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孩
找老公有几种途径，一个打工女孩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后，嫁人就是她的下一件大事。有些女孩同意家里帮她们在村里相亲，虽然这也有风险，可能被许配给一个没有前途、不敢离家太远的男青年。在东莞住了一阵的女孩，通常会请朋友介绍男友，但是在城市认识一个男人，却不容易了解他的底细，比如他在老家有没有老婆孩子。一些女孩选用婚姻介绍服务，但许多人觉得这种方式太“直接”了。最大胆的姑娘在网上认识男人。这种途径的危险性启发了一首歌的创作，《QQ爱》；QQ是中国互联网上最流行的聊天服务。
有位自称人很帅
心地善良小乖乖
问今年你几岁
有过几次one night
吓得我发呆
这是什么E时代？
赶快对他说声拜拜
哦！QQ爱
是真是假谁去猜？
没人不想找对象。城市生活太孤单，有个人分担能减轻这种压迫感。结婚是履行孝道；一个农民工，无论男女，一到二十岁，家长就会不断地施压催促他们赶紧结婚。没有人想变成可怕的大龄青年，这个词字面意思是说“年龄大的年轻人”，字典上的定义是“二十八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未婚男女”。农村传统的时间表和城市的实用主义很相配：一个年轻女孩应该在她价值达到顶点的时候，尽早锁定婚姻。
东莞交友俱乐部是城里最大的一家约会机构。俱乐部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女人在这个女性人口占百分之七十的城市里找到配偶，目前发展壮大，会员超过五千名。这家俱乐部由全国妇联运营管理。全国妇联是个国家机构，员工都是些善心满满的妇女。她们相信自己的职责是“引导大众”，无论大众是否真的需要她们引导。俱乐部的女性会员远超男性会员，达到二比一，管理者指出这比东莞市的性别比例要好得多，女性对男性的比例高达四比一或五比一，也许三比二也说不定——就像东莞的人口一样，性别比例也是个具有高度不稳定性的数据。
在美国，约会机构让陌生的会员之间能够约会。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太不含蓄。这里的会员每周日下午在俱乐部总部，一桩老旧房子的二楼见面，活动取了一个巧妙的名字，“信息交流”。俱乐部也组织会员周末出游。在中国，约会是一项集体活动。
我旁边的那人站起来。“你好，我的会员号是2740。”他坐了下来。
李凤萍，管理俱乐部婚介组的中年女人，表示异议。“这就没了？你得做一点自我介绍。”
那个男人又站了起来。“我是湖南人。本来我只考进大专，但是后来我自学，拿到了本科文凭。”他又坐下来。
2004年秋天一个周日的下午，三十个人在俱乐部的主会议室集合。荧光灯照亮的房间里放了塑料椅子，像是个教室，这感觉让会员们像小学生一样分开坐，男人在房间的一侧坐成几排，女人则三五成群以求安全感。
“我是广东人。我做销售，一个普通工人。”
“我是江西人。我是个很平凡的人。”
一个穿黄绿色毛衣，白色牛仔裤的女人站起来。“大家好。我到东莞有段时间了，我做销售，是湖南人。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多给自己一些机会。”
大多数介绍简短又腼腆得令人难过。每个人报出自己的会员号，籍贯，但不说自己的名字。都说自己“普通”。男人有做电工，律师，广告主管，流水线工人；女人则是护士，文员，老师，销售员，流水线工人。有相当比例的会员离过婚。偶尔听到一个人说话，仿佛是成功学课堂里来的，房间里的气氛顿时就像忏悔一样鸦雀无声。
我经历过很多事情，受过很多伤。今天，我已经挺过来了。
我是个大学毕业生，学电脑，现在是个办公室经理。我的目标是找一个爱我的、我也可以爱的人。
自我介绍结束之后，李凤萍说，“现在请大家站起来，走到你喜欢的人面前。”
没有人动。
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穿黄绿色毛衣的女人开口说话了。“我有个提议。今后，我们的聚会应该办得更专业些，大家就不会这么不自在，也不用浪费这么多时间。”
“是的，应该计划得更完善一点，”一个坐在旁边的男人同意她的说法。看样子相亲会快要演变成一场互相指责的混战。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观察中国人在群体中交往，都能从骨子里理解“文化大革命”何以会产生。人们害怕被孤立，但若是有群体安全感的掩护，他们又能以令人窒息的速度向某个人开炮。
忽然一个眼睛乌黑发亮的漂亮的小学老师站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她大声问一个歪坐在靠墙椅子上的男人。
他马上坐直身子，回答她的问题。
“你是哪里人？”她问。
“贵州。”
“我很喜欢你。”
她坐了下来。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坐在我旁边的——编号2740的男人——站起身来走了。我转向李凤萍，建议让大家起来走一走。“我们能放点音乐吗？”某个人问道。终究，要在三十个人的眼皮底下穿过房间走到陌生人跟前，压力太大没法承受。大多数会员很快从交友聚会逃走。那个被小学老师点名的男人没有任何行动，而她也一直坐在那里，神情坚定，目不斜视。
聚会后，我走到那个黄绿色衣服的女人身旁。她比远看的时候要矮一点——只有一米五出头——身材很好，曲线曼妙，瓜子脸上有一双不安静的黑眼睛；她擦着淡淡的粉色唇膏，头发上别着亮闪闪的水钻发卡。她二十九岁，做销售。“以前，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忽略了个人问题，”她告诉我。“但是现在我开始考虑这事，所以我来了。”
我问她，她看重男人身上的哪一点。
“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做什么工作，一个月赚多少钱都不重要，”她说。“对我来说，感情最重要。”
这个女人就是伍春明。那天第一次见到她之后，我所记住的就是她对在场的俱乐部会员们说的话——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多给自己一些机会。
那句话，以及她的声音：像镰刀一样尖锐。浓重的乡下口音在城里住多少年都磨灭不了，她也并不顾忌。也就是这种声音让她赢得争论，闯过建筑工地，让男人们刮目相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了解到更多春明故事的细节——她在一家玩具厂起步，差一点被骗到妓院，和老板谈判升到管理层，卖藏药和墓穴一夜暴富。政府取缔直销以后，春明在《中国国门时报》找到一份记者的工作。这家报纸由主管进出口检验的政府部门经营，而她的工作，任何正统的新闻从业人员都无法认可。春明先决定采写关于某家公司的文章，而被她选定的公司因为害怕产品在海关那里有麻烦，就会付钱给报纸发正面报道。具体价格由版面大小决定，收费标准和广告一样。两千块可以一笔带过，特稿则需要花五万块钱。靠这种勒索式的新闻报道，春明从中提成，还干得不错。之后她在一家建筑材料公司的销售部门做了两年，2001年，她和男友合开了一家建材批发公司。生意只持续了半年——除去给家里盖房子的钱，她所有靠直销赚来的积蓄，一共十万块，全赔掉了。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刚在一家做油漆和建筑外墙涂层的瑞典公司找到一份销售员的工作。
