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为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
文/九十老兵 丑牛（新四军老战士 古正华）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写2018年共产主义运动史时，“八青年”和“佳士”事件定会占据重要一页。它的特点是，青年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90”后的一代站在革命的最前列。
这是我亲历了两起事件后得到的认识。
春节刚过，有几位大学生到我家。他们与我素不相识，只是在网络上读过我写的文章，认为我这个老兵，能为受压迫的劳动者鼓与呼。
他们是流亡者，有人还被公安在网上追逃。他们谈了在广州一所校园里的经历:他们八个人和校园工人一起学毛泽东思想、唱红歌、跳广场舞、讲革命故事，收集工人生活状况的材料，被番禹警方突然抓捕，罪名是“非法经营”。在审讯中没有查到任何“经营”行为，就改为“扰乱社会秩序”。四个人逃脱后，被网上通缉，四个人“取保候审”。这就是后来引起全国关注的“八青年”事件。他们向我这个老兵、老共产党员、老革命求教:“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我听了他们的叙述，然后回答说:“你们不是刑事犯，是政治犯。番禹警方为什么抓你们，因为你们宣传毛泽东思想。武汉的工农兵，每年在毛泽东忌日和诞辰开纪念会时，警察都如临大敌。”
在一些社会著名人士的带动下，组成了对“八青年”事件的关注团，几千人签名，要求解除对“八青年”的刑事处理。他们获得了自由。
不久，“八青年”陆续来武汉，我和他们像经历了一场共同战斗的战友，相互拥抱。“八青年”的领头人是最后一批来的，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张云帆”。这位人高马大的小伙子，似乎要展现他的力量，用力地紧握我的手，我也用力地反握他的手，告诉他，我“老兵不老”，并立即抽出手来，捏紧了拳头，向他的胸膛狠狠地一击。这是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每到一场战争胜利结束，战友们会师，不是握手，不是拥抱，而是向对方胸膛猛击一拳，意思是“你小子真行啊！”云帆不是军人，但他把胸一挺，接受这一拳，不动不摇，脸上微微一笑，似乎向我挑战:“再来一下！”我一米八的个子，云帆比我还高两公分，块头比我横实得多。我说;读过你的文章，以为你是一位“白衣秀士”，哪知是一位“关东大侠”。你们这一伙梁山好汉是打不倒的。
不久就收到他们办的一份杂志——《时代先锋》。封面设计一扫市场华丽之风，通红的旗帜中央，一尊毛泽东的木刻头像。是依据斯诺在延安为毛主席拍摄的那张头戴八角红星帽的照片而创作的。木刻，是红军时代广为流行的艺术手段，我一接到《时代先锋》就立即感到，他们是继承并发扬着革命传统，是毛泽东思想的回归，这必然和现代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潮相碰撞。在党的十六大上，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当“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怎样转?“共产党应当是领导市场经济的党”。什么是市场经济?“我们不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世界，不再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来看世界，不再用所有制的区分来看世界”。
2018年的红五月，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时代先锋》第二期(五月号)几乎是纪念专刊。《卷首语》的题目是“战斗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这是一篇向主流思潮的挑战书：
“2018年5月5日，马克思200周年诞辰纪念日，马克思纪念馆开始铺满鲜花，特制的雕像也擦得闪闪发亮，宏伟的殿堂里，西装革履的肉食者也来了，拿出连篇累牍的讲话，夸耀马克思的功绩”。
“所要宣传的只有一件事，战斗终结了，革命远去了”。
“可是战斗才是马克思的灵魂，没有了战斗精神，装饰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一纸死亡通知书，冠以马克思之名的学院则是埋葬思想的坟墓”。
有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学者觉得这些话讲过了头，是“愤青”之词。我读了之后，觉得一针见血。“告别革命”、“革命终结”这些词语也已是一些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常用语。
今年五月五日，北京举行了两次大的纪念活动，一次是党中央召开的，一次是由北京大学主办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第二届)。大会由北京大学光华学院的老院长厉以宁先生主持。他是改革开放的精英人物。光华学院肯定不讲马克思主义，厉以宁先生何时成为一个大马克思主义者我不知道，我熟知他是国企改制中股份制的设计者和推行者，他的“学位”名就是“厉股份”，和吴敬琏先生的“学位”名是“吳市场”并列，还有一位曹思源先生，在国企改制中主张国企破产消失，人称“曹破产”，此人早就移居美国，吴敬琏先生前几年也逐渐淡出江湖，唯独厉以宁先生，以国师身份成为大马克思主义者。
