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龍應台在東京誠品書店的演講

(PS：山毛櫸也是我喜歡的樹)

11月24號那天，我花了不少時間才安排好家裡的事並打扮周正地出門了。

因為要進東京城去參加一個難得的文化活動，漢語為主的，在東京中心區新開的誠品書店。是我從少年時代就很心愛的作家的演講會，她叫龍應台。

開車趕到新幹線站，停車，坐一個小時的新幹線再換一程電車，電車到站的時候是演講會開始前十分鐘，面對人潮澎拜的東京中心，我端著手機開了導航找到方向，緊走慢趕地進了誠品書店，店舖很大，人不少，繞了很大一圈才問到演講會場，在門口報名簽到，終於走進一個滿都是人，屏息聆聽的空間裡。

那個時候在放一段視頻，我進去的時候正看到這樣的畫面～

（視頻結束後，作家開始演講～）

在1949年之後，我做了很大的努力把我失去的哥哥從大陸找回來。

我從來沒有動念問，母親的家人去了哪裡，我就發現我自己有根深蒂固的復仇思想，所以就開始去找母親的家人，終於得知當年建水壩被趕走的母親的哥哥，我就發現我母親的家人住在江西農村，我找到了這一家人，在一個農舍的院子裡，在一個板凳上坐下來，面對農民，就是表哥一家人，不知道誰是誰，旁邊是雞和豬。有一個小時我都在試圖了解誰是誰。突然之間，那個看起來很老很黑的人，就是跟我差不多年紀的我的表哥，他突然說，我有一個東西給你看，然後他從屋子裡出來的時候就抱著那個木頭盒子，他說，應台這是你媽媽小時候讀書的時候用過的書包，是我母親六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做給她的書包，上學一直用到12歲小學畢業，那個盒子打開的時候看到媽媽寫的兩行字。非常強烈的顯示了我母親的個性，「這個箱子誰都不可以打開，只有我自己可以。」我很驚訝的問老農民哥哥，那你怎麼會有這個盒子，他說，1959年，當三十萬縣民被迫離散的時候，他們家的大房子裡有很多東西，大家都沒有東西帶出來，當時我的外婆唯一拿著的東西就是這個書包，後來的四十年時光中，這一家人從本來很有文化的中產階級，墮落成遷徙了一千公里之外的一無所有的移民，我外婆一直帶著這個書包，直到外婆過世。

我知道這些事，才說「外婆？」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媽媽是有媽的，外婆跟您們到這裡了嗎？是的，外婆的墳就在外面，然後我就出去第一次給外婆，替媽媽上了一炷香。

這個箱子我會給小兒子，住在維也納的小兒子，我說好了會給他。

再說我父親15歲離開他的母親，他的不識字的媽媽送走他給他唯一的東西是媽媽納過的鞋底。當年中國內戰中，很多士兵穿的都是草鞋，或者用破布做的布鞋，我父親86歲過世，從故鄉帶來的唯一的東西就是這個鞋底。我們小時候四兄弟妹，每次看到爸爸拿出那雙鞋底說要給孩子講故事，我們就說不要聽，你已經說過兩百遍了。

爸爸過世之前，說起來一定會哭的事就是提起這雙鞋底。

（說完兩個故事，作家才切入正題：）

今天想分享的是，跨界。

這三本書寫的時候並沒有發現，但回頭再看會發現有很多跨界。

現在準備中的書，是我在研究植物，有一種樹叫山毛櫸。大樹可以長到五十米，小樹四歲可以有三米左右。樹冠很大，可以活三四百年，三十歲左右成熟，可以活四百歲。母樹的樹冠會遮擋97%的陽光，如果在兩百歲的母樹下有一棵三十歲的小樹，要等200年才會見到陽光。事實上，在地下的樹根系統一直在提供小樹給糖粉和纖維素，地面上是子樹在爭取陽光和水分，但地下，完全在仰仗母樹的養分提供。

2007,08年寫《目送》，我56歲，我思考為什麼我一直在看著最親愛的人離開的背影。

（分享《目送》的片段，由譯者阿古智子朗讀了日語。）

十六歲，他到美國作交換生一年。我送他到機場。告別時，照例擁抱，我的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