春明的跌宕起伏反映了华南的繁荣与萧条。但或许她故事里最不可思议的一部分，就是在这个精明无情的社会里，她还在坚持寻找浪漫——就像那个男人说的，找一个爱我的、我也可以爱的人。
她的第一任男友是她建材公司的司机。春明一开始不怎么喜欢他，但他们相处的时间很长，那男人也懂得怎么去哄女人。她已经二十五岁了，还从来没有跟男人发生过关系。
他们谈恋爱不久，春明察觉那个男人不适合她。他总是向他父母伸手要钱，也没有春明勤劳肯干的天性。“他大事干不了，小事不肯干，”春明是这么说的。他们吵了两次架，他动手打了她。
“他用手，就这么朝我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春明说着，硬邦邦地伸出手，手心向上，做给我看。“他第一次打我，我不停地哭。他答应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第二次打我，我没有一点反应。我很平静。有句老话说，男人动过一次手就还会有下一次。现在我明白真是这样。”那是2002年，但春明还是和男友一起过了一年半。他们在东莞市中心沃尔玛对面合租了一间三居室公寓。
“只要我跟他提分手，他要么不理我，要么就说我在玩弄他的感情。我不知道怎么甩掉他，”春明说。“我就跟他说，我们必须分手，可是我下班之后他还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只能采取间接的手段，在日记里给他写信：这次我决定非跟你分手不可。我们没有未来。
墨迹在纸上晕开，因为她边写边哭。她把日记放在厨房餐桌上，但即便他看到了，也从未表露出来。
结果另一个女人解决这件事。一天，一个从他老家来的女人给春明打电话，说她和春明的男朋友好上了。春明松了一口气，当她告诉男友她知道他外遇的事情时，他没有异议，卷铺盖走人。从此之后，春明没有认真地谈过恋爱，但是有不少露水情缘。有时候，这对她来说就足够了。她梦想，等她以后赚够了钱，有车有房，想什么时候找情人就什么时候找。而有时候，这些随便的情事让她感到更加孤独。“如果你有许多情人，”她告诉我，“就像永远在海上漂，再也不能靠岸。”
二十五岁会计觅具备专业技能
有房有爱心有责任感的广东男士
女人想找一个有好工作收入稳定的男人。男人想找年轻健康的女人。女人要男人身高一米七，有自己的房子。男人不在意身高和房产，但需要女人性格温柔。有些女人青睐广东本地的男人，因为他们能解决户口问题，而另一些女人则觉得本地男人有点太强势。男人不在意户口身份。女人要求的比男人更多。
交友俱乐部的会员要填一张索引卡，写下自己的个人信息，以及想找什么样的配偶。卡片上列出会员的职业，婚姻状况和个人信息，比如身高、体重、健康状况；上面的内容也包括一些只可能出现在中国交友申请上的个人特征，比如政治面貌，住房情况，家人的健康和财务状况。政治面貌表示一个人是否是共产党员；显然这样显贵的会员很少，大部分人只是简单地填上“群众”。卡片上也提到当事人是否需要赡养年迈的父母或者弟妹——那些没这种负担的人自然也竭力指出他们的父母身体健康，弟妹已经成人。
每张卡片后贴有一张照片。女人穿蕾丝裙和高跟鞋，在公园里摆姿势，或者身处人工湖中央的石块上，仿佛等待救援的少女；男人则身穿西服站在山坡上。无论男女都会站在豪华小区前面照相，可他们根本不可能住在这种小区。有许多照片是在街边照相馆里拍的，题材无非是站在假的长城边，或是假的枫树下，又或是假的美式白栅栏前——这种真栅栏我在中国从没见过——还要故作自然。一个男人把跳舞列为兴趣爱好之一，他的照片是在有麦当劳标志的城市风景画前摆出一个跳迪斯科的姿势。卡片根据会员的性别和出生年月排列，放在一个活页夹里：78女，77女 。71女和72女
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离婚了，带一个小孩。最年长的大龄青年则共生在一个活页夹里，上置冷酷的标题：四十岁以上 。
大多数会员不是来寻找爱情的。他们并不渴望在海滩漫步或是乘热气球观光。他们最主要的关注点都很现实。有事业心。经济条件好。工作和收入稳定。能吃苦。
女性尤其迷恋身高这一项：就和人才市场一样，身体条件是素质的体现——是一个男人身体健康，稳定，有福的保证。虽然很多女人坚持要找一米七以上的男人，还是有几个人能接受一米六五的对象。没有人愿意和身高才一米六的男人约会。
活页夹也暗示了以往的恋爱是怎样搞砸的。觅28—34岁性格开朗不赌博的伴侣。觅有涵养不酗酒感情专一的伴侣。
偶尔也有胆大的女人豁出去了：觅35—45岁伴侣，其他一切随缘。
许多女性认为房产是约会的先决条件。这在中国的征婚广告里很普遍，有时候读起来像是房产广告，比如说这条面向农村女性的杂志广告：
27岁，男……离异，心胸宽广
……有五居室砖房一套，
带家具，现代电器，摩托车一部，觅终身伴侣。
这种先入为主的房产观念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唯利是图。就像身高一样，有房是一种标志，意味着一个男人值得托付终身。“这些女人并不是真的要找非常有钱的人，”东莞另一家婚介所的老板唐翱这么向我解释。“她们只是要一点安全感。”
所有和我聊过的交友俱乐部会员多少都对俱乐部有些不满。有人跟我说，男会员没受过什么教育，层次不高。已婚男人有时候会用假身份混进来找婚外情。俱乐部的管理层是“一群老太婆”，春明说。但是每次我路过俱乐部顺便进去看的时候，总有一些会员在里面，正在聚精会神地翻检78女或是71男的目录活页夹，寻找对象。
春明在打工世界一路高升，把不少人甩在身后。早年她在流水线上认识的朋友回家结婚生孩子。大多数像样点的工厂不会聘用二十五岁以上的女人当普通工人；年纪大的女人通常只在经营不善的工厂干活，或是做一些卑微的工作，比如清洁工。对一个打工女孩来说，向上流动是生存之道——一旦人生的第一春结束，这才是留在城里最好的办法。
春明的朋友们，奔三或是三十出头的女人们，都在大规模的淘汰中生存下来。大多数人和春明一样，来自农村，虽然也有一些出生在城市，上过大学。她们通常开些小厂，在东莞到全世界的巨大供应链上做一个极小的零件。一个女人和她的老公做手袋的五金装饰配件；另外一对夫妻做黏合鞋面和鞋跟的胶水。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经营一家做鞋底的厂，另一个则做木地板，还有一个卖建材，但正在考虑转行做内衣批发。对于春明来说，这个朋友圈就像家庭一样。做销售经常出差，她会不提前招呼就在一个朋友家里住好几天；她换洗的衣物和空余的洗漱用品分布于珠三角各处。有次我和春明在深圳遇到，她已经五天没回家了，而她带了一个女用的小手包，只够放一支唇膏和一部手机。
