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5 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野兽按：昨天发现2023年5月29日至6月1日，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市召开了题为《洗脑：毛泽东及后毛时代的中国和世界》学术研讨会，会议由纽约城市大学、劳改研究基金会、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以及加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计有二十多位学者专家参加。

当下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特殊历史情势，极权主义受到围堵，内外交困。其两杆子之一的笔杆子——洗脑，成为维持极权的最为关键的要素。鉴此，对洗脑的研究与揭示，成为中国人及世界最  紧迫的课题之一。

洗脑：兴起与衰微—《洗脑：毛泽东及后毛时代的中国和世界》学术研讨会述评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专栏 | 中国透视

（2023年6月15日）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宋永毅教授，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 《洗脑》学术研讨会组织者

一、《洗脑：毛泽东及后毛时代的中国和世界》学术研讨会的缘起及背景

2023年5月29日至6月1日，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市召开了题为《洗脑：毛泽东及后毛时代的中国和世界》学术研讨会，会议由纽约城市大学、劳改研究基金会、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以及加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计有二十多位学者专家参加。这次会议很成功，围绕洗脑这个课题展开了充分的研究讨论和争论。

1. 召开“洗脑”研讨会的初衷：理论的和现实的动因

   当下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特殊历史情势，极权主义受到围堵，内外交困。其两杆子之一的笔杆子——洗脑，成为维持极权的最为关键的要素。鉴此，对洗脑的研究与揭示，成为中国人及世界最  紧迫的课题之一。

2）与会学者概况

• 《洗脑》研讨会的基本内容及成果

1）回顾洗脑：源起及其精神溯源

林培瑞教授在开幕词中谈到了在中国这种洗脑社会中人们普遍的精神分裂现象和多重意识结构，提出了他对中国式“洗脑”与“洗嘴”现象的有趣观察。

夏明教授的“洗脑理论研究：肇始、流变和新视野”总结了洗脑在历史上、尤其是近百年的演变，可归纳出三种不同的模式：1. 古典洗脑：从古代、中世纪我们都看到暴力、酷刑的使用来达到改变人们思想、信仰的目的。这种手法至今还是可以看到残留（例如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迫害、在新疆和西藏的洗脑配以酷刑等）。2. 现代洗脑：主要是通过控制人的环境（远离家庭亲人、封闭、集中营、学习小组、社会动员、宣传、监控等）以改变人的心理、性格和行为模式，迫使个人或群体服从和接受全权主义思想或极权体制。3. 二十一世纪信息科学、电脑技术、脑神经科学、生物医药化学等突破带来的高科技下的洗脑。中共试图向外输出它的高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洗脑全世界。

周泽浩博士是爱德华·亨特那本著名专著《红色中国的洗脑：对人的思想的有计划破坏》的译者，该书作者以在其在1950年首次在报纸上提及“洗脑”这一新词以及首次在书中启用“洗脑”一词而闻名。周博士指出亨特的独特贡献是建立了洗脑和共产主义红色政权的直接关系。

陈奎德博士的“洗脑：一个思想史的追踪”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的视角讨论洗脑的词源定义及其精神渊源，指出，“洗脑”一词 , 就词源起源并不久，它起源于共产中国。然而“洗脑”的精神和思想渊源却可以追溯较远。除马克思之外，他主要梳理了德国哲学家尼采，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唯权主义”对洗脑的思想影响。

他指出当代有一种把人类一切话语交流都归结为“洗脑”的泛洗脑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把一切语言文字活动都看作是“洗脑”。这种泛洗脑主义将泯灭一切是非、善恶、真假……的差异，造成一个价值混乱的世界，《1984年》的世界。

从基本脉络看，严格说，洗脑是二十世纪的特殊产物，是以暴力为支撑的高度封闭的极权社会的产物。而言论、思想自由的开放式社会，则是洗脑的消毒剂。

• “洗脑”在中共政治运动中的实践

这一环节主要讨论了中共洗脑的各阶段各领域的实践：延安时期、建政初期的知识分子改造、1957年反右、1958向党交心运动、文革等等。

 裴毅然博士的“从 「洗礼」 到「洗脑」——延安整风的历史定位”，专门探讨了延安整风式的洗脑运动的演变过程。

宋永毅教授做了“为什么「思想改造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洗脑可以成功？”的报告，这是其专着《毛泽东和新中国》中的一章。他认为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改造」其思想应是它最基本方针之一，有其三部曲：1）灌输式的马列主义的政治学习；2）群众斗群众模式下批判-检讨-交代；3）运动型的人人坦白和组织清理。

中共建政初期，出现过一个已经成名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朱光潜、陈垣、冯友兰、费孝通等人的自我检讨的初潮。这一现象的造成，既有知识分子把中共的军事胜利误以为是理念胜利的「不理解而信从」的态度，更有在改朝换代之际强烈的中国传统的功名追求。

李榭熙教授做了“ 信仰与反抗：毛泽东时期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演讲。 李教授的演讲为不少人心中一直有的一个问题，提供了颇为令人信服的答案。为何在中国，比较起其他领域，何以基督徒的反抗特别决绝彻底？信仰在反洗脑中的盘石般的抵抗力。

丁抒博士做的“自觉洗脑: 1958年的向党交心运动”的报告，解开了少为人知的中国国内1958年知识界相当交心运动的内情。某种意义上，丁博士可说填补了学界的空白。

3）无处不在的监控和洗脑

这一环节主要探讨了中共洗脑的一些基本手法。

来自台湾的李酉潭教授提供了一份“中国对台湾认知战中的「疑美论」分析”，他从认知战中最受瞩目的「疑美论」来加以分析，中共现阶段对于台湾人民洗脑的情形，极富启发意义。

斯坦福的吴国光教授在他的〈从洗脑到认知战：试析中共宣传的大战略〉的演讲中，以其惯常的风趣幽默方式划分出了的中共宣传大战略的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分别是毛时代、后毛时代和最近十年来形成的所谓习近平时代。即：毛时代的洗脑、后毛时代的精致宣传和习近平时代的认知战。他探讨了中共宣传在上述各个阶段上的大战略的各自特点，共性，并勾勒出一幅中共宣传战略的历史演变图景，并分析这种演变的动因和背后不变的脉络。

来自克莱蒙麦肯纳学院的讲座教授裴敏欣, 以严谨的手法“解剖中共的监控体系”，精细入微，周密详尽，令人叹为观止。

4）国际视野下的极权和洗脑

这一环节，展开了在国际范围内对洗脑的检视。

以 研究国际左翼力量及其思潮闻名的的程映虹教授做了 “法西斯主义新人与共产主义新人：探讨思想改造的新视角”的比较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张伟奇教授与权准泽教授在研讨会上描绘和分析了北韩的年轻独裁者“偶像化的金正恩”，让我们看到金家王朝的另一侧面。

威斯康辛大学的郭建教授以其独到眼光讲了“阴谋论与觉醒文化：殊途同归的美国两极政治” ，犀利地指出美国社会中极右和极左政治的某种殊途同归现象，并指出其对世界的危害。

独立学者郭伊萍女士以“意识形态因素在苏联后俄国民主转型失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她的观点，引发了一些有益的争论。

5）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洗脑」的新发展

这一环节从各个领域各个时段讨论中共洗脑的演化。演讲者不仅有资深教授与编辑，同时还有直接身受中共监狱迫害的学者现身说法，讲述与分析中共监狱对政治犯的洗脑方式。

乔睎华博士以一个出版家的身份分析了中共的 “洗脑、宣传和电影：以传播学和文本挖掘视角”。

郝志东教授给我们分享了他的历史叙述 〈1949年以后中小学教科书洗脑方式的变迁〉。

徐贲教授，这位在中国大陆内外广受欢迎的启蒙作家和自由思想者做了 “中国后真相社会里的专家宣传和洗脑”的演讲。

中共监狱的政治犯、《新青年》四君子之一的杨子立先生做了“劳改：中共监狱对犯人的洗脑工程”的报告，令人唏嘘不已。

会议还邀请了两位特约嘉宾做了专题演讲。他们分别是美国海军学院教授和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教授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

6）余茂春教授做了“国际外交中的中共洗脑宣传”的主题演讲

由于他曾经担任美国前国务卿彭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他的演讲引发与会者的广泛兴趣，同时使与会者对美中关系的演变过程有了某种现场感。人们特别有兴趣的是，例如他指出：

i 中国政府出大钱，让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中心在中国做所谓的民调。这个民调一本正经地总结说93%的中国民众都认可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哈佛大学的民调，多年来成了中国政府糊弄中国老百姓和世界民众的附身符，经常被中共外交部和党控舆论引用和不厌其烦地强调。其实这是一个欺世盗名的经典例子。这个哈佛大学的研究中心在中国搞的所谓民调，并不是它们自己搞的。真相是这个拿了中国不少捐助的哈佛大学研究中心委托在中国国内注册, 总部设在北京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Horizon Research Consultancy Group) 捉刀代笔来代办的。

他还举了不少例证披露说：

ii中国在国际交流中利用翻译来对全世界进行思想改造。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共训练翻译人员是有系统的，有强烈的政策指导的，绝对不是只是学会“信达雅”的语言翻译技能。我所接触的所有中共正规的翻译人员都有非常坚强的党性，很能在翻译过程中把握政策的尺寸，按照党的意志对关键的字词和概念，该翻译的就翻译，不该翻译的就漏翻或赤裸裸地误翻。

