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笔记

除了《1984》外，英国作家奥威尔也写过不少很好的杂文。我最近差不多把他的杂文全集看完了，整理了一下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段落。

1，《文学与极权主义》

极权国家的特点在于，虽然它控制着思想，但它并不固定思想。它确立起不容置疑的教条，三天两头就会对它们进行修改。它需要教条，因为它需要臣民绝对的服从，但它无法避免改变，那是由强权政治的需要决定的。它自诩永远正确，与此同时，它对客观真相这个概念启发攻讦。

德国人的情感生活、他们的爱与恨，都是被要求的，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一夜之间加以逆转。

极权主义要求其追随者在情感上作出的突然改变，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是不可能实现的。

2，《英国的反犹主义》

（整篇文章可以直接套用到现在中国对穆斯林黑人和女权的厌恶上。）

人们的思想到了一定的水平，他们就会因为有反犹主义思想而感到羞愧，会小心翼翼地在“反犹思想”和“讨厌犹太人”之间划清界限。

反犹主义是非理性产物。犹太人总指责有特定的罪行（比方说，在排队领食物时行为不端），人们一提到就会义愤填膺。但显然，这种指责只是将某些深深扎根的偏见加以理性化而已。要用事实和统计数据予以反驳是没有意义的。

反犹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相信那些不可能真有其事的故事的能力。

反犹主义是民族主义这个宏大问题的一部分。

3，《政治与英语》

最糟糕的现代创作不是为了表达意思而选择词语，不是为了让意思明朗而创造意象。它是把别人已经安排好的长串长串字眼堆砌在一起，把一派胡言整得象模像样。这种写作套路的吸引力在于，它很容易做到。

如果你用的是现成的语句，你不仅不需要搜肠刮肚地选词，而且不用担心句子的韵律，因为这次语句大体上都是经过编排的，还算比较悦耳动听。

政治演讲和政治文章总是在为无法辩护的事情辩护。像英国对印度继续进行统治...等，其实是刻意为之辩护的，但是辩护的理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在太残酷，太难以直面，而且和政党公开宣扬的宗旨大相径庭。因此，政治语言必须包含大量的委婉措辞、回避问题和云里雾里的闪烁言辞。

未经审判就把人监禁多年，这叫做“消除不稳定因素”...这种浮夸的文法就是一种委婉表达。一大堆拉丁词语像柔软的的白雪一样覆盖在事实之上，模糊了事实的轮廓，掩盖了所有的细节。

清晰语言的大敌是虚伪。当一个人的真实意图和他口头上的意图不一致时，就像本能作祟，他开始说大量冗长和空洞的词语。

4, 《新词》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逻辑清晰，意思清楚。

全文想说的是，因为文字本身有诸多限制，导致就算是最有能力的作家也无法使用语言完全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想要更加准确地表达思想，奥威尔建议，可以自己创造新的词汇。）

5，《出版的自由》

英国的文学审查可怕的事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处于自愿的。不受欢迎的理念会被勒令噤声，不方便的事实被掩盖起来，不需要官方出面。大家心照不宣地认为某一个事件“不宜”提及。

正统理念无处不在，它们被认为是任何思想正确的人都应该不假思索就接受的理念的合集。有些事情并没有明确地被禁止说出来，但要是说出来的话会“不大合适”。

挑战主流正统观念的人都会发现自己被以出乎意料的高效勒令保持沉默。一个真的不受欢迎的意见几乎无法得到公正的表述，无论是在流行的报刊还是在高雅的期刊。

有趣的是，这场波及全国的吹捧我们的盟友的阴谋是在真正的思想宽容的背景下进行的。因为你不能批评苏联政府，至少你可以自由地批评我们自己的政府。

事实上，你能出版反俄书籍，但这么做肯定回倍几乎整个高端出版界忽视或扭曲描述。你会被公开或私下警告，说这么做“不合适”。你所说的事情或许是真实的，但它“不合时宜”，会被这个或那个反动利益团体“利用”。这一态度总是以出于英俄同盟的迫切需要作为理由进行辩护。

英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或它其中的大部分成员，对苏联产生了类似于民族主义的忠诚，他们打心眼里觉得对斯大林的智慧提出质疑就像是在亵渎神明。他们以不同的标准来看待俄国的事情和其他地方的事情。

