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紙包著我的火

摘要：

集體主義盛行的強權中國，千人一面，犬儒、無助、迷茫。以堅果兄弟為代表的藝術行動者卻實踐著豐盈的人生和難得有趣不那麼悲情的抗爭，在越發局促的公共空間中，以藝術的外衣進行力所能及的發聲和行動，撐開一些可能性。

「嗯哼，舉報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實踐之一。」

「反黨反國，還想要言論自由？馬上舉報你！」

「你這屁股坐歪了，今天不舉報你我不姓趙！」(編註：趙家人語出《阿Q正傳＞意指掌權權者，既得利益者)

「歡迎使用舉報神器，依法行使民主權利。」

當詩人王小妮繼方方（中國作家，疫情期間著有《方方日記》）、梁燕萍（湖北大學教授，因支持方方被調查）之後成為被舉報的又一個受害者，堅果兄弟實在看不過去了。「他們又動了與我相關的人」。這個「相關」是在八十年代詩歌狂潮時，堅果兄弟讀過王小妮的詩。

審查和舉報成為當下中國的公共事件，觸動了自己，就要用公共方式回應。堅果兄弟的回應是，在5月15日發起反思舉報體制的系列藝術行動：籌款研發舉報神器（該神器可檢索出被舉報者發表過的敏感言論）、拍賣神器、頒發真話冒險獎、舉報與自我舉報實驗，最後起訴騰訊。

行動引來質疑，要製造一個魔鬼來打魔鬼？同為藝術行動者的鄭宏斌、武老白也感到迷惑，直到過程中堅果兄弟揭露了舉報黑市，也順手花50元人民幣舉報了25次《環球時報》才有點興奮。

但真正吸引我採訪堅果兄弟的不是舉報行動的道德爭議，而是他有趣的人生以及他進入公共議題調動公眾參與的奇思妙想。

過去幾年，中國媒體自由和公民運動遭遇全面打擊，幾個青年藝術行動者卻異軍突起。他們總能抓住公眾痛點，在環保、驅趕低端人口、#Metoo運動和新冠疫情等公共事件中巧妙刺激公眾參與，甚至挑釁公權力。我驚歎他們的創造力和行動力。作為一個因言獲罪歷經牢獄之災的人，我忍不住擔憂，他們會不會太冒險。當然，也可能是我，慫了(編註：軟弱畏懼)。

集體主義盛行的強權中國，千人一面，犬儒、無助、迷茫。以堅果兄弟為代表的藝術行動者卻實踐著豐盈的人生和難得有趣不那麼悲情的抗爭，在越發局促的公共空間中，以藝術的外衣進行力所能及的發聲和行動，撐開一些可能性。

逃離無趣，天才藝術行動者半路出家

天才、瘋子、冒險家、藝術家、行動者、公民、社會活動家···不管怎麼形容和解讀，堅果兄弟都不在乎，隨記者去理解和書寫，只因這些詞都很有趣。

堅果兄弟出生在湖北崇陽，他承認從小就是野孩子，喜愛折騰。孩童時，會拆自行車鏈子組裝成槍，在河裡收集可燃燒的氣體，用報紙搭成房子，還會偷別人家的東西來燒烤。

只要無趣，他就逃離。讀書時討厭公式化的數學，他就輟學。投靠舅舅在武漢的工廠，白天打工，晚上看A片，重複久之發覺沒意思。回到老家趕鴨子，很快也乏味了。喜愛文學，他才回到學校邊讀書邊編寫校刊。高二寫小說諷刺應試升學教育，被校長批判；高三，他抄襲了坐前面的髮小(編註：兒時玩伴)的英語考卷，考上湖北一所大學的中文系。

唯一沒折騰的，是大學時期，也就是八十年代的詩歌狂潮。多數時間都在看書讀詩，精神世界逐漸豐富，也是那個時候，堅果兄弟讀到王小妮的詩。 

我的紙裡包著我的火

我的火中燃出你的光

在任何苦難歡樂的現場

家園與家園結為城邦……

時隔近20年，堅果還記得王小妮這首《我的紙裡包著我的火》。

畢業後，想做記者，但報社門檻高，他只好進了深圳一廣告公司做文案，好歹與文字相關。做著又覺沒意思，總是些饑餓行銷。商業始終包容不了他大膽無忌的創意，他也受不了文案被改了又改，加上受非盈利組織專案的影響，堅果兄弟發現做讀書分享、電影課堂、小型展覽、藝術行動比做廣告有趣多了。