…………

7）著名民主运动理论家胡平先生做了“从‘思想改造’到’不准妄议’”的主题演讲

胡平指出：中共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是“洗脑”即“人的驯化”。从某种角度讲，共产党统治的兴衰史，就是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的历史。洗脑，用今天习近平当局的话，就叫“不准妄议”。在今天，思想改造那一套早已放弃，但是政治学习又被重新强化，个人崇拜死灰复燃。中共责令国人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准妄议”。这和当年的思想改造是一脉相承的。

三、结语

• 这次《洗脑》学术研讨会从理论上确认有关“洗脑”的理论可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工具。

  1. 会议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有专利权的洗脑式政治运动展开了历史回顾及深入分析。

  2. 会议就“洗脑”对于世界与中国的过去已经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危害发出了郑重警讯。

LINK: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hongguotoushi/panel-06152023103902.html

夏明：洗脑和独裁政权的毒害

发表时间： 07/08/2023 - 16:16

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退教授宋永毅主导编写的《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一书最近在美国出版，这部30多万字的书籍汇集了20多位专家学者的观点，揭示了“洗脑”机制，确立了“洗脑”成为极权政治的重要工具。这部书籍首次从多学科、以及全球纵横比较，回顾了极权者运用“洗脑”理论操纵民众的历史，并展望了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洗脑的新方式，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的视角探寻“洗脑”的精神渊源，并梳理了世界多名哲学家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唯权主义对“洗脑”的影响。

籍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连线到本书主要作者之一-夏明教授，请他来谈谈相关的话题。由于此部书籍涉猎范围广，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因此，我们谨满足于将话题的重点瞄向当今中国。

法广：“洗脑”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吗？共产党当政之后，如何运用了“洗脑”工具？

夏明：对，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洗脑”这个专用名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因为英文“洗脑（brainwashing）”这个词是从中文翻过去的，而中文的翻译“洗脑”的最早的运用，根据目前的文献，是从延安时代、包括当时叫“思想改造”、也有“洗脑”或者是“洗心”。所以就是说，从延安时期到后来、尤其是解放-1949年前后-包括进行的各种“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洗脑”就变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最突出的特征表现在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美国的这些俘虏，许多受到大规模的思想的扭曲改造，而且还有21个人投诚、往中国来，不回去了，叛国了。这些回到美国的士兵，表现出了非常奇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著名的记者亨特就研究这批人，他写了两本书：1951年写了一本《红色中国下的洗脑》；1956年，写了一本“洗脑：美国和英国的士兵如何战胜挑战洗脑的”（《洗脑：它的历史；极权共产主义政权对其的使用；以及反抗它的美国和英国士兵和俘虏的故事》）。所以“洗脑”是跟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的。

但是我想说一下，我们在今年五月底，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邀请了21位学者来探讨“洗脑”。“洗脑”在中国如此重要，跟中国政治史如此地连接紧密。但是，在中国研究里面，很多重要的英、美的这些外文的这些中国研究，都没有用“洗脑”这个词汇，或者说都不敢用这个词汇。我们觉得这个词汇在中国的研究里面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有21位学者认真的来从各个方面探讨“洗脑”，从目前探讨的“洗脑”，我们可以看到跟中国紧密地相关联。

但是，“洗脑”它有悠久的历史。有学者也都追溯它的悠久历史，像我的研究里面，我就说：从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把囚犯放在洞穴里边，给他们传播虚幻的理念，让他们见不到真的太阳。最后他们相信：墙壁上的幻影就是真正的太阳-，这样我们就看到，其实“洗脑”已经开始出现。当然“洗脑”的决定性的出现，转折点是在1919年，也就是巴甫洛夫跟列宁见面以后。列宁认识到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可以帮助列宁实现他的建设共产主义新人、建设苏维埃新人的计划。所以列宁把巴甫洛夫请到了克里姆林宫，而且让他在那小住，把他的研究全部写出来，帮助列宁对俄国人-或者以后的苏联人-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建设，大规模的“洗脑”。而这个“洗脑”重要的理论，跟列宁格勒1924年发生的一次水灾是有关系的。当时许多的狗、在这个水灾以后就把它们过去的很多的记忆训练全部都得消失掉了，就是把脑子给洗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洗脑”一方面跟巴甫洛夫这些研究是有关，另外跟宗教也有关，因为中国-包括佛教里面的“洗心革面”-跟“洗脑”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而在巴甫洛夫的研究过程中，巴甫洛夫的身世-因为他是从一个非常浓厚的宗教家庭出来的-他跟斯大林一样，都受过非常正宗的东正教的教育。其实“洗脑”跟天主教历史上的、尤其是16、17世纪的在西班牙发生的宗教法庭审判也是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宗教法庭用它的暴力来对老百姓进行转宗的教育，或者是迫害异教徒、或者对有异教思维的人、或者有所谓的不正统的思想进行强制“洗脑”，这些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主要的“洗脑”应该说是跟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从1919年，列宁跟巴甫洛夫运用他的条件反射的心理学。以后也影响中国，因为中国无论是康生、王明，还有就是建国以后-中共建政以后-的包括郭沫若，专门在北京还开过一次全国的心理学的大会，就在向巴甫洛夫学习，用巴甫洛夫的理论来建设新中国。这里可以看到，在整个的“洗脑”发展过程中，应该说“洗脑”是跟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跟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怎么样运用这个“洗脑”工具？中共整个在追求政权和建立政权的过程中，一个，就是用大量的政治运动-无论在延安时期，搞思想改造、整风，到了以后“三反五反”、反右、向党交心运动；以后再有“四清”。。。而文革，应该说是小规模的、或者是小范围的运动“洗脑”的失败以后，进行的一种全国的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洗脑”。中国共产党当政以后，把运动、把学校、把监狱、把各种工具都用起来，来强化它的“洗脑”，而在共产党的整个统治中国的顶峰时期，是借助文革。其实文化大革命，就是它建立社会主义新人、进行全民“洗脑”的一个最重大的工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洗脑”应该作为中国研究里面一个重要的研究的题目。同时因为“洗脑”涉及到很多心理学的和西方的哲学、宗教学、政治学、还有脑神经的各种研究，所以我们这个会议，尤其是我的论文，把西方的百年的洗脑理论系统的整理（出来），我们希望西方的学术研究理论跟中国的案例-尤其是历史的和当下的这些案例-能够协调起来，帮助中国人认识什么叫“洗脑”，从而我们可以防疫、怎么样能够保持自己的大脑的清洁卫生，保持我们的清醒。

法广：到习近平时代，中国政府的“洗脑”方式是否有了新的变化？

夏明：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应该说跟前面的两个时代-一个是毛泽东时代“毛时代”，另外一个当然是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应该说它们有三段不同的演变，像我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古典的“洗脑”方式，就是完全用暴力来改造灵魂、改造心，毛泽东用这种粗俗的运动的暴力的形式是比较多一点；后面到了现代，尤其我们刚才讲到巴甫洛夫，他的心理学被运用以后，许多更精致的一些武器-尤其是心理学的武器-，无论是对个人的情景心理的掌控、或者是控制、或者对我们生存的环境，尤其是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社会环境的这个控制，给我们带来的压力，这里面就有一种现代“洗脑”的发展。

但是到了21世纪，我们就会发现有一种高科技的“洗脑”。高科技的“洗脑”主要是在药物、脑神经的控制下面，同时利用当下的主要的计算机、电脑的科学和社交媒体-大规模的无所不在的社交媒体-高科技的这些-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大数据，还有大监控-，我们看到有三个不同的阶段。

应该说，习近平的洗脑方式进入到了高科技的阶段，但是并不是说他完全放弃了前面的、毛泽东的粗俗的暴力，他现在还在用-我们看到，他不论对新疆还是对异议人士都还是用粗俗的暴力，尤其是宗教迫害。

