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时代纪念费孝通

“历史天使的脸望向过去，身体前进到未来”，就像清代学者总结学术史的时候，那些重要的名字不同于之后处于新的历史境遇下带着不同的问题意识总结学术史的康有为和钱穆一样，在今天费先生离开世间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纪念他也不同于曾经他的学生对他的怀念，甚至不同于那一代人在今天的纪念。

费老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与民族学三门学科的宗师与泰斗，也曾经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之系，我对他的纪念可能更多来源于我的学科背景，以及作为一个新时代知识人的感伤。

费老出生在江南，时值宣统，北洋政府时期求学，蒋介石执政期间成为文明海内的教授，毛泽东成为全国唯一的红太阳时候，随着社会学而跌落神坛，邓小平时期受命领导社会学恢复重建，江泽民时期方步入真正的晚年，胡锦涛 时期留下学术遗言，历经风雨，诠释了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式的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学人。

费先生读书时候，全世界社会学、人类学也都不是什么显学，美国社会学还没有抛弃人类学转而和人口学黏在一起，社会学的中心名义上在欧洲，但是古典时期已经过去，涂尔干的传人们死于一战，后来的巨搫帕森斯还只是一个讲师，社会学已经有了些许雏形，但与今天相距甚远，毕竟就连现在本科生都随便跑的回归都是六十年代前沿学者才会做的事情。

国内社会学则度过了草创期，曾经的中国社会学只有教会的传教士才会将他们也很原始的社会学知识传递给中国人，那样一种重视实践，关怀普通人风格的学术。而那时，像费老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已经从哥大留学归来，受到了当时西方一流学术训练的留学生带回了中国人自己的火种，在本土播撒，在这样的背景下费先生入学，先入燕京，并在吴文藻先生的要求下，再赴清华跟随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顺便说一下，吴文藻先生在现在最有名的可能就是他是冰心的丈夫了。

而当时的社会背景，可能也无需多言，内战不休，外来侵略不止，政府推动现代化但作为有限，人民经过现代化洗礼，境遇更惨，清末士绅进城，从清末到民国一轮轮的现代化努力和战争的背后，是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汲取与日俱增，即便没有军费，建设现代国家连监狱的成本都不是传统监狱能够比拟的，更何况现代的公共服务意味着财政所需要供养的人越来越多，而成本也就激增，无止境的汲取下，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农村轻则凋敝，重则破产，乡绅进城，原本的明智的乡土精英离开，乡村留下的则是土豪劣绅，传统上的保护型经济变为盈利性经济。国家的问题刺痛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看到有人寻求马克思主义，有人相信中国本土文化力量，如梁漱溟，有人相信大城市工业发展的力量，也有人相信扎根民众、改造国民如晏阳初，当然也有人扎根乡土社会，建设乡土工业，如费老的姐姐，费达生，而费老用他的话讲，志在富民。

费先生也曾在学生期间像我们一样参加了种种社会调查，只不过那时候没有cgss没有cfps，但是也有知名的北平人力车夫调查，也正是在这样的调查当中，构成了费老所积极参与的第一次社会学中国化的合法性，费老发现，当时的中国人识字率很低多数人理解不了问卷，也填不了问卷，当年的居委会也热衷于代答，而他们的身份更特殊，乡绅，这样的调查怎么能够帮助人们真实的了解变化发展中的中国的实际呢？

经历了几年的学习和困惑，费老在博士之前选择了先做田野，先完成人类学的“成人礼”，在花篮瑶，费老进行了社会调查，期间，误中陷阱，自己受伤，妻子离世，回到姐姐身边修养身体，期间顺便进行了后来便利了无数中国社会学人的家乡社会学调查，调查了开弦弓村，看到了姐姐带领乡亲们的纺织合作社，发现了乡土工业的活力，找到了一条他认为可以富民的道路，也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料。

