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之前与之后的档案

作者/ Manuel DeLanda

翻译/ Tan Sin-thiau

文化档案库随着时间推进缓慢积累成型，这就是当人们把档案看作成品时的典型想象。图书馆，学术文献库，机关档案库——这些档案库也能适于这类静态想象。当然，一个人或许能通过使用档案来对这些档案库加以区别。一个神圣文本的合集相较于医院或是监狱的档案有其不同的功用。人们倾向利用前者来探视过往已然发生的事（即使对神圣文本的重新释义确实会影响现今的仪式实践），利用后者让自己对可能发生在未来的行为心中有数。档案的内容让使用者得以去判断形势走向，以此预测未来，并且进行（对疾病与犯罪的）微观调控。

把对档案”是信息存储的媒介”的认识变成档案“包含了对信息的利用”，这种转变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但它尚不能清楚地说明档案各类用途背后的依据。一个人或许会问，一个人的病史或犯罪史（更不用说他们的驾车历史记录和信用记录）相比他所属的宗教或族裔社群的历史为何会有更多用处？部分答案可能就在这个档案形成的具体过程里。伴随着让权威形式具有合法性的信息沉淀与阐释的长久过程而形成的信息沉积，是否或多或少只是仪式实践或文化实践自发性的附带结果？或者，在合法性的问题之外，档案形成的过程是否又被某种更为有意的策略考量所主导？

米歇尔·福柯对档案的探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答第二个问题。首先，它精确注明了一个转折：描述的标准，即哪些信息是值得被存档的最低限度被降低了，以此可以将普通人，而不仅是宏大合法性叙事中的圣人或世俗人物，囊括进描述领域里。正如福柯所言：

“长久以来，普遍的个性——每个人的日常个性——一直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是一种特权……规训方法颠倒了这种关系，降低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且从这一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支配方法。（被档案化的东西）不再为未来提供一种纪念碑，而是供不备之需的文件。而且，这种新的描述是最鲜明的，因为规训结构是很严格的：儿童、病人、疯人、囚犯都变成了个别描述和生平记载的对象。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一种英雄化的行为，而是一种对象化和征服。”[1]

强制性的对象化具体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程序为这些新型档案提供了合适的数据？福柯认为，是各类加诸个体的新型检查支配了信息沉积的过程：对病人进行视查来评估病人的健康状况，对学生进行考核来评测他们的学习水平，再到对应征入伍的士兵和前来应聘的工人进行问卷调查。而这些检查里的部分形式未必是完全新式的，比如说，医生巡诊制度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就已发生了改变。早先医生的视查并非是规律性的，而且相对仓促，现在这个流程被延长，频率也得更加稳定。而在过去，校园里的考试只不过是一种学生间的较量，现在它逐渐成为了一种用来确定、评估和比较个人能力的系统性手段。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档案的命运而言，这类不间断检查的过程和永久登记的程序变得密不可分了：“检查留下了一批按照人头和日期汇集的详细档案。检查不仅将人纳入监视领域，也将人置入进书写的网络中，使人们深陷一大批文件里。这些文件捕获了人们，并且限定了人们。”[2]此外，他还补充“规训书写的其它革新涉及到这些因素的相互关联：文件的积累、文件的序列化以及比较领域的建立，这些因素让分类、形成范畴、确定水平标准和进行规范得以可能。18世纪的医院尤其成为了各类文牍方法的大型试验场”[3]

积累和处理数据这类做法真的是新鲜事物吗？几个世纪以来的科学家们难道就没有对分类所在科研领域里的对象和书面归档观测结果这些事产生过迷恋吗？

福柯的回应是，尽管植物、动物乃与之人类早在检查制度形成之前的确已经成为了研究对象，但是它们是以整体范畴的面貌进入知识领域的，例如以一个物种的形式，但不是以一个个体的形式。确切来说，新型档案之所以“新”，在于它是基于个体的特殊性和独一性将个体对象化的，而不是将个体作为一个预先存在的范畴中的一员去加以处理。人类共有的性质远非是可以被档案化的东西，人逐渐和一系列特殊的事件关联在一起（医疗、军事、教育、刑事事件），正是这些事件让他们成为了历史个体——现在历史可以以档案的形式呈现，而个体则变成一个“个案”[4]。如今，一个人可以被档案化的程度同他们的正常度成反比：“在一个规训制度里，儿童比成人更个体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体化，疯子和罪犯比正常人和遵纪守法的人更个体化。”[5]