不知是什么原因，由这位大师主持的国际会议，很少后续报道，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纪念马克思的，是怎样评价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几篇悼念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家萨米尔·阿明的文章中讲了他在这次大会上与坐在他身边的林毅夫的一次谈话:
“我很热爱中国，中国朋友们不要幼雅，就算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也不会放过中国的”。
为什么好多篇悼念阿明的文章都写上这一次谈话，因为它意味深长，仅一句话，点中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改革家的要害。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院院长，曾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行长佐利克是美国前副国务卿)，我们不知道他何时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比较优势”论，帝国主义的比较优势是高科技，高端产业，中国的比较优势是“血汗工厂”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这算不算马克思主义。
这和厉以宁的“名言”有些相类似。厉以宁说:
“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状况是很有必要的。”
《时代先锋》说这些“西装革履的肉食者”，他们纪念马克思的陈词滥调，就是要埋葬马克思。一点也不过份。
同在北大的未名湖畔，有一位22岁的小丫头，她是“八青年”之一的顾佳悦，在与“马学会”的同学们谈怎样才算信仰马克思时，与未名湖畔的那位国师级的“大马克思主义者”厉以宁院长的名言截然相反，她说:
“你们有谁是因为马克思是一门科学才选择信仰它吗?一个真心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因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而相信它的，而是因为看到了劳动者的苦难。马克思主义可以让劳动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这应该是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由。”
小佳悦是身体力行，在即将取得临床医学博士学位之时，她放弃了手术刀，要去找一把能解剖中国社会的手术刀，她出现在声援佳士工人维权斗争的第一线。
北京大学医学部2016届本科毕业生顾佳悦，本有直升博士的大好前程，却放弃直博提前步入社会深入工人。照片旁边是她在11·15事件被追逃时写的诗。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顾佳悦在实践“马克思主义可以让劳动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中被抓捕，失踪了。与她在同一个校园里的“大马克思主义者”、光华学校的老院长厉以宁先生则以牺牲三千万下岗工人，換取少数人的幸福享受而名声大噪，戴上改革开放40年百位杰出人物的光环。
《时代先锋》在《战斗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一文中写的“冠以马克思之名的学院，则是埋葬思想的坟墓”不是活生生的现实吗?
可叹的是，厉以宁教授，国之重器；顾佳悦博士，阶下之囚。这真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
佳士事件，不是一次隅然、孤立的事件，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加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和掠夺，这必然引起劳动者的反抗，青年学生必然参加进劳动者反抗的行列，因为他们大部分也将成为劳动大军。
为什么是“90”后这一代的崛起，这也是矛盾的积累，发展到尖锐化的结果。我们且从“农民工”的状况来分析:
第一代农民工是在实行“大包干”后，小生产者的“万元户”之梦逐一幻灭而形成，用小岗村人的话来说是“一年跨过温饱线，十年难进富裕门”。后来是二十年，再后来是三十年也难进富裕门，只能依靠外出打工来寻求生计，他们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拿最低工资，做最下贱的劳动，当时，我曾读到一则新闻，一位韩国的女老板，要两百多农民工跪在她的脚下训话，国家统计局老局长李成瑞写了一首长诗——《万人断指叹》。但农民仍然忍辱负重地“孔雀东南飞”，他们一声叹息:“比在家种地强”。
第二代农民工，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又有了一定的组织性，可以承包低端工程，他们开始挤进城市，希望跳出农门。在城市的低贱地位，边缘化的生活，逆来顺受，他们不满“农民工”这个称呼，自称是“新工人”，我曾读到“新工人”写的一本自传体的书——《我是范雨素》，是第二代农民工的自白。