另外，他还在用邓小平时代当时的一些心理、宣传战术、欺骗。但是，今天习近平当然有一种集大成的发展，用我们的书里面的一位作者吴国光教授-他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写的一篇文章，就专门谈在毛、邓、习三个阶段不同的“洗脑”，他总结说：这三个阶段不同的“洗脑”是：毛的时代是“灌”，强制灌输；到邓的时代、江的时代，就是“骗”，主要用精致的方式、用宣传的方式来骗你，尤其是用物质利益，其实就是叫用“胃”洗脑，就是通过掌控你的“胃”来控制你的“脑”，尤其是把人的思想、想法和动机，从你的“胃”往下去引，而不是让你升华到“心”或者“头脑”。然后到了习近平时代，他把它总结成一种“战”，“战”就是一种认知战。现在习近平知道：要完全像毛泽东一样的用威信、或者用强控能力、完全能够把老百姓的脑子给洗净，好像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认知战”，就是给你放出各种混乱的信息，尤其是在官方的媒体都给你放出各种混乱的信息，让你的脑子被搞乱，这样你就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所以这个认知战，其实就是要向大脑开战，最后把人的大脑给毁掉。如果我们知道中共的这个三阶段的“灌”、“骗”和“战”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当下在习近平的认知战下面，他“洗脑”的-无论是工具、还是他的战略，还有他自己的这种自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工具当然有药物的、甚至催眠术的、社交媒体的、高科技的、干预我们的脑神经的，中共已经开始对基因进行各种编辑等等，包括生化武器的运用、改变我们的各种生活等等。所以就可以看到：他的技术含量是急剧提高：高科技、大监控、大数据。另外，一方面，他的“洗脑”规模急剧提高、急剧扩大，因为原来在毛泽东的“洗脑”下，他是控制自己的老百姓，把老百姓变成愚民、能够受到他控制。但是你可以发现，习近平今天把他的手伸出了中国。他现在有一个长程的洗脑。首先在台湾，我们这次论文里边有台湾的教授李酉潭和台湾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杨琇晶，他们提交了关于中共在台湾展开的“认知战”，对台湾的媒体进行控制。另外，我们这边有余茂春教授，余茂春教授在川普时期给国务卿彭佩奥做中国事务顾问，他专门写了中共在外交场合的“洗脑”。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在毛时期，主要是针对国内、洗中国老百姓的脑；但是，今天习近平的野心让他要控制海外：不仅要控制台湾、香港、控制海外的华人，同时，还在外交场合、在大外宣、或者通过孔子学院、驻外机构等等，他想对外国人进行某种洗脑。根据余茂春教授的研究，其实在美国，有很多的精英人物-无论在华尔街经济精英、还是在华盛顿政治精英、还有各种说客、游说集团-，他们都被中共所利用，成为中共长程洗脑的机器的一部分。所以我可以看到，在习近平的统治下面。洗脑有了许多新的变化。

法广：二十一世纪高科技下的“洗脑”以怎样的形式呈现？

夏明：对，我们现在讲的高科技“洗脑”-可惜我们这次研究没有邀请到心理学家，没有邀请到神经学家或者病理学家-，我们这里边主要是政治学、哲学、历史、宗教学、社会学和大众传媒，还有文学等等，这些教授来研讨的。所以我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研究，现在高科技里边主要是涉及到我们的大脑神经。但是我在研究里面，总结了西方过去百年的这个“洗脑”的理论的发展。我把重头三分之一是放在了“高科技的洗脑”。高科技的洗脑主要是对我们的大脑。大脑对于认知的一种场景，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有许多的切入点是可以控制的、或者是可以干预的。所以现在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进行过这种对大脑操控的研究项目。但是，他们认为，这种研究项目只会伤害大脑，其实没办法明确的控制，所以西方国家基本上放弃了研究。但是中国没有（放弃）。

中国现在其实吸收了许多西方国家过去的-包括学术-研究，它自己也更没有限制和底线地对我们大脑的控制进行各种研究。现在我们通过已知的、看到的，它无论对精神病院的运用来迫害异议人士、还是对人体的基因进行编辑，这些你可以看到：中共是想用高科技来进行的（洗脑），所以这里面主要是对我们的大脑、脑神经通过药物的干预，通过这种毒品各种的干预。这是目前的主要的发展。另外一个，当然是社交媒体。根据目前西方的研究，社交媒体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心理状况，而且对我们的脑神经、对我们脑的长期的演化的结构是有急剧的影响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中共也其实在用大数据、尤其是运用到各种算法在影响我们用的社交媒体。腾讯本身就有很多的数据设置，就要引导舆论、就要管控人们的思维、就要控制我们所说的一些敏感词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药物、催眠术、社交媒体、脑神经的干预，所有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同时还有一种深度的一种伪造，很多东西、它可以用深度的伪造，比如用音、或者是形、影像等等来进行各种的造假。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各种“洗脑”对我们大脑的新的攻击会越来越复杂，我们怎么样必须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同样，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洗脑”的初衷和它的手段及目的，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这对我们来说，在高科技下更要提高敏感性。

 法广：“洗脑”打造了一个怎样的中国社会？具体对中国民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夏明：对，其实“洗脑”跟“启蒙”它们两个结成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人类社会不断地在追求启蒙，尤其西方国家在启蒙运动以后，人类不断地追求个人解放，追求用理性来认识这个世界、能够控制我们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用蒙昧主义，蒙昧主义就是想操控我们的情感，煽动我们的情绪，同时削弱我们的理性思考，然后用暴力来引导我们的行为，来为“洗脑者”服务。因为我们所说的“洗脑”，就包括洗脑者和被洗脑者。所谓的“洗脑”就是洗脑者有目的的、用各种系统的手段和方法，让被洗脑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彻底改变他的信仰或者认知。而这种彻底改变他的信仰和认知，导致被洗脑者的行为最后是要伤害自己的个人的利益的。所以当中国长期进行“洗脑”的话，那你就可以发现，中国人的许多的利益是受到了伤害，其中最大的，就是中国这个社会“蒙昧状态”在共产党以后其实是没有改变，也就是“五四”以来的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是没有离得越来越近。相反，可能离得越来越远。这是整个对中国的影响，就是蒙昧主义盛行。当下中国的蒙昧主义还是非常浓厚，这是第一个；如果有这种蒙昧主义，那你就可以看到；许多老百姓的集体无意识的蒙昧主义的行为方式，受到国家或者政党各种操控和煽情，其实你可以发现：个人丧失了个体性，丧失了个人的尊严，同时丧失了个人怎么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同时参与决定国家和历史命运的能力，这是另外一个缺陷；第三个恶果就是：根据当下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就是我们的脑细胞、或者我们整个的细胞，它的进化过程中，不仅是有生理上的基因选择，它的现在的社会基因学里边，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细胞，其实跟社会环境发生应对，发生应对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社会大的发展、或者就像耶鲁大学教授Christakis他写的一本书叫《Blueprint》也就是“蓝图”。在这本书里，他就讲到：其实我们的历史的整个大的发展，这个弧形，总的来说是走向进步的。人类为什么在过去几千年，从蒙昧不断地走向启蒙，其实历史是在不断地进步。但是可惜就是当中国由这个国家进行全方位的、对14亿人进行系统的“洗脑”，中国这个社会就会丧失我们所说的这种历史的弧形，总的是向进步的方向走。其实中国你就会发现就是：我们的道德会更堕落、我们的知性其实会更延缓发展。另外，这种社会环境形成一种社会的戾气会增加，或者就会说劣币会淘汰良币，所以我觉得“洗脑”的最大的危害，就是让中国的历史发展-也像许多的中国的观察家或者中国老百姓也讲了-，就是每一次在我们重大的选择过程中，我们总是选择最坏的选择，恐怕这是“洗脑”给中国的历史发展、给中国的命运带来的最大的恶果。

作者：流芳

《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和世界》导论：洗脑和中共——研究的新突破和新开端

作者：宋永毅

英文中的“洗脑”（Brainwashing）一词，在中文中又被称为再教育（reeducation）、强行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等等[i]。有关“洗脑”的奠基性的经典著作，几乎都和中共的思想改造密切相关[ii]。由此，中共毫无疑问有着关于“洗脑”的专利权。然而，自爱德华·亨特第一次在他的开拓性的著作中使用洗脑理论以来，西方学者很少使用这一理论来分析中共的历史和政治运动。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哈佛著名学者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在他三卷本的研究文革的权威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iii] 中就从来没有运用过“洗脑”的理论。而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无处无时都充斥着对中国民众的“洗脑”实践。这不能不说是当下西方学界对当代中国研究的一大缺憾。

这一空白在最近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个名为《洗脑：毛泽东和后毛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的学术研讨会打破了。该会于2023年5月29日至6月1日，由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劳改研究基金会、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以及加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计有二十多位学者专家参加。