处在春明的朋友圈中，就好像看那些同时显现两个物体的视觉幻象。在东莞，她们看起来很像中产阶级。她们有车有房，或正计划近期购买。她们到驾校学开车，出去度假；她们做指甲，节食减肥，学拉丁舞。她们总是知道最新开的巴西烤肉在哪里，最好的冰激凌是哪家。在另一些方面，农村似乎给她们的基因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们的公寓可能装修得很有品位，但卫生间里永远都是蹲坑。她们的医学知识往往是祖母辈的民间智慧：生病要康复，她们会用人参炖鸡肉；天气冷了，她们喝猪肺汤预防呼吸道感染。她们仍然坐火车和巴士长途旅行，几乎没有人坐过飞机。过年回家是传统观念在她们心里最重的时候，一天之内重新走过多年来闯过的长路。
春明很少聊她早年在工厂的事。我觉得她并非以那些日子为耻——只是因为那个在玩具加工流水线上干过活、写过日记、拼命学过广东话、背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十三条道德准则的女孩，跟她今天的样子已经大相径庭。她还在不知疲倦地提升自己。她公寓里的书架上摆的几乎全是自助书籍。《一百个成功故事》，《玫琳凯领导奥秘》，以及书名用英语写成的礼仪丛书，比如Tone（语调）和Crass（粗俗）——在品味（class）这个词的所有拼写错误中，这是最糟糕的一种。客厅的墙上挂了一张巨大的个人写真，照片里春明擦着闪闪的粉色唇彩，一个镶了珠宝的发卡向后夹住头发。这间公寓反映着她的个性——精打细磨，不懈自省。
所有的一切都是学习的机会。从韩国的连续剧里，春明学会必须左手拿勺，右手拿叉，但是用刀的时候则要右手拿刀，左手拿叉。也是在韩剧里，她第一次看到特百惠的碗罐。有一次我送给她一张《罗马假日》的DVD——她找我帮忙要一些美国电影看——从好莱坞的娱乐片里她解读出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教训。“那个穷记者能靠公主的故事挣很多钱，”她向我总结剧情。“他放弃挣大钱的机会，他的道德提升了。”她不知道奥黛丽·赫本是谁，但却断言她“没有茱莉亚·罗伯茨漂亮”。
她的观察细致入微到不可思议；可以说我怎样注意她，她就怎样留意我。我们初次碰面时，是她挑的地方——欧式咖啡西餐厅——点了和我一样的菜，意大利肉酱面。她注意到我晚餐常喝啤酒，一天晚上，她宣称自己一直在私底下练习，现在能和我一块喝一杯了。她问我，牛排应该几分熟，哪个国家的男人最体贴，在美国做母亲的怎样带孩子。她不停地尝试更新自己：染头发，有时烫卷，有时拉直。她的衣服总是搭得很好，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同一套衣服会穿两次。
来东莞之前，我认识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他们敏锐地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差异。他们想要知道我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而当他们发现我不能很好地阅读汉字，或是我和美国男士约会的时候，毫无例外他们会感到惊讶甚至生气。他们向我宣讲民主，伊拉克战争以及外国媒体无法理解中国。他们的国家经历了一百五十年屈从于西方的历史，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一聊天，这段多灾多难的历史总会冒出来，挡在我们之间。我祖父和亲戚也是这样，许多中国人仍生活在这个世界中。
春明和她的朋友们根本不关心这些。她们不在乎我的中文不好，或是我不知道著名中国作家的名字；她们也从来不问我对民主的看法。他们出身低微，也没有受过教育的、尤其是男人身上的那种家国负担。当我碰到春明的男性朋友时，这些先入为主的想法通常会浮出表面。一次，春明的一个外科医生朋友叫阿强的，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外来女工的书。
“《南风窗》有很多关于那个的文章，”他说。“你可以直接用他们的文章，会节省很多时间。”
春明深深叹了一口气。“不同的人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她说。“她看事情的角度可能和别人不一样，她就想从她的角度来写。”
我好想站起来为此喝彩。
她转向我，“对不对？”
“对呵。”
阿强坚持说，“你应该写一些有关中国宪法的问题，”他告诉我。“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宪法，可是一旦下到基层，那些当官的总是反着来。”
“这跟她写的太不相干了！”春明怒了。她拿出手机查看短信，这是结束对话的信号。
春明本能地理解我。从某种意义而言，她跟我是一条船上的人：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生活，书写自己的故事。从她出来打工那天开始写的日记，她都保留了下来。“等到哪天有条件了，我也想写书，”她告诉我。“我只写最简单，最平凡的事。”
2004年12月一个周日晚上，春明请我和几个朋友去吃湖南菜。有一个叫阿宁的护士朋友，皮肤很白，声音带点磁性很好听，另外有两个年轻男人，他们是一家工厂的主管。春明穿一身黑色毛衣和格子裤，提着一个仿冒的Fendi手袋，看起来很时髦。两个男人穿着工厂制服。
我一坐下来，其中一个男人转向我。“在你看来，克里和布什有什么区别？”
“他想套你话，看你投票给谁，”春明说。
“我投给了克里，”我不情愿地说。我不是很想聊天往这个方向发展。
“你认为中国现在能搞民主吗？”他问。他觉得不行。“如果我们能投票，”他继续说，“我想投给蒋介石。我觉得他是个好领导。”然后：“你觉得你更像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桌上来了三瓶青岛啤酒。和我聊天的人明显兴致更高了：比起逼我谈政治，更过瘾的是一面灌啤酒，一面逼我谈政治。“那今晚就喝醉吧，”他向我宣布。
春明来救我了。“我觉得大家互相灌酒很傻的，”她说。
阿宁很快转变话题。她说，她刚刚在一个健身俱乐部报名参加现代舞班。
“我也想学跳舞！”春明说。“我想学恰恰。”
“我想学瑜伽，”阿宁说。
她转向我。“你会调酒吗？”
“什么酒？”我问。
“鸡尾酒什么的，”她说。
我说我会调几款最基本的。
“我很想学调酒，”阿宁说。“我甚至想免费给酒吧打工，去学调酒。”
“我最近在酒店和客户一起参加晚会，”春明说。“那里有很多外国人，我们喝的是装在玻璃杯里冰过的葡萄酒。我握着酒杯的杯身，但是有人告诉我应该拿杯柄。”她睁大眼睛，这是她惊讶或激动时会有的表情。“规矩太多了！但是学这些还不错，因为人一辈子总会有参加这种晚会的时候。”
