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博尔多尼：鲍曼简介
鲍曼简介
卡洛·博尔多尼/文
王立秋/译
Carlo Bordoni, “Introduction to Zygmunt Bauman”, Revu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2016/3 (No. 277), pp. 281-289.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做其他用途。
卡洛·博尔多尼，意大利社会学家、记者和作家，现任教于罗马商会系统大学，著有《伦理暴力》(2023)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齐格蒙特·鲍曼是现代性敏锐的观察者和“液态社会”这个漂亮概念背后的头脑。这个概念准确地再现了我们的世界当前被不安全、不确定和个体主义支配的状况。
他深刻的社会学分析，使他成为我们时代最具代表性、也最受关注的思想大师。自90年代初起，鲍曼深入、广泛地介入了对现实的批判，并成为20世纪、21世纪之间“过渡危机”最清晰的见证者。这场深刻危机的根源可追溯到活跃于七、八十年代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终结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这场时代变革也和其他大事搅到了一块。这些大事包括从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变、不安全的现实和大移民现象，它们引发的社会后果有目共睹。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全球化。全球化始于经济的扩张和大型跨国公司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事实证明，它有力地推动了权力的去地方化进程，后者又可能进一步摧毁已经摇摇欲坠的代议民主系统。而且，我们也不能忘记，对新技术的肯定决定了非物质劳动的盛行，和世界范围的通信的发展。
在鲍曼论述的一些重大主题——这些主题在他的思想中反复出现，并被巩固为一种清晰的社会观——中，我们可以发现对现代世界之液态性的同样深刻的洞察。这个液态性涉及政治与权力之间关系的破裂（这一破裂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危机的核心），和共同体观念随新技术的引入而发生的变化，鲍曼认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要为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负责。
社会学家的角色
鲍曼的思想虽然不系统，却也形成了一种能够以其在方法论上的巨大突破启发社会科学发展新方向的，原创的理论建构。
过去，社会学经常被简化为政治和工业的辅助功能。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社会学的作用，只限于被动地观察社会，尽可能实事求是地、不带任何评价地描绘社会。而如今，鲍曼恢复了社会学对社会的主动作用，赋予它意识的天赋和决断的能力，使之成为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意识的——有时甚至会提出具有挑战性和破坏性的提议——主导者：如果说阿兰·图海纳用他不敬的《社会的终结》(La Fin des Société, 2013)及其续集《我们，人类主体》(Nous, Sujets Humains, 2015)把学界搅得天翻地覆；那么，鲍曼则在《社会学有什么用？》(What Use is Sociology ?, 2013)中对传统社会学进行了清算和革新，他的书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的理解。
鲍曼掀起的第二场革命——从对集体意识的影响来看，这场革命的影响不亚于他用来定义当前不稳定、不确定状态的“液态社会”这个术语——改变了我们关于社会学的传统观念，即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它使我们能够预测个体的行为，并通过再现来引导行为——长期以来，社会学都被视为社会控制的工具。
虽然没有政治的目的，但这也是奥古斯特·孔德的意图。在孔德的时代，科学在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事实影响了孔德的实证哲学，后者引出这样一种社会学：它用医学和心理学使用的同样的工具来研究人的行为。与孔德同为社会学之父的埃米尔·涂尔干关心的，也是通过贯彻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来确立社会事实的客观性。但在这门新科学中消除一切下价值判断的诱惑的，是马克斯·韦伯。
这是一个高贵的意图，但它不能阻止别人占有社会学研究的客观结果，并把这些结果当作一种强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工具，拿来为自己牟利。最终，是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959)中揭示了社会学作为一门有能力在经历未来之观想未来的非典型科学的“先见/预知(visionary)”潜能。
现在鲍曼，通过一个惊人的转折，排除了社会学可能有的一切控制目的：它不再是一门被用来引导或影响的科学，而是一门用来想象另一种未来的科学。它是一门允许人们获取充分的知识并自由地使用这些的科学。因此，传统社会学的原则被反转过来了，人和社会不再是被动的主体，而是能够通过社会学知识自由地做出选择的行动者。