这次会议的成功，首先表现在它从理论的源起和研究回顾上确立了洗脑理论作为研究极权政治的重要工具的地位。美国宾州约克学院的周泽浩博士的论文题名为〈爱德华·亨特与洗脑的起源〉[iv]。他介绍了这位阅历广泛富于传奇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如何以他在1950年首次在报纸上提及“洗脑”这一新词和他在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洗脑：对人的思想的有计划破坏》一书[v]中首次使用了“洗脑”一词，并以把这个概念介绍给大众而闻名于世。周泽浩指出：亨特的特殊贡献论证了“洗脑”这个词“来自中国人民的痛苦。他们承受着微妙和粗暴的精神和身体压力和折磨并因此发现了一种模式并称之为洗脑……亨特显然觉得他负有强烈和特别的使命感要把一个他所熟知的而大众却毫无知晓而极权政府又竭力想掩盖的一个真相揭露出来”。简言之，亨特的独特点是他建立了这种洗脑手段和共产主义红色政权的直接关系。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的论文题为〈洗脑理论研究：肇始、流变和新视野〉。他以五十多本洗脑经典著作的回顾研究、总结了洗脑及其研究在近百年的演变，归纳出三种不同的模式：1）古典洗脑；2）现代洗脑，和3）二十一世纪高科技下的洗脑。作为全球最大的极权体的中共正试图向外输出它的高技术极权主义模式，洗脑全世界。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陈奎德博士，以〈洗脑：一个思想史的追踪〉为题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的视角讨论洗脑的精神渊源。他指出，“洗脑”一词起源于共产中国。然而“洗脑”的精神和思想渊源却可以追溯更远。除马克思之外，他主要梳理了德国哲学家尼采，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以及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唯权主义”对洗脑的思想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陈文中对当今社会中泛滥的“泛洗脑主义”的现象发出了警讯，即“洗脑无是非，所有人和群体都在洗脑和被洗脑。洗脑与人类社会一直就存在的‘教育、传播和宣传’这些行业行为并没有根本区别。”他认为：“和宣传不同，洗脑具有垄断性、强制性、长期性和不对称性，即组织被游说者解除对立的信息，也就是封锁信息。封闭社会是洗脑的必要条件和核心要素。社会是否存在公开的反对意见，则是洗脑与否的判别标准。”在许多学者的论文中，对此也提出了思考缜密的见解。如夏明教授补充说：“‘洗脑’和‘教育’‘说服’‘灌输’尽管都是试图改变人们观念看法的行为，但它们在使用强制手段上存在量的差异，在是否服务于受众的利益上存在着质的差异”，这里的关键区别是：受害者没有选择退出的自由。“洗脑不同于宗教转宗。教会传教士会不断招募新的信徒，但也有老的信徒不断流失退出。邪教组织与正常宗教不同，从信徒层面来看，个人一旦接受洗脑，可能丧失自由意志，也就失去了自由选择；但在民主国家里，家人和同事朋友还有自由与警方、新闻媒体或社会福利机构联系，进行救助。从家庭和社会层面来看，脱离洗脑的黑手控制还是有可能。但在一个极权国家，除去合法和非法的移民（机率甚小），居民没有迁徙自由和退出自由。”对思想改造有系统研究的民运理论家胡平在他的论文〈从思想改造到“不准妄议”〉中指出：“严格的思想控制应该包括两个必要条件。1、控制者要能够控制不同思想和信息的传播。2、控制者要对不接受控制的人施加暴力惩罚。按照这种严格的定义，我们就可以把洗脑和一般的政治宣传、商业广告、宗教修行、社交媒体以及诸如此类区别开来。”加州圣玛丽学院的徐贲教授也在他的〈当今中国后真相社会的专家宣传和洗脑〉指出：“宣传和洗脑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却是紧紧地联系在一切，难解难分。宣传原本并没有贬义，是散播信息，广而告之，通常是为了争取对自己的好感。在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你对我宣传，我也可以对你宣传，不允许所谓的‘强制性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但在一个专制国家里，政府宣传的目的是强制性说服，而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时候，就会成为企图改变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洗脑。”

除了对洗脑的理论和观念的澄清，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贡献便是具体地联系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来形象地阐释洗脑在极权统治中的作用。论及中共的洗脑，一般的读者会联想到它们都发生在中共在全中国执政以后。但原上海财经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共党史研究专家裴毅然在他的论文〈从“洗礼”到“洗脑”——延安整风的历史定位〉里揭露：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并不是对来参加抗日的数万知识青年的革命洗礼，而是一场残酷的洗脑运动。这甚至在当时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日记中就已经用“洗脑”来进行描述了。具体到分析为什么中共在其执政后的思想改造运动能够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如朱光潜、冯友兰、萧乾、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等—能获得如此的成功，一般的研究都认为是江山易代，山河变色给他们带来的“不理解而信从”的外在的历史压力。与此不同的是：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荣休教授宋永毅的论文〈为什么“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洗脑能够成功？〉还揭示了他们在改朝换代之际主动向中共乃至毛泽东本人输诚效忠，企图走“由士而仕”的追逐传统功名道路的潜意识。在中共的所谓“土地改革”中，这些知识分子又积极参与“斗地主”，成为共产大军中的迫害者群体的成员，交出了参加共产革命的“投名状”。而在土改中流行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民的盲目崇拜，其实质是中共以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愚昧来治国治民，刻意制造知识分子农民化和非知识化的异化过程。最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来自外在的强制便会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和“检讨”转化为他们内心的自觉。这还不仅仅使他们的道德急速蜕化，还使他们最终或成为当权者的疯狂的帮凶，或成为政治运动中麻木的帮闲。如果说宋文从中国知识分子内因的角度分析了他们缺乏抵抗中共的思想体系，那么纽约佩斯大学李榭熙、周翠珊博士的论文〈毛泽东治下对基督教的洗脑〉却提供了另一幅颇具暖色的历史图景。中共在1950年代推行的“三自爱国运动”，但是已在中国生根的基督教组织及领袖们进行了不屈的抵抗。他们为了保全对信仰体系的忠贞和维护个人独立自主的精神世界，尽力使教会群体在政治无孔不入的现实中依然反照纯洁无瑕的团体生命。他们中后来还出现了不少林昭、倪柝声那样的反抗思想改造而至死不渝的英雄。论及中共用洗脑来达到社会控制的政治运动，人们比较熟悉的恐怕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斗私批修”和“接受再教育”运动等。对于发生在1958年初到1959年中的“向党交心”运动，恐怕知之者不会太多。作为物理学博士，却又是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的丁抒教授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他的论文揭示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全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又一场新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其要害是强制上述人士向中共坦白出他们在反右斗争里没有做或没有说的“与党不一致”的思想，达到对其“诛心”的目的。这次运动发动时，虽然中共信誓旦旦地郑重承诺：“对于自动交出有过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不按右派分子处理。”但最后这场“交心运动”还是成了大规模的“反右补课”，把至少十多万坦诚却幼稚的“向党交心者”打成了右派分子。

除了反证中共洗脑的历史性，这次会议的论文还具有鲜明的当代性和挑战性。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的极权制度和其洗脑操作，不仅有延续还有新发展。加州克莱蒙学院讲座教授裴敏欣的论文〈中国监控体系的现状和历史衍变〉以其严谨查证，揭示了习近平时代就公安干警的人数到达了200万（不含武警）。就预算而言，比毛时代涨了足足24倍！而中国公安系统的“特情”和“耳目”至少扩充到了100万。澳门大学教授郝志东的论文题名为〈1949年以后中小学教科书洗脑内容、方式与功能简析〉。一方面，他揭示了70年以来中共的教科书的内容一直向中共的政策认同。另一方面，他又指出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强调“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意识形态和党的领导被强调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尤其是表现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上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吹捧毛主席是“大救星”，习总书记是“定盘星”等等。美国华忆出版社主编乔晞华博士的论文〈洗脑、宣传和电影——以传播学和文本挖掘视角析〉从电影的视角对近年来中共的大外宣电影《长津湖》《战狼2》等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仅从互联网和影视剧看，中国现在无疑是最有血性的时代。不少人一开口就是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安危与世界的格局。网络上总是热血沸腾，今天灭日本，明天干美帝。但一触碰到现实，一走出电影院，一离开互联网，面对眼前的社会，中国人就怂了。这是极度的精神分裂，这种分裂不仅是导演和整个制作团队的问题，也是中国国民现状的一种反映。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其实是民族主义的心态。民族主义的崛起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陷于一种民族自卑。如果是一个非常自信的民族，它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强调自己牛逼。越是强调自己牛逼的，都是内心非常深刻的无法摆脱的自卑。

关于习近平洗脑的新发展，在中国大陆内外广受欢迎的启蒙作家和自由思想者徐贲教授还指出：与毛泽东时代一切听从“最高指示”的命令式宣传相比，后毛时代的官方宣传明显地加强了对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宣传。今天的政治宣传更是已经从毛时代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初级形态，变化和发展成为由专家、教授为主打的政策、制度和政治文化宣传。这是极权主义宣传的一种更高级形态：“专家宣传”——­包括他们发挥的智囊、智库、谋士、顾问、教授、学者、网络大V等“正能量”角色功能。他们除了在最高层打造出各种“划时代”的执政合法性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之外，更多地是在驭民政策和专制文化方面贡献“专家见解”和“专业知识”，对公众施展诱导、说服和蒙骗的影响作用。与上述横向的截面研究不同，斯坦福大学的吴国光教授在他的论文〈从洗脑到认知战：试析中共的宣传大战略〉中采取了在长阶段历史（the longue durée）上着眼宏观制度研究的视角，把中共在不同时代所形成的宣传大战略分别概括为：毛时代的洗脑、后毛时代的精致宣传和习近平时代的认知战。但是这三个阶段也有着始终如一的特点，即灌、骗、战，是中共宣传大战略的必备因素，从洗脑到认知战莫不如此；只是，毛式洗脑重在灌，后毛精致宣传重在骗，习近平的认知战重在战。以多元反抗“灌”，以真实反抗“骗”，以独立自由反抗“战”，方能破解中共政权对我们大脑的改造、控制和摧毁。只有当这样的破解奏效时，中国人才能恢复为大脑功能正常的人，中国才有希望。