他在長長的行列裡，等候護照檢驗；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終於輪到他，在海關窗口停留片刻，然後拿回護照，閃入一扇門，倏忽不見。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但是他沒有，一次都沒有。

現在他二十一歲，上的大學，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願搭我的車。即使同車，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是一扇緊閉的門。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車，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像，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但是，我進不去。一會兒公車來了，擋住了他的身影。車子開走，一條空蕩蕩的街，只立著一只郵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識到，我的落寞，彷彿和另一個背影有關。

博士學位讀完之後，我回台灣教書。到大學報到第一天，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到了我才發覺，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卸下行李之後，他爬回車內，準備回去，明明啟動了引擎，卻又搖下車窗，頭伸出來說：「女兒，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

我看著他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然後噗噗駛出巷口，留下一團黑煙。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我還站在那裡，一口皮箱旁。

每個禮拜到醫院去看他，是十幾年後的時光了。推著他的輪椅散步，他的頭低垂到胸口。有一次，發現排泄物淋滿了他的褲腿，我蹲下來用自己的手帕幫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糞便，但是我必須就這樣趕回台北上班。護士接過他的輪椅，我拎起皮包，看著輪椅的背影，在自動玻璃門前稍停，然後沒入門後。

我總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

火葬場的爐門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屜，緩緩往前滑行。沒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距離爐門也不過五公尺。雨絲被風吹斜，飄進長廊內。我掠開雨濕了前額的頭髮，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記得這最後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我是一個喜歡爬山的人，我們爬山都知道，爬到鞍部的地方，在一個位置可以看到走過的路和未走的路，《目送》這本書也就是人生走到那個點的時候，你會看到下一代的人在積極的追求自己的天空和陽光，而上一代的人已經快要走向黑暗的地方，只有自己走到了人生的鞍部地方，才會有這樣的視野。《目送》這本書對於我個人的內在探索而言是一種跨界，因為是對於人生兩種不同境界探索的跨界。《目送》這本書在中國大陸被選入中小學課本和讀本，也常常在語文考試的試題中出現，但是中國大陸的一本著名期刊做的調查中發現，在目送的書中，傳閱最廣的文章不是《目送》而是，《不相信》。

在中國大陸之外流傳最廣的是《目送》這一篇，而在中國大陸之內流傳最廣的是《不相信》，這裡也有一個跨界的意義在。

（分享《不相信》的片段）

二十歲之前相信的很多東西，後來一件一件變成不相信。 

曾經相信過愛國，後來知道「國」的定義有問題，通常那諄諄善誘要你愛國的人所定的「國」，不一定可愛，不一定值得愛，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經相信過歷史，後來知道，原來歷史的一半是編造。前朝史永遠是後朝人在寫，後人永遠在否定前朝，他的後朝又來否定他，但是負負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積漸進的扭曲形移位，使真相永遠掩蓋，無法復原。說「不容青史盡成灰」，表達的正是，不錯，青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為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勝利的。

曾經相信過文明的力量，後來知道，原來人的愚昧和野蠻不因文明的進展而消失，只愚昧野蠻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純樸的農民工人、深沉的知識份子、自信的政治領袖、替行道的王師，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蠻，而且野蠻和文明之間，竟然只極其細微、隨時可以被抹掉的一線之隔。

曾經相信過正義，後來知道，原來同時完全可以存在兩種正義，而且彼此抵觸，冰火容。選擇其中之一，正義同時就意味著不正義。而且，你絕對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個特定的時機熱烈主張某一個特定的正義，其中隱藏著深不可測的不正義。

在2009出版的是《大江大海1949》在大陸是禁書。但在中國大陸還是有很多讀者，有差別的是作者沒有得到版稅。1949這本書的跨界在於，對於中國大陸的讀者而言，很多人從來沒有接觸過這本書裡的史觀，例如裡面有兩三個章節寫的是長春圍城，長春圍城在過去六十年中國大陸的歷史裡，是一個單純而光榮的解放，對於當時圍城時造成的死亡人數，從12萬到50萬，有不同的說法，對於這段殘酷的史實，基本是不為人知的。

