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案，及其他
话题的年龄层一下就上来了……
最近朱令案又有重新热起来的迹象，而且好像把朱令姐姐吴今的“意外死亡”案也联系了起来，连起了一些“不可说，不可说”的小道消息。其实若要给此案降热度，现在爆出来的不但嫌疑人孙维家大有来头，朱令家，尤其贝志诚家也同样背景很深，这一个路线可以说是釜底抽薪。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对此案特别义愤填膺，无非就是受到了“权贵谋害平民少女”的设定的影响，很有代入感，而如果知道了涉案双方，加上对案件特别关心的贝志诚方，全部都是不说红贵至少红三，可以说瞬间就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冷静下来。
当然群众对“谷开来毒设相思局，王教头风雪美领馆”这种故事也有经久不息的热情，宫廷秘辛谁不爱看？但是这个参与感，代入感，义愤填膺感，完全是不同的。你见过谁义愤填膺有人在冬虫夏草里下毒害得谷开来必须练习打毛衣复健？
其实朱令家先不讲，贝志诚的来历至少2013年就引起了注意，更早在2006年就有帖子八卦他（http://bbs.yaolan.com/thread-4801857-1-1.html 忍不住说说八卦，关于我认识的贝志诚），当时就有人指出贝志诚来头不小。
凯迪社区的2013年的帖子《贝志诚先生，你到底是谁》（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9199386&boardid=52）把矛头指向贝志诚，当然重点之一也是贝志诚的家庭背景及来历，就引用了贝志诚之母贝璐瑛的一段回忆周总理的口述历史，而我感兴趣的是这段叙述中再次体现出的“革命人”的独特逻辑。
其实贝志诚与朱令从名字上都可以看出背景不一般，同时反过来也可以看出中国在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小圈子里曾经流行过小孩跟母亲姓（比如跟贝志诚父母关系密切的胡耀邦的女儿就随母姓李）。——当然这不光是小圈子流行，没记错的话我高中年级里就有姐妹分别跟父母姓的，是一种不落俗套的时髦。
“革命人”移风易俗，反封建，又因为保密需要有不少用化名的，对中国父权宗法最在乎的“姓氏”的信仰自然就淡了。从贝志诚跟母亲姓这个表现来推究原因，虽然他爷爷郭化若也是开国将领，但可以推断从与领导人的关系亲密程度来说，比不上外婆贝海燕到母亲贝璐瑛这一条线，所以贝志诚从母姓不但是移风易俗的时髦，也应该体现了家庭内的势力，当然也不排除是跟他母亲从母姓一样的原因，是因为跟父母的关系有差别。
组织的权力大于家庭，家族，宗法，传统，的权力，这是革命的秩序，也是进步的逻辑。权力施加于人的顺序从宗法上移到了组织，从祠堂上移到了办公室，权力施加的方向不同，常让人以为有了更大的自由。
一方面，新的时代有新的话语和逻辑，一方面，施加于人的权力的来源不同，并没有改变权力的本质，撕去了附着于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马克思，1848），代之以组织的安排，照样还是需要有人牺牲有人忍耐。贝璐瑛的回忆中，提到她父亲在家乡的包办婚姻的太太，理直气壮“对于家乡那个爷爷包办的夫人，他本来就没有任何感情”，那么孩子是怎么来的呢？当然对于抛弃这种妨碍他进步的包办来的妻子，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尽管妻子省吃俭用还给他寄钱搞革命。就如同如实反应了九十年代高干家庭生态的《我爱我家》里，英若诚饰演的胡学范，面对老家来找他的傻儿子理直气壮（也是给自己壮胆）地大声说，“我我反封建我交待什么我，我反对包办婚姻我光明正大！”——当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观念里，这种抛弃原配拣高枝攀的陈世美，是要被铡死的。在激昂的改天换地的话语里，这种荒诞性是看不见的，只有像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来特别扫兴地写一写《五四遗事》，当然与真正的革命者的感情经历相比，那不过也就是小清新的喜剧。