而且，在被问到有什么办法可以从当前的状况中恢复过来的时候，鲍曼总是不厌其烦地重申，在大众面前，社会学家不是预言家、上师甚或巫师。社会学家只是社会现实的观察者。简单地说，社会学的普遍效用在于帮助人认识、理解从而做出选择。未来会怎么样，首先、主要取决于每天决定怎样行动或怎样对问题做出反应的人。他们越是清楚地了解自己周围的世界，就越能更好理解和认识社会的复杂性，也就越有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社会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或社会批评家的角色，确切来说就在于“揭露”并非直接可见或被故意隐藏的，哪怕是部分的现实。出于这些原因，鲍曼提出的那种社会学密切地关注个人、真实生活和个体经验，这一切，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到大小事件都会对数百万人的生活造成影响——具有某种社会价值。
政治与权力的分离
正如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液态社会也受累于民主理念的衰落。在全球化——负面的全球化，它损害了少数的权利和认同——的推动下，权力已经遍布全球，因此，它不再“局限于”某个确切的地方/在某个确切的地方“地方化”。全球公民所处的不确定、孤独和恐惧未来的状况，在现有的制度中找不到解决方案：因此“社会不再受国家保护：它暴露在它无力掌控的贪婪力量面前”(Liquid Times : Living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2006)。
全球化引发的政治与权力的分离是另一个鲍曼一直强调的问题。我们不能再依靠革命了，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权力的象征可供我们推翻了。
权力已经不在它之前的层面上了，它已经退出了公民的控制范围：这就是民主危机的核心。在民主与代议之间的争论中，我们经常会提到义务，早在18世纪，卢梭就讨论过这点了。现在，我们给政府和政客投票，可他们却不再有权力去行动或采取正确的决定，因为权力在别处，高于个别国家的法律，可以任意自由地运动。
“在一个被负面的全球化统治的世界中，所有根本的问题……都是全球性的，作为全球性的问题，它们不承认地方的解决方案”(Liquid Times, 2006)。
唯一的希望在于个体的意识，在于对自我和对他者的尊重。在一个不再由标准化的大众或孤立的个体，而是由能够一起讨论和成长的众人(multitudes)形成的网络构成的复杂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而不同的。
向外扩张的共同体
鲍曼用“全球”这个新词来指属于“地方”的价值观对跨国的观点的介入，就好比说：边界的开放和经济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会对日常生活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这个过程带来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后果是共同体理念发生的变化，它经历了某种扩大边界的“拉伸”过程。
鲍曼解释说，“法国人说的‘国家’不再是方圆20公里，而是比如说，方圆200公里。你可以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到很远的地方，在地理上远离你生活的地方的远方工作。所以，国家在地理上扩大了。但同时，交通、联系和分享个人经验的手段也扩大了。过去二三十年里有这样一种发展：数字通信的出现事实上消除了地理距离，地理上的距离不复存在，不再是一个障碍。你不但可以周游自己的共同体，还可以在不离开座位的情况下周游世界。你可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把笔记本电脑或i-pad放到自己面前，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旅行，获得表面上是、据说是、看起来也像是直接的体验。我说看起来像是因为它和触及彼此、相邻而坐、相对而视的体验还不一样。它不一样，但它看起来像是在直接体验远方的风土人情。现在，和比如说在新西兰生活的人联系经常要比和在你隔壁生活的人联系更容易，因为这个在你隔壁生活的人可能很忙或没法和你交谈或去度假了或在做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别的什么事，也许他有些个人的秘密使他不能再你敲门的时候开门。但新西兰的朋友一直在那里，只要你按下键盘他就在那里。你在推特上给他发信息他很快就会回复你，等等。所以，它感觉像共同体但它叫‘网络’”。
另一方面，古人则试图与他们所定居的土地产生联系，他们放弃游牧发展农业经济并保护自己不受外敌侵扰：城镇被认为是安全的、受保护的、设防的地方。
共同体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它可以直接等同于好客，等同于一个熟悉、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恢复你的精神，这里的人也都认识你，让你感觉自己是在家里。在共同体中你不会害怕，不会感到孤独。但它也是一种可能令人窒息、逼你为躲避压迫性的控制而出逃，迫使你斩断那些牢固的联系——这些联系虽然由爱和受保护的欲望激发，但共同体的压迫却阻碍了它们的发展——的状况。
可即便你离开，鲍曼回忆说，共同体也还是会像某种印记一样留在我们身上：它是全球化永远没法消除的内核，是个体可以在需要时倚仗的最后一道防线。人类学家维克托·特纳早在60年代就提到过，现在，与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与社会的对照相反，共同体和社会的共存才是常态。而在他之前，在19世纪末，尼采就已经把这种共存确立为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根本原因了。
这两种原则立场自古以来就在相互对抗，而与之相对的，是那些以传统和文化的代表自居，要保护自己领土的人，和那些认为文化交流能够带来增长和发展的人。
因此，如果说我们可以用回归内在于共同体的社会经验的自然性来批判对现代性和工业化文明的强烈不满的话，那么，今天，“全球”中那个本质上本真的部分已经被动摇、被抹去了。共同体的理念已经失去了它的两大特征：血与土。