那个男人想加入谈话，问春明是做什么的。“我的公司是个外资公司，”她冷淡地说。两个男人中谁也没在饭局的下半程说过一句话。饭后，春明和阿宁赶紧让他们俩上出租车。他们住在东莞偏远的地方，要坐一个小时的车才能回去。
我们又招了一辆出租车，去看看开瑜伽课的健身俱乐部。春明靠在车座上，叹了一口气。那个男人是湖南老乡，她告诉我。一个朋友想撮合他和春明，就介绍他来。男人那天下午给她打了个电话，说他只在东莞待一天。“他跟我是湖南同一个地方来的；不然我也不会请他来吃饭，”她说。
“他太幼稚了，”阿宁说。
“受不了他，”春明表示同意。“他没什么话。还比我小三岁。”
我什么也没有说——在这一刻我为那个年轻人感到难过。我也意识到，刚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与了一场中国式相亲。
在健身俱乐部，舞蹈课结束了，瑜伽课一周只开两次，教练们都不在。阿宁忽然意识到我们就在交友俱乐部附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活动，我们去看看吧！”我们沿着街走了一段，上楼来到俱乐部。大厅里空无一人：今晚没有交友活动。春明和阿宁坐下来翻看男会员的活页夹。“漂亮女人那么多，你看看这些男人！”春明说。
她很快地翻过一页又一页。“我先看看每个人的照片。”她说。“看照片也说不清这个人好不好，但是可以淘汰最差劲的人。”她指向一个矮胖的男人，一脸衰样，站在一个假的美式白栅栏前。“只有最低级的人才会去照相馆拍这种照片。十年前我才会干的事情！在公园或者自然环境里照相比这好得多。”
阿宁似乎和俱乐部里很多男会员约会过。她给我看一张照片，相片上的男人背靠大树。“他看起来很高，但是本人不高。只是因为他站在树旁边。”
她又翻到另一张照片。“这个男人面相看起来很和善，但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人。”
翻。“这个男人四十八岁了。我跟他说，‘就算我能接受你，我爸妈也不能。’”
翻。“这个人脑子有问题。”
阿宁最近离婚了，她正在积极地物色男友。她和俱乐部里超过二十名会员约会过，曾经一天相了四场亲。“我见过一个男人，说他住在八平米的出租房里过得很开心，”阿宁跟我说。“我说，‘哦，真的吗？你住八个平米的房子真的那么开心？’”
跟一个老师的相亲也没成。“他嚼完口香糖，用手指玩起来。我真受不了。这个人是老师！他要教小孩子的！”
“每次跟这些男人见过面后，”阿宁说，“我都好想哭。”
“我跟这些男人见过面后，”春明说，“想吐。”她拿出另一个活页夹——74女
——给我看她自己的照片。这是春明姑娘的黑白照，留着短发，艺术性的柔焦效果——也许太艺术了，因为只有两个男人看过她的照片之后给她打了电话。她对对象提出的要求是：善良，诚实，幽默，有住房 。春明的卡片是我看过的唯一提到幽默感的。
“房子的要求不是绝对的，”她说。“我们可以一起买房。我只是说如果有房更好。”但是她绝不会跟身高一米七以下的人约会，因为那么矮的男人没法给她安全感。
我们离开俱乐部之后，阿宁开始细说那个脑子有问题的男人。“我跟他约会，他告诉我他住了两个星期医院，因为有自杀倾向，”她说。“一开始我觉得我应该帮他，因为我是个护士。但是后来我决定不应该搅和进去。”
那个人偶尔还会给她发短信。“我不明白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怎么能当五星级酒店的财务总监，”阿宁说。
“他骗你的，就这么简单，”春明说。
我们去天使冰王吃酸奶冰激凌，春明犹豫不决，纠结了半天终于点了一个蓝莓芝士蛋糕酸奶冰激凌圣代。阿宁刚好来例假了，春明嘱咐她不能吃冰的，所以阿宁点了一份热草莓牛奶，呈现出工业废料般化学的粉色。
去交友俱乐部也没有白走一趟，我们发现这周末有一个新活动，叫“八分钟约会”。阿宁向我们解释她听说的这种速配是怎么一回事。春明想到要参加这个活动，兴奋起来。她热爱尝试新鲜事物，天性乐观。这种性情帮助她在东莞生存了下来，尽管对于约会来说，这有利有弊。
“问题是，”阿宁说，“有时候八分钟太长了。”
城市生活改变了这些从农村来的女孩对婚姻的期待。调查显示，外出打工更有可能让农村女性自己找老公，晚一些结婚，少生孩子，在医院分娩，追求婚姻关系平等，认为离婚是可以接受的。在一次调查中，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外来女工表示她们结婚目的是“建立美满的家庭”，或是“找到事业奋斗的伴侣”，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选择了“找一个生活的依靠”。
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年轻女性婚后会和她夫家一起生活，受制于婆婆的管教。她也会在公婆家生孩子，表明孩子属于夫家。但是外出打工让年轻一代免于履行这些义务：城里的夫妻往往自己支付婚礼的开销，而一个打工女孩即将临盆时大多是回娘家住，而不是婆家。
长久以来，学者们相信，绝大部分的女工最终会回家乡结婚，生子，务农。许多八九十年代的打工女孩的确如此，但是更年轻的一代正在发生变化。许多姑娘和外出打工者结婚，在他们工作的城市里安家。如果他们回原籍，常常会搬到省会城市居住，而不是他们出生的村里。结婚也不一定标志迁徙的终结：不少年轻夫妇会回家结婚，再一起出来打工。
和春明以及她的朋友们共处的日子，让我相信传统的观点——绝大多数打工女孩最终会回家务农——是错误的。在打工族的圈子里，每个人都离家多年；很明显，他们不会再回去了。但是因为改户口花费又多又麻烦，他们也不算是东莞的正式居民。研究返乡农民工的学者也会去农村调研，但在那里只能得到结论，认为像春明这样的人是暂时离开。他们看不到她已经在别处安了家。
春明在交友俱乐部约会了两次。第一次，一个男人坐出租车从东莞的另一个区域过来。春明下楼到公寓大楼旁的人行道上跟他见面。他们彼此细细打量。
“你好，”他说。
“你好，”她说。
“我觉得你很漂亮，”他说。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她说。出租车还未离开，于是那个男人又坐那辆车打道回府。
第二次约会是在春明公寓旁的豆浆馆。那个男人迷了路，迟到了半个小时，春明就自己一个人开吃。那是早上九点。她的约会对象终于现身，看到春明没有等他一起吃，很生气。他试图掌控局面，给她点了一碗汤，但是春明拒绝了。
“他点了热汤和冷豆浆，”春明告诉我。“你能想象吗？热汤冷水的：那就是他的早饭。”
在汤水的滋养后，那个男人提议一起散散步。“早上九点钟，他要散步！”
春明告诉那个男人，她有点事要去处理，但他没有领会这个暗示。“我们还是做朋友吧，”春明说。他终于懂了。从那以后，春明放弃了交友俱乐部。她更相信网上约会，认为网络上的男人层次会更高一些。
一天我在她的公寓里，春明给我演示QQ聊天。上线之后，你可以下拉一个名单，所有在线的人都在上面，然后选特征，比如籍贯、城市、年龄和性别。她警告我，网上的人经常会聊到性。“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聊这些，”她解释说，“所以我们在网上聊。”