历史的发展总是变幻莫测。曾几何时，文革结束以后，中共在痛定思痛中亦有所改观。不幸的是：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政策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复辟回潮。中共在对中国社会大规模的“洗脑”中使用的工具，不仅有原教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有疯狂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一不幸的回潮不仅发生毛后的中国，还具有当代性和世界性的。2022年2月由普京发动的俄国侵乌战争中，竟然出现了俄民众中有80%以上支持侵略战争的现象。即使在民主世界的美国，导致企图推翻合法选举结果和民主政府的阴谋论和民粹主义思潮至今还很有市场。在这些非理性的政治运动的背后，我们也不难发现或由政府、或由宗教、政党进行的“洗脑”的痕迹。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也尽力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近年来活跃于网络的独立学者郭伊萍的论文题为〈意识形态因素在苏联后俄国民主转型失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她指出：俄国民主的失败是一种很经典的失败，因为俄国民主是不自由的民主。在哈耶克主义自由观的影响下，叶利钦开始了他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所进行的体制改造，改革的重点被放在了推行经济私有化上，所谓“最大自由”，重点在于给予资本主义以无限自由，如何改造权力腐败泛滥的苏联式政治体制问题被严重忽略。普京时代的俄国，社会上犯罪率明显下降，普京禁止了街上的黑帮，自己却用黑帮手段统治俄国。在意识形态上，普京用保守主义替代了苏联时代的共产主义，他的保守主义思想核心是一种基督教、民族主义和传统帝国意识的混合物。俄国民主改革失败经验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自由绝不等同于市场自由或资本主义自由。追求民主自由单凭一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民主是一个人类理想，也是一门科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民主需要领导者有高超的思想和智慧、有考虑周全的科学性制度设计和法律建设，还需要有来自政府和民间，尤其是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们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完成。威斯康星大学郭建教授的论文题名为〈阴谋论与觉醒文化：殊途同归的美国两极政治〉，直面于近年来众说纷纭的美国政治。他事先说明：根据我们的亲身经历和由此而来的通常理解，在政治意义上的“洗脑”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我要讨论的美国社会的“洗脑”——一个连官方媒体都不允许存在的国家的“洗脑”——并非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在民主体制下仍然能够出现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与教化，是某些个人或群体推销政治商品的行为，目标在于影响民意，或以自身的政见和意识形态同化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头脑。他进一步指出：川普本人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自我膨胀到不断有妄想溢出的商人，以至于政治上的“左”与“右”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他与右翼势力联手，靠右翼势力当选和执政，不过是一种偶然。而他搞民粹、蛊惑群众的本领却是地道的右翼政客望尘莫及的，以至于共和党为得到选票而被川普绑架至今。另一方面，郭文也没有放弃对美国极左派的“觉醒文化”即以肤色为标志的压迫者/受害者两分法、历史修正主义、政治正确论等等的批判。尽管左右两极在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却从各自不同的途径走向现代民主的反面，在颠覆理性、客观、宽容、自由等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方面，两者是一致的。而且，两者从各自不同的侧面折射出极权政治的特色。这种相似匪夷所思，却又十分真切。二十世纪左右两极的历史教训应该能够成为对当下两极分化的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警示。在会议这方面的论文中，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教授程映虹的论文〈法西斯主义新人与共产主义新人：探讨思想改造的新视角〉和纽约州尤蒂卡大学政治学教授权准泽博士与人合作的论文〈金正恩的偶像化〉都不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角度，还提供了国际政治领域的全新知识。

这次会议致力于从国际的格局中来透视和剖析极权政权的洗脑活动，其中一个别开生面又令人兴趣盎然的报告当属余茂春教授的〈国际外交中的中共洗脑宣传〉。余教授曾担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现已回归学界任海军学院中国史教授并兼任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的演讲指出：共产党洗脑的意识形态根源存在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世界历史上，思想改造最成功的典范，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中共的洗脑运动比奥威尔的警示还要早得多。中共对于国际洗脑并不因为其暴力管辖的范围而加以放弃，反而是投入更大的资本和人力，采取完全不同的手段，其中主要的方式方法是统一战线和大外宣。其手法也数不胜数。第一、是“精英抓捕”（Elite Capture）。以美国为例，中共统战部门对大批美国前政府官员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正是这一群人，成了中共在美国政界，财界，甚至军界的代言人。他们为一己私利替中国政府和中国国营公司做说客，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长期以来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第二，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煽动蛊惑，把世界上所有重大问题都描绘成美国所为，为人类公敌。其目的是想欺骗世界舆论，把中美关系中因为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冲突而带来的双边关系的冷却全部归罪于美国，而忽略一个最根本的事实，那就是，有关中国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这个独裁专制的统治模式与全世界所有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根本冲突。第三、最近十几年来，中共输出自己统治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在世界各国设立所谓的孔子学院，借儒学之名搞渗透和国际洗脑，美其名曰占领国际舆论高地和控制“话语权”（The Discourse Power）。美国人对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缺乏整体的深层了解也是对中共的洗脑式掉以轻心的原因之一。第四、在国际交流中利用翻译来为全世界进行思想改造。第五、在其大外宣中向世界隐瞒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政权这个基本现实。余教授总结道，美国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72年尼克松重新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他认为以前的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也是不对的，需要改变。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8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上千页的《中国问题白皮书》，其中心思想也是说美国到那个时候为止的对华政策也是错误的。所以总的来讲，在2016年以前，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都是错来错去的。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历史。

由于时间、财政等等方面的限制，这次突破性的学术会议只持续了两天就只能结束了。然而，意犹未尽与会者都坚信它绝不是这个有意义的课题探讨的结束，相反是它的一个更有意义的开端而已。

注释：

[i]  Wikipedia: en.wikipedia.org/wiki/Brainwashing

[ii] 如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The Calculated Destruction of Men's Minds.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51。又如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61.

[iii]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I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1999.

[iv] 本文中所引用的所有论文，都包含在本书中。下面的引用亦完全相同，故不再另做注。

[v]   Edward Hunter, Brainwashing in Red China.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51。

EP-056 宋永毅：习近平和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文字版）

时间轴：
1:16 宋永毅如何看待拜登称习近平是“独裁者”
3:12 在中共的领导人中，为什么只有毛泽东和习近平搞个人崇拜
5:48 宋永毅认为习近平搞个人崇拜主要表现的方面
9:49 宋永毅认为习近平与毛泽东作为的区别
16:47 宋永毅认为为什么中共在文革后严令禁止个人崇拜、最终还是没有抵抗能力
21:38 为什么华国锋搞个人崇拜失败了
26:21 中国现在处于“文革”吗
30:01 宋永毅认为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成功吗
35:39 宋永毅认为习近平搞个人崇拜对于中共政权的影响
38:20 为什么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这么容易接受领导人搞个人崇拜
42:11 嘉宾推荐

文字版全文：

袁莉:
[00:00:01]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宋永毅是研究文革的历史学家，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从1998至2016年，宋永毅先后主编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共四个数据库。 他与同行们一起完成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这一浩大工程。
2021年，宋永毅在台湾出版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阐释》。他基于自己对中共历史的研究提出，习近平已经进入“毛晚期”。最近，他在《中国民主季刊》上发表文章，题目是《终身执政的护身符：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今天就请宋老师来给我们谈一谈，中共建政以来，为什么只有毛泽东和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宋老师您好！

宋永毅:
[00:01:12]
你好，袁莉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袁莉:
[00:01:16]
我们先谈一个和时事贴得比较近的问题。拜登总统最近说习近平是dictator，独裁者，引发了舆论关注。不仅中国政府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说拜登的说法“极其荒谬、极不负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国际舆论也是沸沸扬扬。在您看来，习近平是个独裁者吗？中共的历届领导人是否都算是独裁者呢？

宋永毅:
[00:01:4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就是说你判断一个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他是不是独裁者，按照一般的尝试呢，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看。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这个权力是怎么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Ta是不是民选的，而这个民选是不是一个公正的选举，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反对派。那么这条，我想大家（作为）在中国生活很久的朋友都清楚，就是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真正的选举。
你想想看，像习近平，在他的选举人的票子上竟然只有他一个人，那么你还谈什么政治反对派呢？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公正的选举。就是说，你只能选他一个人。他比北朝鲜进步的地方在什么呢？在一点，就是说你还可以投弃权票。当然这个弃权票以后是不是会追查，那是另外一码事了。那北朝鲜就说，你不可以投弃权票，如果你弃权了，或者不参加选举的话，他可以把你抓起来的。那么这个问题我想就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的权力的来源，他的power不是从民选、公正的选举来的。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你就很难说他不是一个独裁者了。

袁莉:
[00:03:12]
那如果中共的历届领导人都是独裁者的话，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和习近平是其中的两个搞个人崇拜的，别的人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需求呢？

宋永毅:
[00:03:24]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把个人崇拜和中共各级党组织宣传部门对于他这个领导人的过度的宣传，稍微有一点区别啊。
这个中共的党章中间是规定了，中共的宣传部门，中共领导的全国，必须要对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进行宣传，进行吹捧。但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习近平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是大大超越了一般的吹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个人崇拜本质上是一个权力崇拜，也就是说你个人崇拜是为他的执政的长期性和他执政的强度、烈度进行服务的。那么很简单了，一句话：为什么毛泽东、习近平要搞，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没有搞？很简单的一个，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说毛泽东、习近平是准备长期执政，执政到死的。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从来没有这个打算，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个需要。
你去看搞个人崇拜厉害的人啊，他都是怎么样的？他要解决一个皇帝身份、血缘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皇帝是靠血缘嘛，只要他是皇帝生的，而且他是帝长子，他就继承。中国古代的皇权社会有这个一整套规则的。习近平也好，毛泽东也好，虽然他们的权势恐怕比中国历代皇帝还要大，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血缘，他们还要说他们是“志壮坚信马列”。而不巧的是，这个马列呢，至少在理论上是反对永久执政的，反对搞个人崇拜的。那么所以他们就要跳过主（导）这系统的中介，使得他们直接能够得到全社会的拥护，全党的拥护，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搞个人崇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区分很简单，就是看这个领导人是不是要终身执政。那现在的这个信号越来越明显了，习近平现在连接班人都不想安排了，毛泽东至少安排了个林彪嘛，对吧？