于是他远赴英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并在他的指导下，写就了《江村经济》。行文至此，其实可以顺便讨论下中文舆论圈中关于民国大师的神话和反神话，前者讲大师云集，或者认为不过如此，只不过是他们先来，站住了一个开创者的位置，但至少在费老身上，在这些很少被关注的民国期间才出现在中国的现代人文社科中，远非一个先字。费先生本土顶尖名校的本硕，博士跟随的是在太平洋的小岛上交换了很多库拉圈顺便形塑了已经存在几百年的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理念的马林诺夫斯基，一个学科学术史上排名第一的学者，这样的大牛，撰写的博士论文，不仅内容上是经典，在学科发展史上也有自己的坐标，此前人类学家只能研究原始社会，而江村证明可以研究复杂社会，同时在个案研究的方法论层面、社区研究的发展历程上，都是不容忽视而在几十年后都被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研究。这样的学者，恐怕在任何时代都是大师，国内社科发展至今，有多少长江，我们只知道他是长江，不清楚他做了什么重要的研究呢？

当然，今上所念念不忘的中国话语，中国故事，费老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中国故事不是开会开出来的，也不是在一堆期刊上发一堆口号喊出来的，只有谎言才会说千遍成为真的，研究不是靠喊的。费老带着一颗白描的心，在开弦弓做了扎实的田野，在英国接受了马林最先进的功能主义的熏陶，写下来在整个学科发展上有自己定位的作品。民国有所谓国力支撑的话语权么，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语体系么？无非就是扎实的学术训练，真实的经验事实，文章吹的再好，会与会只要读的多，都能看出来。

回国之后，费老获得了教职，时值抗日，于云南魁阁继续他的研究和教学，一条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或者名之为燕京学派的研究路径。以社区研究为核心，通过一个个农村个案来认知中国实际，中国是农业国家，农民文化教育少，拿西方城市研究的调查表格来研究农民是脱离现实的，因而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或者如果希望以社会学为工具认识中国发展变迁就需要根据实际调整方法，所以有了后续的云南三村等研究。借此，我们可以和当时开始的另一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一个对比，当时的社会学中国化也被今天的学者认为是社会学的专业化，因为其实质就是社会学还是社会学，只是发掘社会学中更适合中国实际而非原本因为欧美特征才被重视的资源与方法，社区研究不是中国独有的，美国的中镇乃至墨西哥的田野，都有着社区研究的传统，当时的中国化集中在去除原本的教材全部用英文，没有中国例子，以及研究方法上的调整，这也是所谓，社会学批评西方资本主义是基础，批评中国才是社会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不足的地方。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如果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有效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那么可能无所谓中国化，今天我们可以发现，欧美的资本主义的弊端，在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后并不少见，无论是马克思的经典声音，还是西马后继无论是葛兰西的霸权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乃至针对美国的汗牛充栋的批评，随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复制，我们很多都可以找到经典的批评合理之处。那么当时需要中国化的是什么？是将基于苏联的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解，或者斯大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换成毛泽东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马克思进行了很多批判，却很少谈及如何建立共产主义，而列宁时代即对建设共产主义的条件进行了修改，因而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结合了马克思的某些思想的苏联模式，而当中共用实践为理由否定了苏联模式之后，其中国化的实质则变成了以实践为合法性，重新建构以马克思为名的主义，当然其中有参考，如毛在抗日时期阅读了联布党史，而其中独特的部分，则包括毛时代的如何夺权，和后毛时代的如何建设。从阶级划分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名与实的背离，农村划分阶级按照中国自身学者的理解应当是算阶级，基于马克思的理论，计算剥削程度，按照结果划分阶级，但实际是运动中斗阶级，被斗出的成为地主，于是中国也出现了马克思的贫农，中农，富农与地主，但是他们除了名字和马克思何干？

在学术之外，费老还是一个忙于生活的作家，抗日后期物价飞涨，费老为了应付生活支出，在报纸上写小文章，后来集结成册，《乡土中国》，专业知识分子之外，费老还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进步教授，只不过那时候没有什么指责他批评政府给日本帝国势力或者共产党反动势力递刀子罢了，不过费老的不同在于，进步是他的立场，而不是全部，他的立场的选择也是基于他的学术的研究的，在《皇权与绅权》这本研讨班文集中可以体现，他和吴晗的分别也是一个旁证，吴晗先生同样是学术大家，两人都是进步教授，费老还最先奔赴西柏坡，受到了毛、周的接见，但是在书中，费老要更加平和，也没有放下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投身政治直到被政治吞噬，先是灵魂，后是肉体，徒留下学人聚会时，他被整的很惨，但是他当年整别人也很用力的叹息。