从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的商业革命时期起就有很多陈词滥调说“个人主义”是西方世界的特有发明。用个体带有资产阶级思想来解释这些现象的做法确实还是比比皆是。但是“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错误地引出了“虚假意识”这个问题，好像我们本质上是个集体存在，只是被一个神话占据了，而这个神话促使我们感到了与他者的分离，并且产生了自身具备特殊性的虚假感受。即使我们弃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个体性依然被视为内在性的、现象学的问题——一个塑造了我们对他者感受及对自身强烈意识的主导性文化范畴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构建主义”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没能开始着手处理福柯分析中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与主观的内在性无关，而是与客观的外在性有关。在这些外在性中，身体、事件、档案相互作用：一个集合形成了，例如像一组指纹、一桩谋杀案和警察的数据库构成一组集合那样。所有这些从档案与卷宗累积出的关于我们自身的事实，通过各种各样的检查从我们身上被提取出来的，给了我们一个既非主观感受又非思想经验的真实身份。这不关乎内化的表征，而是那个外在的档案整体，它将我们捕获其中，又强制性地给我们捏造了一个主体身份。（强制性这点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虽然我们不认为个人病史上某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同我们的身份感有关，但是对于一家保险公司而言，这些病史事实却成为了我们身份的关键，无论我们乐意与否）

对于是什么参与进了主体构建过程的不同解释未必是互斥的。随着档案被赋予了数码形式并且被电子化地联网，由范畴表征（categorical representations）给定的个人身份与入档检查所给定的个人身份形成共存关系——这已经是一个在今天显而易见的事实了。我们可以将丢失及变更网络身份的两种形式做为例子，解释这类双重个体性。一方面，在聊天室、多人在线游戏里和线上社区里，我们可以将这种形式称为“身份转换”。在这里，这是一种为自身构建一个新身份的方法，这种身份完全由表征及社会认可的范畴所构成。例如一个弱不禁风的人试图在聊天室里表现出他的男子气概，他就必须去采用既定文化中流行的那类符合阳刚之气的表征。由于这些表征都属于集体范畴（一种被许多人共享和默认接受的类型），所以很容易将对这种现象的探讨引向意识形态或者社会建构的分析模式里。而在另一方面，身份盗用（劫持个人信息以进行欺诈和偷取）与表征或范畴毫不相干，它反而是一个关乎档案信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里，某些人为了开设信用卡、银行账户或手机服务，会把将个体和档案（比如社保号码）紧密关联在一起一小部分数据拿来冒用，就是这一小部分数据将个体和档案（比如社保号码）紧密关联在一起。其结果可能导致受害者的信用记录受损——即他们的档案信誉受损。

今天在互联网上发生的辩论，例如计算机用户在与机构交易、与他者互动时拥有多大程度的匿名性的辩论，都和福柯的个体身份概念有更为直接的关联，而不与那些陈旧的分析形式相关。许多针对隐私问题提出的对策，诸如将加密工具作为一种“断连技术”的方法，使我们获得了更大的掌控能力，以控制个人信息从个体事件导向档案的流动。尽管“身份建构”的概念在某些方面依然有效，但是通过档案身份对个体进行的“强制性对象化”这个新概念，才同我们当下的生活最为相关。

[1]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Prison (Vintage Books, 1979), pp. 191–192.

[2] Ibid: p. 189.

[3] Ibid: p. 190

[4] Ibid: p. 191.

[5] Ibid: p. 193.

Manuel DeLanda is the author of three philosophy books, War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1991), A Thousand Years of Nonlinear History (1997) and Intensive Science and Virtual Philosophy (2002), as well as many philosophical essays published in journals and collections. He teaches two seminar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Architectur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ories of Self-Organization and Urban Dynamics,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inking about Structures and Materi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