他们还要不断返回东北继续作战。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除了少数收集情报和实施破坏的人员，在一般情况下，苏方已不再允许抗联武装力量进入中国国境打击日军。于是，抗联残部便渐渐成为一支不得不受制于苏联的孤立队伍了。

（这些部队中的朝鲜人后来围绕着金太阳形成了朝鲜初期政治派别“游击队派”，支持金日成的统治，苏联在抗战结束后优先把他们放入朝鲜是金日成最终夺权的原因之一）

5.总结

总而言之，苏联对中国抗战初期援助是巨大而且重要的。在欧洲国家政府对中国不感兴趣、美国奉行孤立政策和中国也没有太多商业利益不肯干涉侵华战争的时候，苏联的军火和贷款大大提振中国军队的士气，帮助中国度过艰难的抗战初期。但是苏联的军火并非完全无条件的，苏联是基于现实遏制日本在远东发展的利益而有选择援助中国，所以经常会出现援助不是很到位的情况，而且对其指定交易的内容让中国不一定愿意接受，但是为了抗战还得照单全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苏联的援助比其他大国要有诚意多了，对抗战帮助也是巨大的。

但是1939年苏联陆续和德国日本妥协后，开始减少对中国的援助力度，尤其是日苏停火后，苏联希望维持远东的稳定全力针对欧洲地区，因此对国民政府也试探性（甚至有时候很直白）提出中日和谈。1939年底苏芬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没有站在苏联一边是中苏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在那之后，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苏联彻底放弃远东中国的援助，除了收留东北抗联将士以外，对抗日帮助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