長春圍城，一百公里的封鎖線每五十米就有一個衛兵拿槍守著。不讓難民出關卡，有大量的難民卡在國軍的守城線和共軍的圍城線之間的腰帶地段上，進退不得，屍體橫七豎八的倒在野地裡，一望過去幾千具屍體，骨瘦如柴氣若游絲的難民有的抱著嬰兒，爬到衛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

我訪問的大伯在電話裡說，「當時我也哭了，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個空房子，從外面往裡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個人全死了，躺在地上的，趴在牆跟的軟綿綿伏在門檻上的，一家老小全都餓死在那裡。看得我眼淚直流⋯⋯」這是我對當時負責圍城的一個解放軍的採訪。

我採訪了一個老先生，他當時有兩個孩子，一個是嬰兒，一個是一兩歲大，我採訪他的時候他已經87歲了，他的兩個孩子都死於圍城，我難以忘記的是他可以很清楚的跟我描述他的孩子還是幼兒餓死的時候是什麼樣子，他的嬰兒是餓死的，腸子都脫落出來，餓死了。

是不是勝利者一方不願意面對歷史的真實呢，不是的，作為失敗者，我發現失敗者的一方，國民政府一方因為他的失敗在他的心中是一個很大的羞恥，因為無法面對這樣的羞辱和恥辱，所以也採取了全面的沈默和遺忘。對於勝利者，是簡化的美化，說一滴血都沒有流，是光榮的勝利，失敗者是假裝不存在，根本沒有發生，所以兩邊的讀者都幾乎不知道長春圍城的真相。

《大江大海1949》的跨界在於兩層意義，它跨在假裝的記得，和假裝的遺忘之間。

《天長地久》，是2012-14年之間，我提早退出政壇，2017年離開台北，去了一個小鎮。

這一次跨界是我想進入她的生命，但遺憾有點晚，她已經忘記我的存在了。

我有一個生命的反思是，我很重視女性的情誼，我有很多的時間跟我的女朋友們旅行，喝咖啡看電影，聽音樂會我跟他們做很多快樂的事情，但是我的母親這個對我的所有成就有最大恩惠的人，她不在我的女朋友的名單上⋯⋯

（分享《天長地久》中的片段，由譯者劉燕子朗讀日語。）

我清清楚楚看見現在的你。

你坐在輪椅中，外籍看護正在一口一口餵你流質的食物。我坐在你面前，握著你滿佈黑斑的瘦弱的手，我的體溫一定透過這一握傳進你的心裡，但同時我知道你不認得我。

我後悔，為什麼在你認得我的那麼長的歲月裡，沒有知覺到：我可以，我應該，把你當一個女朋友看待？

女朋友們彼此之間做些什麼？

我們常常約會——去看一場特別的電影，去聽一次遠方的樂團演奏，去欣賞一個難得看到的展覽，去吃飯、去散步、去喝咖啡、去醫院看一個共同的老友。我曾經和兩個同齡女友清晨五點摸黑到寒冷的擎天崗去看日出怎樣點亮滿山芒草。我曾經和幾個年輕的女友在台東海邊看滿天星斗到凌晨三點。我曾經和四個不同世代的女友在沙漠裡看檸檬黃的月亮從天邊華麗升起。我曾經和一個長我二十歲的女友在德國萊茵河畔騎腳踏車、在紐約哈德遜河畔看大河結冰。

為什麼我把自己從「母親」那個格子裡解放了出來，卻沒有解放你？為什麼我願意給我的女朋友們那麼多真切的關心，和她們揮霍星月遊蕩的時間，卻總是看不見我身後一直站著一個女人，她的頭髮漸漸白，身體漸漸弱，腳步漸漸遲，一句抱怨也沒有地看著我匆忙的背影？

為什麼我就是沒想到要把你這個女人看做一個也渴望看電影、喝咖啡、清晨爬山看芒草、需要有人打電話說「悶」的女朋友？

我抽出一張濕紙巾，輕輕擦你的嘴角眼角。你忽然抬頭看我——是看我嗎？你的眼睛裡好深的虛無，像一間屋子，門半開，香煙繚繞，茶水猶溫，但是人已杳然。我低頭吻你的額頭，說，「你知道嗎？我愛你……」