这个血与土的概念对德国前浪漫主义者来说很重要，他们用这个概念来建立民族主义的原则。血是家族和兄弟的牢固联系，土是根之所在的特权领地。今天，因为家族联系（血）的削弱和民族边界（土）的开放，它们都变得老旧、过时了。
对多样性的承认
贫困和移民的问题密切相关，因为最贫困国家的大规模移民是以更富裕的国家为方向的，移民可以在后者那里谋得生计和被接受。在古代，这个现象会引起同化过程。不过，鲍曼说，现在已经没有可以融合其他文化的更高级的文化了，而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也成为了“这种新的对差异的冷漠”的理论表达。
单是谈论这些移民的重要性——没有他们，工业和公共服务都无法运行——还不够。基本的问题在于去领土化，也就是说，问题在于我们和我们所生活的土地的特权联系被切断了，作为既得权利的永居概念也遭到了质疑：边界的开放使永居这个现代性原则失效了。
现代性的演化肯定了抹除民族主义的进步要求。这意味着，不再有更高的法律来为对领土的占领正名。在全球化中，在一个地区生活的权利扩大了，它超越了边界，把整个地球、甚至更远的地方也包括了进去。它是生活的权利、离开的权利和享受我们的生活空间的权利。
液态的现代性观
液态性是鲍曼使用的最有效的隐喻之一，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快速、它的渗透性和它的变异性。稳定性和随之而来的确定性是过去现代性面孔的特征，这个特征是在16到17世纪间，为确保经济发展而通过社会稳定和法律保障建立起来的。现在，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进步，即现代性本身所支持的知识和技术的进步而被抵消了。根据鲍曼，液化只是运动和观察的时间被加速了：变化的频发使我们意识到现实是不稳定、不连贯、不可靠的，它只会持续一段更短的、看起来不够长的时间。在现实中，液化是一种节奏的变化，是一种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行为的“视觉”现象。
因为通讯的发展和便捷——它使实时传递信息、使信息瞬间抵达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可能，并引发了无法预料的后果——事件的速度和对突变的敏感性又和渗透性结合到了一起。
这些元素的结合唤起了一个液态现实的意象。我们无法控制这个液态的现实，它在我们的指间流过，不再是“可以管理的”现实。我们很难跟上它，也很难预测它的发展方向，直到为时已晚，直到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后果。不能控制这个液态的现实，也对在这种“过渡时期”——旧的生活方式不复存在，新的稳定尚未出现——生活的我们产生了影响：它让我们感觉不安全。未来的稳定——假设未来会出现稳定的状况——很可能会是人类的心智去适应变化的快、去接受这个快的安排的结果，而不是事件的降速、稳定。
一切将取决于我们怎样看，并因此而取决于我们以新的方式（当然也是一种更快的方式，这种方式将淘汰那些跟不上的人）来观察的能力。
突然加速的迹象已经出现了，没人能说对此毫无意识。不但人的生命的长度和强度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而且，这个变化，主要是在上个世纪发生的。
如果我们对知识水平进行考虑，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当代人学习、了解和使用知识的能力，和他在三四百年前的同胞相比，高到了无法相提并论的程度。据说在16世纪（也即现代性的开端）生活的人一辈子能获得的知识，最多也只相当于今天的几页报纸。
工作经验和社交范围的增长甚至更厉害：现在的人不用再身体上受累，能获得更多的教育、更多的休闲和社交机会。在19世纪期间，每周工作时间从80小时降到了60小时；在20世纪，每周工作时间又从60小时降至40小时；今天，一些国家正在把每周的工作天数从5天缩到4天。
在甚至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技术使个体能够更加快速地从世界的一边去往世界的另一边，去见识各种事件、地方，并拥有比人脑所能储存的更多的信息。
这个人类状况的巨大而普遍的进步带来的结果也有它不好的一面：我们没法不受创伤地接受它，只能任由这场大洪水把我们卷走，而这恰恰是因为它液态的形式能克服一切抵抗，把我们淹没。
考虑到这是一个液态的世界——快速、具有渗透性和易变性——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被潮流裹挟，但显然，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注定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任由不受我们控制的自然力量摆布。我们只能对世界的液化“做出反应”而不能独立地“行动”——这使人类变得不确定，变得不满。
如今，一股侵蚀性的不稳定流正在从根本上破坏现代性赋予我们的，作为对增长的保障的理性行动的能力，这股不稳定流把我们带回过去：人在遵循本能、受自保的精神和首先满足自己高于其他人的基本需求的需要驱使时的存在模态，部落式的行为和条件反射又再次出现了。
总而言之，鲍曼所说的液态性不是某种节日性的解放的混乱（这种混乱中没有任何清晰的规则，什么都能做，什么也都可以不做），而是一种对人性来说危险的退步。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走出这个“过渡时期”，走出这片吞没我们的泥淖，重获行动和理性地、无畏地选择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向的能力，因为就像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写到的那样，“caminante no hay camino, amino se hace al andar（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前路无人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