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兩則（一）

公共討論

讀了王爾德的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一說這篇文章是聽了蕭伯納的演講後有感而發，一說是讀了克魯泡特金之後受其影響寫成，且聽聞一開始此文發表時，為了不那麽「惹是生非」，把題目改成了The Soul of Man才得以問世。雖然不少人總給王爾德對「社會主義」的解讀扣上「唯美主義」的帽子（quite condescendingly），但我始終欽佩他旺盛的生命力，這也不禁使人聯想到同世紀早他幾十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論戰文章裏即便譯成外語依然刀光劍影的文字，諷刺或許不如王公子靈巧，但其生命力卻更加堅韌、持久。

但無論是王爾德、蕭伯納，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似乎可以一直說下去、寫下去、辯下去，從不擔心會耗盡話題、用盡力氣，也從不懷疑自己發起和參與討論的意義。其實不止他們，還有與他們並不對付的Max Nordau、謝德林、車爾尼雪夫斯基，以及願意刊發他們文章、作品的編輯、出版商，和無數帶著熱情去閱讀和思考的讀者，他們都有一個信念：這些聲音是不可或缺的，這樣的討論是有意義的。

就算有19世紀風雲變幻的歷史背景作證，也無法不讓人懷疑，相比於19世紀的英國和俄國，如今的我們難道真的缺少在公共領域開啟對話、辯論的 「契機」麽？如果單從量上看，我們生活中能拿來說道說道的東西應當同信息總量一道爆炸。可下場就是我們無法分辨哪些東西是重要的、哪些並不是那麽關鍵，從而我們會把精力和生命傾註在一個個陷阱、幻境和細枝末節裏。我們自身卻也感覺有些不對勁，為什麽會不幸福，為什麽找不到意義。或許因為，我們被大量信息和操縱信息的權力迷了眼睛，分辨不清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能夠給我們帶來真實感受和意義的東西；甚至有時我們連分辨的機會都沒有。

如果換個角度，從表達形式上來看，在19世紀的公共領域裏，文字毫無疑問是絕大多數意義的載體。而如今，因為人與語言文字的親密關系，人找不到意義，文字自然也就失去了意義，有些新的載體出現，但能否足夠補上文字失去的那些，目前來看，似乎並不能。

寫作和感受

寫作總是個艱難的過程，王安憶說寫作的人體力要好，因為寫東西是很花力氣的。其中滋味，我想我是嘗到了一點，力氣是花出去了，但卻幾乎沒有寫出來任何我覺得滿意的東西。

起初隨便寫的時候，也浮躁得不成樣子，如今想來那時應當算不得是在寫作。後來沈穩了些（有時依然浮躁），對寫東西這件事有了自己的想法，於是就陷入長久的失望之中。因為我沒有能力寫成自己理想的樣子。我是想著，寫出來的東西首先要從頭到尾能捋順了，其次把繩頭尾一圈，圈出來的空當裏得有分量，但一有了分量，往往就會不知不覺地變得與人疏離，冷冰冰得沒煙火氣，所以文字還要平實、幹凈、親切。目前，自我感覺勉勉強強能做到不再東一榔頭西一棒槌，但分量還是太輕太淺，可文字不知是為了掩飾還是誇大這一丁一點的分量，總會虛飄飄地擺出一副空架子來。

而之所以會這麽想，是因為我認為寫作應當記錄並傳達真實的、重要的感受，從而讀者能夠從感受到體驗，再到之後的價值、批判、討論和意義。做到以上三點，寫作才能有真情實感，才能夠奢求意義。

想到自己這些的時候，同時也意識到這些問題並非我獨有，應當是如今許多寫作的人都苦惱的。眼下，即便是非常欽佩的作者/媒體，有時也會寫得太空或太遠，讓人很難抓住些什麽。有時甚至會想，這是不是某種不得已的自我掩飾，是環境所迫以至於成了習慣。

但是即便如此，我仍認為寫作絕不應該剖離感受，because feeling is the most powerful channel, only through which can writers in the public sphere become, though unacknowledged, legisl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