第三代农民工，即“90″后出生农村进入城市的工人，他们除了出身地外，和农村、农业没有什么关联，他们没种过地，也没养过猪，他们一成年后就进入城市，在这里学手艺、挣工钱、恋爱，“租间小屋作新房”，结婚生子。他们在工厂打工，挣工资，再也不是“这比在家种地强”或者是“省吃俭用，带回农村盖新房”，而是幻想着能够在城市边沿买一套小房。他们的遭遇是，老板们对他们的超经济剥削，他们迷惑不解的是：当他们和老板发生冲突，为什么一些政府官员，总是和老板站在一起，而不是站到工人一边，共产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吗?他们开始研究马克思，研究毛泽东，比一些共产党的官员、干部，研究得更认真，更深刻，更经用。他们唱《国际歌》，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唱《红色娘子军》，唱《毛主席派人来》，唱《红军想念毛泽东》……这让前来镇压他们的警察也莫知所措。
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大学生的思潮也经历了三代人的变迁。前不久，网上有一篇关于北大、清华学生意识形态的调查报告，说他们接受的一直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我是不以为然的。意识形态可以受外界的影响，但终究还是立足本土，立足国情，这里不可能详细述评，只拿几起重大事件为代表进行分析：第一起事件，是改革开放后的天安门事件，学生队伍拉起的横幅是“小平，您好!”若干年后发生了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学生队伍拉起的横幅是“好你小平!”最近一起的“八青年”事件，他们办的《时代先锋》的封面是“跟着毛泽东”。
“90”后的工人和学生终于战斗在一起！
在佳士事件“8.24”清场后，我得以会见一些佳士维权的工友和声援团的学生。在一次聚会上，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衣着，他们的话语，他们的举止，实难分清谁是工人?谁是学生?在论述佳士事件时，他们引经据典，《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实践论》、《矛盾论》……我好似置身于一场学术讨论会，实际上，我感受到的，是一场场实实在在的政治集会。
这里我讲一位佳士女工维权的故事。在“清场”的同时，“新华社”、“环球时报”、“北京日报”等中央媒体都发了关于佳士事件的述评文章，一致指责维权的工人是受“境外势力”煽动，破坏法治。新华社的文章一开头就“揭露”佳士工人要求组建工会的领头人余浚聪(文章中将名字中间的“浚”字用“某”字代替不知何意)是一个好打架而被工厂除名的人，这就把整个事件定性为“寻衅滋事”。恰好在清场后的采访中，我遇到了余浚聪的妻子黄兰凤，她出生在广西边远山区，十五岁就来深圳打工，她小小的个子圆圆的脸，二十出头了，还满身稚气。她听说我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就问我:“大记者能扯谎吗?”我知道她指的是新华社的文章，我实在不好回答。她说：“余浚聪从来不打架，佳士工人要求组建工会时，他被老板雇来的黑社会的人打了，他是挨打的，怎么变成好打架？这算不算造谣？”我仍然不好回答。她从包包里拿出一篇打印文章，说，“我是针对新华社写的，让人们知道真实的余浚聪是个怎样的人”。我一看题目《我的丈夫余浚聪一一那个带头唱“国际歌”的人》。
佳士声援团工人黄兰凤
我一气把文章读完，文笔流畅，主题集中：余浚聪从小爱唱歌，打工后，特别爱唱国际歌，他把国际歌抄在他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自己唱，教别人唱，随时唱，当工人受到压迫时他鼓动大家唱：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当工友们一起被抓进派出所时，他在派出所门前领唱：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警察们急了，对他们大声吼叫“反动歌曲，不许唱”。戴着镣铐的“奴隶们”听到警察这等惊惶失态下的胡言乱语，不禁哈哈大笑.
佳士建会工人余浚聪
她在文章的结尾，深情地怀念狱中的丈夫：
“浚聪啊，父母们总让咱们回家，要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可你总是唱：
‘从工厂退到工地，
从机器退到镙丝钉，
从工号退到名字，
我们再能退到哪里！？’
‘我们只不过要回对我们的扣款、罚款。要回我们的劳动所得。’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工人，而是站在我们对面的警察。你们从不为工人说话，只为老板说话’。
‘我们在你们面前，就像蚂蚁一样，可以随便被你们踩死！’
‘我黄兰凤今天也要站在这里，也是因为你们。一切欠我们的 我们都要讨回来，为了我的丈夫，勇敢的余浚聪，也为了普天之下的劳动者’”。
坐在我身旁的这位娇小，柔弱的女孩，一下子成了英姿飒爽的“红色娘子军”。
她掏出手机，打开屏幕，一个双眉紧皱望着远方的帅哥出现了，她骄傲地说：“这就是我的浚聪。”接着一段段的视频，浚聪在唱歌，浚聪在演说……看着、听着，她热泪盈眶，喃喃地说：“浚聪会回来的，他一定会回来的！”她一下子变得柔情若水。
我把这篇文章，立即发给曾在新华社工作过的老友，在题头的空白处，我写了几个字：
“我们应该羞耻！”
“八青年”和“佳士”事件，一直被严密地封锁，但历史决不会被人为地任意扭揑，我坚信毛主席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讲的一段话: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为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
孙子们已经起来了！
网友所画佳士工人声援团群像
狗年小雪
于荆州古城紫荆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