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
究竟是怎么发病的，我早记不清了，在我毫无波澜的高三里，这种程度的不适，无论腹泻，低烧，或者小感冒，坚持几天就都过去了。那次也一样，我早上六点半起床跑操，匆匆吃完早饭，从七点开始一天的复习生活，读生物概念，背文言文，单词，交作业，对答案，改错，再做新卷子，直到晚上十点回寝室。然而几天下来，疼痛不减反增，每次呼吸都感觉胸腔里的脏器在开裂，只好打电话给姑父，姑父让我再撑一夜，明天一早要是没有好转，就来接我去他上班的医院。于是第二天七点，我在室友的搀扶下登上姑父的车。呼吸科的医生说，这是气胸，肺破了，空气灌入，把肺叶压缩到了原先的30%。他还说，这病其实不要紧，但我拖了太久，导致气胸恶化，几天前感觉呼吸困难时就应该卧床休息。姑父解释说，孩子高三，还有一个月就要高考了，他昨天才说，我们做大人的也没办法。治气胸也没什么妙招，医生说，除了做手术，最自然的疗法就是躺住院部吸氧，等待空气自然排出，快的话一到两周。我听完脑子一嗡，总共还剩一个月复习，一半的时间要躺在病床上。我一张嘴，撕裂感又从胸内爬来，只能不甘地低头，想着不去学校也有好处，至少不用顺着老师的统筹安排浪费时间，我开始思考之后在住院部，每天看哪几门的错题集和笔记本，重点做哪几个板块的题。
气胸静养时不能平躺，因为平躺时胸腔反而会受压，所以床板得摇高，我背靠着，看挂在墙上的旧电视，电视后的白漆墙上还有个鞋印，这鞋印踩得老高，或许属于某个愤怒的患者。我的医生同姑父一起进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疼痛感让我很难集中精力听人说话，我需要胡思乱想来帮我逃避它，所以我一直想那只鞋印，想它的来龙去脉，想到不能再想时，我就打量这间病房：这有三张床，我的最靠门，中间空着，靠窗那床躺着一老头，坐他旁边是一老太，一边帮他削苹果，一边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小年轻生面孔。老太察觉我的目光，笑了笑，满头银发在日光里闪烁。接着，医生离开，我妈来了，她目睹我的痛苦，皱着眉头，她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我上高中的城市，负责照顾我这几天的起居饮食。她转到我床边，像影视剧里一样抓我的手，让我好好休息，又问我想要什么。我不说话，因为疼，她也明白了，之后的几天里，她经常随机地买一些香蕉或者苹果，远超两个人的量，一开始堆在床头柜上，后来太多了，堆起来不雅观，就塞进了储物柜里。
上厕所时，都得我妈搀着我，我们缓缓地走过住院部棕色的长廊，即使这样，每走一步，我都感到钻心的疼，就好像每一步都踩在心脏上。她站在男厕所门口，问我要不要一起进去，我示意不用，她说不要紧，我也说不要紧，为了自己仅剩的那点尊严，我宁愿多疼几步。除上厕所外的时间，我都躺在床单上，从早上开始，挂点滴到下午。我会试着用能动的右手拿起笔记本，用大拇指翻页，看几个易忘的知识点，但这往往坚持不久，疼痛损害了我的注意力，我只能去看电视，或者看那个鞋印，或者看点滴。到了最无聊的时候，我会看左边躺着的老头和老太，老头每天也在看电视，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我妈跟老太聊天时说：老头是骨折，骑摩托车赶集被卡车蹩了道，摔菜地里，又没看清牌照，只能自食苦果。老头进来快两周了，人已经好差不多，之前也需要老太扶着出门，现在他自己把输液架当拐，每次麻利地从我床脚推过去。老太听我妈说我是气胸，连忙细数自己得过气胸的几代亲戚，她说不要紧，他们都是躺躺就好了。我在心里苦笑。我想起我一舅爷爷，有次过年走亲戚，一大帮人在他家吃饭，他躺在自己卧室的床上喊疼，据说是那些臭名昭彰，无药可治的慢性疾病中的一种，我们在外面，放鞭，吃饭，打牌，他在里面喊了一天，无人应答。那时我只是一个孩子，他喊疼的声音完全不同于影视剧里的撕心裂肺，而是有气无力。这使我更难理解他的痛苦与人群怪诞的沉默。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了，但每当我醒来的时候，疼痛都如此真切地提醒着我，即使在医院，我的生物钟也还是被三年的高中生活支配着，六点半不到就自然醒了，窗外的天还没亮，新的一天，便伴随着新的折磨又开始了，这折磨不是遥遥无期又近在咫尺的做题生活，而是呼吸带来的疼痛。我妈不知道能干什么，除了从姑父家带饭，她也没法同我像老太和老头一样，依靠聊天打发时间。空闲的时间里，她只是间歇性地问我要不要吃苹果或者香蕉，我会点头，然后象征性地吃一点，但她削的永远比我吃的快，到后来，苹果片就这样摆在卫生纸上，氧化，发褐，而她还在削个不停，仿佛这些苹果片是电影里的千纸鹤。她还是不停地问我想吃什么，她去买，我摇头，我什么也不想吃，电视机里有时掠过各省各地准备高考的新闻，那些一闪而过，穿着统一校服的孩子们，和我的同学一样，都正在过一种朝六晚十一的生活，每天做题，背书，整理知识点，考试。那本应该是一种痛苦，但为了近在咫尺的高考，每个人都为这样的生活感到充实，眼睛也不眨地按照年级组老师的规划进行着最后的冲刺。如今的我在领教了病痛的折磨后，看向那些堆在床头柜上仿佛落灰的笔记本，错题集和试卷时，之前的窃喜也彻底破碎，我终于意识到，我必须承认，自己只是一个意外出局的学生，在这更具体的痛苦中虚度最后的光阴，一种莫大的悲哀向我袭来。
