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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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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我和父亲的分歧

Sha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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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强烈的仇美情绪应该是拜官媒所赐,可惜他分不清敌我,恨错了人,他的渔具生意最红火的那些年,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做什么都赚钱,整个国家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后来中美交恶,新冠疫情爆发,百业凋敝,官方颁布的“禁渔令”更是直接杀死父亲的生意,早在动态清零以前,他便领教过渔业执法人员的层层加码。

1

今年春节,我去枣阳的弟弟家里呆了两天,和父亲一起吃了三顿饭,象征性地和父亲聊天,谈论时局,还有父亲的养老金,他72岁,每月可领100多元的农村养老金。近些年每逢春节,每次和父亲聊完天,我都想写点什么,盘点我和父亲的分歧,今晚从超市购物回来,不到睡觉时间,突然很想写,在餐桌上用 iPad 写了两小时,思绪很乱,只完成下面一小段:

2007年上半年,我没有工作,窝在家里,在父亲的渔具店帮忙。我们在枣阳没有自己的房子,一家四口租住在廉价旅馆的两个单间。我和弟弟到了适婚年龄,都没有女朋友。一天中午,父亲在餐桌上感叹:“家里现在最要紧的是买房。”我心想买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难道不是家人之间的交流,比如谈论人生和理想。我对父亲说:“还有比买房更要紧的事情。”父亲惊讶地问:“是什么?”我猛然意识到和父亲谈论人生和理想是荒谬的,于是沉默。父亲追问:“到底是什么比买房更要紧?”我慌了神,开始支支吾吾,语无伦次。

2

寒潮又来了,明天注定晚起,利用晚睡的契机,继续盘点我和父亲的分歧。接下来这个案例,严格来说不算分歧,归根到底还是缺乏交流,我和父亲丧失了与对方沟通的能力和欲望,这比任何具体的分歧更可怕。

春节前那次寒潮更猛烈,父亲带着我的侄子来襄阳玩了几天,然后和母亲一起回枣阳。大雪导致高铁瘫痪,父母和侄子在襄阳东站滞留7小时,未能成行,花50元坐出租车原路返回,第二天改乘汽车。

父亲一大早去汽车站打探消息,确认有班车回枣阳,吃完午饭就走。在餐桌上,父亲问我23路公交是不是循环线,我不知如何作答。我住在航空路民发广场附近,父亲乘坐515路公交去汽车站,乘坐23路公交返回,回来时方向弄反了,幸亏汽车站距离23路终点很近,公交车绕了一圈,又回到正确的方向,司机没让父亲补票。23路公交从汽车站开往万达广场,再到七里河终点站,这段路迂回曲折,但只占全部运营路线很小一部分,不能据此判定23路是循环线,父亲对襄阳不熟,我无法向他解释这些细节。

我提议送父母和侄子去汽车站,让他们先等我一会儿,我清理厨房。父亲坚持不让我送,拖着行李走了,大约5分钟后,我出门追赶,在民发广场东侧远远地望见他们的背影。父亲走在最前面,似乎准备过马路,正在等红灯,我大声呼喊,快速跑到父亲身边,问他要去哪里,父亲说去马路对面坐23路公交,我说错了错了,不用过马路,就在这边坐车。

父亲喝了酒,眼里布满血丝,他有些迷糊,说他从汽车站回来时在马路对面下车,既然23路是循环线,在哪里下也应该在哪里上。我感到愤怒,又很难过,突然明白父亲为何关心23路是不是循环线,他不确定在哪里上车,又不好意思直接问,只能拐弯抹角地打探。循环线也有方向,父亲充满谜之自信,带着家人往错误的方向狂奔,万一在马路对面上了车,可能会一直坐到十公里外的东津新区,当天就不用回枣阳了。

3

刚刚过去的春节,饭后和父亲聊天,说起我的性格。父亲认为,我在职场上颠沛流离,最后落得中年失业,生活无着,都怪我的性格。“性格即命运,”父亲言之凿凿地说。我不否认我的性格有缺陷,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我在职场遇挫,可是父亲只看到性格,不能理解我在职业上的追求和挣扎。

早在近20年前,也是在春节餐桌上,父亲教导我:“不要频繁跳槽,有份工作就行,做什么不重要,作为普通人,混口饭吃最重要。”他怎么能对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说这样的话?父亲的势利和短视对我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压低了我人生的上限。

我有一个堂弟,高中没毕业,没有正经工作,沉迷于网络游戏。堂弟通过游戏相关业务挣了一笔钱,又全部亏掉,还欠了几万的债。催债电话打到叔叔家里,父亲听闻此事,给出的建议让我瞠目结舌:“和他断绝关系!”

不太明白父亲的脑回路,只要下一代“不成器”,甚至哪里让他不满意,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断绝关系。20多年前的元宵节,我邀请大学同学到家里吃晚饭,母亲在厨房忙碌,我和同学出去逛街,参观他的高中母校,我们天黑才回家,错过了开饭时间,父亲一怒之下要和我断绝关系,不让我上学。

堂弟的婚事一度是家族内部的焦点议题,也是我和父亲在春节餐桌上必聊的话题,我们的观点针锋相对,不可调和。我至今不能原谅父亲针对堂弟的暴论,他的势利和短视我已见怪不怪,但还是低估了他言论的残暴。

堂弟年过30,多次相亲失败,看上去这辈子要打光棍,我强调一胎政策导致的性别比例失调是堂弟结婚难的深层次原因,父亲不以为然:“男多女少又怎样,有本事还怕娶不到媳妇?”有人给堂弟介绍二婚的女人,他不答应,父亲点评:“还不答应?到时候连三婚的都找不到!”