（这让我想起来，2013年~14年的时候，我阅读到一篇文章，大意说美国和中国在某方面的冲突，会导致美国部分百姓的利益受损。于是，下面的评论区里有不少人反对中国进行如此策略，因为”这会损害到美国老百姓啊！“ 这不是出于什么国际人道主义的思想，他们是习惯站在美国的角度看待问题，所以在他们的脑子中，损害美国百姓=损害自己。他们忘了自己不是美国人。这就是当时中国网民对美国产生了民族主义的感情）

他们接受了这么一个原则：一本书的出版或取缔，被赞扬或批评，不应该取决于它自身的优点或缺点，而是应该取决于它在政治上的权衡利弊。其他人虽然并没有这一想法，但是出于怯懦而表示赞同。

（在现在，很多互联网上的发言，也大多如此，先看站队，站队才是最重要的）

6，《作家与利维坦》

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作者不同，我们的劣势在于，我们生活在壁垒分明的政治意识型态中，总是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思想是异端思想。一个当代文学知识分子总是在担惊受怕中生活和写作。

如果一个当代作家没有被怀疑有反动倾向，这或许证明他不是一个好作家。

（我喜欢这句话）

7，《民族主义小记》

（这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极其好。）

民族主义的特征：

一个人，对国家、团队产生了认同感，将其凌驾于善恶之上，并认为除了维护它的利益之外再无其他责任。

有的时候，人们所忠于的对象甚至不一定真的存在。比如，犹太人、伊斯兰教、基督教国家、无产阶级和白种人，都是热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的对象，但它们存在与否却值得进行严肃的质疑。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拥有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定义。

奥威尔认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同的：

“爱国主义”指的是一个人对某一个地方和某一种生活方式充满了解和热爱，认为它们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并不希望强迫他人接受。爱国主义的本质无论军事上还是文化上都是防御性的。

民族主义则与对权力的欲望是分不开的。每个民族主义者一以贯之的目的就是攫取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权威，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所选择的吞没其个体身份的国家或团体。

一个民族主义者指的是一心只想着或考虑的重点只有争权夺利的人。他眼中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只有强权势力无休止的起起落落，在他看来，每一个事件都象征着己方的阵营蒸蒸日上，而被痛恨的敌方阵营江河日下。

民族主义者并不会遵循投靠最强的一方这一原则。正好相反，在选择了解自己的阵营后，他会说服自己所选择的阵营就是最强大的，即使在全然对己不利的事实面前也能坚持自己的信仰。

每个民族主义者都能做出最厚颜无耻的卑鄙勾当，但由于他知道自己是在为某个比自己更崇高的事物服务，他还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某些人，一旦事关它的民族主义忠诚，他对现实的把握、他的文学品味，甚至是他的道德意识，都错位了。

民族主义思想的几个重要特征：

1，偏执。民族主义者的所思所言所写几乎就只有他自己的团体的优越性。如果他所选择的团体是一个国家，比如说爱尔兰或印度，通常他会声称它不仅在军事力量和政治品质上有其优越性，而且艺术、文学、运动、语言结构、人民的体格美态甚至气候、风景和厨艺都更了不起。他会对诸如旗帜的正确摆放、新闻标题的字体大小和不同国家的名字先后顺序非常敏感。

2，不稳定性。民族主义者的忠诚感很强烈，但它是可以转移的。过去五十年到一百年来，民族主义的移情在文坛知识分子里是普遍现象。再次移情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一个被推崇多年的国家或团体可能突然间变得面目可憎，热情被转移到另一个目标上，中间几乎没有过渡。民族主义者不变的是他的精神状况，而他的情感对象是可以改变的，还可能是虚构的。

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任何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深切的情感是罕见的事情。公共舆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意识到的公共舆论——不允许他这么做。他身边的大部分人都在愤世嫉俗和怨天尤人，出于模仿或纯粹只是出于怯懦，他或许就会形成同样的态度。那样一来，虽然他放弃了最触手可及的民族主义思想，但他并不会拥有真正的国际主义思想。他仍然觉得需要一个祖国，自然而然地会到国外去寻找。找到之后，他会毫无节制地沉溺于那些他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的情感。上帝、国王、帝国、米字旗——所有被打倒的偶像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出现，而由于它们的本质没有被认出来，它们可以被安心地崇拜。民族主义的移情就像替罪羊一样，是在不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的前提下获得救赎的方式。