贝璐瑛回忆里还提到了江青和叶群弄死孙维世的事。孙维世到底怎么回事，不可否认的是在传播过程中有大寄圆系反复抹黑耸人听闻，但其中所折射出来的合理事实不应该无视。反帝反封建，搞新文化，其实还是后宫斗争那一套，大概也只有万贵妃反复弄死明宪宗的妃子可以媲美，旧文化包上新文化的外衣改头换面，也就看不出来了。人与人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权力及权力实现的顺序。
一方面革命的逻辑战胜旧道德，一方面旧道德改头换面一番其实还是在那里。所以革命者的后代位置改变之后，就发现还是宗法的那一套讲起来合适，开始鼓吹“家风”“乡贤”了。革命者的家庭是怎样的形态，九十年代的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和北大是怎样的生态，都关系到对朱令案的理解。贝志诚方咬死孙维是凶手，后来又有人（据说最开始是孙维方面）开始指控贝志诚是凶手，互相攻讦的过程中充满了对信息的扭曲和再创作。贝志诚一开始的角度决定了网络上对此案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就是纠结于“谁家更牛逼”。有说孙越崎是国家领导人的，有说孙孚凌“孙主席指示”干预办案的，还有说孙孚凌跟孙维属于五代以外旁系血亲的（匣中剑《孙维家族的权势分析——惊人内幕不可不看！》：『网络上把孙孚凌也列为孙维家族的成员，这是很可笑的，因为孙孚凌和孙维虽然都姓孙，但关系很远。孙越崎的父亲是孙燕堂，孙越崎的二弟是孙英坡，孙孚凌是孙英坡之子。孙维到孙燕堂是隔了三代，孙燕堂到孙孚凌隔了两代，也就是说孙维和孙孚凌中间隔了五代人，只是族堂伯父和族侄女的关系』），算来算去不知道这个“五代”是怎么算出来的。堂伯父不是直系血亲，但从旧时代大家族的关系看来，其实是很近的，两句话说得清楚又同姓，也远没出五服（是共曾祖的亲人），居丧应服“小功”，打个比方比张人骏跟张佩纶的关系还要近。当然革命过后以组织为重，不能一概而论，但一个家族出了两个进步的革命者，从传统家族关系来看，焉能不鸡犬升天？当然民主党派都属于革命的表亲，不是一个姓的，跟贝志诚家能“通天”的路子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像晋江小粉红那样脑门子一拍就编出一套“其实朱令家比孙维家牛逼多了副总理跟政协副主席比，哪个牛逼啊？好像可以秒杀吧”之类的故事，就纯属小粉红发癔病了。
按理说小粉红不但脑容量小智商低下，而且心坏，编出的故事不值一哂，但小粉红在此案中所呈现出来的心态和倾向，实在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
小粉红，尤其低龄小粉红，主要来说，有两个心态，不知之前有没有人总结过。
其一可以叫做“双重的叛逆”，或者说“负负得正的叛逆”。要注意到，从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主流氛围是很谦虚的，一个方面就可以体现在如朱令孙维这样的中国最精英的学府的学生，都以出国为最佳出路。中国仍是“祖国母亲”，是怀柔的，积贫积弱的，谦虚的，需要她的儿女“子不嫌母丑”为她奉献的，是需要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光明正大地说“我就不喜欢中国的什么什么”也不会被打成汉奸的（例如其实保存了许多历史情境与资料的《我爱我家》，在某一集之后的花絮里采访观众，“中国人编电视剧，就是没劲！”“中国人拍喜剧，我绝对不乐！”）——中国这时候还没有学会“说不”（著名的《中国可以说不》于1996年出版）。所以某一个时期，反叛性的藐视权力，羡慕西方，追求个人自由，是一种时代风尚，时代的口号是印在文化衫上的“别理我，烦着呢”“我是流氓我怕谁”“跟着感觉走”“我吃苹果你吃皮”（《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5周年民生往事》，陈煜，2014），而这就是小粉红的父母一代，尤其是比较优渥，“代表先进文化”的那一群。小粉红成长的过程中，中国“崛起了”，父母辈年轻时代的“叛逆”与小粉红所需要的青春的叛逆已经不再合拍，以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奥运会为契机（多份证言及我自己的记忆都证实晋江论坛的政治倾向转变从2008年开始），一大批青少年真诚地受到感召，升起了无限的自豪感，同时发现这不但受到组织肯定，而且反抗了父母，老一辈，以及“主流媒体”如南方系，于是更加确定爱国并非为了寻求权威肯定的谄媚而是“独立思考”对权威的反抗，既满足了青春期的叛逆需要，又找到了组织，团结了队伍。这也就是为什么至少在2008～2012年这一个时期，小粉红自干五们特别强调“独立思考”，“自带干粮”等概念。
