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多禍害，方便出下流——讀《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佛教》

書名︰佛教、暴力與民族主義︰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佛教
作者︰學愚
出版︰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版次︰2011年1月
ISBN︰9789629964634

過往在這兒分享過佛教在斯里蘭卡脫離殖民統治獨立過程中的角色，今次放眼大中華回顧佛教在二次大戰中的位置。

談起佛教與暴力，大概我們都想起佛教徒茹素不殺生，將眾生平等念茲在茲的戒律。佛陀當年為了順應社會需要和政權要求，也曾修改過戒條配合。戒律並非鐵板一塊，但亦不能輕言因時制宜，否則便失去應用戒律的普遍性，教徒就無所適從。二次大戰期間在中國這個戰場裡，其時風雨飄搖當然不是社會正常狀態，佛教徒與當時的大師怎樣自處，當中也折射出宗教、民族與政治在地的糾纏交錯。

佛教向來有反對殺生與禁止暴力的戒律，不過在戰時中、日兩國的僧人並沒有將之奉為圭臬，反而從一部份經文中提出「慈悲殺生」、「一殺多生」或「空性殺生」的觀念，證成佛教徒介入戰爭的正當性。箇中討論又常引述《瑜伽菩薩戒本》記載，當菩薩見惡商人欲謀害其他商人時，便想「我若斷彼惡眾生命，墮那落迦，終不令其受無間斷，無間業成，當受大苦。我寧殺彼墮那落迦，終不令其受無間苦」。菩薩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解除眾生痛苦作慈悲殺生，捨棄自我利益墮進「那落迦」（古印度神話中死者受酷刑的地方），不入涅槃而入地獄。後來論者歸結，以顧念眾生福祉的「慈悲」想法殺生亦有功德，正好抵銷殺生者終墮地獄的罪咎。

大乘菩薩以至大乘佛教裡提及「慈悲殺生」本身作為一種方便法門，吊詭之處在於，佛教同時亦講究因緣契機。「慈悲殺生」作為菩薩功德的示例，並沒有同時揭示嚴謹的道德框架與前提。佛陀行怨親平等、視眾生平等如一子的菩薩道，為使更大功德行方便法門本來無害。但當如此示例落入俗世和入世佛教徒的手中，似乎既不能參悟萬法皆空超越「我見」與「執我」箇中的二元對立，運用般若智慧行慈悲，反而在國家陷入戰爭、民族存亡之秋，頓成為佛教徒受國家及政權鼓動介入戰爭的藉口。

如是說，佛教或者始終反對殺生與暴力之因在於，佛陀能夠「慈悲殺生」是因為抱有超越俗世魑魅魍魎的意念和體悟，佛教徒再修行多少年然後入世，也沒辦法離開民族與國家生活，故謂「出家不出國」可能就是這個意思。佛教徒作為現世的宗教身份，遇上民族身份與國民身份的衝突時，情感驅使或社會壓力迫使也好，終究也是陷入凡塵俗世的自我與執念，借慈悲之名行罪惡之實，正如書中所言「方便出下流」、「畫虎不成反類犬」。

佛教徒與僧人以慈悲為懷和與世無爭見稱（或自居）的形象，在書中其他篇幅裡已由史實說明，屢屢成為政權與貪官上下其手攫奪廟產自肥的「方便法門」。始終當時的國難又好，現在突然延長六年的國殤也好，佛教終歸也沒有離開國家之下，即使在享有宗教自由的國度，宗教也同樣需要政權的庇蔭。芸芸眾生亦顯然難以超越民族與國家非我即彼的桎梏。那麼當俗世外力的介入擋不了時，像斯里蘭卡的僧人嘗試扭轉局面積極入世，又會否是僧人別無他選的去路？縱使佛教從沒鼓吹暴力與戰爭，但歷史鋪陳歷歷在目，在地的佛教仍是世俗得很——大概是所有宗教都擺脫不了的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