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变年轻，国民党在变老

2018 年底，蔡英文的政治生命基本只剩下一口气。民进党在 11 月的县市长选举中一败涂地，特别是输掉了长期执政的高雄，在传统票仓台南也只是以 38% 的得票率险胜。蔡英文辞去党主席，支持率不到 20%，似乎注定将在 2020 年成为台湾直选以来唯一无法连任的领导人。

只过了 1 年时间，她就以超过 800 万票成为了台湾选举史上的票王，超过了 2008 年势不可挡的马英九。如此之高的得票率将赋予蔡英文前所未有的政治正当性，即便那些让她在 2018 年受到惩罚的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加剧社会分裂的改革方案；冰冻的两岸关系；张天钦事件暴露的政治腐败。现在，这张清单还要加上对 2018 年多项公投结果的漠视、杨蕙如案牵出的网络水军疑云，以及在立法院粗暴推动“反渗透法”。

所有这些都足以让她的政党的名字蒙羞，也理应让她继续受到惩罚。讽刺的是，台湾民主史上可能没有比蔡英文更幸运的候选人，而她最大的幸运在于对面站着的是国民党。

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有很多弱点。2018 年，他利用民进党的执政失败，大打阶级牌，成功翻转高雄。2020 年，他延续了民粹主义的风格，试图用“台湾安全，人民有钱”的口号复制在高雄的奇迹。然而，就任市长几个月就投入大选，成了他抹不去的政治伦理污点；他在市长选举中开出的空头支票，成了年轻人嘲讽的谈资；他的家族丑闻让“庶民总统”的民粹主义口号显得更像一个巨大的气泡。

但韩国瑜绝不是国民党败选的头号罪人。别忘了，他是通过民主程序赢得了去年的国民党党内初选。真正成问题的是国民党本身，它的重重积弊决定了韩国瑜在一场规模更大的选举中无比脆弱，而无以凭非传统政治人物的优势突破国民党原本的界限。韩国瑜是一个优势与劣势同样突出的战将，而输掉一场战役的主要责任在于他背后的指挥所——如果他真有这么一个指挥所的话。理论上，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应该是战役的总指挥，但他实际发挥的几乎全是负面作用。辞去党主席对他来说只是最轻的惩罚。

在大选的最后关头，韩国瑜其实已经稳住了阵脚。他鼓励支持者对民调电话撒谎，从而破坏了民调的可信度，也避免了负面议题爆发-民调落后-媒体炒作的恶性循环。这种非常规的打法帮助他守住了韩粉和国民党的基本盘，没有像 2016 年仓促迎战的朱立伦那样大输 300 万票。韩国瑜之所以会输，是因为这个基本盘太小了，即便能做到“票票入柜”，也无法与民进党倾巢出动的基本盘相匹敌。

几乎所有民调都显示，韩国瑜在 50 岁以下人群的支持度显著落后于蔡英文。他和国民党的基本盘主要是军公教群体、有国族情结的外省（大陆）移民，加上部分 2018 年被他的民粹主义打动的失意者。其中，外省人随着世代更替，政治上的忠诚度逐渐稀释，年轻人越来越懒得在饭桌上和父母谈论政治，甚至会反过来游说那些 2018 年被“欺骗”了的阿公阿婆，进一步压缩韩国瑜从中间选民和政治冷感者手中拉票的空间。

