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困难：又读余英时

又读余英时

严搏非

（此文是11年前写的，今日读来，竟还是相同的问题。我推荐这本书，不知道如今是否还能买到。）

近日有闲，细细读了几本书，其中最想说说的，是余英时先生的《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上海古籍从前年起，陆续出了几种余先生的英文论著汉译集，这是最近的一本。取名《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确是编者的眼光，书中并无哪篇文章以此为题，这句话本是老胡适说的。胡适的中文写作常有对传统中国的批判姿态，但他的英文文章却时时为老中国的文化说话，“人文和理性的中国”就是胡适在他的英文文章中说的。而余先生的总体观点，显然是同意胡适这个说法的，虽然以余先生不妥协的个性，若是在五四时代，不知是否还会这样。

这本集子收有各种体裁的论文二十篇，有些是已经刊印过的，比如那篇著名的《20世纪中国的激进化》。当年在《二十一世纪》上刊登后曾引起大轰动，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引导了中国知识人不少的话题和思考。记得当时的话题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近代中国由知识分子倡导的激进主义，导致了现代中国连绵不断的灾难；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由中心到边缘，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这两个问题从今天来看，其实有不少新的可议处，但它的基本价值，仍依然如故。就在这篇文章的后面，文集还收有一篇《民主观念和现代中国精英文化的式微》，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延伸，今日来看，更值一读。

我们先来看看余先生的基本论点。余先生是依据基本的历史事实来提出问题的，而这个历史事实带出的问题却是奇特的。1912年，中国实现了共和。这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世袭帝制以来从来不知道的另一种政治模式，这意味着当时的革命精英们，依靠他们的政治信念和民主力量，是有能力抛弃君主专制并采纳基本上是美国模式的共和制度的。但是为什么，“民主的观念可以在中国最后的帝制下诱发政治结构的基础性变化，但共和以后却不再起作用了？”余先生认为，虽然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但是“20世纪中国精英文化的衰退可能是这些事实中的一个”。因为民主观念作为一个西方的观念，要把它转变成中国的现实，“只有通过彻底的争辩和讨论，不仅针对这些观念本身，而且针对其他与此观念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论题，才能达到一个较清晰的认识”，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高水准的精英文化是一个根本前提”。然而在4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逐渐被社会和政治边缘化，精英文化则由明显地衰退到后来的几近消亡。民主的观念失去了知识精英的强有力支持，再无机会成为一种如罗尔斯所说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政治公正概念”。而由于民主未能成为“普遍接受的政治公正概念”，它还很可能会造成了如黎安友判断的另一种结果：“如果政府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再导致一次政治危机，大部分人仍然不会对民主变革的要求提供支持”。这是真正令人扼腕的现实！

余先生将40年代以后精英文化的衰退归因于“革命”，他没有涉及最近这三十年，而这最近的三十年中，精英文化的低下和脆弱，知识阶层的体制化和庸俗化，会是一个需要另外讨论的大问题。但，直至今日，中国仍未恢复起起码的精英文化，甚至越离越远，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或许是今日中国所有真正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最当反省的问题。

200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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