得逃離無趣，2011年堅果兄弟辭去工作，半路出家，開始在藝術中進行各種實驗和行動。

堅果的藝術行動深受獨立藝術行動者歐寧的影響。歐寧出過詩集，做過設計，策過展，拍過紀錄片；還是個活動家(activist)，上過美國高校講堂，又能回到中國鄉村重建鄉村公共生活，邊放露天電影，邊和農民嘮嗑(編註：聊天)。

歐寧認為當代藝術是一種「社會參與藝術」，藝術家只是起到「催化劑」作用，負責啟動並動員公眾，達到社會參與的目的。

堅果深以為然，也身體力行，通過有趣的社會參與藝術，進入事件現場，刺激公民討論和社會參與。

2011年，越來越多書店倒閉消失，只剩下「新華書店」。香港三聯書店退出廣州，成了當年的文化事件。堅果兄弟發起《30天就倒閉書店》行動，邀請30位店長，每個店長每天與讀者討論一個問題，把藝術行動變成一個民間自發的持續30天的文化節，反思殺死實體書店的真正殺手。

2012年，堅果兄弟為一千人郵寄春天的種子，他說，「有種，就有可能性」。2013年，堅果兄弟拍了「我用一塊錢買你的一句話」和「沉默的100分鐘」等紀錄片。2014年則是針對敏感的輿論環境推出「敏感詞售賣計畫」、「『不洗耳朵』城市聲音展覽」等。

即便半路出家，堅果的天分還是吸引了不少同行者。武老白直言羡慕堅果的腦子，「那腦子轉個不停，想法多，而且行動力強」。

(二)以塵埃與鹽，捲動公眾參與

過去幾年，中國媒體自由和公民運動遭遇全面打擊，幾個青年藝術行動者卻異軍突起。他們總能抓住公眾痛點，在環保、驅趕低端人口、#Metoo運動和新冠疫情等公共事件中巧妙刺激公眾參與，甚至挑戰公權力。我驚歎他們的創造力和行動力。作為一個因言獲罪歷經牢獄之災的人，我忍不住擔憂，他們會不會太冒險。當然，也可能是我，慫 (服軟)了。

堅果兄弟便是箇中翹楚，與堅果親密合作的鄭宏斌說：「堅果善於捕捉讓人們重新感受、歷經和參與社會現實的創新方式，他的社會行動時常能刺激公眾進一步行動」。

塵埃計畫：吸霾100天做成霧霾磚，敲一敲空氣污染的警鐘

2015年前堅果兄弟的作品還偏向藝術行為，之後，他對「有趣」的要求越來越高，碰觸的議題更為敏感，發起的專案更有行動性和公共性。

鄭宏斌近年來和堅果親密合作，他認為，堅果兄弟是為數不多的把「為什麼做」和「怎麼做」想得比較清楚的藝術行動者。他的藝術行動從「塵埃計畫」開始也更偏向了社會行動。

2015年，北京霧霾越發嚴重，民間檢測出的PM2.5值長期在2,000以上，官方資料也一度接近1,000。前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柴靜推出霧霾紀錄片《穹頂之下》，剖析大氣污染的燃煤和燃油問題。這一年，霧霾成了北京人的痛。

這也刺痛了身在深圳的堅果兄弟。他2008去過北京，那時藍天白雲灰瓦紅牆，色彩分明，如今卻是統一的灰濛濛。得做點什麼，幾乎無需思考，「塵埃計畫」就闖進堅果兄弟的腦裡：在北京收集空氣塵埃100天，用這些塵埃做成一塊磚，敲敲空氣污染的警鐘。

花了大半年時間積蓄費用，堅果兄弟2015年7月來到北京，推著240斤重的電瓶式吸塵器開始吸塵。100天裡，他每天吸塵4小時。吸塵器太大，上不了公車地鐵，都只能步行，他走過北京的大街小巷。