上线几分钟后，一个男人过来了。他是一个朋友的朋友，有人把他作为备选男友介绍给春明。
你在上班吗？
是啊，你呢？
不，我在家。
你在哪里？
这个男人是东莞的城市规划师，从山东来。他二十七岁，比春明小三岁，所以春明骗他说自己二十五岁。聊天进展得很快，他们打开摄像头，让对方能看到自己。那个小伙看起来很严肃，体格魁梧，戴一副眼镜。
对不起，我很丑。吓到你了吗？
春明转向我。“他看起来像是个老实人。”
哪里，她写道。我觉得你看起来还行。
你结婚了吗？有男朋友吗？
没有。
啊，所以你比较保守是吧？
不，我不保守，但是我比较传统。
哪方面？
她靠在椅背上，看着我，自言自语。“哪方面？”
那个小伙没什么耐心。性的方面？ 对话框不停地蹦到她面前；小伙打字比春明快多了。念过书的人会打字，但春明没上过几天学。
不是，不是性的方面，
她写道。老实说，我上网是来交男朋友的。
为什么一定要以结婚为目的呢？
不一定。交朋友也很好。
你能接受多少？
春明向我解释，他在问，她是否可以跟只是朋友的男人上床。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我下班后有空。
“哦不好！”她尖叫起来。“他要跟我见面！”
那天晚上春明跟那个小伙子见了面。她后来告诉我，他看起来人不错，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他很丑，有啤酒肚，鼻孔下面有颗青春痘。接下来的几个月，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在她心里打架。他很丑。他上的是名牌学校。他比较成熟。他很丑。 春明和那个小伙子一起去商场买他公寓用的沙发。春明还跟他上过一次床，但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跟他谈恋爱。“大多数中国人的婚姻并不是建立在爱情之上，”她说。“也许将来我的婚姻也是这样。但是我现在还不打算妥协。”
东莞不只是年轻女性改变命运的地方。年纪大一点的女人也把这座城市视为重塑自我的机会。有一天我去了一家名叫“东莞市大都会命理策划公司”的婚介所。这家俱乐部比交友俱乐部要小一些，号称更高端。会员必须有大专文凭，月薪两千块以上。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和他的两个女助理，会面很折磨人，他们三个互相交谈，手机响个不停。其中一个助理年轻，说话轻声细语；而另一个名叫向阳，是个身材粗壮的中年妇女，红脸，戴一顶鬃毛咄咄逼人的裘皮帽。两个女人都是单身，看起来她们到这个公司工作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姻缘。
总经理计划用加盟的模式开办许多婚介所，遍及整个东莞。但从他的名片上我意识到他是照顾周到广泛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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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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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中心
民事调查
税务审计
我们正聊着，一个中年女人从街上走进来咨询俱乐部的服务。她有一张鹅蛋脸，穿一身朴素的黑色外套和配套长裤。向阳提出要带我们俩去看看附近俱乐部的活动中心。离开办公室后，我注意到办公室的前窗上贴着房产广告。
那个女人名叫孙翠萍，安徽人。她从百货商场下了岗，发现老公在外面搞女人之后，跟他离了婚。在东莞的朋友劝她出来看看这个城市——她才来了二十天。
“你很勇敢，”我告诉她。我很惊讶，一个女人，她的生活被小三颠覆，却还选择来东莞这个以二奶和歌厅小姐著名的地方。
“你应该写写中年女人的生活，”向阳敦促我道。“我们过得很难。我刚刚认识孙大姐，对她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她受过伤。”
向阳还在说，我注意到孙大姐在哭。她站在人行道中间一动不动，头扭向一边，这样我们就看不到她的脸。中国人的情感流露总是让我手足无措：大家都非常克制，直到一瞬间他们光天化日之下站在人行道中间开始啜泣。孙大姐在她的包里摸索；我给了她一张纸巾。
“给自己一点时间，”我说，喃喃地说着些一般性的安慰话。“慢慢来。”
我们继续往前走。向阳一反常态地很安静，但是又打开了话匣子，好像孙大姐不在旁边一样。
“孙大姐是60年代的人，”她说。“她很好看，个子高，能干。但是社会告诉她，不再需要她了。她过去也是个美人，但现在有了一定的年纪。她免不了要有白头发，也藏不住皱纹。”
她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肆意地打击孙大姐的自尊。我震惊于她的冷酷无情，但是当我偷偷瞄了一眼孙大姐的时候，发现她静静地点头表示同意。“我有许多这个年纪的朋友都离婚了，”孙大姐说。
“早离早好！”向阳很夸张地说。
“这个年纪的男人经济条件比较好，有很多活动，”孙大姐继续说。“他去饭店，那里有小姐。他去桑拿，那里有小姐。然后他去发廊，那里也有小姐。”
“今天的社会，男人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但是道德越来越坏，”向阳表示同意。“我们必须引导社会，支持像孙大姐这样的中年女性。”
我们到了活动中心，那里有健身器械，麻将室，还有一个阅览室。向阳乘胜追击。“这是关键的时刻，”她说。“如果现在没有人救救孙大姐，她可能就像海藻一样，永远被冲到大海里去了。”
我没有搭理她——我开始清楚她为什么还是单身了。我宁愿和孙大姐多待一会儿，不要旁白；看着一个女人哭，而另一个女人却把她比作海藻，这真让人受不了。孙大姐给了我她在东莞的手机号，这样今后我们能再见面。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感觉像刚刚历经痛苦的情伤——仿佛自己才是那个站在街上放声大哭的人。
后来几个月，我给孙大姐打过好几次电话，但都无法接通。我再也无法知道她是否在东莞找到了她想要的，无论那是什么。
东莞是中国的肉欲之都。商业买卖和肉体交易携手并肩；晚上跟生意伙伴或者客户一起出门，常常要去东莞市里大大小小的歌厅、按摩院、发廊或者桑拿馆，这些都是色情业的虚幌。这个行业最稳定的客源多是从香港或者台湾来的工厂主——有钱的男人，老婆又不在身边。所有我在北京的男性朋友都知道东莞的名声；所有路过东莞的人都在宾馆大厅或者半夜的电话里被挑逗过；先生，需要按摩吗？
我对这个世界很好奇，但是需要一个男人带我进去。
