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泡沫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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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盛世，一捅即破。日本在高歌猛进的现代化时期，曾有著名的“泡沫经济”，那如今看来，我们中国对应的则是一种“泡沫政治”。查了下，发现这个突然在我脑中跃出的词并非自己首创，社会学者辛允星在2013年就提到过，而且颇具预见性。这与吉尔兹所说的那种注重庆典、仪式和排场的“剧场国家”不同，而是一种基于不正常膨胀的社会心理幻象。

现在，我们正在承受它被戳破之后的代价。这当然是惨痛的，但反过来说，泡沫消散之后，也可以让人头脑清醒。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感谢那个吹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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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各地出现一种“治理锦标赛”式的竞争，这其实也是官员表现、出政绩的时候，如湖北潜江市市长吴祖云、温州市市长姚高员均因大胆预先采取举措，保一方平安。但这里面有个微妙的因素，就是事先要冒一定的风险——这就像是“让听话的孩子搞创新”。

这是很分裂的，但事后可能会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像湖北省、武汉市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官员，被动、听话但做得烂，该处罚吗？另一些地方未经请示及早处置甚至越权，但结果却是好的，该奖励吗？

这样的问题在晚清时更为严重，东南互保就是最典型一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不时可以看到的现象：想创新、出新的官员有主见，但不可控性也大，听话的当然最可控。如果一直风平浪静，处理的是常态事务，那么整个“进化机制”必然会偏向后者胜出；而一遇到突发紧急事态，就会发现这些人全无用处。说到底，一个太注重“稳定”的体制，无法适应一个动态变化的局势。

近几年官场宣传纪律时，常强调“严禁突出个人”，大会小会反复讲，个人意志被剥夺太久，很自然地会出现很多官员被动等待指示，以至于很多人责骂湖北、武汉官员“脑子慢几拍”，甚至包括一级响应机制，湖北作为爆发的省份竟然启动得比广东、浙江、湖南等省还晚了一天。这与其说是蠢，不如说是“安全”——出头椽子先烂，第一个抢先，搞不好挨批，但如果有人先做，自己跟进，那看起来安全多了。

这些人或许看似颟顸，但他们也是在理性地权衡，因为长久以来他们正是依靠这样小心翼翼爬升上来的，自主也意味着要冒风险。这种“等、靠、要”的心态，或许可以创一新词来概括：“习得性无能”。换言之，这看似个人表现，但背后仍然是整个制度设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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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会非但没有道歉，且出台新规定说捐赠物资不得绕开它。很多人都在说它“无耻”，这样泛道德的话语解气但无用，不如说这是权力的傲慢。索尔仁尼琴那段话这几天广为流传，为什么明知撒谎，仍然照撒不误？因为谅你也不能把我怎样，因而无须回应你。四个自信，归根结底是权力的自信。国内以前所谓“就喜欢你看我不顺眼，又不得不跟我一起建设新社会”也是这层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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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责开始了。看到警方已经开始发出声音，认为基层民警“训诫”没有做错什么。虽然很多人觉得这是推卸责任，但如我此前所言，这也有积极的一面。

以前SARS时孟学农可以主动当替罪羊，糊弄过去，现在这次却是各方不认账了，开始甩锅，那这反而会更难糊弄，使争端公开化。拒绝背黑锅，实际上是让组织和老大难堪，很多事就难遮掩了。与此同时，甩锅本身意味着变相承认做错，只是责任谁来承担的问题。从底下的很多评论来看，还有一点耐人寻味之处，即：就算让警察背黑锅，恐怕大部分人也不信了，换言之，仅靠警察背黑锅糊弄不过去了。

甩锅的逻辑，是他们都只是根据自己的职责来做事，这被广泛指责为“平庸之恶”，但反过来，这就迫使你去厘清到底他们该做什么，怎样才是对的，谁该负责？这可以推动制度化建设。

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在中国，这种政治斗争本身说不定才是变革的动因。其实不要说体制，就算是在公司里，各部门之间甩锅也是常有的事，而到最后，就会发现，要解决类似的争端再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制定规则，厘清组织内各部分的权责边界，到时就算想甩也甩不了了。

当然，有人会说，一把手可能放权吗？当然不会，但形势比人强，甩锅乍看是推诿，但这反过来看其实就是反抗，在以往恐怕应该是官场大忌。这会在事实上造成对一把手权力的反介入。这不只是体制内，公司组织里也一样，年轻一代普遍都是这样：你要我做事，我就做我能做的，要我背锅，没门。这在事实上削弱了最高权力，因为这意味着某种契约：你要给我赋权，我才承担应承担的责任。直白地说就是，“工具”不听话了，要讨价还价。

现在当公务员的，绝大部分都不过是普通人，只是一个饭碗，他们或许不算是大好人，也不愿做什么超出明确职责的牺牲，要他们背锅自然本能地抗拒。 “我只是混碗饭吃，犯得着把自己牺牲掉吗？那可没门！”这看上去是很像“平庸之恶”，但反过来，他们也不愿配合承担责任。既然如此，这就会向上追责。 

症结在于：最高权力要求对组织无条件忠诚，但基层的话语是有条件忠诚，抗拒自己被牺牲掉，也不肯“忍辱负重”了。几十年下来，几十年下来，“绝对忠诚”、“无私奉献”的话语已经逐渐失效，这就势必导向权责边界明晰的科层化。至于这科层化是好是坏，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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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亮之死，可说是四十年来罕见的公信力危机，但同时，隐约可见的一点是，它也是一次重大的伦理危机。

我的很多朋友都悲愤、抑郁，看豆瓣上很多人也在反思，觉得自己guilty，感到内疚、惭愧、负罪，反省自己以往的做法是不是怯懦，甚至觉得是自己的不发声间接造成了他的死。在中国这样一个重道德伦理的社会，这种伦理危机的群体心理力量不可低估，它会转化为行动。

大家羞愧于自己的长期沉默、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久而久之步步忍让，最后李医生一讲真话就被训诫。看到许多人都表示，以后就堂堂正正说话，炸号就炸号了，不在乎了。良心、道德、伦理多重内疚，点燃整体情绪爆发。

这会带来什么变化，还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没有去争取有尊严的生活，那就不配活出尊严。

他做了他应该做的，现在轮到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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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医生去世后，一个新的话语迅速出现：“战胜疫情魔鬼，就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央视），或是“战胜疫情魔鬼，告慰李文亮医生”（人民日报）。这是官方最常用的话术，即强调将对死者的悲痛，转化为集体奋战，解决眼下的难题。

但我们都清楚，即便这次“战胜疫情魔鬼”，某些内在的系统性痼疾不解决，我们仍会重蹈覆辙。正因此，我们有必要扪心自问：对他最好的纪念究竟是什么？如何纪念李文亮，争夺战开始了。

——写于2020年2月8日，重发旧文，纪念李文亮医生去世一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