過程中的阻力？堅果兄弟回憶，最大阻力是空氣污染本身，有幾天懸浮的顆粒幾乎肉眼可見，把陽光都凝結了。還有就是缺錢，在「有趣而貧困」與「無趣但有錢」的人生中，堅果兄弟選擇了前者。

窮得實在沒錢交房租和吃飯，堅果兄弟想拍賣吸塵器。幸好，當時有個公益機構組織了創意活動，堅果這個經過改裝的吸塵器獲得設計人氣獎，靠著3,131元人民幣獎金才讓塵埃計畫得以完成。

堅果兄弟唏噓，放到2020年，「能否出門都是個問號」。

那段時間，堅果兄弟成了媒體焦點。從中國媒體到境外的美國之聲、CNN、路透社，他們聚焦著堅果清瘦的身影和他臃腫的吸塵器。

知道媒體獵奇，他不介意，他的目的是通過藝術行動的外衣，讓公眾關注和探討環保議題。而且，有趣的是，他在媒體的閃光燈下推著吸塵器遊蕩都市，卻時時回憶起鄉間時日。媒體的喧囂與他內心的安寧形成強烈對比。他享受這種時空割裂與錯亂。

帶鹽計畫：用10,000瓶純淨水發動一場自衛自救的集體行動

塵埃計畫後，堅果兄弟不再滿足於對準顆粒塵埃，那「惡」太縹緲，他要尋找更具體的「惡」。

他看到了小壕兔鄉的水污染。2018年5月，堅果流覽陝西省環保網上投訴版面，一份小壕兔鄉水污染舉報和一份官方的水質證明吸引了他。他天然懷疑這個證明是虛假的，創意立刻萌生：用一萬瓶純淨水和村民換取污染水，拿去監測，驗證水質，再送到北京展覽。

在小壕兔鄉調查了16天，堅果發現從2014年開始，三大煤礦場包圍了小壕兔鄉，最近的一個距離農戶不到百米，排放的汙水污染了水源，井水變得渾濁、水體泛黃，「燒開後聞起來是臭的，還有厚厚的黃色沉澱物」。

村民們紛紛患病，各種皮膚病、尿毒病、腦血栓。農田變成鹽鹼地，無法種植。養的豬、羊，大面積得病、死亡。

調查得越深，堅果越憤怒，行動越發有力。他拉來一萬瓶「農夫山泉」純淨水，換村民的污染水，希望把受污染的水帶去城市，讓城市人能品嘗一下，撕開「田園鄉村」的假面貌，直視農村水污染問題。

村民一開始不信任他，「懷疑我是推銷淨水器的，來偷狗的」。有村長政治覺悟高，嗅到敏感性，跟村民傳謠，「他是恐怖分子」。

村民老趙還記得堅果高高瘦瘦，一頭長髮，天天穿著T-shirt拖鞋到處晃，「像小混混，不太像做事的人」。但他和部分村民還是幫堅果完成換水，只因「從來沒用過這麼乾淨的水做飯」。

水運到北京開展，小壕兔鄉污染事件在中外媒體上發酵。堅果兄弟被相關領導及員警約談，他的展覽被叫停，7,000多瓶污水被粗暴拉走。

堅果兄弟緊張又焦慮。鄭宏斌回憶，堅果有一次差點暈倒，「連續半個多月睡眠不足，精神又繃得很緊，消耗極大的體力精力和心力，他像被掏空了」。

封展消息傳回小壕兔鄉，村民受了刺激，氣憤又熱心，開始自發組織行動。他們收集了140瓶污水，寫上自己的名字，寄給堅果繼續展覽。

鄭宏斌說：「堅果善於捕捉讓人們重新感受、歷經和參與社會現實的創新方式，他的社會行動時常能刺激公眾進一步行動」。

這種自發自衛自救的集體行動讓堅果感動，也啟發了他展開進一步行動。這一次，堅果拉上了鄭宏斌和長沙的一個樂隊，在四、五十名當地官員和便衣員警的圍觀下，在小壕兔村辦了一場重金屬音樂會，控訴小壕兔鄉地下水重金屬超標的事。