在东莞我认识一个美国男人，名叫本·斯沃尔（Ben Schwall）。他有一头金色的短发，橄榄球运动员一样的身材，以前在台湾做钻石生意。现在他在东莞投资，卖安保系统，照明灯具，当然，也卖手机。我打电话给他，问他能不能带我认识一些出台的歌厅小姐。本在中国做生意有一段时间了，他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联络当地几个生意场上的朋友晚上一起出去玩。“这些男人有点粗鲁，”他警告我。
本的朋友开一辆崭新的本田八座面包车来接我们。这车花了二十八万，我们爬上车的时候那个朋友告诉我们，他还有一辆跟这一模一样的车，和一辆宝马。
他问本，“她是你老婆吗？”
“不，我们只是朋友。”
“那我有机会啦。”他笑起来。他的名字叫龚耀培，但是大家都叫他老龚——跟中国丈夫的俗称（老公）发音一样。他大约五十五六岁，有一张帅气而憔悴的脸，眼神疲惫，和我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企业家一样。他笑起来看上去更疲惫。
我问老龚是做什么的。他叽里呱啦地说做一些给卫生检疫用来检查食品微生物的科学仪器。
“你怎么做这么专业的生意？”我问。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以前卖过地质勘探员做长距测量用的红外装置。中国人的创业精神除了机会主义就没有别的，而且许多人会做一系列专业性很强却完全没有关联的生意。我有一个中国朋友的同学同时经营几家餐馆，一系列药店和一家英语学校。
老龚带我们去一家面积高达八千平方米的日本餐厅，这家餐厅最大的卖点就是它面积高达八千平方米。餐厅富丽堂皇：几公里长的绒面红地毯，一排排的假竹子，大盆大盆的龙虾和鲍鱼。女服务员跑到老龚面前，面朝他倒退着走，领他进去，好像不敢把屁股对着皇上的朝臣。原来老龚还参与了另一项不相干的生意——室内装修，这家餐厅欠他的装修费。“所以我吃饭不要钱，”老龚说。“吃得越多越好。”他领我们穿过迷宫一样的大厅，大模大样地随便打开一扇扇门。我瞥进门里看到像餐厅一样大的包厢，有一亩宽的大桌子，能坐下整个中队的寿司食客。“他就是东莞之王，”本钦佩道。
我们吃饭的时候又来了一个生意人，他满脸皱纹，眼神比老龚还要疲惫；他和老龚一起长大。（“‘文革’的时候他家欺负过我家，”老龚说。）其他的宾客是一个当地银行的经理和一个老师，老龚介绍说，“这是中学音乐部的主任，卡拉OK唱得特别好。”本向我解释他们和老龚交情的本质：银行经理批准老龚的贷款申请，老师则确保老龚的儿子在学校拿到好分数。
一个叫蓉蓉的年轻女孩坐在老龚身旁。她在广州的一个大学读大四，英语专业。她穿一件合身的棕色羊毛套装，高跟鞋，拿一个很贵的手袋。蓉蓉看上去像是求职面试的大学生，只是中国没有大学生穿成这样。她是老龚的情妇，可是我没法相信。像这样一个女孩，可以在跨国公司找到工作，或者出国念研究生。“这样一个女孩怎么会和那样一个男人在一起？”我对本说。
三年前本第一次看到蓉蓉和老龚在一起，那时候她读大一。本耸耸肩，“她喜欢礼物。”
这是我在东莞吃过最豪华的一餐——新鲜刺身，神户牛肉，咖喱蟹，清酒——男人们则在席间来回传递一沓装订好的纸页。我要求看了一下：是接下来几场英超联赛的让分表。这些男人都是大赌棍，一年要去澳门赌场好几次。
这就是中国的大款——白手起家的生意人，他们的财富里满是腐败的气味。他们炫耀张扬花钱如流水，受人鄙夷。当这样一个人被逮捕的时候，往往还搭上一个收受贿赂的政府官员，大家都会好好庆祝一番。对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贪得无厌的大款是这个国家今天所有问题的象征。说起来可能有点怪，我倒还挺喜欢他们。当老龚和他的朋友们问起，我的书写的是什么，他们只是听我说，并没有立刻告诉我应该怎么写。他们也不会啰里吧嗦，让我证明我对中国的忠诚。他们根据亲眼所见的来判断事物，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他们不需要证明自己。
中学老师就不一样了：他坚持所有的都要分类定义，都要明确，他从我开始。“你是从正面的角度写这本书吗？”他问。
我解释说没有正面或者负面，我希望这本书反映真实的情况。后来我无意中听到他跟别人说，“她在从正面的角度写这本书。”
然后他开始盘问本。“你回美国的时候，是不是不再习惯吃西餐了？”
本说他中餐西餐都喜欢。
“那你更喜欢中餐还是西餐？”老师问。
“中餐，”本顺从地回答。他用英文跟我说，“我看出来这是想干嘛了。”
“中餐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老师断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好人。”
“真的吗？”我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好人？”
“不是的，”老龚说，他一直都没有参与我们的谈话，现在开腔了。“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不好。”他说话自然而且权威，老师也不敢反驳什么。事情解决了：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不好。你就能明白为什么一个人是东莞之王，而另一个只能是很会唱卡拉OK的中学老师。
银丰假日酒店的俱乐部有一个单独的入口，我们进去的时候站在大门两侧一字排开的十六个女服务员向我们九十度鞠躬。俱乐部大厅装潢成奢华夜总会的样子：黑色内饰，紫色荧光灯，一整墙的玻璃酒架上放满皇家芝华士，尊尼获加和长城葡萄酒。酒瓶背后有照明，像是稀世艺术品一样。我们被领进一间包房，里面有一排沙发，面朝三个电视屏幕。中间的大屏幕是放卡拉OK音乐录影带的，右边的用来点歌点酒。老龚的生意朋友转向左边的屏幕，看利物浦对阵曼联的球赛，一整晚都无视其他所有人。金钱打败了性：那毫不意外。
蓉蓉和老龚在沙发上坐下。她从桌上的水果盘里摘下一颗葡萄，喂进老龚嘴里；他很熟练地吞进去，像一头被驯化的海狮。服务生端进来水果盘、玻璃杯、冰块、柠檬片、苏打水、芝华士，伏特加。这些小商品川流不息将持续整个晚上，人们进进出出提供香烟、玫瑰花束、超大的毛绒玩具和异国情调的舞蹈表演。一个妈咪进来统计哪些客人要找乐子，哪些只想唱歌。
然后女孩们进来了。有七个姑娘，穿亮闪闪的金色细吊带晚礼服，看起来像是毕业舞会上的高中女生。她们靠近门口站成一排，因为强劲的空调冷气而耸起裸露的肩膀。有两个推推挤挤，咯咯直笑，但是没有人抬头看客人。每个姑娘腰间都夹着一个塑料标签，上面有四位数的号码。号码如此之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银丰假日酒店的数字编码够管一万名女孩。而蒙古有些地方的电话号码都没这么长。