袁莉:
[00:05:48]
您能不能讲一讲，习近平搞个人崇拜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宋永毅:
[00:05:53]
我给他总结的是这样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那当然他搞的这个个人崇拜是一种意识形态嘛。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呢，我们平时说啊，说这个汉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习近平搞的那个东西就是“罢黜百家，独尊邪说”，就是习近平的学问了。那么习近平其实他是最没有学问的，你看他那些习近平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学说啊，什么都是大意反复，同义词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反正他就是把你搞得云里雾里，然后你只要明白一句就好，就是跟着习近平走。
那么如果说毛泽东是大救星，那这个蔡奇已经把习近平说（成）他是大海航行中间的定盘星了。那你比如说，我们读一段蔡奇的话。他说：“新征程上，为我们掌舵领航的，就是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是时代呼唤、人民期盼、历史选择，是主心骨、顶梁柱、定盘星；为我们提供科学指引的，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旗帜、方向、信仰。”
你看看这个，读完了在我脑子中间产生的就是，我们都背得出来的，对不对啊？“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那个就是《林彪语录》的再版前言，我们都能背下来的。还有林彪的那个“四个伟大”，我觉得这个蔡奇啊，有过、超之而无不及。那你想想看，你已经到达这个程度，这个崇拜不能再进行下去，就到顶了、到顶了。
那么（第二个方面），在领导结构上呢，他搞的就是一个“党同伐异，定于一尊”的恶性循环。那我为什么要用恶性循环这个词？就是因为你搞这个清一色的“习家军”，比如说二十大以后，搞了清一色习家军。那么这些网罗的亲信呢，又会掀起一个新一轮的吹捧高潮；而这个吹捧高潮呢，又会造成更高的个人崇拜。而最高领导人在这个最高个人崇拜在手的时候呢，他又会搞新一轮的清洗。那就说这个没个完了，这个恶性循环是没个完了。
那第三个当然表现在社会风气上了。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有了不少吹捧他的颂歌，像什么《包子铺》啦，像什么？就是把他吹成是这个爱民亲民的习大大了，“在寒冬里温暖了老百姓的心田”啊。甚至在中共的一大（纪念馆），那就是我老家那里的一大，都可以看到一个习近平的茶杯。（介绍）说，这个茶杯啊，是当时习近平参观一大展览会的时候，端着这个茶杯。（注：茶杯介绍语原文为“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端详过的茶杯 中共一大纪念馆藏”）哎呀，这个肉麻啊，那个肉麻，这个实在是……实在是感受到，就是说，所有这些方面都为了什么？一个目的：就是习近平的永久执政。

袁莉:
[00:09:47]
您在文章中写到说：与毛泽东相比，习近平不过是一个既缺乏资历又没有才能的中庸之才。为什么一上台就蓄意倡导、鼓励、推动上面这些官员的政治投机的无耻吹捧呢？您能不能解释一下，就说为什么？

宋永毅:
[00:10:04]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德国有一个汉学家，他叫Daniel Leese，他写了一本书叫《毛崇拜》（注：即《毛崇拜：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辞崇拜与仪式崇拜》），这个也是有中文翻译本的，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那他这个（书）里面讲到的一个，他说这个，实际上这个个人崇拜，在被崇拜者和崇拜他的人之间已经成为了一个庇护和被庇护的网络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说在中共这样一个官员的升迁是不透明的党、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员的升迁实际上是没有规则的社会，你要搞个人崇拜，就可以结党营私，可以保持你在党内的这个位置。
那么习近平也很懂得这一点，就是说他是一个被崇拜者，他是一个庇护者；那么下面的人是寻求他的庇护的。所以你想想看，凡是接连吹捧他的人……那文化大革命以前，（这类人有）林彪啊、陈伯达啊、康生啊，张春桥啊，那你现在也可以举出一大批，那真的就是一个网络关系户。
所以习近平很懂得这一点。他一开始就怎么样？就蓄意的倡导、鼓励。当然另外一个，和他个人的野心和愿望有关系，也就是说，他对个人崇拜的渴望和他要取得权力的渴望和速度是成正比的。他越是要快的掌握最高的权力，那就越是要怎么样？就越是要快的搞个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那么另外就是说，中共的党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间，运用个人崇拜作为武器，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搞党内清洗，那都不稀奇嘛。那个我们都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林彪做的这个五·一八反政变讲话，那就是说，毛泽东不仅是生活……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他死了以后，我们也要永远把他作为最高领袖，如果有谁反对，我们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军共讨之”（注：原文为“全国共讨之”）。这些话，我想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可以背出来了。那么正是因为他这些话，林彪才怎么样？林彪才成了党的副主席。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原因了。

袁莉:
[00:12:38]
当然就是一方面，就是鼓励、推动这些官员的各种的吹捧，搞个人崇拜，但另一方面呢，他也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对不对？您能不能讲一下，就说这个习近平搞个人崇拜和反腐之间的关系？就是毛泽东是不是也做过类似的，有没有可类比的事情呢？

宋永毅:
[00:12:55]
当然毛泽东做过类似的事情嘛，因为习近平是毛泽东的模仿者，他至今为止的十八般武艺啊，都是从毛泽东的武器库里面偷来的。
那么我就给大家讲两个例子吧。就是说你想想看，毛泽东在解放以后啊，他在整个1951年年底的时候发动过一个三反运动。这个三反运动主要是针对党内干部的，反什么呢？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个三反运动啊，当时就对于提高他个人的威望，对于国内的民主党派、老百姓，是比较心悦诚服地叫出“毛主席万岁”，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当时的中国啊，你想想看，朝鲜战争还在打，而且呢，确实也是百废待兴，那么干部的腐败就很严重了。但是毛泽东当时就决定发动这样一场运动，尤其是民主党派啊，觉得，哎，这个不容易啊，你对自己党内开刀，对不对？
结果这个运动呢，当时的规模也是很大的。根据1952年的中央纪委的一个报告——50年代中央纪委就存在了啊——一个报告呢，说当时被整的大概有150万人。这个中间呢，有16.5%是党员干部；被枪毙的和被判死刑缓刑的，有51人。那你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大概五十分之一的人数吧，就是说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那么这个毛泽东说他为什么要发动三反、五反？和习近平当时发动他的反腐运动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就是为了要救党，因为这个党已经不行了，只有我才能够救。
再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离开北京，在北京是刘、邓主持运动。那么那个时候确实整了不少学生，整了不少老师。那么毛泽东回京以后呢，他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号召大家要什么呢？要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整肃。当然，这个整肃主要是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但是并不排斥整肃贪污、整肃腐败。那么老百姓比较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个、这个政治思想路线。当时他毛泽东也打人权牌，给那些被整的学生和老师平反了。那么老百姓更感兴趣的，你比如说当时搞臭刘少奇，（就说）刘少奇把这个党的金子啊打了几个鞋拔子，刘少奇搞了几个老婆啊，不断地搞、离婚啊什么。那个也就是很简单，就是反腐嘛，通过反腐提高毛泽东的威信，通过党内的整肃，使得他的个人崇拜到达一个高峰。
所以这一套东西啊，毛泽东也是搞得非常熟练。而习近平搞的呢，不过是毛泽东的牙慧而已。所以我们讲就是说那些红二代啊，他搞来搞去，觉得高处不胜寒。不管是薄熙来也好，习近平也好，最后觉得还是要搞毛泽东的那套东西，才能把他们的执政（延续得）更长久。所以这个是不稀奇的。

袁莉:
[00:16:47]
那中共在文革结束后，曾经痛定思痛，制定和发表了一系列政策文章，甚至在党章中都明确写上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章节。就是为什么邓小平或者说中共制定的这种党规国法，在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回潮面前一触即溃，完全没有抵抗能力？