擔心音樂會受阻，他們還提前辦了一場無聲的重金屬音樂會。樂隊和鼓手都在演奏，但就是發不出聲音。堅果拉起「關注水污染，不要隨便搬運大自然」的橫幅，諷刺行動面臨的壓力。

系列行動加上媒體的報導推動了當地政府的回應，政府為小壕兔鄉17個村莊打深水井、安裝了淨水器，也展開一些地下水的保護措施。

行動帶來一些改變，堅果感到欣慰，但他也清晰地認識到：水污染的源頭煤礦場還安然不動，村民飲用水鐵、錳含量仍然嚴重超標。

(三)不做心裡不舒服啊！

摘要：

在集體主義盛行的強權中國裡，容不下太多的有趣、瘋狂和冒險，更別說調動公眾，集體參與。堅果嚮往的「有趣」往往變得「敏感」和「危險」。

堅果至今覺得荒謬，他被抓不是因為霧霾、污染、低端人口，而是一個反詐騙行動。後來才得知，「北京」兩字是紅線，「北京奧運會」更容不得諷刺和挑釁。

在行動中，堅果很清楚，他面對的不再是抽象的惡。

「體制不僅產生平庸的惡，也產生具體的惡。抽象的惡是很難戰勝的，具體的惡卻可以被具體的行動瓦解掉」。

緊張、焦慮、興奮、衝動、瘋狂都是堅果各種社會行動中常有的情緒，他其實享受這些情緒。只有深深的無力感，才讓他最難受。深感無力的專案中，他最感到遺憾和自責的是「娃娃計畫」。

娃娃計畫：公權力與資本共謀，行動還會帶來改變嗎？

2019年6月初，得知深圳最大的城中村之一白石洲要被拆遷，堅果立刻打給鄭宏斌：「他們動了我們住過的地方」。

白石洲又被稱為「深漂第一站」，從90年代開始，先後為300萬外省人（來自中國其他省份的人）提供在深圳的落腳之地。堅果和鄭弘斌都曾是這300萬分之一。最初打著「來了就是深圳人」的深圳，現在也開始驅趕低端人口和外來者。

兩人見面，連續幾天待在房間裡討論怎麼辦。堅果小本本上200多個創意，一個個被鄭宏斌否定，就要被「趕」出門的時候，堅果在門口突然想到「娃娃計畫」。

兩人拍手，決定從孩子上學問題入手。他們走訪白石洲，瞭解到拆遷將讓近4,000孩子無法上學，孩子們要麼被迫離開父母回老家上學變成留守兒童，要麼隨父母一起離開深圳，被深圳拋棄。

他們租了一台29噸的抓土機，改造成巨型抓娃娃機。400個從白石洲收集來的布娃娃散落地下，一個一個被抓起，又一個個被拋開，扔到河湧邊，象徵著他們被深圳驅趕和拋棄的命運。

為了吸引公眾參與，九月，他們又發起「深圳娃娃萬人朋友圈展覽」行動，超過10,000人租出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當展廳，持續3天發佈並展覽白石洲娃娃上學困境的內容。

行動促進了當地政府為受影響的孩子提供了公車接送的服務。

然而，住戶仍被野蠻對待，斷水斷電，有的還被鎖在家中。租戶的權益也得不到保障，租約被毀，投入的資金打水漂。剛把全家積蓄20萬人民幣投入開店就被逼遷的潮汕租戶絕望道：「真想把餐廳煤氣全開了，同歸於盡」。甚至公車服務，也只能服務極少的孩子，因為大多數的外來人租不起其他地方的房子，無奈離開深圳。

「本質上和北京清除低端人口一樣，只是北京只用行政力量，深圳則是公權力與資本共謀」。行動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底層人被無情驅逐，堅果感到無力，他甚至懷疑起自己「我內心可能不相信這些行動會帶來真正的改變」。

