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5 2020年11月中国言论审查纪要：没有一个政权可恃暴力而传之久远|CDT档案
野兽按：自2020年2月以来，一直有关注中国数字时代的这个每月中国言论审查纪要。遗憾的是最应该看到的中国大陆网友看不到。大陆的共产党资本主义按照何清涟和程晓农在《中国：溃而不崩》一书中的分析，还会继续表面和谐稳定压倒一切持续蛮长的一段时间。而按照神秘学的看法，大变之年在2026年。
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指出，邓小平所构思的“资本主义”完全不是西方长期流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是“党”的完全掌握之下的“资本主义”，其模式大致如下：共产党变成一个大资本家集体，所有重大的企业都是所谓的“国企”，其实便是由党委控制的组织，所以应该称为“党企”。西方观察家把邓小平模式称作“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实并不准确，这是因为西方人不能想像有“党资本主义”（party capitalism）这样古怪的东西。【旧闻重温】端传媒｜余英时：没有一个政权能全恃暴力而传之久远
从“党资本主义”去看11月的中国，就不难理解民营企业家的遭遇，因为在这篇访谈中，余先生指出：除“党企”之外，当然也有私人或公私合营的企业，但它们也同样直接在“党”的控制之下。试想从银行贷款到运输工具等等，无一不需“党”的允许，离开“党”如何能运作？私人企业家偶有不听“党”的话，不是破产，便是入狱，甚至死刑。
在这种体制下，不仅是民营企业家，几乎不听“党”的话的人，几乎都要付出代价。然而，让我们感到希望所在的是依然有不屈服的人存在。在同一篇访谈中，余先生也指出：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没有出现一个全恃暴力而能传之久远的政权。
反抗者的声音：“我没有屈服是因为我知道屈服后的代价”
2020年6月15日，在监狱关了四年后，卢昱宇43岁生日后的第一天获得释放。出狱后他发现，在国内留给异议者的空间几乎消失殆尽。2016年6月15日，他和他的女朋友李婷玉因做“非新闻”博客在大理被捕。“非新闻”为卢昱宇在2012年开始开设的一个频道，专门收集发布中国群体性抗议事件。出狱后，卢昱宇没有选择屈服，他在推特上开始写下自己故事《非正常经历》，并接受外媒传媒：
“我不是英雄，我也不是特意留下来抗争的那部分人，我做‘非新闻’是因为我喜欢，我没离开【中国】，是因为我出生在社会最底层，没机会。我没有屈服是因为我知道屈服后的代价。我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曹雅学 ｜记录群体抗议事件：两个普通中国人不寻常的故事
常玮平，陕西公益律师，他曾代理多起公益诉讼，包括艾滋歧视、乙肝歧视、性别歧视等。因为代理所谓敏感案件，曾遭遇被停业、律所被注销、被吊销律师执照。于2020年10月22日，常玮平律师被陕西宝鸡市公安无手续带走，再次被指定监视居住(秘密关押)。在被带走前，他曾发布视频称之前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了酷刑，他在视频中还说到：
我们这些人所做的这些事，包括自2013年以来，虽然我自己很惭愧，但是被别人称之为所谓人权律师做的这些工作，虽然都是点滴、微小的事情，但是自豪地讲，我认为我们是在推动社会的进步，或者，作为一个公民尽到了对身边同胞和社会的义务。我们如果不是被奖励的话，也不应当被如此对待。 常玮平律师自述：我做的点滴小事推动社会进步，不被奖励也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许志永被捕后，他的女朋友李翘楚开始用笔来进行抵抗《写在许志永被逮捕的100天：我虽势弱言轻，决不虚作无声》，这个月，她再次发声《被连坐煽颠、指定监视居住的120天》：
我被完全剥夺，出现在我面前的任何人，都可以训斥、威胁、教育我，这个管教系统以“国家安全”之名自赋无限权力，最大限度地行驶绝对权力，这是一个剥夺生命力的管教系统，妄图把被监管的人变成“听话的机器”，活着就是为了不断接受审讯。