宋永毅:
[00:17:08]
对。这个我们首先肯定，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共确实痛定思痛，它确实是想杜绝个人崇拜。在它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间，有整整七个章节是写反对个人崇拜的，而且它认为个人崇拜是文革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为什么中共和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都没有办法消除这个痼疾？我觉得是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相信马列主义，而马列主义本身和个人崇拜是互通的。尽管马列主义本身说它反对个人崇拜，但是你仔细的研究啊，它提倡斗争崇拜，提倡权力崇拜，提倡所有的那些政治斗争的崇拜，所以就必不可免地要导致个人崇拜。所以这个是自相矛盾的了。
你比如说看看中共的党章，它说一方面要反对个人崇拜，但是另一个方面必须要求全党坚决地维护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威信。那你想想看，这个不是互相矛盾的吗？你很少在民主国家的党章中间发现我们要坚决维护拜登总统的威信。这个威信不是维护出来的，哪怕川普的共和党也没有这一条，也没有这一条啊。
那美国人的这个……袁莉，你和我都是身处美国嘛，这个骂总统，是小到市民百姓，大到大学教授每天的口头语啊。试想一下，如果在中国，那还了得啊，那还了得？是吧？那么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非常遗憾地看到，就是尽管是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非常得力的邓小平啊，他自己造成了习近平个人崇拜的产生。尤其是《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或者说党的主席吧，那么现在还是总书记嘛，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一班人的召集人，也就是说他召集这个集体开会，然后集体做出决议。但是在六四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观念，那就是他的核心论。他认为呢，这个政治局还是要有一个核心，这个就给邓小平、再给习近平钻了空子了嘛。我既然是核心，那就很容易把我和其他政治局成员的关系变成什么关系？变成我是老板，你是打工的；变成我是君主，你是臣。所以这个也是很容易。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内部，在它的整个的政策内部，是充满了自相矛盾。如果说有一个野心家，哪怕他是中庸的野心家，他也可以利用中间的一部分政策、一部分的条文，轻易地修改或者推翻掉另一部分的条文。
那么当然，（第三个，）如果说我们从这个个人崇拜的主体，中国的社会来看，我们虽然批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是这个批判从来就不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性的运动；而是在怎么样？说，哎，他三七开，七分是好的，三分是过错。那你还怎么批判？所以整个社会就很容易接受这种个人崇拜的回潮。
所以从理论、权力构架政策、整个社会崇拜主体来看，那个习近平就很容易冲破那些条条框框，制定自己的条条框框。所以现在习近平已经成为一个终身的执政者，我想这个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了。

袁莉:
[00:21:38]
嗯，对。您在那个文章里面提到一个案例，就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他当年也试图搞过个人崇拜，但很快就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赶下了台。您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华国锋当年没有搞成的个人崇拜被习近平搞成了？还有就是为什么现在习近平不会遇到当年那样的中共内部的抵抗？

宋永毅:
[00:22:00]
我觉得首先是要看对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组，这个百年老党当年的情况和现在情况的对比。我觉得1978年三中全会的时候，华国锋面对的这个党啊，还是一个中兴有望的党。那么我不想就是说来评价这个邓小平啊、陈云啊、胡耀邦啊，他们的功过，我只想从年龄这个角度来讲一个问题。
那你应当知道，就是说当时的邓小平才只有73岁，比我还小一岁；陈云也才是74岁，那你像胡耀邦只有63岁啊；那么当时掌了军权的罗瑞卿只有72岁。那么前阵子就讲什么“李（克强）上习（近平）下”了，中共寄希望于中共的元老集团。我想就是，哎，这个去年我们给大家报一报岁数，大家寄希望于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宋平105岁，胡锦涛都82岁了！你说这个党啊，尤其是经历了邓小平以后的大肆的贪污、特权、腐化，在我看来已经是一个中兴无望的百年老党。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因为是他的偶然性而窃取了党的最高权力，他就很容易劫持这个党，而没有什么更多的反对派。所以这个是习近平的好运道，好运道。
那么这个我们讲第二个呢，也还要讲一讲，就是说这个个性的元素。华国锋这个人啊，实际上他搞个人崇拜的野心啊，他搞个人崇拜的动力啊，不是很强的。那个毛泽东曾经讲过，说华国锋这个人，为人忠实，忠厚老实，比较公道。基本上他对华国锋没有看走眼。
你想想看，如果是华国锋和习近平相比，华国锋的资历基本上比习近平的父亲都没有低多少。他是省委书记嘛，对吧？很早就是省委书记了。那么后来又做过公安部长，做过总理，一直做到党的第一副主席。那习仲勋一辈子还没有做到党的副主席。那更不用说，习近平就是个开后门走上去的。习仲勋虽然是个好人，但是为他儿子开后门也是很卖力的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搞了好几次，河北没有成功，搞到福建去，最后搞到上海，才搞上去了。
所以我就是讲，就是说，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当时党内力量对比的因素。更大的一个就是说，文革刚刚结束，伤痛还在，整个中国共产党还在痛定思痛中间。所以呢，华国锋没有搞成。但是习近平呢，现在就搞成了。因为习近平啊，他比华国锋来说怎么样？他的皮更厚，他的心更黑。这个李宗吾先生不是有本书嘛，叫《厚黑学》嘛。我听这个，原来在这个福州市委办公厅的一个人员说，他说他在习近平的书架上看到过这本书。当然我们无从考证说习近平是不是钻研过这本书，但这本书毫无疑问是讲权术的。也就是说，你要掌权，你就必须要心比别人更黑，你要脸比别人更厚。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毛泽东啊，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比如说毛泽东要他做政治报告，要人家吹捧他，他要林彪做，他要周恩来做，他要王洪文做，他不会自己去做一个政治报告说，我要连续（担任）下任的党中央主席。那习近平所有的要续任国家主席的报告，要做总书记的报告，全是他自己做的！这个在历史上都是一个笑话了，都是个笑话。

袁莉:
[00:26:21]
我还注意到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至少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容易把近年来就是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是在习近平治下发生的这些事情，和文革、和其他毛时代的政治运动进行对比。但是呢，美国学界和主流新闻媒体似乎不太愿意做这种比较。就是根据您对文革的研究，您认为就是说习近平是发动的算文革2.0吗？如果是的话，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文革和这几年中国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可以相比的地方呢？

宋永毅:
[00:26:53]
那个我觉得呢，就是美国的新闻界、学术界它没有把这个进行对比，那basic的一个问题，就基本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中国的政治运动、他们对中国的领导人研究得很不够，然后呢，了解得很少，尤其是缺乏感同身受的经历，不像我们这些从里面走出来的。那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比如说中国文化，你假如说，我们说孙猴子，那我们就立刻想到了孙悟空，立刻想到了《西游记》，因为语言背后是有它的文化和历史内蕴的；但你对一个老美说孙猴子，Ta就认为是一个姓孙的monky，对不对？姓孙的一个猴子吧，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理解上的差异。
那么我个人……这个王春翰先生也做过你的节目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刚到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的时候，他interview过我，我就跟他讲一个事情。我说，你判定文革是不是结束啊，你就从天安门上是不是还挂毛主席像（去判断）。我说，天安门（这）时候还挂毛主席像，你就不能说文革已经结束了，应当说它还在以某种形式在持续。
如果说要把目前这个习近平的复辟和当时文革时期做对比啊，比如说大到我们刚才讲到的，他的那些手下、他网罗的那些亲信，对他肉麻的吹捧，和林彪、周恩来，和这个陈伯达、康生都有一比嘛。你小到一个校园里面，学生向有关当局告密、揭发、批斗他们的老师，你像四川已经出现批斗大学老师的现象，这个应当说是比比皆是。
但是这个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Ta常常来看的时候呢，Ta把这个文革只看到文革前三年的群众运动，然后呢，他又觉得习近平没有搞群众运动。习近平不是不想搞群众运动，而是他不敢搞群众运动，他也搞了某种程度上他可以控制的群众运动。
（袁莉：比如说一下？）那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吧，他搞的大规模的这个清零，对不对？所造成的这个白纸革命。那么这个就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了，这个就是一个政治运动。这个清零你很难说它是一个卫生运动，它完全是一个政治运动。所以我觉得呢，因为这个毕竟是中国的事，毕竟是中国人的事，你要老外完全非常感同身受的，这个也比较难了。这个也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应当不仅向中国的年轻人启蒙，恐怕我们还要对我们的同事启蒙。

袁莉:
[00:30:00]
那您在文章里面写到，就是：“2013年习近平到庆丰包子铺吃包子，民间作曲家吴颂今创作《包子铺》称赞‘亲民爱民的习大大，包子铺一场巧遇，寒冬里温暖了老百姓的心田’。……其后出现系列吹捧歌颂习的歌曲，其中《东方又红》模仿毛时代歌曲《东方红》，凸显‘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这都是您写的啊，还有就是下边您写的：“2016年，官方制作颂习歌《不知该怎么称呼你》。”但是呢，我的感觉是这些歌曲并没有像《东方红》那些红色歌曲在文革中那么流行，其实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几个人会唱的。这个能不能说，就是说习近平他搞的个人崇拜其实不是太成功？他的这种个人崇拜，他搞的个人崇拜还能产生像毛时代的那样的动员效果吗？