前兩天我花了兩天的時間去看紅葉，我沒見過如此豔紅，如此美和輝煌的紅葉，從前我一直以為，三四月看櫻花，十月十一月看紅葉代表的是日本民族對美這件事特別在乎和在意，這一回一邊看紅葉一邊思考在東京如何跟大家分享這三本書，我突然又了新的體會，我發現如果只是對美特別在乎，你可以去展覽館去看百花齊放，但如果你一定要在春天的那幾天，秋月的那幾天，看櫻花和紅葉，可能不僅僅是為了美，更深的層次裡，呈現的是對時間的在乎，因為櫻花和紅葉都是轉瞬即逝的，如果把時間和生命的兩個因素從櫻花和紅葉中抽離的話，它就不是那樣一回事了。

我自己回頭看，這三本書也跟時間的端詳和注視有關。

《目送》對於人與生命而言，它是一個時間流逝，對個人生命的目送。

《大江大海1949》則是對國族跟歷史的目送，和致敬。

《天長地久》，回到山毛櫸樹，假設他可以活四百年，她在四百年中可以結出240萬個種子，她終其一生，有多少種子可以變成大樹？只有一顆。

一棵樹和成為另一棵樹的那一顆種子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和關係就是這三本書最核心的意義。我稱之為情感的生態學。生死課的三部曲。

（演講到此為止。往後是問答部分。）

1，問：中國歷史和哈日的關係

答：跟現代化有關，跟大歷史有關，文化都有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比如在唐代時候，可能哈唐的人就比較多。到了中國的近代史裡，強勢文化去了西方，那個時候開始整個中國民族往西看，19世紀時20初期的時候，是日本人翻譯了更多的西方文化，日本很認真的吸收了西方文化，又對中國解釋了很多西方文化，那個時候，日本文化變成較強勢的文化。

哈日有兩層解讀，一層是對自己的文化比較沒有自信，一層是去擁抱自己看得懂的強勢文化。

你去擁抱你最看得懂的文化。擁抱本身不是問題，

問題在於文化的偏食，偏食的意思是說，只有歐美西方文化籠罩了全球，使得全球文化的多元和diversity多樣性變得單薄，這會是全人類的損失。我們都熟悉外國的文學，西方人不懂老子莊子，全球文化的單一壟斷這個是文化偏食會造成文化基因的單薄這個危險時真正的危險。

2，問：台灣人對大陸的文化怎麼看？如何認同。

答：台灣對大陸文化的看法這是一個非常難回答的問題，因為台灣在民主發展之後是一個非常分化的社會，所以有的人或許會按照民意調查說，30%左右的人贊成台灣獨立，所以對於大陸文化比較有距離，另有一些人，他的政治立場很明確，但在文化方面對中國文化是熱切擁抱的，可以說他的政治立場和文化立場是完全分離的，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3，問：香港今天是選舉，台灣明年是選舉，香港這段時間對民主的訴求，五大訴求，對台灣今後的台灣人選擇自己的道路而言有什麼可以借鑑的地方？今後台灣對於一國兩制的政策會有什麼新的看法？

答：今天的場合沒有辦法進入香港的訴求細節的討論，簡單的回答可以說，一國兩制這件事在台灣我相信擁護的人很少。如果那個一國兩制的制，指的是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治制度。

4，問：老師好，我想問跟書有關的問題，在讀台灣出版的您跟孩子的通信集的時候，比較好奇裡面有很多跟兩個孩子在旅行中的對話，很喜歡那個與安德烈的書信集，作為一個作者，您通過不同的形式，不同形式的對話，跟孩子的跟母親的，跟翻譯跟讀者的對話，最深的感受是什麼？

