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多禍害,方便出下流——讀《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佛教》

9樓C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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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能夠「慈悲殺生」是因為抱有超越俗世魑魅魍魎的意念和體悟,佛教徒再修行多少年然後入世,也沒辦法離開民族與國家生活,故謂「出家不出國」可能就是這個意思。佛教徒作為現世的宗教身份,遇上民族身份與國民身份的衝突時,情感驅使或社會壓力迫使也好,終究也是陷入凡塵俗世的自我與執念。
Caption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書名︰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佛教
作者︰學愚
出版︰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版次︰2011年1月
ISBN︰9789629964634


過往在這兒分享過佛教在斯里蘭卡脫離殖民統治獨立過程中的角色,今次放眼大中華回顧佛教在二次大戰中的位置。

談起佛教與暴力,大概我們都想起佛教徒茹素不殺生,將眾生平等念茲在茲的戒律。佛陀當年為了順應社會需要和政權要求,也曾修改過戒條配合。戒律並非鐵板一塊,但亦不能輕言因時制宜,否則便失去應用戒律的普遍性,教徒就無所適從。二次大戰期間在中國這個戰場裡,其時風雨飄搖當然不是社會正常狀態,佛教徒與當時的大師怎樣自處,當中也折射出宗教、民族與政治在地的糾纏交錯。

佛教向來有反對殺生與禁止暴力的戒律,不過在戰時中、日兩國的僧人並沒有將之奉為圭臬,反而從一部份經文中提出「慈悲殺生」、「一殺多生」或「空性殺生」的觀念,證成佛教徒介入戰爭的正當性。箇中討論又常引述《瑜伽菩薩戒本》記載,當菩薩見惡商人欲謀害其他商人時,便想「我若斷彼惡眾生命,墮那落迦,終不令其受無間斷,無間業成,當受大苦。我寧殺彼墮那落迦,終不令其受無間苦」。菩薩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解除眾生痛苦作慈悲殺生,捨棄自我利益墮進「那落迦」(古印度神話中死者受酷刑的地方),不入涅槃而入地獄。後來論者歸結,以顧念眾生福祉的「慈悲」想法殺生亦有功德,正好抵銷殺生者終墮地獄的罪咎。

大乘菩薩以至大乘佛教裡提及「慈悲殺生」本身作為一種方便法門,吊詭之處在於,佛教同時亦講究因緣契機。「慈悲殺生」作為菩薩功德的示例,並沒有同時揭示嚴謹的道德框架與前提。佛陀行怨親平等、視眾生平等如一子的菩薩道,為使更大功德行方便法門本來無害。但當如此示例落入俗世和入世佛教徒的手中,似乎既不能參悟萬法皆空超越「我見」與「執我」箇中的二元對立,運用般若智慧行慈悲,反而在國家陷入戰爭、民族存亡之秋,頓成為佛教徒受國家及政權鼓動介入戰爭的藉口。

如是說,佛教或者始終反對殺生與暴力之因在於,佛陀能夠「慈悲殺生」是因為抱有超越俗世魑魅魍魎的意念和體悟,佛教徒再修行多少年然後入世,也沒辦法離開民族與國家生活,故謂「出家不出國」可能就是這個意思。佛教徒作為現世的宗教身份,遇上民族身份與國民身份的衝突時,情感驅使或社會壓力迫使也好,終究也是陷入凡塵俗世的自我與執念,借慈悲之名行罪惡之實,正如書中所言「方便出下流」、「畫虎不成反類犬」。

佛教徒與僧人以慈悲為懷和與世無爭見稱(或自居)的形象,在書中其他篇幅裡已由史實說明,屢屢成為政權與貪官上下其手攫奪廟產自肥的「方便法門」。始終當時的國難又好,現在突然延長六年的國殤也好,佛教終歸也沒有離開國家之下,即使在享有宗教自由的國度,宗教也同樣需要政權的庇蔭。芸芸眾生亦顯然難以超越民族與國家非我即彼的桎梏。那麼當俗世外力的介入擋不了時,像斯里蘭卡的僧人嘗試扭轉局面積極入世,又會否是僧人別無他選的去路?縱使佛教從沒鼓吹暴力與戰爭,但歷史鋪陳歷歷在目,在地的佛教仍是世俗得很——大概是所有宗教都擺脫不了的夢魘。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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