建国后，学习苏联，社会学取消，费老转而从事民族识别，双百期间，费老提出恢复社会学，成为罪证，重访江村，发现江村因为国家工农业政策，只能农业生产，不能乡村手工业而衰败，费老在报纸上分享自己的见闻与建议，发展乡土工业，只是在新中国，这已经成为罪证，即使他志在富民，即使他用自己的知识基于自己的见闻在写作在研究，他也成为了国家的敌人，和被整肃的对象。这样的境遇，若干年后，几位医生也遇到了，只是笔者不知道是在他还在世的时候，还是过世的十几年之后。那一批社会学家中，可能对于社会理解的最为透彻的是孙本文先生吧，孙先生早年帮助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也许是自知有历史问题不像费老那样进步是执政党的老朋友，建国之后一言不发，一文不写，竟然躲过了所有浩劫。

改革开放之际，邓公要求恢复社会学科学，并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代替社会学科学，而费老受命组织恢复重建，今天的我们可能无法想象当时人的心态，一次次的运动，直到最终的十年浩劫，权力可以试图淡忘自己的破坏，但是抹不掉留在人们心中的痕迹，恢复社会学曾是社会学家之所盼，学习苏联所以取消，当苏联东欧重建之后，中苏决裂，恢复社会学成为修正主义的象征，组织和倡议的成为了国家的罪人，到了国家说要恢复之际，有的学者熬过了一次次的运动，但当当时南开年轻的老师希望他参与社会学恢复的时候，他怕了，即使他早年写过社会学研究的专著，而那是已成梦魇。在这样的背景下，费老承担起了历史使命，从一开始的北京短期班到社会学的南开班，费老动用私人关系邀请海外顶级学者来南开讲学，南开社会学班因缘际会，培养了后来大半中国社会学的精英，但也因风云际会，埋下了在首任系主任退下之后，争权夺利于衰落的伏笔。费老还送了他的学生出国，就想吴文藻先生帮助他一样。

学术组织之外，费老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学者的身份几十次重返江村，在苏南找到了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写出了小城镇的大问题，在此的鼓励下发现了温州模式乃至边疆模式，也许是太过于志在富民，行行重行行之间留下了许多不那么经得住时间的研究。而当他名列国家领导人之列，他也没有忘记江村，没有忘记田野，即使他不再能像一个普通学者那样深入田间去做访谈，毕竟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怎能轻车简从，没有官员包围。在89年的抗争中，他试图斡旋，可惜他有位而无权，只是不知道当他看到学生们打着北大社会学系的系旗站出来是什么感受，也不知道社会学停止招生一年是什么感受？

当进入真正的晚年，费老反思了自己的路，从志在富民转向了从实致志，早年的所见所闻，赋予了他的某种急迫性，而他的急迫也使得有些问题他可以更加深入的讨论，结论会更加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比如早年江村的乡土工业，即使有费达生先生那样的知识精英在，发展也是起起落落，发展看起来很美，比如晚年的各种模式，即使是最为成功的苏南，也因为形成的历史原因而不可能像他那样推广，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美好设想终究抵不过全球化的血汗工厂的吸引，一生所念的乡土工业也如梦如幻。留给我们的是从实致志的教诲，追寻知识，成为知识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学人，而非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修齐治平做帝王师。当然还有他的学术遗言，对于西方社会学的局限性的根本反思，困扰着当代社会学人，也成为今天社会学迎合领袖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资源。

每个人眼中都有不同的费老，而我所纪念的是他用一生的文字，记录了这片土地上的魔幻与变迁，永远不忘学人的本分，他保卫社会的努力以及讲真话的勇气。或许没有他的天赋，没有他的成功，但至少，如果走这条路，就要像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