因报导武汉新冠疫情而被中国政府关押于上海看守所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近日传出今年9月15日已被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建议判处四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正式起诉书的内容写道，张展在2020年2月进入武汉市后，多次通过微信、推特、Youtube等网络媒介以“文字、视频等方式发布大量虚假讯息”，并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恶意炒作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受众众多，影响恶劣。今年9月底，张展首次会见辩护律师后，消息人士告诉德国之声，张展当时仍拒绝进食，看守所则是会安排两至三个人对张展进行强迫灌食。 德国之声｜张展被控“炒作疫情” 法院建议判刑四至五年
民营企业家：不是在犯罪，就是在犯罪的路上
“中国民营企业家，不是在犯罪就是在犯罪的路上。”这是11月网络上热传的一句话，描述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艰难处境。
“当局一旦发现孙大午这样的农民企业家的不断壮大，特别是孙大午的企业家良知，既鄙视权钱交易，又有敢于直言的勇气，既有经济资源和组织能力，又从争取农民权利角度提出摆脱贫困的思路，从宪政民主的角度呼吁政治改革，将在政治上对现行体制构成巨大挑战，很可能成为新型的农民领袖，所以当局必然要利用模糊的法律进行整治，于是，孙大午及其大午集团就成为“恶法治国”的受害者。”（美国之音：孙大午近乎免费办医，破坏了谁的“生产经营”？）
这是2003年刘晓波针对民营企业家孙大午一案写下的评论。今天这些话依然可以看做是对孙大午被抓的最好解释。
11月11日凌晨河北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被带走了。据媒体报道，同时带走的还有大午集团的高管们。当天第二批被带走的还有子公司领导人。作为民营企业家孙大午与众不同，不仅仅是他的致富能力，更在于他热衷于公共话题，并有着一个政治梦想：建立一个桃花源似的大午城。
网络上，署名“老侯”的一篇文章对此评论：
不出所料，对大午集团的处置是从接管医院和学校开始。这个处置法，充分说明，在当地政府看来，大午集团的问题不是刑事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
大午集团标榜不行贿，就意味着从不与政府私下交集，没有勾兑。而其对社会服务功能的染指，触及政府深层管辖范围。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养老，三驾马车支柱产业，被他办成福利事业，不仅破坏产业政策和产业环境，也有架空基层政府的嫌疑。大午集团标榜不行贿，就意味着从不与政府私下交集，没有勾兑。而其对社会服务功能的染指，触及政府深层管辖范围。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养老，三驾马车支柱产业，被他办成福利事业，不仅破坏产业政策和产业环境，也有架空基层政府的嫌疑。
总之，“做党的孩子，是大午集团的唯一出路，也是所有民企的唯一出路”。（ 行者手记3 | 做“党的孩子”是民企唯一出路）
11月，另一位逼着“做党的孩子”的民营企业家可以说是马云。《华尔街日报》报道：
据知情的中国官员透露，在蚂蚁集团(Ant Group)控股股东马云(Jack Ma)惹恼了政府领导人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做出了叫停蚂蚁集团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决定，这原本会是全球最大的IPO。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也是马云与中国政府多年来紧张关系的一次总爆发。中国政府对马云的影响力以及由他控制的这家数字支付巨头的快速增长感到不安。
习近平已越来越不能容忍资本和影响力不断壮大的大型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被认为是习近平统治地位的威胁，在日趋强硬的中共党内，一些派系也认为这些大型民企威胁到了他们追求的稳定局面。习近平已越来越不能容忍资本和影响力不断壮大的大型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被认为是习近平统治地位的威胁，在日趋强硬的中共党内，一些派系也认为这些大型民企威胁到了他们追求的稳定局面。
华尔街日报 | 马云讲话引发高层愤怒，习近平亲自叫停蚂蚁IPO
此外，11月还有两位民营企业家的遭遇值得关注：
11月20日，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等4项罪名，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被判处20年监禁。54岁的李怀庆是重庆市当地人，被捕前为重庆某典当公司的老板，目前羁押在重庆江北区看守所。重庆市警方于2018年1月31日，突然以涉黑罪名刑拘李怀庆；其名下公司、妻子包艳及与胞姐资产及帐户，同年2月被警方以打黑名义冻结， 涉及过亿元。（瞭望者1 | 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20年监禁）