根本上，国民党的式微是台湾本土化和世代更替不可避免的结果——只要它还是现在这样一个国民党。尽管少子化的趋势让“首投族”数量的增长放缓，但这些上百万的年轻选民基本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相反，国民党的传统票源只会渐渐老去。当泛蓝媒体面对乏善可陈的选情，只能半自嘲地扯到 “90 岁以上选民数量增长”，一个尴尬的事实是，老化的支持者不仅在增幅上微乎其微，在动员、制造声势的能力上也远不及年轻一代。长期来看，如果国民党的选民结构不变，它和民进党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国民党之所以无法吸引年轻人，有多方面的原因。在选举技术上，国民党长期依赖传统的“地面”宣传，这种高成本的动员方式在国民党手握大量资源、信息社会尚不发达的时代是有效的，但也正是这种路径依赖，导致国民党将网络阵地早早地拱手让与民进党。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国民党的宣传品在形式、设计、文案等方面相对于民进党只能用“原始”来形容，其品质之低劣，让人不禁怀疑究竟是真的水平有限，还是被迫迎合支持者的审美惯性——就像你在家庭群里使用“开心送给你”的表情包一样。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固守的意识形态是背离年轻人的。蔡英文的幸运部分在于，她的政党在性别问题上没有太大的历史与现实包袱，她是一个女性候选人，并且在第一个任期内推动了同性婚姻合法化，向年轻人展示了性别政治的进步形象；民进党强硬、敌对的两岸政策，和对台湾主体性的强调，则帮助蔡英文赢得了关于国家认同的身份政治。这些围绕“身份”的神话当然不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就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政治与文化现实。

对于老迈的意识形态路线，国民党内并不是没有反思和叛逆的声音。在同性婚姻专法的立法院投票中，7 名国民党立委投出了赞成票，包括 4 名女性立委（林奕华、许淑华、李彦秀和柯志恩）、同于 1978 年出生的不分区立委许毓仁和蒋家第四代蒋万安。然而，这些新一代立委迟迟未能从老一辈手中争取到应有的话语权，使得国民党在老人政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和年轻选民的距离越来越远。

2020 年大选中，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提交的不分区立委（占立法院 113 席中的 34 席）推荐名单，竟比 2016 年时任党主席朱立伦提交的更为保守，甚至把 71 岁的吴敦义本人列入了安全区域（各政党不分区立委名额按政党票比例分配，依次递补）。面对青壮派市议员的通宵抗议，吴敦义只对名单作了小修小补，直接冲击了立委选情。而在国民党初选中，“大佬”们对郭台铭的态度左右摇摆，最终导致蓝营的严重内耗与分裂。2018 年依靠对民进党的不满大获全胜的国民党，不到 1 年时间就将政治红利消耗殆尽，不仅没能乘胜改革，反而固化了既有的权力分配。

“在令人失望这一点上，国民党从来没令人失望过。”当长袖善舞的蔡英文以各个行政职缺为犒赏，统合各派各系，反对她的独派老人也逐渐边缘化时，国民党从百年党史中继承的只有内斗内行的负资产；当民进党早已通过反服贸运动收编了新一代的台大精英和政治素人，可以用立委候选人组成偶像团体时，国民党内几乎看不到 40 岁以下的政治明星。候选人的老化和支持者的老化，构成了一组恶性循环。此次大选的区域立委部分，国民党的整体颓势连带牺牲了李永萍、柯志恩、李彦秀这些中生代的女性候选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蒋万安能守住台北第三选区，击退民进党强推、媒体热捧的吴怡农，已属侥幸，否则，国民党的世代交替——如果真有这么一天的话——可能连旗手都找不到。

虽然在蒋家陵寝被泼漆事件中，蒋万安的低调反应被批评为不忠不孝，但他对两蒋的刻意疏远确实是一种寻求“改变”的无奈挣扎。相反，国民党的主流至今仍蜷缩在两蒋的阴魂之下。究其根本，尽管蒋经国后期一手推动了台湾从威权向民主政治转向，国民党自身却未能与时俱进，极不适应蓬勃成长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的游戏规则。除了选民结构的老化、权力分配的封闭、选举语言的陈腐，国民党在最大反对党的位子上也毫无建树。陈水扁、蔡英文执政期间，民进党遭遇的主要挑战都不是来自国民党：“倒扁”运动是由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动；反对“劳基法”修订、揭发“私烟案”的主力是同属泛绿阵营的政党时代力量；张天钦事件中的秘密录音由民进党籍官员泄露；蔡英文的学历问题是民进党内独派强打。此次大选前不到 2 周，面对煽动恐中情绪、存在明显程序瑕疵的“反渗透法”，国民党仍不敢放手一搏，选取了最温和的抗议方式——“缺席投票”的画面，对见证了 2015 年那场“等埋发叔”闹剧的人来说，也许颇为眼熟。