如果一个男人喜欢哪个姑娘，他会告诉妈咪他看上的号码，然后这个姑娘会坐到他身旁，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上。客人们很挑剔，所以妈咪会送来许多姑娘，一波接一波，而男人可以一个一个地拒绝，就像一个苏丹厌烦了他成群的妻妾。但通常即使最挑剔的客人也会找到满意的女孩。银丰假日酒店在东莞来说不算大，它雇用了三百个小姐。
一个名叫阿琳的女孩，编号1802，在我旁边坐了下来。“这里有没有男人想出去？”她悄声问我。阿琳十七岁，皮肤白皙，圆圆的小脸像个孩子。她出来打工前在重庆上了两年高中；她的父亲出来打工，母亲在家务农。阿琳一开始打算进一家工厂，但是朋友们说在歌厅上班更赚钱。她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是个处女，那时如果男人捏得她太疼，她会哭。现在她平均每个星期跟客人睡四次。
银丰的工作时间是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一个姑娘每天晚上挣两百块钱——包括坐在客人身旁，给他倒酒，把水果喂到他嘴边，为他的歌声鼓掌喝彩，并且忍受他的拥抱，亲吻和抚摸。
“你越红的话，就挣得越多，”阿琳说。
我问她“红”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胸部大，”她直截了当地说，“或者你很时髦。”
如果一个姑娘跟客人出去一次，夜总会要收八百块钱；这叫做快餐。过夜要一千块，而如果客人满意的话，可能给的小费就是这个价的两三倍。一些姑娘不喜欢经常跟客人出去。而那些常常出去的姑娘一个月可以挣两万块，在打工界这是个天文数字。上班的时候，姑娘不可以抽烟，吃太多客人点的食物，或在卡拉OK包厢里跟任何人发生关系。除此之外，她们的生活懒散无序。在东莞，绝大多数的人受制于工厂的钟点，而她们想睡多晚都可以，工作时间却比我碰到的其他人都少。
阿琳见过不少世面，足够她总结经验。四川男人最喜欢乱摸，而且小气。外国男人比中国男人要好心一点。一些客人会让姑娘做他们的女朋友，但是阿琳才不会那么傻。她说她想找个男朋友，也想有一天能结婚。在老家没有人知道阿琳做什么营生。她告诉父母她在工厂里打工，而且赚的钱只有一小部分寄回家，这样他们就不起疑心。有些姑娘从家里出来一开始在工厂里打工，但现在她们再也不会回到那种生活了。她们不存这种幻想。
妈咪坐在卡拉OK世界的最顶层。她每晚会给客人和小姐牵线搭桥；小姐如果来例假或者觉得不舒服可以要求不出台。妈咪从每人的收入里提成，百分之十五左右。好的妈咪会赢得女孩们的忠心，如果她跳槽到别的夜总会，姑娘们也会跟她走。
有两种女人在卡拉OK包房里工作。DJ打理房间，端酒送菜，帮客人选歌；跟客人一起喝酒的是坐台小姐。小姐通常陪客人睡觉，有些DJ也会。DJ不用让妈咪抽成，但是她们每个月必须带一些客人来，或者交每月的规费。许多夜总会招进来的DJ比包房还多，让她们互相竞争，讨客人欢心，带来更多的收入。夜总会等级制度里最低端的是侍应生，他们像太监一样来去无影踪：因为被隔绝在色情交易之外，他们的赚钱能力最低。
卡拉OK世界既梦幻又不真实。无论你讲什么笑话，穿晚礼服的年轻女孩都会开怀大笑，直到她们的恭维像呼吸一样自然。“你皮肤保养得真好！”一个小姐跟我说，然后转向本，赞扬他，“你的中文说得真好！”她们挑逗客人，叫他们老公；男人看起来就吃这一套，也许即使是异想天开他们也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老婆的世界。每隔几分钟就有人站起来唱歌，其他所有人鼓掌。房间黑暗而且没有窗户，你的酒杯永远斟满。
这些姑娘毫不设防地坦陈自己的工作。我连续两个晚上在不同的夜总会里遇到许多小姐；当我说我在写一本关于东莞的书，并询问她们工作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避而不谈或是否认自己和客人上过床。偶尔我会察觉到谎言。她们可能会虚夸自己的收入，或者宣称她们是被骗上贼船；有几个小姐以相当难以信服的方式告诉我，她们第二天就会洗手不干。但她们又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玩世不恭或者冷酷无情。她们很孩子气，像年轻人那样咯咯直笑，有时候我们聊着聊着，她们就哭了起来。
我对她们的看法让自己内心很矛盾。跟这种卡拉OK常客睡觉的感觉肯定很恶心。在这方面，我同情她们。但是她们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过得很悠闲——喝鸡尾酒，吃花生，看音乐录影带——就这样，她们一个月挣的钱比起敏那样的人一年挣的还多。当初她们如此随意就决定踏入这一行，真叫人不可思议。大多数和我聊过的姑娘一开始到卡拉OK来做事，就是因为有朋友或是表姐妹在做这一行，这跟那些出来打工到某个城市或进某个厂一样，是因为那里有她认识的人在。来了之后，她们会想一些留下来的理由：工作轻松，挣得不少，还可以见见世面。
卡拉OK小姐比我认识的打工女孩的背景要好一些——这也让人意外。通常她们在小城市或者县城里长大，而不是农村；相当多的小姐是家里的独女或是最小的孩子，经济负担比较小。很多小姐上过高中，在农村这就算精英了。阿琳上过两年高中，是她们村里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轻人。“家里人希望我出来，做出点成就，”她说。“如果他们知道我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他们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和流水线上的女孩相比，她们有更多的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许是太自由了，缺乏清晰的目标，她们一进城就迷失了方向。实际上，她们选择干这一行，正是因为她们对生活要求的更多。大多数小姐想要最后回老家开一家服装店或是一家发廊——几乎每个女孩都认识这样的人。干劲足的姑娘可以一两年就存够钱，大功告成。但是你很容易迷失方向。
第二天晚上在另一家五星级饭店的夜总会里，我遇到了丁霞。她二十三岁，个子高挑，有雕塑一般的颧骨和高鼻梁——真漂亮，不像大多数小姐只是瘦且年轻罢了。她从家里出来六年，号称已经存了四十万块。再挣十万，她说，她会搬到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城市，开一家店，过简单的日子。她的故事前后串不起来——首先，开一家店只需要拿出丁霞所说那么多钱的一小部分就够了。看起来，她撒谎是想要为自己辩白，说服自己为什么如今还在这里。
一个小姐也可能升为妈咪。丁霞工作的夜总会里，那个妈咪身材娇小，处事有条不紊。她穿一身藏青色套装，拿一个对讲机，名片上的头衔是市场推广经理。她告诉我手下有六十个姑娘，她以前是开服装店的。
“是不是很多小姐都能升格做妈咪？”我问。
“很少，”她说。“百分之一。”
“为什么？”