宋永毅:
[00:30:57]
这个我觉得习近平搞的个人崇拜都不成功啊，是有它的先天不足因素的。这个先天不足因素，就是说他是一个守成代的独裁者，他并不像毛泽东也好，这个斯大林也好，列宁也好，哪怕卡斯特罗、胡志明吧，哪怕金日成，那些人都是身经百战，取得政权，浑身带了传奇色彩的领袖，或者说革命领袖。那习近平有什么可以拿出来骄傲的？就是他那个“挑担两百斤不换肩”啊，这个实在不是什么……所以这个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的流行啊，必须有传奇色彩作为底子，那么这个习近平不具有这个（条件）。
此外呢，就是说时代毕竟不一样了，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时代，那么今天你想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以及进入了一个后真相的时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附近，也算是我不远的邻居吧，就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讲座教授林培瑞先生啊，也有一个观点：他说毛泽东时代的洗脑是真的是洗脑，而现在习近平时代的洗脑呢，恐怕绝大多数是洗你的一张嘴。这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把你的嘴管住了，让你不准妄议中央、不准乱讲话，他能达到的效果呢，大抵也就如此了。也就是说，洗不了你的脑，我还洗不了你的嘴啊，对不对？所以习近平主要是洗嘴。
那么但是，我还是觉得呢，你千万不要小看了他掌握了最高政权以后，他搞的那些。哪怕是今天吧，你说应当（是）信息爆炸，我前不久跟你讲到，我听到有一个叫做什么“弘哥杂谈”（的视频播主），他就是从New Jersey还是华盛顿回到了中国大陆，在那里过了五个星期，他慢慢的就觉得什么呢？他对外面世界的真相他也不太需要了解了；而且他还是一个从美国回去的知识分子，而且关心世界大事的。那你更不用说现在的农民工啊，现在绝大多数一般的工人啊，什么他关心的是不是天下大事，都不一定了，是吧？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不要小看，因为他始终掌握着最大的组织力量。你像（汉娜·）阿伦特讲这个所有的集权政府啊，集权政党啊，它主要是两个支柱：一个是主战，一个是宣传，而这两个东西都是掌握在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手里，是吧？所以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

袁莉:
[00:34:00]
他有可能就说没有像毛时代的那种的……

宋永毅:
[00:34:03]
charisma，就是这个魅力，魅力。

袁莉:
[00:34:07]
对，他没有这个charisma，但是他现在掌握的这种组织和宣传的能力其实是更强了，他的吸引力、他洗脑的这个效果也许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功能更强大了。因为有互联网、社交媒体各方面，还有就是对人的这种监控的设施，这种对人的控制，实际上也是真的挺可怕的。那就说我们也不能太小看了他为了搞个人崇拜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吧？

宋永毅:
[00:34:34]
对，而且他有钱啊。毛时代搞宣传，是要有钱的，搞监控是要有钱的，对不对？这个裴敏欣教授，不久他在哈佛有本书快出版了，就讲中国的监控系统的发展。他就讲从这个毛泽东时代到习近平时代，人数是增加了……好像他讲的是20到30多倍，预算增加了200多倍。
所以你就想想看，为什么这个华春莹也好，为什么这个外交部那些人也好，竟然要求美国政府道歉。道歉是（因为）人家说出了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他们）说你必须道歉。我就是讲你所有的共产国家都是独裁者嘛。而且以前的（中方还是）阿Q，“儿子打老子”，我就认了倒霉，精神胜利法；他现在还不干，你还要道歉。所以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了。当然这个效果是不是好，效果几乎为零。

袁莉:
[00:35:38]
那您认为，就说习近平搞个人崇拜，可能对他的统治和中共的政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个人崇拜搞到最后会怎么演变，或者它最后会是怎么结束呢？

宋永毅:
[00:35:50]
最后就是两个结束的方式了，对吧？第一个结束的方式，就是大家都知道，你讲毛泽东的结束方式，对不对？那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最后把自己也斗死掉了。那么这个政治运动必然是没个完的，就折腾没个完。那可以想象的，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果，结果给习近平临死的时候搞得怎么样呢？搞得千疮百孔，一地鸡毛。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停不下来，他要搞个人崇拜、将个人崇拜进行到底，他必须把党内斗争进行到底，他必须去折腾，建立一个又一个的新的部。昨天好像是说中共又建立了一个什么中央社会工作部啊，那么有的人就把它想象成为1939年的时候康生做部长的中央社会部。当然不一样啦，但是你看他这个各种各样的部啊，都是为了他的个人崇拜，为了他的终身执政服务的，都是不停地要斗下去。那么习近平又说他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不知道过10年他还有没有这个口气敢讲这个话，那个时候恐怕他像老毛一样斗不动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可能，对不对？
第二个可能就说战争了。那么大的、远的，我们可以说拿破仑第三，希特勒啊；那么近的，那普京就是他的难兄难弟、光辉榜样。他当然最可能的就是，他要造成他自己的传奇色彩，战争功勋。你想想看，他搞一个抗议，他都说是他是伟大统帅；那他打下台湾，他更是伟大统帅了。但是现在也碰上问题。你想想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俄罗斯还是世界第二军队，都打得这么惨，我想普京现在可能懊悔死了，都懊悔死了。那么这个对习近平又是个警告，何去何从？反正他要把个人崇拜进行到底，对他个人绝对是悲剧，对这个民族、对这个国家也绝对是悲剧，这个是我们敢肯定的。

袁莉:
[00:38:20]
我觉得我们可能也还是需要讨论一下，就是比如说这种呢搞个人崇拜，就是毛的时代搞个人崇拜，习近平还是搞个人崇拜。您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国这片土地和中国的民众会这么容易接受这些人搞个人崇拜呢？或者是说，是我们为什么……就是从民众的那个角度来说，这个个人崇拜为什么总是可以搞得成呢？

宋永毅:
[00:38:45]
我是觉得就是说，首先我觉得我到美国来，尤其是经历了川普的这个选举以后啊，我对美国社会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是中国也好，不管是美国也好，这个民众啊，常常是比较容易接受某种形式的个人崇拜的。
那么就中国来说，你推得更远，你比如说长期的皇权社会，对吧？长期的你把这个皇帝作为天子。实际上这个独裁的领导人啊，是不作为是最好的。你就管管自己的家庭，你就管管你自己的享乐，然后你有意识形态，那个事情越严重了。你像萨达姆，（他）有意识形态，他就去打科威特；普京也有意识形态，他就打乌克兰。那么你现在习近平也要建设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好我去看了一下，觉得里面是一团浆糊。如果说不是一团浆糊啊，我对习近平的worry要增加十几倍，因为他随时可能发动战争啊。

袁莉:
[00:39:57]
他要搞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这是他最核心的呀。

宋永毅:
[00:40:00]
这个伟大复兴啊，是随便怎么讲，不清楚的。你比如说他没有具体的目标，他没有说我们非得要打下台湾，在我的任期内非得要实行祖国的统一。
这个习近平是一个典型的红二代。我们大家都知道，只知道红二代有他蛮横的一面，但是我们经历过文革，还都知道红二代有他怂的一面。就是文革中间，1967年，习近平已经是黑帮子弟，但是他仍然认为他是高干子弟，他去参加北京老红卫兵对四三派红卫兵的一次武斗。他和当时的空军副司令张震的儿子一起去参加的，还有我们的围棋国手聂卫平，他们三个人去参加。结果这是一个陷阱，是北京的中学造反派已经叫了大学造反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那些大学生都是全国著名能打的、能打的，结果把他们一个包围啊，就聚而歼之。当时习近平、聂卫平、张震的儿子拔腿就跑。习近平跑得最快，他就没有被揍，结果张震的儿子就被打成了脑震荡。事过多少年，习近平在接受浙江电视台采访，回忆的时候，他还说还好我跑得快，结果没有被打。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在少年时期就不是一个铁血男儿，而是一个逃兵。所以习近平是不是最后会发动这个战争，这个还是未定因素，而且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乌战争的结局。

袁莉:
[00:41:55]
那我们回到那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老百姓不管是在这种专制社会，还是在这种民主社会，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他一心一意的要搞这种个人崇拜，老百姓其实是抵抗能力是非常小的，是不是？（宋永毅：是。）接下来就是我们会请每一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宋老师您有什么推荐？

宋永毅:
[00:42:17]
这个我觉得就是（先推荐）两本呢，是我自己看的很有体会的书。第一本书呢，是人民大学一个过世不久的教授，叫高王凌，他写的一本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给他出版的，叫《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我觉得他是对这种研究，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的这个制度啊，他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视角，我当时看了以后是很有感触的。高王凌先生。
第二本书，是我的一个朋友叫徐贲，是加州的圣玛丽学院的一个荣休教授，他写的一本书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的，2020年出版的。他的书的题目叫《暴政史：二十世纪的权力与民众》。我觉得他把这个暴政，这个中间也涉及到很多个人崇拜的这个课题写的非常精彩。因为他是一个英文系的教授，他看了大量的英文的著作，然后他以他的读书笔记的形式，系统串联起来。
第三本书呢，我想为我们自己的书做点广告。这个月，我和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编的一本书叫做《洗脑：毛泽东及后毛时代的中国和世界》将由得克萨斯的一个华语出版社——专门是出文革书籍的出版社——就是今年7月份可以出版。那么这个主要是基于二十多个学者啊，我们5月底6月初在Las Vegas开的一个同名的学术会议。那这个中间我们不仅讨论到了就是说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中国的监视系统，我们还把眼光放到世界：比如说讨论俄乌战争，讨论普京的这个洗脑，以及为什么俄国的老百姓开始还支持打这个战争；也讨论到美国社会的两极化，讨论到川普为代表的右翼，他的阴谋论，也讨论到民主党内的一些极左派，他的所谓觉醒文化；我们也讨论到了金家王朝，也讨论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书呢也是值得大家看看，将来会在Amazon上面公开买得到的。大概就是这三本书。

袁莉:
[00:45:04]
嗯，好，谢谢宋教授，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宋永毅:
[00:45:11]
好，谢谢，再见。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