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裏的男性恐懼文化：對女性證言及女性經驗的不正義？

在去年香港的 #metoo 風波裏，很多問題得以討論：倖存者面對性侵的心理狀態、社會譴責受害人輿論、司法程序二次傷害、性教育缺失……而其中一個在網上最大爭議的點，在於一種普遍獲得男性同感的心理：害怕被誣告。這個現象，很值得討論。

會否有女性誣告男人性侵？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

然而，這種可能性，被一些網絡KOL捉住放大，說成人人恐慌，人人被誣告，女人但凡控訴性侵都有誣告之嫌 — — 這種放大，放在現實的脈絡中，用我的朋友的話說，是缺乏意義，甚至是惡意的。

1. 數字

如果我們看一看數字，就會明白：實際上，強姦案件入罪率之低，令人矚目驚心。在香港，根據警方統計，2010 年至 2013 年 6 月期間，強姦同非禮，入率分別約為 19.6% 及 28.8%。

再看錯誤指控率。據劉滿新的研究，實際上，說「女性說性侵有可能是誣告」，是在誇大性侵的錯誤指控率。尤其是陶傑式的幽默，似乎誣告或者錯誤指控很常見，並且很多無辜（男）人因此受害。讓我們以外國數字為例，因為香港數字太難搵。

根據英國內政部的統計，英國警方接到的報告中，只有 4% 的性侵犯指控為錯誤指控。根據 Liz Kelly 2009 年和 2010 年的研究報告，在歐盟國家中，錯誤指控率只有 2% 到 6% 之間。性侵的錯誤指控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普遍。

如果仔細拷問這些資料，這些數據還有虛高之嫌。根據 Kelly 的分析，「錯誤指控」 (false allegations) ，其實還包含了那些可能確有發生、但取證困難而無法獲取足夠證據的個案。

2. 文化

但我們不僅要從事實反駁這種心態，更要從社會文化的根源去理解這種心態。我認為，這是社會長久以來存在的，對女性的認識性不正義（epistemic injustice）。這是由哲學家 Miranda Fricker 提出的概念。

別擔心，我可以很將它解釋得很簡單：Fricker關注兩種日常實踐：傳達知識，以及理解（make sense of）我們的社會經驗。

關於傳達知識，存在一種認識論上的不正義，她稱之為「證言不正義」(testimonial injustice)；而關於如何理解我們自身的社會經驗，也存在認識論上的不正義 — — 「詮釋不正義」(hermeneutical injustice)。

舉一個簡單例子：當女性和男性向警察作供時，警察傾向不相信女性，這便是「證言不正義」，即女性證言的credibility很低。

而當一個女性遭受職場性騷擾，如果她所身處的社會尚未對她的這種社會經驗，形成一種「這是性騷擾」的集體共識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而將此看做「調情」時，不止社會其他人無法理解她，甚至她自己也無法很好地理解她所經歷的事情。這種狀態稱之為「詮釋不正義」，簡而言之，即對某種社會經驗缺乏理解的injustice。

#metoo運動的男性恐懼作為一種現象，正正反映了這兩種 injustice，如何長期深植根於社會文化之中。

首先是證言不正義。在網絡上，我們隨處可見，人們在批評「網絡公審」之餘，同時又踩過界 — — 好多言論直接質疑呂麗瑤，說她的話不可信。無論幾多人出來解釋，受害人為何不報警，為何時隔多年先公開，各種心理的、權力的、法律的問題，無論多少細緻分析，那些人的耳朵都好像關上了一樣。為什麼？

在他們心裡，長期形成一種對女性的 testimony（證言）的不信任。或者說，女性的證言，credibility 較低。他們說，女人都是性交後反悔，或者因私怨想藉此報復男方。他們說，女人都是雞，好隨便，怎麼會被性侵。這些所謂的印象，當中的偏見，正正反映了人們對女性證言的不信任。這就是Fricker所說的，testimonial injustice。當口同鼻拗，比如之前幼稚園老師懷疑被強姦案，女方展開案情的那幾天，網絡上已鋪天蓋地說她是「老屈」；直到男方展開案情時，他當然完全否認女方的說法。未判，但你古下網民會信邊個？

在性侵這個議題上，對女性證言的discredit，再深究一層，源於剛才所說的第二種injustice — — 「詮釋不正義」(hermeneutical injustice)。即是說，當社會沒能將女性的經驗，形成一種集體共識（collective understanding），女性口中所說出的感覺、視覺，對社會而言，成了一個異數、難以理解的事情。

這種詮釋不正義是怎樣一回事？在Fricker的理論中，社會每個人都在參與建構某種共同理解，並形成某種集體的詮釋資源（collective hermeneutical resource） — — 就好像一個pool，裡面有好多不同的、用於解釋、理解各種社會經驗的資源。

而造成詮釋不正義，原因是有權力的人或群體，在參與建構某種社會共同理解（collective social understanding）時，擁有相比弱權力者更多的優勢。這些有權力的群體，可以影響社會的集體的詮釋資源，比如令這資源形成一種對某個身份群體的人的偏見。