“做这行你得有技巧，”她说。她有礼貌地敬了我一杯啤酒，然后走了。她一离开，丁霞就对我说，“她以前在这里做小姐。”然后她用手指挡住了嘴唇。丁霞在这个夜总会做了很长时间，所以知道。但是有这么多人在这一行来去匆匆，编造一个过去，和一个未来，再简单不过。
夜深了，梦幻世界消失：东西吃完了，酒喝干了，大家都唱累了。一些小姐离开去换衣服；她们回来的时候穿着牛仔裤和防风夹克，看起来惊人地年轻。她们打着哈欠，头靠在男人的肩膀上休息。有时候这将幻想保存了一刻，她们看起来就像是男人的心上人——但她们更像是困倦的小女儿黏着爸爸，到点了还不上床睡觉。
最后，这一晚的账单来了——包括包厢费，餐饮费，以及付给每个小姐的两百块现金。卖毛绒玩具的女人回来收钱。本的一位同事整晚都把注意力放在一个闷闷不乐的女孩身上，但既然今晚已经结束，他就不愿在她身上花钱了。那个姑娘很不情愿地松开手里的毛绒小熊——又一个女儿，有点被宠坏了。DJ在另一个客人的掌上电脑上戳进自己的联系方式，方便以后预订，然后大家一起离开了卡拉OK包房。男人们由妈咪陪伴径直走向电梯，小姐们则消失在另一条走廊的尽头。
女人偶尔也会撞大运。阿宁，春明那个刚离婚的朋友，开始跟一个东莞本地的有钱人谈恋爱。一天晚上她请我和春明吃饭。阿宁住的那幢公寓楼看起来破败不堪；空调机的废水从大楼的四周流下，铁锈色的涓涓细流像眼泪一样。不过她的公寓内部很宽敞，装修得不错，浅色调，铺了木地板。
阿宁穿一条竹纱蕾丝镶边的象牙色长裙，外面套一件相配的羊毛开衫。她看起来很漂亮，很开心，她为我们做的晚饭有蒸鱼、椒盐排骨和一锅凤爪木瓜番茄汤。吃饭时她跟我们谈起男友，他比阿宁大八岁，眼下出差去了。他们俩最近刚从北京度假回来，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赌球。
“他是做什么的？”春明问。
“他什么都做，”阿宁说。
春明睁大眼睛。“什么都做？”
“他在这里长大。这里所有的人都赌博，搞走私，”阿宁说。“他们就是这么长大的。”在男友的撺掇下，阿宁开始打高赌注的麻将，最近一场麻将输了六千块钱。
每个细节听上去都比上一个更糟。“他对你好吗？”我问。
“啊，他对我很好！”她说。
春明问得更尖锐，“他以前结过婚吗？”
阿宁的声音低了下来。“结过婚，他有个女儿，七岁左右。”
那天春明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认识男人的新方法。某人放了一张漂亮女人的照片在婚介网站上，但旁边写了春明的电话号码。她不清楚是弄错了还是恶作剧，那一整天她都被追求者的电话轮番轰炸。
你是照片里的女人吗？
你留长发吗？
你身高一米六六？
晚饭后，春明到客厅里看电视，连续剧里古高丽国的医生们正在奋力拯救麻风病隔离区的居民。春明觉得他们的人道主义奋斗非常感人，但又不停地被陌生男人的电话打断。
“你好，”她会说，“你是谁？”
她听电话。然后：“是的，有人把照片和信息放到了网上，但那不是我的。只有电话号码是我的。”
停顿。“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嘛，”她说得很甜。“你是哪里人？做什么的？”
那些男人从事机械自动化，在厂里当工头；他们来自江苏和甘肃。又聊一会儿，春明说她现在很忙，不过他们可以保持联系。她总是打断电话。挂了电话之后，她会上下翻看手机短信。你好，我是塘厦的一名工厂经理 。她微笑着。“没关系。我还可以交到新朋友。或者他们可以从我们的公司购买零件。”我不得不佩服她的足智多谋。她把无意中张冠李戴的交友信息变成了她自己的独家鹊桥会，再不济也能说服这些男人购买工业模具的零件。
“那个女人肯定很漂亮，”春明一边说一边翻看一连串的短信和未接来电。
“就算你告诉他们那个女人不是你，”我说，“他们还是想和你聊。”
“这个城市里寂寞的人太多了，”阿宁说。
那天晚上，我们决定看看当地的夜生活，主要是新开的购物广场有夜总会和酒吧。这些地方里面黑漆漆的，荒无人烟，紫色霓虹灯伴随轰隆隆的音乐，还有一小群浓妆艳抹的女人，她们那副无聊而乏味的表情写明了她们的妓女身份。我们一路走，春明一路回短信。
我是政府官员。我在这里六年了。
你今天晚上做什么？
你好，我们能交个朋友吗？
我们最后来到阿宁家附近的一个酒吧。里面挤满了年轻的上班族，我们待在那里，见识了一些古怪的场面。好几轮行酒令之后，一个女人扑到一个男人怀里，很可能是她的同事。她用双臂绕住他的脖子。男人不像在拥抱，更像在忍受：他站着，手臂直直地放在身体两侧，好像暴风雨中坚守岗位的士兵。我再看了一眼，那个女人醒了，和她的女朋友聊天；显然，那个男人找机会开溜了。旁边，一个大腿丰满的女人穿一条豹纹超短裙，在一个被架高的铁笼子里面跳舞。几首歌后，她从铁笼背后一个狗洞似的小方口爬了出来。她轻轻爬到地板上，拍一拍膝盖，然后——这荣耀的一刻只有我领会到了——恢复了灵长类动物直立的姿态。她穿过人群来到吧台前，点了一杯饮料。
阿宁的一个女朋友来找我们。桌子上有五瓶青岛啤酒，女人们开始行酒令。阿宁和她的朋友喝得很快，另一张桌子上的几个男人晃过来玩骰子。十二点左右，春明提议她和我去阿宁的公寓，我们在那里过夜。男人们还在不断发来短信。
你现在在哪儿？
你在干什么？
我是一把火。
半夜一点钟，电话响了。是阿宁的女朋友。阿宁喝醉了，走不了路，我们能帮忙吗？春明出去了。阿宁的朋友住在同一个小区的隔壁一个单元，春明回来告诉我她们把阿宁放到朋友的沙发上睡觉。
半夜两点钟，电话又响了。阿宁在走廊上晃悠不肯睡觉，我们能帮忙吗？春明又出去了。我挣扎地继续这不安生的一觉。
半夜两点半，春明回来了。她走进客房，打开床头灯，盘腿坐在床上。“我跟你说个事，”她说。她们回到那个朋友的公寓之后，阿宁唧唧咕咕地说她要上楼跟某个男人解释一些事情。春明和那个朋友不知道阿宁在说什么，但她们最终答应带她上楼。开门的男人又黑又瘦，穿着裤衩背心。他和另外三个装束相似的男人在打麻将。那个男人让阿宁和朋友进去，领她们进了一间空房间，指给她们一张床，让她们把阿宁放在上面，然后回到牌桌上。
春明恍然大悟，这个人是阿宁的男朋友。他没有出差，他看上去一无是处。“她骗我们说他出差去了，实际上他在家里跟朋友打麻将，”春明告诉我。“她老说他对她很好。这个男的那么老！还那么丑！”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那个男人的公寓去，把阿宁的钱包留给她。是那个男朋友开的门。他的脸又长又生硬，红得发黑，像一块牛肉干；他看上去四十好几了。他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春明说得不错，他看起来并不怎么样。阿宁还在那个空房间里睡觉。她连眼睛都睁不开，收下钱包的时候也没说一个字。“醒了之后给我打电话，”春明说。
后来我碰到春明，问她阿宁怎么样了。那天晚上她说了什么？她还跟那个男朋友在一起吗？春明说阿宁没有跟她说实话，她们俩再也没提过这事。阿宁没有走桃花运，她只是假装开心。她的这段恋爱看起来只是又一次的遇人不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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