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钟

昨日清明，也是全国悼念因疫情离世的同胞的日子。上午9点50，我正走在去往家附近熟悉的咖啡厅的路上，准备去喝一杯，也看会儿书。一路上，我看到了排成两行横队的饿了么外卖小哥，队伍有些松散，有一个类似主管人员的男子拿着手机在队伍前站着。我原以为是他们日常的工作仪式，就像理发店店员经常会做的每日打鸡血仪式一样。我接着走，路过了朝阳医院，门口的国旗杆下是整齐列队的医护人员，白衣蓝衣、白口罩蓝口罩，我这才意识到，他们，包括刚才见到的外卖人员，都在为10点开始的鸣笛哀悼做准备。

我去往的咖啡厅所在的大院往常是有若干个出入口的，疫情期间只开了离我最远的一个，所以10点到了，我还没走到入口。鸣笛声开始的时候，我停下了脚步，摘下了鸭舌帽。我看到我旁边的绿化带里，也有人和我一样，看着脚下的石阶。有人从我对面的公共厕所出来，先是快走了几步，然后也停了下来。过往的车辆中有几辆跟着按起了喇叭。当然，也有一些人陆续从我身边超过，或者迎面与我擦肩，没有止步。

3月中旬以来，国内的疫情缓和了不少，新增病例数越来越少，治愈出院数越来越多，我们在官方媒体看到的报道从质疑问责和防护科普，到坚定信心并充满希望，再到经验输出和自我表扬，在这样口径的大规模舆论宣传下，加上工作日益繁忙，我对疫情发展情况的主动关注在减少，大洋彼岸的疫情爆发和国内输入性病例的增加到了我这儿也只剩下手机上端传媒、Wind资讯的实时推送和邮箱里NextDraft的每日更新而已，除了感慨国外疫情日益严重以外，我开始对数字麻木。从我身边的情况来看，和我心态类似的国人绝不在少数，大家都有日常的工作生活要忙碌，在确保自己和亲友健康安全的情况下，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大家都没有更多精力去关注和了解与近在眼前的切身利益无关的人和事。

一直到清明节的前几天，手机推送显示国家决定4月4日10点全国哀悼鸣笛3分钟的消息，我才重新回到了前段时间的“疫情心理状态”，但即使是昨天早上准备买菜时打开手机各大APP都是灰色模式，我也只是想了一下“噢是为了哀悼”就没有其他更多想法了。然而，真的到了10点整鸣笛的时候，身处那样一个场景下，我还是停下了脚步，至少这3分钟，墨镜下我的眼眶有些湿润。

到了咖啡厅以后，我搜到了网友整理的在疫情中离世的医务工作者名单，男女老少，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只是比我们多了许许多多医学和护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就和前辈一样因为一份工作而成了被宣传的“逆行者”，有几位离世者连照片和年龄都未知。鸣笛的时候，我已离开朝阳医院大约400米，没有看到医护人员哀悼的场景，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刚从湖北归来，不知道朝阳医院接收了多少病例，也不知道他们选择了这份专业和职业以后是否有过一丝后悔（我从未读过类似的报道，仅基于人性生存本能的揣测），但就和所有媒体报道中一定会出现的一句话一样，我相信“下次，他们还是会义无反顾”。

三分钟很短，一晃就过去了。但是，鸣笛哀悼多久算是“够了”呢？一小时、一天、哪怕是几天、一周，甚至一年，就“够了”么？虽然我们常说时间会治愈一切，但是对于去世的人们以及（尤其）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来说，现在哀悼再久也抹不掉伤痛。我想到了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人本主义动力学派的心理学教导我们，去体会、去感受这样的悲伤，甚至对于每一次失去都应该有一场正式的悼念，但是就和电影里失去家人的男主一样，有些悲伤真的就是无法治愈，这不是丧，而是现实，move on太难，更多只是hang on。

一直以来，我都不太喜欢“设身处地”这个词语，以及类似的“换位思考”，我觉得empathy（移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很多人自以为的empathy其实是sympathy（同情），当然，能做到sympathy已经很难得了，但是被同情的人，似乎也并不是太需要这样的同情。但是，“全国哀悼”这件事的存在，好像也是因为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这些失去者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只是在自己的份上进行一场仪式，以求为失去者带去稍许抚慰的同时自己良心能安。这样也好，至少在体制的层面上，失去者作为一个集体，没有被遗忘。

不过，集体与个体之间的沟壑，永远存在。即使除了“全国哀悼”以外，日后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对制度反思和改进（能么？），也都是集体范畴的举措。而对每一个个体而言，即使“设身处地”，也无法“感同身受”，我这样一个个体除了参与集体举办的哀悼以及在网上写下这不到2000字的记录以外，又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