王德贵是贵州省松桃县一位民营企业家，为前妻鸣冤，并因此惨遭专案组打击报复。王德贵的前妻付平英早年白手起家，在松桃县经营锰业公司，是当地著名的女民营企业家。2018年，包括付平英在内的汇丰锰业公司的工作人员突然被以涉嫌黑社会性质犯罪抓捕。王德贵认为前妻很冤，他确信是有人借助地方势力想霸占汇丰锰业公司对外投资的股份，借助扫黑除恶运动打击付平英，于是，他向松桃、铜仁、贵州各地各级部门反映情况，均得不到回应，最后，他在网上公开喊冤，寻找外地律师介入案件，控告付平英案的专案组，使得付平英的罪名都没有成立，从而得罪了专案组，并遭到报复。2020年5月1日，王德贵因涉嫌逃税罪被德江县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后又对其持股的汇丰爆破等公司展开掘地三尺的调查，王还遭到刑讯逼供。王德贵案专案组组成人员就是付平英“12.13”专案组人员。明辩网 | 一日夫妻百日恩，民营企业家救前妻惨遭报复
中国女权：“比起互联网的遗忘，我们更怕公共部门的遗忘。”
11月初，藏族姑娘拉姆头七的时候，中国女权发起悼念活动，呼吁“拉姆法案”，对家暴零容忍：所以我们做这个活动纪念拉姆，不仅希望每个人记住拉姆，提醒自己对家暴零容忍，对受害者不苛责；更希望公共部门、每个执法者都永远记住拉姆，记住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停止不作为，惩戒不作为！（ 硝美丽 | 悼念拉姆头七—比起互联网的遗忘，我们更怕公共部门的遗忘 ）
然而，拉姆的悲剧还未能过去，方洋洋受虐致死一案再次震惊全国。
自从方洋洋被婆家认为不能生育后，两年来，她熬过了很多个被虐打、饿饭和挨冻的日子，但没熬过2019年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在整个村子迎接四天后春节的喜庆氛围里，方洋洋死了，被自己的公公、婆婆“打死”。
2020年1月22日，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方洋洋公公张吉林、婆婆刘兰英和丈夫张丙，分别因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两年两个月和两年，其中张丙缓刑三年。方洋洋惨死快两年后，她的故事因量刑过轻的争论通过热搜才被我们看到。
南风窗丨22岁方洋洋死了，“罪名”是生不出孩子
近日有两个关于农村残障女性的新闻在网上引发热议，得到大众关注。一个是河北的刘雨晴在住院期间与男护工发生关系以致怀孕引发的一系列纠纷，一个是山东的方洋洋因不孕被婆家（公婆及丈夫）虐待致死案的判决不公。前者主要涉及精神障碍女性的性、婚姻和生育自主权，后者则主要反映了智力障碍女性遭遇家暴的问题。两个案例具有一些共性，心智障碍女性通常被认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自主能力，因而其人生的某些重要决定（如婚姻、生育、医疗、维权等）往往被监护人（配偶、父母等）所代理，这些决定更多地体现了家长的意志、父权制家庭的整体利益，而她们自己的意愿则较少受到尊重；另一方面，农村心智障碍女性大多没有职业和经济来源，其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人（也是监护人），所以当其权益受到家人侵害时（比如遭遇家暴），要逃离出来、维权就十分困难。（水瓶观察｜因不孕被虐杀的方洋洋背后，是农村心智障碍女性令人扼腕的命运）
方洋洋一案11月27日在禹城法院，中国女权再次发声，发起万人签名行动递交禹城法院，要求法院公正审判，对家暴零容忍。硝美丽 | 为方洋洋签个名吧，拜托了
弱势群体受到侵犯，是文明社会的耻辱。拉姆、方洋洋的悲剧还会发生吗？希望公共部门不要遗忘。
香港：鲸吞蚕食，民主梦破灭在即？
港版国安法通过后，香港的司法制度与人权状况急剧恶化，俨然成为打压异议分子、控制民众思想的利器。这种控制，不仅仅是在政治上，也表现在新闻自由、学术自由等方面，甚至深入到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
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明令任何香港立法会议员有宣扬“港独”等威胁中国国家安全行为，被认定“不拥护《香港基本法》”、“不效忠中国香港特区”者，即丧失议员资格。特区政府随即公告，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以及梁继昌即时丧失议员资格。四人在决议和公告公布后，批评此举违反香港《基本法》，这是香港“黑暗的一天”。第二天，15名民主派议员宣布集体辞职，并批评这是“‘一国两制’正式死亡”的一天。有批评指出，香港立法会民主派总辞意味着未来至少10个月内，香港立法会将由建制派完全控制，从此，香港民主梦想破灭。