答：對話，我們這個世界，我不知道在日文世界裡有沒有這樣的認識，我們華文世界裡，在2019的今天，現在普遍有的一個感覺就是我們又進入了亂世，如果不談整個國際的局勢，只談海峽兩岸，那種不確定不信任以及不安全的感覺是越來越強烈的，我在歐洲生活了十幾年的時間，在柏林牆倒塌以及蘇聯解體的整個過程和時期我都在歐洲現場，我會深刻的覺得越是不安定不確定的時代裡，國民，公民，如何培養出傾聽的能力，因為現有傾聽才會有對話，培養出傾聽的能力是和平的根本。就以海峽兩岸目前的狀況而言，很不幸的是我們讓政客或政治人物或政黨去壟斷局勢，而通常政治人物或者政黨，他反而會需要製造不確定，以及製造不信任和仇恨，他才能贏得選票，而事實上，尤其是在日本這裡，經歷過恐怖的戰爭的土地上來說，我自己認為和平本身是一個最高價值，相對政治人物需要仇恨來得到政治資本而言，公民所做的最大努力反而是要跟你的敵人對話，這是一個比較沈重的議題。

5，問：想問一個跟你的母親美君有關的問題，您寫的母親美君給我很大的衝擊，特別是您講到她的戀人的眼中是完全的另外一個樣子，很溫柔很甜美的那種，這讓我想到一個自己的經歷，有一回我在陽台上，媽媽從外面回來，她以為陽台上的是爸爸，於是用我沒有聽過的語氣很甜的語氣說你回來啦，等到發現是我的時候，語氣變得很正常了，像平時一樣跟我說話，這讓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跟她成為很好的女性朋友，如果我想跟她喝咖啡或者看電影，她總是會用很多批判的語言跟我交流，然後我又很難反駁她因為她是我的母親，我就想說，您再回到她身邊，如果是她身體還很好的時候，你有信心跟她成為很好的女性朋友嗎？或者說您用現在的智慧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嗎？

答：我曾經寫過一個中篇小說集，其中的女主角之一被殺了，她的頭顱在海德堡的一個玫瑰叢中被發現，其中有一個片段是，夏天有一輛馬車經過，有一匹母馬拖著馬車經過，因為是夏天，“我”（主人公）聞到馬經過時的氣味，好像男人下體的氣味，我竟然把這個小說給我媽看了，而且我還讓她在我的面前讀，因為我想看她的表情和反應，她果然在我的面前大驚失色，說，你怎麼會寫出這麼見不得人的東西？我問她說，你有什麼問題？她說，你怎麼知道男人下體的氣味？我很嚴肅的看著她說，媽你今年幾歲了？她說七十歲，我說，你到七十歲你都不知道的話你要趕快去試試看。跟你講這個例子的意思是所有的母親和祖母都曾經是一個嬌滴滴的女孩。

你如果先推翻自己心裡為她所塑造的媽媽或者外婆或者祖母的形象，你就會看到她的真面目，也就是即使她九十五歲，她心裡還有一個嬌滴滴的女孩。所以其實也不難，你的起點是可以同時跟她一起讀同一本書。

6.問：我是北京人，我十八歲來日本，在這裡已經生活了十三年，你的書我都有看過，很喜歡。我覺得龍先生的書裡有情，那個情會讓我哭。我想問，《目送》的那本書裡有一篇叫做《不相信》，那個文章我也有看過，您剛才又說這篇文章是流傳最廣的，您為什麼覺得反而《不相信》這篇文章被推廣最廣？

答：我不認為它是被推廣的最廣，它是傳閱的最廣的，我自己猜想的原因是中國大陸在過去，從1949年一路走來的歷史裡，像一顆大洋蔥一樣，它是有一層又一層的，在一個信息不是很敞開的社會裡，你會發現原來有很多相信的東西很快你會變成不相信，這個過程大概是每一個人都有所體會，才會使那篇文章傳閱的最廣。就以長春圍城為例，我自己第一次被這個題目嚇一跳是在長春這個城市，如果有一塊地做地建，挖下去一定會有很多白骨出來，當地人都說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其實當地老一輩人都知道，但是因為歷史的辛苦，老一輩人他們也不忍心不願意告訴下一代，因為他們也不知道告訴下一代會有什麼結果，洋蔥就是有一層一層包裹在外的，有你不知道怎麼相信的東西，這個不誠實也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可以說任何人一掌權他就有說謊的必要。