他太期待促進改變了，當行動受挫，他被深深的無力感包圍，當公權力與資本聯手共謀，民間行動還有作用嗎？

斷斷續續的採訪中，只有說起深圳娃娃計畫，堅果兄弟才少了調侃，沒了笑聲，變得無奈，無力。

用具體的行動來瓦解具體的惡

堅果說，即便如此，他還是拒絕無聊的、波瀾不驚的人生，他還是更想靠近天才、瘋子、冒險家、行動者、社會活動家的標籤，「這才是有趣的人生」。

然而，集體主義盛行的強權中國裡，容不下太多的有趣、瘋狂和冒險，更別說調動公眾，集體參與。堅果嚮往的「有趣」往往變得「敏感」和「危險」。

在小壕兔鄉，堅果被24小時跟蹤著，他的手機被監控。他建了23個微信群，裡面都是受影響的村民。村民剛開始非常活躍，互傳資訊，後來被當地官員約談，威脅「傳播消息是違法的」。

堅果兄弟還想做問卷調查，員警撂下狠話，「如果再繼續就要抓人，到時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回到北京做污水展覽，堅果不僅收到「農夫山泉」公司侵犯商標權的控告，展覽還被北京工商局查封。

2019年5月，因為做一個反詐騙專案「北京好運會」（邀請100多被詐騙的受害者在自己的城市進行跑步傳火炬），堅果兄弟被警方跨省從湖南帶回湖北老家，在拘留所待了10天。

堅果至今覺得荒謬，他被抓不是因為霧霾、污染、低端人口，而是一個反詐騙行動。後來才得知，「北京」兩字是紅線，「北京奧運會」更容不得諷刺和挑釁。

10天的拘留，他靠打聽同倉室嫌疑犯的故事度過。他們對他這個藝術行動者不感冒，有人知道他的事情後問他「是不是神經病，大腦有毛病」。

堅果大笑，「瞎折騰、神經病、不靠譜」在他看來都是褒義詞。

但他的到來還是給同倉室改善了伙食，從一大鍋湯裡只有幾片菜葉子的「水上漂」變成了小炒菜。

此後的堅果開始說自己很慫。他坦言，不害怕是假的，但也心存僥倖。行動之前會更多思考怎麼降低風險。

話是這麼說，但堅果的行動更實誠。

2020年，新冠疫情來襲。為了紀念和緬懷新冠受難者，堅果4月發起了公墓專案，他相信「需要一個公墓這樣一個公共場所，連結家屬、倖存者和志願者，通過公共活動致敬逝去的人，反思危機的起源，那麼一切煙消雲散的終將堅固」。

收集到45個新冠公墓方案，堅果兄弟發起了全民投票行動，就在他拿到方案呼籲武漢市長來確定公墓方案和位址的時候，他呼籲來的是老家和上海的員警。

員警們提到堅果兄弟的哥哥，以及他的侄子入學問題，堅果只好立刻停止公墓行動。

「我很慫，挑釁一下就好了，硬要做，估計是會進去的」。而且，下一次進去的，可能就不是拘留所了，而是黑監獄。

但不到一個月，他又被王小妮事件刺激了。

不做心不舒服

我問他既然慫了，為什麼還要做「舉報神器」這種挑戰公權力底線的藝術行動？

堅果停了十幾秒，「不做心不舒服啊，雖然做了可能也會讓生活變得不舒服，但活一天，就做一天自己想做的事吧！而且一到事件現場，所有的衝動，最終都可以被自己原諒」。

在行動中，堅果很清楚，他面對的不再是抽象的惡。「體制不僅產生平庸的惡，也產生具體的惡。抽象的惡是很難戰勝的，具體的惡卻可以被具體的行動瓦解掉」。

看著這個充滿著生命力，靈魂自由，想法有趣，明明在經濟上窘困，體型上清瘦，卻總擔憂著國人命運，時常想著用自己的行動挑戰大怪獸的人，我對當下的中國多了份信心。

就在完稿時，我得知武老白和劉偉偉都被員警「喝茶」，堅果兄弟回了一句「喝茶我有經驗」。

員警曾罵過他「是垃圾」。堅果兄弟在想，什麼時候做個「我是垃圾」的藝術行動。

作者：費頓 獨立撰稿人，關注中國公民社會發展以及為此付出的行動者們。

圖片來源：堅果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