入院的第三天早上，医生们和姑父来查房，他们看见我颓废的样子，意外我还在被呼吸的疼痛所折磨，于是同我妈到外面聊天，留下我盯着输液架上新挂上的三瓶点滴发呆。瓶中的气泡一颗颗上浮，我妈进来了，她说姑父和医生们建议做胸腔穿刺，大概是给胸腔开个口，快速放气，这样我也能更快康复，不耽误备战高考。这听起来很恐怖，我妈说我要是怕就算了，但我实在受不了了，一瞬间的疼痛就能把气放出来，天下哪里还有更好的事？于是过了一会，护士们推着小车进了病房，小车上放着杂七杂八的手术用具，医用剪刀，钳子，纱布，酒精，橡皮管之类的东西，老头和老太也好奇地探头，我妈说他们准备直接在病房做手术，我点头，首先是麻醉，我感觉失去了左肋，一些乒乒乓乓的震动随着医生的动作传到颈部，我看见麻布上沾着不少血，接着，麻药未能免除的不适感告诉我，有什么东西缓缓挤入了胸中，等到它冲出了麻醉区，我疼地叫出了声，但却因为畏惧发声的疼痛，叫声低起低落，有气无力，就像那位舅爷爷一样。我努力地去习惯这突如其来的痛苦，就这样，我的胸腔里多了一根用来导气的橡皮管，他的末端连接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玻璃瓶，我想我第一次同一个非人的现代工业制品合体了，这是我在这漫长的痛苦开始时找到的最后一丝幽默，我是一个科学怪人，这很酷。
很快，这道幽默的心灵麻醉剂就失效了，橡皮管带来的疼痛是那么的具体，远远超过了呼吸带来的痛苦。我非但无法习惯它，甚至还时刻被它同我的脏器摩擦带来的恶心幻想所折磨。我彻底被击倒了，我以为刺穿放气是一瞬间的事，我盯着那个莫名其妙的玻璃瓶，想用自己准备了三年的生物知识和物理知识去理解这个小手术背后的原理，想切实地观察到那些使我痛苦的气体被排放出来的进程，但我看不出来。我越看向它，就越愤怒，因为我不明白它，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我只感觉到一条狼牙棒还留在我的胸腔里。而玻璃瓶永远空荡荡的，只是怵在哪里。那条从我左肋伸出去的橡皮管使我动弹不得，给我带给我一种全新的沮丧，我被输液管和橡皮管绑在这张血迹未干的床上，除了感受痛苦，什么也做不了。
中午，老头出院了，病房里只剩下我，我妈，和正打包没吃完的水果的老太。调成禁静音的电视里，世界各地的画面滚动着，风景，运动，城市里来来去去的上班族。我妈还在问我吃不吃苹果，虽然她早就削好了皮，她直接喂我，苹果是酸的，我咽了下去，胸部的疼痛迅速涌来，每一口咀嚼也是一次折磨。我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喊疼的冲动，像那个舅爷爷一样。我想上厕所，我给我妈示意，我妈说你别起来了，我给你找尿布，你直接拉床上就行了，我摇摇头，让她扶我起来，我妈推着输液架到我这侧，小心抱起玻璃瓶，然后慢慢把我扶到坐姿，我示意她把玻璃瓶给我，我左手抱着玻璃瓶，右手抓住她的手臂，想要借力站起来，但我一用力，那条橡皮管就开始钻心，我失去支撑的力气，沮丧地坐下。我想再尝试一次，可已经来不及了，我的眼泪早已流下来，我妈慌了，她小心翼翼扶住玻璃瓶，抱住我，哭着叫我不要哭。我像被化开的淤泥般开口，用尽力气说：妈妈，我觉得我太没用了。不是，她半跪着说，是她没用，我们就这样一直抱着哭。直到老太看见我们，她把我妈扶起来，批评我们娘俩：哪能这样呢？不往好的想，老太对我妈说，你也是的，他还小，你这么大一个人了，怎么也控制不住情绪呢？都别哭了，好好养病，早点康复。
那天，我睡得很早，第二天再次醒来的时间，比在学校还要早，房间里只有我和我妈，她睡在中间的空床位上，还没醒，电视机的屏幕同窗外一样黑，疼痛永远是第一个同我作伴的，接着是思绪，关于我该如何清醒到天亮的思考。这个时间点，高三的学生也都还在梦乡。我自嘲地想，自己一定是此刻唯一清醒的学生，因为痛苦使人清醒，清醒也使人痛苦。
早上，医生查房，问我怎么样，我说，受不了了，太疼了，姑父说再忍忍，坚持住，我妈说，不要这样了，她看着心疼。医生想了想，说那拔了吧，等会下午来拆。这是个好兆头，一种痛苦即将消失，虽然我仍然不知道另一种痛苦何时结束，自己又什么时候能够康复，康复后回到学校该怎么办，高考准备该怎么办？一种早六晚十一的生活还在等着我，一种努力就能改变的天真在等待我，一种最后冲刺的结局还在等着我。
黄昏时，走廊灯还没开，天色已经暗了下去，此刻是医院的长廊一天中最昏暗的时候，廊灯没开，每个来去的人影都像黑色的纸片，今天的点滴早已打完，橡皮管也取出，我妈扶着我又一次走向厕所，靠近再穿过那些靠墙站着的男人，女人的剪影，或许也穿过了他们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我看到有个人提着樱桃，我想让我妈买点樱桃，但樱桃太贵了。于是我说，我想吃苹果，我妈很高兴，她说柜子里还有，我等会帮你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