其二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当然90%的小粉红听见这句话就要崩溃，世界上再没有比小粉红更有民族文化自豪感、认同感的一群人了。但同样，世界上再没有比小粉红更没有文化的一群人了。小粉红的史观来源于教科书，二月河同志的小说，和《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在小粉红处，与在皇汉处（当然很多小粉红也是皇汉，但因为皇汉主要指男性而小粉红主要是女性，在此作一区分）同样，是满足宏大叙事意淫癖的道具。小粉红的典型史观包括（以明史为例）：明武宗萌萌哒，锦衣卫忠肝义胆，东厂太监有情有义，文官知识分子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嘉靖也很倒霉，居然要被海瑞那样的小官狂骂，等，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表象不同而精神暗合。历史的真实是不重要的，历史发生过什么也是不重要的，小粉红已经论证了史书不过反动文人臭老九的刀笔。中国正统的儒家的大道的教化，讲究仁爱道义，“威武不能屈”，而小粉红的教化，大概只有四个字“不够独裁”。对于当代历史，小粉红就更不在乎了，基本历史教科书完全足够，她自己的记忆即是人类的开端，之前发生过什么是不重要的，父母辈的生活是不重要的，她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之前的一切不值得注意。在组织的庇护下，一切是瑰丽有序的，也必将瑰丽有序下去。所以小粉红特爱架空，任何事情可以剥离时代背景来看，乐道于倾轧的本质。
晋江对朱令案的口径，到2013年之后已经基本聚合一致，那就是孙维纯粹是被红贵贝志诚陷害的，此事涉及高层权斗细思恐极，然后就是一大堆橙光游戏式的权斗小作文。晋江之所以能达成这个共识，第一当然是因为晋江匿名论坛非常好操控，起先来几个自导自演的就基本能确定风向了，其次小粉红特别喜欢“反转”“打脸”，任何事情翻个一次案，在小粉红这里就基本“觉今是而昨非”板上钉钉起来。另外小粉红踩红贵，这简直是一大奇观，但仔细想想，小粉红既然也会编高层权斗故事，站队学该是有本能。贝志诚家虽说有“通天”的路子，但是周恩来已经死了，后来关系好的胡耀邦基本属于已经被打倒了的，踩一踩不成问题。朱令案，尤其吴今案，发生的年代敏感，看到了心里一咯噔都是人之常情，再加上事情确实蹊跷，贝志诚为什么就咬死孙维也蹊跷，方舟子2013年那一大篇质问贝志诚也有一定道理，但更应该看到网络上关于此事的讨论很多都是翻来覆去的话术。尤其小粉红处莫名其妙得出结论其实朱令家都比孙维家牛逼，实在只能说小粉红太好操控，朱令爷爷朱焘谱怎么看也就是有一些老战友，刚论证孙孚凌跟孙维不亲，立刻又来把朱令爷爷的老战友算到朱令家头上，这个亲疏关系怎么认定的？当然不是说有血缘关系就一定亲，但是除非证明孙孚凌一房跟孙越崎一房有仇，给血亲办事总是要比给老战友的外孙女办事要卖力的。
另外此事为什么涉案几方，包括贝志诚，朱令家的律师张捷，全部祖辈都是有来历的，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一要考虑革命时期，又是北京，干部众多，这个是部级待遇那个是肉蛋干部，不罕见。其二是因果关系，因为北大清华作为中国最高学府，所以自然集中了中国的精英，因为有头有脸的人家才有培养子女的条件和眼界，所以子女才能成为精英，因为子女是精英进入北大清华的较多，所以才造成此案的人员家庭都有来历。要探寻这种可能就要对九十年代初期的北大清华的生态进行了解，是否高干子弟集中，也就是说此案高干子弟集中是否是因为发生在北大清华而造成的一般现象。
另一个侧面是看到在网络兴起之后（2005年之后），平民阶级得以窥见中国的精英阶层的生活，同时因为早期贫富差距及生活方式上各方面差别还不是特别大，有很多平民也可以理解的地方，但完全按平民的想象肯定有错误，按小粉红剥离历史环境的一拍脑门就更加差之千里。民建（孙孚凌）民革（孙越崎）不是权力中心，但是划条线说民主党派一定靠边站还不如北京市委政策研究组组长也还是橙光游戏玩多了。在权力来源单一的情况下，谁能“通天”谁更能靠近权力的来源是判断有没有权力的标准，不然明熹宗的奶妈客氏那是几品官？此案比较特异的就是你能找人我也能找人，你能上书我也能上书，你能调动舆论我也能调动舆论，体现了中国人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