11月23日，香港青年民主活动人士周庭、黄之锋与林朗彦就去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示威期间一起非法集结案认罪，裁判官将三人收押，押后至12月2日宣判。BBC｜周庭、黄之锋、林朗彦就香港“反送中”认罪 被判收押
有份制作港台《铿锵集》7.21 专题报道的编导蔡玉玲11月3日被捕，被指因在节目中运用查阅车牌所得资料，涉嫌作出虚假陈述。事件除令公众续关注 7.21 事件，亦有揣测指，政府有意“没收”传媒在侦查报道中的各项工具。立场新闻整理发现，近年多个公开资料登记册的查阅要求被收紧，当中出生及死亡登记、婚姻登记，传媒已经无法再查阅。有现职侦查记者（大陆称调查记者）指，一些过往“好爆”的侦查报道（大陆称调查报道），可能成为绝响；亦有新闻系讲师坦言，香港记者未来“要有喺大陆做嘢嘅心态”，事事小心，避免被当权者借题发挥。立场新闻 | 以“私隐”为名收紧多项查册要求，香港未来还有侦查报道吗？
2020年，一场前所未有的阴霾笼罩著香港校园。法律的红线难以触摸，重点大学的高层出现显著变化：在香港大学，两名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军及宫鹏经校长张翔推荐后，成为副校长，这是港大历史上第一次同时迎来两位内地背景的副校长，其中申作军被指原为清华学系的党委委员；在香港中文大学，曾赴前线与警察谈判的校长段崇智，持续被建制力量起底和追击。学者和教职员中也涌现不安，戴耀廷、邵家臻等多位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或运动的学者，则被解雇或不获续约。两个多月前，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叶荫聪也接到校方不续约的通知。叶荫聪研究中港文化与政治，是香港独立媒体网的创办人之一，他不获续约一事引发舆论关注。他指，与大众和媒体想像的“剧本”不同，大学学术自由的变化，是以一种更日常、更含糊不清的方式持续不断发生的，而一切有利当权者加强控制的因素，早于反修例运动前已经存在。端传媒丨比鲸吞更危险：国安法后，模糊红线下挣扎的香港学者
12名参与2019年反逃犯条例修订民主运动的香港青年，今年8月疑搭快艇前往台湾途中遭中共海警截获拘捕的事件，当局以已有“官派律师”为由，一直拒绝家属聘请的律师会见。而当家属要求获取“官派律师”信息后，当局又找借口拒绝。美国之音 |中国当局拒向十二被捕港人家属披露官派律师信息
1995年5月21日，香港举办全球华人大游行，“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香港支联会）宣告成立，其后全力支持北京学生运动。六四事件后年年连办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只在今年被香港警察以疫情为由禁止。支联会另一重要活动，就是在香港维园的年宵市场中售卖相关纪念品以筹款。11月17日，香港支联会坚守自1990年以来的惯例，由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参加竞投会并获签约。此前大陆学者田飞龙指控香港支联会是“颜色革命组织”，要求动用港版国安法处置。香港支联会说不会退缩，还要继续主辧六四烛光晚会。联合新闻网 | 违国安法？港支联会：续悼六四
11月，让绝望的香港人感到一丝温暖的还有达明一派演唱会。许多大陆粉丝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到香港，却给达明寄来感人的情书，这其中不仅仅是出于对歌星的喜爱，其中一位写到：“对人类的爱，对那些被侮辱与被剥夺者的爱，对被压迫者的爱，对自由的爱”。当然，其中还有对香港的爱。在香港寒冬举行达明演唱会意义，那些热爱香港与自由的人最明白。MATTERS | 从大陆寄给达明的情书：我欠你们很多眼泪要到现场还
极权之下的日常生活
当极权成为一种体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就会发现：反抗极权是一种日常生活，比如“翻墙”，CDT编辑特别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翻墙罪”梳理成档案，记录这个时代的特色：
【CDT导览】从无到有的“翻墙罪”：为中国网民量身定做的“网络枷锁”