国民党的制衡不力，不仅损害了自身，也损害了民主政治。如果说两党制的基本逻辑是用选票惩罚执政者，那么 1 月 11 日这天的投票结果没有惩罚、而是概括式地认可了蔡英文第一个任期中的所有争议政策。挟“民意”之授权，民进党可以底气更足地兜售它的意识形态，包括采取更坚定的反中立场。如果国民党（大概率地）无法顺利完成世代更替，而民众党受制于选举制度、资源劣势和柯文哲本人政治魅力的消退，台湾可能进入一党长期执政的时期——前提是，民进党不会毁灭自己。

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中，民进党的胜利是脆弱的。它不是建立在强劲的经济、缓和的阶级关系、对社会关切的积极响应上，而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尤其是恐惧之上。《纸牌屋》第四季结尾，Underwood 夫妇面对艰困的选情，藉一起极端分子绑架事件发动了反恐战争，甚至将治安事件列为疑似恐袭，通过媒体放大恐慌，用全社会的紧急状态阻断了选举这一政治过程。某种程度上，蔡英文 2019-2020 年的翻身是对 Underwood 夫妇的致敬。她抓住了北京趋于强硬的姿态，编织了一套“亡国感”的叙事，在 6 月之前就大幅缩小了和对手之间的差距。借助“九二共识=一国两制”这一可疑的逻辑基点，她给国民党的两岸论述套下了紧箍咒，直到年底都让国民党在“反渗透法”角力中进退失据——若反对，按民进党的说法，就是做了北京“最希望的事”。6 月爆发的修例风波，经由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以“港台联动”的运动形式渗透进台湾的选举话语，填充了民进党年初编订的八股文。自此，两条支持率的曲线交叉（一如陆台两地的心理距离）。11 月澳大利亚媒体掀起的“王立强案”，虽因过于荒诞不经而终归风平浪静，但其煽动恐惧的选举价值已被榨取殆尽。

（在此吐槽一下澳大利亚媒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而在澳大利亚，只需要 The Age、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和 ABC 在选举前两天说一声就够了。）

然而，我有些怀疑，“亡国感”在此次选举中的动员作用究竟是不是偶然的。Readr 对近两千名“韩粉”“英粉”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要求受访者在经济发展、秩序、守法、民主、自由、平等中选择两项，组合为“想给下一代的社会”。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民主”是“韩粉”的优先选项，而该组合仅获得 9.6% 的“英粉”认可，53.2% 的“英粉”选择了“民主、自由”。这一取态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如同一份调查显示的，相较于“韩粉”普遍流露的相对被剥夺感，绝大部分“英粉”都对民进党展示的经济数据表示买账；另一种是，台湾千禧一代和 Z 世代的年轻人，如同日本、香港的对应样本，在一个相对发达的社会中已经朝“后物质主义”转向：价值观，而非物质财富的积累，才是政治参与的最大动力，以及衡量安全感的尺度。韩国瑜“台湾安全，人民有钱”的竞选口号，至少在年轻选民中，可能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相反，响彻蔡英文造势活动的 “2020，台湾要赢”，虽然失之空洞，却更好地击中了年轻人对一种独立、本土的身份的渴求。

假如后一种分析不错，那么需要从“经济牌”迷思中猛醒的不仅有国民党，还包括北京。无论是单方面的惠台政策，还是切断赴台自由行的“惩罚”，遵循的其实是同一套逻辑，而这套逻辑对年轻一代来说是无感的。对台湾的国际封堵，固然起到法理上遏制“台独”的作用，却恰好落入民进党设置的话语陷阱，激化了对大陆的恐惧、仇恨和对抗。如果北京更在意的是真正团结台湾人民，而不是对内某种展演性的政治姿态，是时候正视一代人的渴望与焦虑了。这条跨越海峡的路线的重建，或许必须始于海峡这一侧的改变。（1月11日，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