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ratic power的确立之一 ——战争的促成作用
如果要问早期的中国是什么样，我想，从现存的史料去想像的它，一定是一个由许多聚落冲突、竞争的地区。
在最古老的时代里，今天的中国还是大大小小的聚落。这些部落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一带。在彼此相邻近的地域中，它们互相之间想必经过了漫长的冲突、战斗。
长期的战斗过程中，军事实力当然攸关部落的生死。选择由某个人来专心负责保护部落、带领自己赢得胜利，是这样的背景下的必然结果。而胜利之后的荣誉，因满足了人们对安全的生活的渴望，就成为一种耀眼的光环笼罩在强者的身上，令他由此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而拥有领导者的部落，为了保护自己和自己的部落，不得不希望征服较弱、资源环境较好的部落亦或者臣服于一个更强大的部落。于是在或者战争、或者臣服的行动之下，在一个个由山脉河流划分出的地理单元之内，就由此出现了一些掌控了一片地区的强大聚落，它们也由此得以召集区域内的人们建造出如陶寺、二里头般巨大的城邑。在这时，由于己方实力已较为强大，已基本满足聚落中的人们的基本需求，理论上可以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然而战争的目的也将不再只是满足聚落中的人们的基本需求，有的强大聚落中拥有Power的君主、贵族会为了掠夺他族、获取更大的财富而继续发动战争。由此，只要尚有部分城邑聚落寻求战争，通过一定的兼并就会形成许宏先生所说的“广域王权国家”。①伴随着这样地掠取财富的过程，越是居于社会等级上流的人，能捞取的利益也就越大，也就越能巩固自身掌握的Power。因此，居于最高位置的王权将最快地扩大、集中。或许，二里头文化就在这样的进程中，构成了Autocratic power的雏形。
而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殷商显然已经构建了一个更明确的Autocratic power system。虽然它非常明显的远不如后世那么完善，但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商王已经构建了明确而不可侵犯的权威。这一点我们能从墓葬的规格等级差异中窥视一二：在殷墟的墓主为商王的西北冈大墓，带有四条墓道，墓室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王室成员及部分高级贵族的墓葬，带有两条或一条墓道，墓室面积一般在30-170平方米之间；高级贵族为大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面积一般在10-30平方米之间；中小贵族为中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面积一般在3-10平方米之间；平民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面积一般在3平方米以下。②带有几条墓道、墓室的面积充分显示了墓主的等级地位，这种等级地位的背后就是墓主所拥有的Power和权威的呈现，商王的西北冈大墓在此凸显出了商王本人的独特的、被凸显出来的权威地位。同时殷商也是一个已经具有了一些官僚职位的时期，虽然它的决策更多的是受巫人的主导，但这依然足以表明了商王已经初步具有了一定的Autocratic power。
另一方面，频繁的战争依然伴随着商、西周。商的对外征伐、抗击，由学者们从众多的甲骨卜辞中所举出的例子就达数百之多，其敌人有土方、邛方、鬼方、亘方、羌方、周（即后来的西周）、犬、缶、郭、雀、人方等等。③这些频繁的战争行为，在一个Power structure已经稳定形成至少数百年的组织架构中，就会进一步成为保证掌权者控制Power的理由。
西周也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西周拥有基于礼乐制度的发展而日趋严格的等级制、比商更为成熟的官僚系统、试图更有力地掌控地方的封建制，不过这些我们姑且放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介绍。现在我们先看看西周的军事行为。
西周有三个主要应对方向：西、东部、东南。西部主要有严允这一大敌，东部已封建诸侯，东南则有淮夷。现存史料可考的战争主要集中在西戎、东南淮夷两个方向上，其中东南方向也偶有兵锋指向南方江汉流域的情况。
对于西方，有康王两伐鬼方，穆王伐犬戎，夷王伐太原犬戎，厉王伐西戎、击退严允入侵，宣王伐西戎、犬戎、姜氏之戎，幽王伐六济之戎等战役。
对于东南方向，有成王曾讨伐淮水流域的录国，康王平定“东夷大反”（也就是东夷大叛乱），昭王讨伐虎方（虎方在汉水流域）、南征楚国，穆王伐淮夷、九江扬越，懿王反击南夷，厉王退淮夷入侵，宣王伐淮夷、徐方、楚等战役。④
从上面的举例可以看出，在现有的为数不多的上古史料之中，西周的战争史料是相当丰富的，很明显西周处在一个向西、向东南两个方向的长期军事竞争环境中，军事实力以及战争的成败，攸关西周的生死存亡。就如宣王东征西讨，最后伐楚时“尽丧南国之师”，也就是南国之师全军覆没，导致的直接影响就是幽王伐六济之戎败归、申曾犬戎三方联合覆灭西周。西周以武力征服殷商建国，同时也因武力应对严允、淮夷、楚国的挫折而倾覆，其所面对的军事压力由此可见一斑。这就要求了西周处在一个相对集中的Power以应对压力。而种种迹象表明，当周天子在事实上掌握了这样的Power时，西周的战争就较为顺利（大致约为昭王以前）；当它越来越不能控制这一权柄时，它的封建统治也就越来越松动、战事也越来越易于招致失败（大致在昭王征楚大败以后）。⑤
军事战争既是诱使人们走向Autocratic power的最关键因素，那么，等级制度就是在变化途中不断巩固这一形势的重要工具了。因此下一篇，我们先来看看等级制度对最终构成Autocratic power的过程和效果了。
① 许宏《何以中国》中《两大集团》一节引王立新推断：“由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文化阶段，伴随嵩山南北地区的两支考古学文化由南北对峙而走向整合，聚落形态亦由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布局演进到单中心、凝聚式的布局结构。这显然是统一的政治秩序得以建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的结果。”同书《林立的聚落群》中许宏也认为：“龙山时代晚期阶段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从而形成了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表明，这些聚落群分别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而大量的杀殉现象、武器的增多和一系列城址的发现又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冲突频繁地发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区域间的交流和融合也不断得以加强，并最终促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
② 张明东《商周墓葬等级序列比较》，《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年第1期。
③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八章五、六、七、八节。
④ 杨宽《西周史》第四编第四章。
⑤ 李峰《西周的灭亡》第二章。另外倘若按我们前面的假设，以西周周公奠定的基础来看，它应该是可以进入一种更加和平的发展状态，但实际上它仍迫切的需要军队的保卫。虽然我们不太清楚这其中犬戎等戎族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一方面，王族、贵族是推动此时的战争的一大动力来源，在这一系列的平叛和进攻中，平民并不会获取多少直观的好处；另一方面，在长期的竞争下，某种程度上这片地区已经构成一种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