7，問：我是讀著你的書長大的，從最早的《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開始，我從中學時代開始讀您的書，直到現在，現在我有孩子，陪孩子還要工作變得很忙，所以最近買的您的書都沒能讀完，很抱歉。

我非常想感謝的就是，您說的華文世界，有兩岸三地，中國文化的一切，在漢字的文字中連在一起，剛才這位同學說的很好，因為您的文字裡特別有情，所以讓很多人感動讓我記得，我特地趕遠路過來，坐很長時間的電車過來，到這裡來，因為我可以在此買您的日文版書，帶回去給不能讀中文書的孩子，讓他們能夠了解中國是什麼。

現在有很多話堵在胸口無法說出來，就像您說的那樣，《目送》這篇文章被選入了中國中小學的課本和參考書，我有一位老師參與了編參考書的工作，我在日本也是做老師的工作，我現在完全可以理解我的老師為何會選這樣的文章進參考書。確實，通過文字，我們可以把一代一代人的感情放入其中，延續下去。

但我也想說，剛才您說到的女孩兒的話，我卻覺得在中國的生活中，不是每個女孩都能夠成為嬌滴滴的女孩兒的。我曾經被媽媽說過，因為我上課的時候愛讀小說，我不止一次的被媽媽說，你這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那個時候我不懂，沒想到自由是不被允許的，那個時候我也沒有理解在中國有些行為是不被允許的。但是後來我明白了。

我也有兩個孩子，我也愛爬山，我也知道你說的山毛櫸是什麼樹，我特別特別喜歡山毛櫸，因為每一次看到那種樹的樹冠，我就會希望，雖然作為中國人走到外國來非常非常不容易，我希望每一個走到國之外的人都能夠像山毛櫸一樣長出大大的樹冠，充分理解自由是什麼。

我知道《大江大海1949》您曾經被台灣的歷史學家批評過，但同時您也被我的另一位老師稱讚過，他說「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剛剛被書店的人說，時間到了，我最後想問，是您下一本書，你說想分享樹的故事，我想問，您覺得中國這棵樹，長成了嗎？

答：這個問題正好是今天的一個總結，謝謝分享。山毛櫸這種樹，它必須是在好像歐洲那樣比較冷的地方才能夠生存，但是在台灣這麼熱的地方，只有在2000米以上的地方才可以找到山毛櫸，台灣的山毛櫸是幾百萬年前，冰河南下時期，殘留在台灣的種子長成的，之後全球再次變暖，台灣的山毛櫸就回不去了。又經過十萬年的暖化，台灣的山毛櫸因為台灣過於溫暖，所以漸漸只殘留在了高山上，台灣現在的山毛櫸長的不好，因為它是寒冷時期的遺民 他只能內在繁殖，只能跟同種的山毛櫸繁殖，種類越來越弱。

我用這個樹的故事來試圖回答有關中國文化的問題，中國文化如果不是一個敞開的，開放的，跟別人混合的，喜歡別的文化尊重別的文化，如果不是以一個寬廣的胸懷來擁抱其他文化的話，它一定會變成體質不良的。

所以凡是離開了母體出去的人，反而會有一種責任，走得越遠越好，學習的越多越好！

我是那個最後提問的讀者。

在紛紛擾擾的思緒萬千中，我一開口就哽咽了，其實沒哭，只是胸口堵住了，在異鄉，參加到說漢語為主的文化活動，對著我從小念著你的書長大的作家！

我在中學念到你的《野火集》，我在文學課上精讀過其中的篇章；然後我念了你的《孩子你慢慢走》生完了孩子；讀著《親愛的安德烈》和《目送》送走了孩子們的小學時代；現在我和孩子們可以一起看著電視裡的香港新聞，一邊討論公民社會的世界問題了。

然後這一天，11月24日，我們坐在東京中心專心聽演講的時候，正是香港舉行區議會選舉的日子，無數香港人在街頭排隊投票的時候，並且聽到作家說，「今天是香港特別的日子，要念一段《我不相信》」瞬間激起我的內心的澎湃浪潮。

文學在這樣的時刻，特別有力量！

謝謝你龍應台先生！

感謝誠品書店+誠品生活店來到了東京！

我來自大陸。不過，我自覺已經成為世界公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