3，对现实麻木不仁。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能做到对性质相同的事实之间的相似性视而不见。一个英国托利党人会捍卫欧洲自决，却反对印度这么做，而不会感觉自相矛盾。行为的好与坏并不取决于它们自身，而是取决于是谁在施行。几乎所有的暴行——虐待、使用人质、强制劳动、人口迁徙、未经审判判处监禁、捏造事实、刺杀、轰炸平民——如果是“自己人”做的，其道德色彩就会改变。

民族主义者不仅不会去谴责自己人犯下的暴行，而且还能对它们做到充耳不闻。

在民族主义者的思想中，事实可以既是真实的，又是不真实的，既是知道的，又是不知道的。一件已知的事实或许如此不堪忍受，总是被推到一边，不被允许进入逻辑思考过程，又或者它可以被纳入考虑中，但从来不被承认是事实，就算是在自己内心承认也不行。

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宣传作品都是捏造的。史实被打压、日期被修改、话语被断章取义和精心篡改以改变它们的意思（这让我想到澎湃新闻的标题党事故：“解决香港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断水”）。任何觉得不应该发生事件都避而不提，或者予以否认。

蒋介石杀死了数以百计的共产党人...由于之后的世界政治势力重组，他成为反法西斯阵营，因此杀害共产党人的罪行”既往不咎“，或者当作从来没发生过。

当你思考那些用以证明托洛斯基并未在俄国内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精心捏造的谎言时，你很难觉得那些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只是在撒谎。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感觉那个版本的叙事才是上帝眼中的历史，因此篡改事实是正义之举。

民族主义者，一旦涉及到恐惧、仇恨、极度和权力崇拜，对现实的把握就乱了方寸。

8，《射象》

（这篇文章讲述了奥威尔在完全不想杀死一头大象，但是背后跟着2000个期盼他杀象的当地人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殖民地军官的面子，把一头大象杀死了。）

9，《复仇的酸楚》

（在二战结束后，奥威尔和一个犹太青年进入一个关押德国战俘的监狱参观，感受到此时复仇的飘渺。）

确切的说，根本没有复仇这么一回事。复仇是你在没有力量的时候想要做的事情，一旦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消失了，复仇的欲望也随之烟消云散。

不知怎么的，当惩罚战犯成为现实时，它变得不再吸引人。事实上，一旦被关进监狱，他们几乎不像是十恶不赦的人了。

10，《乐观地透过一扇玻璃窗》

（这篇文章讲的是，如果某个记者要报道一个对己方可能不利的真相，是否要报道出来，还是为了利益，撒谎或掩盖？）

根据布雷克的说法，一个被用于不正当目的的真相，比所有捏造的谎言更有威力。......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长期的作用。从长远来看，进步的一方能以谎言作为促进的动力吗？还是不能呢？

那些激烈批评《论坛报》通讯记者的读者指责他捏造事实，但他们似乎还暗示说，就算他所说的都是真的，也不应该披露出来。....要是不利的事实被掩盖起来，英国和俄国的关系将更有可能得到改善。

问题是，要是你对人们撒谎，当真相泄露时，他们的反应会更加激烈。

掩盖真相总有着最堂而皇之的理由，而且这些理由是由最截然对立的两派人马以几乎相同的话提出来的。

一个人不能坦率直言，因为它会被某一个凶险的敌人“所利用”，这么一番论调是不诚实的，因为这些人只有在这么说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才会祭出这番论调。

11，《我为何而写作》

创作有4个动机：

1），纯粹的自我主义

作家都希望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被人提及，能流芳百世，报复那些童年训斥过你的大人，等等。否认这个动机不强烈，基本是在说谎。

2）审美的热情

对文学的美的体验

3）历史动机

希望了解历史的真相，探究事实，保存好历史的原貌，供后人参考。

4）政治目的

此处，”政治“一词取其最广泛的意义。

作家们希望世界往某个方向推动，希望改变其他人对理想社会的看法。没有一本书能够彻底摆脱政治偏见。那种，”艺术不应该和政治挂钩“的看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人认为创作可以回避这个话题，那他们就错了。每个人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阐述这些问题，差别只在于，站在什么立场和采取什么手段。

我写东西，是因为我要揭露某些谎言，我要引起人们对某些事实的关注，我的初衷是找人倾诉。...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当我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时，我写的内容全部空洞无物，只有一堆华丽的辞藻，充斥着无意义的句子、矫情的修饰和连篇的谎言。

乔治奥威尔所在的时间是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有意思的是，当我看他的杂文时，却感觉每一个字都是为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