举报，也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点，11月，有几个举报热传网络：
感恩节，宿管阿姨准备了糖果，“感谢同学们对17公寓的支持。”一位学生连发三条留言：“作为官方代表，公开搞‘洋节’庆祝活动，不考虑影响吗？”“请生活辅导员和公寓方立刻停止该活动”，“否则我将向学校有关部门反应。”学生因此举报“过洋节”。
那个学生的行为，如果进行一种“过度诠释”，就是这样的行为：一个封闭和狭隘的人，睁大眼睛，不断作出“敌我区分”，不断切割，最终心中美好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少。抵制圣诞节，因为有“宗教因素”；抵制“情人节”，因为涉及男女之情；抵制“感恩节”，因为是“西方的”。最终，可以抵制的对象越来越少，也变得不再重要，留下的是“抵制”这个动作本身和一种思维习惯——它的后果，就是不断萎缩。这才是人们担心的。一个优秀的青年，最珍贵的应该是善意的心和开放的心灵，而不是睁大眼睛去寻找敌人。他把“向有关部门反映”写成了“反应”，这是一个错别字，但是也不经意间表达出了本质。如果丧失开放思维和思考能力，一个人最终只会像动物本能一样“反应”，而不再拥有人的情感和表达能力（反映）。骚客文艺 | 举报宿管阿姨的大学生，不仅坏，而且蠢
11月4日，学人君发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组织的讲座信息“沈志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与终结” （线下讲座+Bilibili线上直播）。不少读者留言有兴趣参与。但在直播当日，一些朋友向学人君询问为何讲座在开始一小时后中断以及后续是否有回放。对于中断原因，主办方的官方账号“首师大世界史”在Bilibili网站发表了正式声明，指出线上讲座中断原因是因为遭到恶意举报，故而中途转移至腾讯会议。主办方对干扰正常学术交流的行为表示严正谴责，并声明保留进一步追责的权力。学人 |沈志华线上讲座遭举报中断，首师大声明谴责
11月，杭州和北京的两场放映也因为举报而被迫中止，让大家再一次感受到放映的艰难。这些年一大批放映团队和独立影展相继成立又陆续死去。 它们依托艺术馆、咖啡厅、酒吧或者书店，传播着大荧幕之外的独立影像。凹凸镜DOC | 被举报，被罚款，被拉闸：民间放映20年，他们是放电影的“游击队”
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今年以来，有超过二十万中国记者通过了“习思想”考试。这种以宣传党中央、习近平为己任的记者写出来的东西还能称作是"新闻"吗？
11月2日，官方媒体人民网转发了中央政法委长安剑一篇关于“男子组党结社失败成为间谍”的案件报道，这名男子遭到“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间谍罪”两罪重判13年，但报道中的一些细节颇为“戏剧化”，且关于“间谍罪”的指控存在大量的事实缺失，报道对当事人也进行了刻意的人格丑化….. 倘若该案件披露的信息完全真实，“以组党后发展了两名党员”这样的影响力，这一判决结果显然极为严厉。当然报道也明确指出了这一案件是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颁布实施6周年纪念日”所披露的。【异闻观止】人民网｜他在酒店房间内“组党建国” 被判13年
今年11月3日是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中国网民对美国这次大选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在信息被严格控管的中国，官媒用片面的报导凸显美国民主社会的纷乱；官方还严格限制和引导中国舆论对美国大选的讨论。另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打压自媒体、公共知识分子及舆论空间。在信息被严格控管的中国墙内，中国普罗大众正看见一个“濒临内战边缘”的美国。自由亚洲 | 中国如何严格控管美国大选信息？
美国司法部日前对涉嫌在美国境内威胁一名“红通”人员及家属的8人提出起诉。长达43页的起诉书指出，在2016-2019期间，这8人为中国政府工作，利用用各种方法跟踪、恐吓、威胁一位“红通”人员及其家属，以迫使其回国接受调查。“红通”观察人士发现，美国大约在七、八年前注意到中国政府在美国境内采用非法手段，威胁、逼迫美国公民或是合法居民非自愿回到中国，这种境外执法事件近年来愈发增多，不但严重侵犯了“红通”人员及其家属的人权，同时也践踏了美国的法律。美国之音 | 中共被控在海外骚扰“红通”人员，在国内挟持其家属为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