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核酸：打工的人，没有权利回家

1月20日中午，国家卫健委突发规定，要求春节返乡人员需持有7日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够返乡，且需接受当地政府的网格化管理，实施14天居家健康监测。消息一出，全网炸开，政策模糊性与荒谬性令人难以接受，有网友甚至将微博@央视新闻 下方评论归集为《“返乡核酸证明”八十一问》，一个个无解的问号。

规定指出，进入冬季以来，农村地区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明显增加，农村地区防控能力薄弱、疫情防控难度大，春运人员流动将进一步加大疫情传播风险。故要求从外地返回农村地区的特定人员（“返乡人员”）必须持有7日阴性核酸报告才可回乡，这类人群以跨省份返乡人员为主；并在返乡后第7天和第14天分别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这里有很多关键词，“农村”、“跨省返乡人员”、三次“核酸”，字字有份量，有说不完的故事，就像上述的九九八十一问。问题在哪？相信没有人会对春节期间潜在的疫情反扑危机有异议，鼓励留城过年、减少春节流动是必需且必要的措施，但是特意针对农村人口出台这样的核酸政策，就没有一丝的不对劲吗？

为什么要限定“农村地区人员”？

新冠病毒会挑人传播、看人生病吗？

的确会，但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早期新冠疫情全球大蔓延始初，富人是最主要的病毒携带和输入群体——这些能够有机会、有钱进行频繁长途旅行的中产人群，把病毒带到了全球每一个社区角落。然后呢，他她们因有“钱”而享有好的医疗救治资源，但是那些被传染的打工人社群、穷人社区，狭窄的生存环境和落后紧缺的卫生条件，加重了穷苦打工者的疫情危机。高死亡率的不仅仅是老人，还有穷人劳动者。

所以，病毒会挑人传播，是中产的、长期省际/国际旅行的有钱人在传播，但是生病的是贫穷城中村/贫民窟的一线打工者们。中国也是如此，在疫情后期，主要的新冠病例均是在核心大城市、以境外输入的国际旅行者携带者病例为主，从来都不是农村务工人员。

这一次，仅仅是因为偶发的石家庄疫情发生在了农村地带，就将农民工描述为病毒传播者，这不公平、更不合理。即便进入疫情稳定常态化的的国内，农村和城市人群可能携带病毒的可能性或许已经趋同，又为何歧视性区别对待返乡的农民工？城市人口的返“市”移动则可以被定义为安全？看来，新时代的户籍=核酸阴性通行证。

政策刚出来那会，网络上骂声满地，“返乡人员”一词的模糊性另所有人陷入躁动；尔后，政府才紧急补充解释，限缩“返乡人员”定义为从外地返回农村地区人员。这下，网络又开始安静下来了，侥幸与自己无关；而真正被政策左右的“返乡”农民工，身份上的“软柿子”，至始至终都不被允许表达观点（或被无视）。向来没有话语权的工人，也不被允许说话，这样的政策出来，只有无条件接受的份。

检测是防疫，也是对底层劳动者的“惩罚”

核酸作为流动安全的保证，我们不能否认，也应支持。但是在国家卫健委的文件下，我们分明看不出对底层劳动者的共情，完全是赤裸裸的“恐吓”压制——“我并非不让你回家，但是你要回家的话也可以，你要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这么xxx多，你好好看着办吧”。政策表面看似有选择，其实没有选择，至少对于返乡的跨省农民工而言，没有一丁点选择。

“出行前一次7日核酸，居家7、14天各两次监测”。三次核酸检测意味着什么？需持核酸报告的返乡最大人群，就是跨省农民工，每年珠三角、长三角、华北春节大移民，个个都是目标群体。全国各地的一次核酸费用100-200元不等，全部需自费。上海是全国最低工资最高的城市，为2480元/月，即114元/天；也就是说，三次核酸检测费将去掉一个上海基层工人的三天工资，这还未加上做核酸需要请假损耗掉的工时工资。

这一笔账必须得算。

几百块钱的检测费用对于城市的中产而言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劳动者而言，确实一笔大帐，晃的一下就没了，比一年或数年回一次家的车票钱花得更加无影无踪——什么也没买到，一张报告贵过自己一天的苦力钱。劳动者常年很少回家，并非不想家，而是回家成本高，农业没落，被资本市场化，缺乏就业机会，不得不抛家弃子蜗居城市打工，为了省钱不得不只能数年才回一次家。这每一项都不是自愿的。

可是，春节防疫并非只有惩罚性“核酸检测”一条路。当下，已经有多个城市陆续发布春节就地过年补贴政策，天津、上海、深圳、江苏等地都在发放现金券或电子红包（消费券就算了），部分企业也出招补贴留城打工者。这样的补助政策，一方面可以刺激务工者留城，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疫情再爆发时工人返工、企业复工的双难境地，对经济发展绝对有正向作用，远远超过发放的现金券价值。这样的替代性激励政策才应该是着重要推广的实质措施，为何不着重呢？核酸作为安全通行证，作为雇主的企业和工人（缴费）的工会（福利）组织，难道不应该承担员工核酸检测费用吗？于单位员工健康、企业稳定生产、国家防疫，都是应做之举！

当核酸成了没有得选择的回家选项，这就变成了赤裸裸的国家式的“惩罚”。农村人不仅要背负户籍制度带来的福利不公平，无法享有城市的教育、住房甚至对等的医疗保障，在今日，还需要承担额外的防疫“惩罚”。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者，又何曾见过城市管理者主动承担对底层劳动者的社会责任呢？以核酸报告“惩罚”经济弱势的劳动者，既是政府的懒政，也是国家式的“以罚代管”。舍本逐末的同时，隐藏在背后的是对低收入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漠视和劳动价值的缺乏尊重。

劳动者的迁徙权与资本家（有钱的人）的迁徙权是不对等的，同一份核酸钱，背后是不同程度的权利让渡和牺牲。劳动者的自由返乡迁徙被要求付出代价，代价的成果是为来年企业/国家创造好的稳定经济发展环境；但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不会回馈到劳动者工资手上——2020年全年没有一个城市调整工人最低工资，但是物价水平却在砰砰往上涨，中央银行更指出2021年物价水平将大概率“保持温和上涨”。你信吗？

所以，农村打工人是没有权利回家的，春节大概也不是工人的节日，疫情让这种不平等显得更为赤裸。防疫的代价，不是给我们涨工资，而是让钱贬值，让物价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