從而，當有權力者群體去理解自身的社會經驗時，可享有更有利的詮釋資源；而那些弱權力群體的人要理解自身的社會經驗，就無法享有相同的有利自身的詮釋資源去解釋這些經歷，從而他們對自身社會經驗的解釋會在社會共同理解的建構中失聲（be obscure）。

我們可以看回#metoo運動，或性侵議題。當呂麗瑤說出她的經歷，童年性侵，她說，沒有反抗，甚至事後自己收埋，繼續過生日。當我們看到更多的受害者站出來，說，她們沒有反抗，甚至根本無法反抗；而她們亦不想報警，不想公開時，我們看到什麼？社會不理解她們。

無論我們解釋多少次，話，強姦大多數是熟人強姦，熟人強姦有權力關係影響，當事人會因此沒有反抗，不敢反抗，無論我們解釋多少次，即使陌生人強姦，當男性壓倒你時，其實妳係可以動彈不得，無論我們解釋幾多次 — — 社會不理解。甚至連一些女性亦不願相信。

為什麼？

在過去的人類歷史中，在建構社會共識的過程裏，誰是有權力者？誰是權力較多者？一定不是女性。否則如何出現如此多深入人心的偏見？女性不夠男性理性，女性數學不好，女性司機比男性差，女強人好恐怖……社會的詮釋資源，從來都不是有利於女性，包括性侵 — — 誣告，講大話，報復男人，雞……

有些人說，女性在性侵上，天然有道德優勢。那為什麼在法庭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有法官的裁決，即使已經罪成，仍說那個強姦者多麼優秀，前途不能因為性侵犯罪而毀於一旦？史丹佛案，還少嗎？未審先判女性是誣告是雞，還少嗎？優勢究竟在哪裡？

有時我們以為，兒童性侵，是最完美的受害人，幾乎所有人包括高登仔，都會相信孩子的經歷。可是呂麗瑤，不正讓我們明白，根本沒有完美受害人，女性在性侵上亦並非真的有什麼道德優勢。

有權力者，在參與建構社會共同理解時，影響社會的集體詮釋資源，形成一種對女性有偏見的詮釋資源 — — 女性如果沒有激烈掙扎，就不是被性侵；女性如果平日好「隨便」，那她的證詞不具有可信性；如果她事後沒有立即報警，仲同強姦者正常相處，那她就不是被性侵。

高登上、網絡上那些留言，正是這種被偏見影響的社會詮釋資源的體現。

於是，女性在嘗試對自身被性侵的經驗進行理解時，便只能從這種充滿偏見的詮釋資源獲得詮釋：對自己，她可能也會陷入一種自我的譴責當中，無法很好的理解自身經驗；即使她沒有自我譴責，當她希望向別人解釋自己的經驗時，別人卻因為這充滿偏見的集體詮釋資源而無法理解她。

這種現象，在荷里活事件更為顯著。在荷里活性侵風波，陶傑說，演藝圈就是這樣的生態 — — 權色交易。也就是說，在他這幫人看來，演藝圈中發生的，在導演、製片人權力遠大於演員的時候，在那種「不上床就被雪藏」「不除衫就一世都冇機會」的權力關係下，所發生的性行為，亦只是一種交易，而非性侵。

但那只是交易嗎？不。只要違反當事人真實意願的，那就是性侵。

剛才說，當一個社會不認為職場性騷擾是性騷擾，只是調情時，就連女性自己都無法理解自身的經驗。所謂演藝圈的「交易」，就是這樣一種沒被理解的經驗 — — 以權力威逼利誘，其實都可能是性侵，而非只是交易。

過去在建構社會共同理解時，這種經驗當然不會獲得發聲 — — 有權力者如Weinstein，自然擁有比受害女性更多的優勢，去影響社會的詮釋資源，令受害女性禁聲。New York Times 對此有深刻報道。

而這正是#metoo運動爆發，所帶來的一個革命性改變 — — 讓女性的經驗發聲，參與到社會共識的建構當中。讓所有人明白，以前不被認為是性侵的，其實就是性侵行為。

可以說，#metoo運動，正在改變社會共識建構的參與者的權力關係，從前處於低處、弱勢的人，現在被empower，讓她們的經驗被「看見」。讓社會詮釋資源，從以前對她們極為不利、充滿偏見的一方，慢慢轉為平衡。

回歸到男性的恐懼心理。為什麼在錯誤指控率如此低，而強姦入罪率亦如此低的情況下，男性仍普遍抱有這樣一種害怕被屈的心理？我想提出的一個角度是，是否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剛才所分析的，對女性證言可信性的偏見，以及源於女性在#metoo運動中獲得新的權力地位，參與社會共識建構？當女性的經驗獲得比以往更大的聲音時，當定義性侵的權力不再緊緊握在男性手中時，是否，這是男性恐懼的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