婚姻是自己的事,旁人无权干涉,父亲觉得他作为长辈有义务为堂弟的婚事操心,他说那些话也是为堂弟好。我提醒父亲他并非真正关心堂弟,如果不能提供帮助,离堂弟远一点,就是对他最大的好。

今年春节,堂弟的婚事首次未被我和父亲提及,毕竟我们只是象征性地聊天。

4

新冠疫情爆发的那个春节,我和父亲在一起,他守在电视机前追踪疫情数据,我翻墙浏览境外媒体,我们有过一次精彩的对话。

“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要来武汉了。”

“他当然要来看热闹,武汉乱成这样,他肯定高兴死了。”

我说储百亮不顾个人安危赶往现场,是履行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不会因为武汉受难而高兴,父亲对我的说法不屑一顾,我出离愤怒。父亲的愚昧令人发指,他在县城生活了大半辈子,自诩见过世面,但本质上还是只有小学文化的村夫。

父亲长期收看 CCTV,在纸媒兴盛的年代,他订阅过几年的《楚天都市报》,殊不知官方的报纸和电视都有毒,看得越多人越傻。父亲不相信美国的记者会真正关心中国的疫情,在我的农村老家,有人会因为仇人家里失火而幸灾乐祸,如果自己家里失火,仇人也一定会幸灾乐祸,这是父亲坚不可摧的逻辑。

俄乌战争爆发快一年时,我和父亲在春节的餐桌上闲聊,我说普京是俄罗斯的罪人,他悍然发动侵略战争,自绝于国际社会,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因此更加艰难。父亲却高度评价普京,说这个地球亏得有他,美国才不敢为所欲为。

父亲强烈的仇美情绪应该是拜官媒所赐,可惜他恨错了人,他的渔具生意最红火的那些年,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做什么都赚钱,整个国家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后来中美交恶,新冠疫情爆发,百业凋敝,官方颁布的“禁渔令”更是直接杀死父亲的生意,早在动态清零以前,他便领教过渔业执法人员的层层加码。

我和父亲谈到最近连任的人民领袖,父亲说他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没有哪个领袖不想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按照父亲的荒诞逻辑,希特勒是为了德国好,斯大林是为了苏联好,金正恩当然也是为了朝鲜好。

“您被 CCTV 洗脑了。”

“你被美国洗脑了,不要整天谈论政治,先想办法过好自己的日子。”

5

家里地方不够,我和侄子在家门口的酒店住了四天,第三天晚上9点多,父亲突然到访酒店房间,显然是在前台查到我的房间号,我有些恼火,不明白他为何不给我打电话。

我和父亲连续三天在餐桌上面对面,各自埋头吃饭,未作实质性交流,我们都清楚对方的德性,不想没话找话,自讨没趣。今晚他不请自来,是想问我春节后是否还需要母亲来帮忙,我趁机和他痛快地聊了一回。父亲坐在靠窗的迷你沙发上,我在窗前站立,两眼紧盯窗外,全程侧对父亲。聊着聊着我彻底爆发,态度空前强硬,不止一次对父亲下逐客令,他终于被惹怒,一言不发地离开。9岁的侄子坐在书桌前用我的 iPad 追动漫剧,未受我和父亲谈话的影响。

女儿出生后,母亲大部分时间呆在襄阳,帮忙做饭和照顾孙女,父亲住在枣阳弟弟家里,没有母亲做饭,他很可怜,经常一个人点外卖。弟弟有两个孩子,母亲在枣阳需要做6个人的饭,我不希望她做那么多人的饭,可是父母没有自己的房子,母亲不管住哪边,都自然承担为全家人做饭的重任。

我向父亲表明,母亲是否来襄阳取决于她自己,她想来就来,房间为她保留,我睡沙发。我说我不需要母亲当保姆,她年纪大了,在襄阳可以少做两个人的饭,相对轻松。

父亲对我的态度很不满,说关键是要把孩子照顾好,我说这就不用您操心了,照顾女儿是我的事,以前是您和母亲照顾我,现在轮到我照顾自己的孩子,我的下一代不用您操心,父亲被我气得说不出话。

我切换话题,问父亲是不是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他说卖了三万块钱,钱存起来了。前年秋天,我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卖房的事,买主是同村的邻居,老屋很快被拆,遗址上面盖起新房,邻居的儿子结婚需要房子。

我在老屋住了十多年,上大学才离开,留下很多回忆,不能原谅父亲不声不响就把房子卖了,让我彻底失去故乡,不过也怪我,活得像条野狗,才会迫切怀念一个早已不复存在的故乡。

老屋始建于1985或1986年,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三间平房,客厅居中,两侧是卧室和储物间,一共四个房间,客厅背后是通往屋顶的楼梯,作为附属建筑物的厨房位于西侧,是一间低矮的瓦屋。父亲建房花了近一万元,没有多余的钱装修,我们在毛坯房里住了好几年,那个年代的毛坯房很原始,地面是坚硬的泥土,只有父母的房间是水泥地面。父亲的渔具生意刚起步,建房让他元气大伤,接下来很多年资金周转困难,装修房子时还找亲戚借钱。1998年,我们全家最后一次在老屋过年,后来再也没人回去,老屋长期空置,成为破败不堪的鬼屋。

我和父亲都是这世上的过客,不该留恋住过的房子,土地更是属于国家,父亲所拥有的只是宅基地使用权,人死了权利自动消失。我和弟弟在城里买了房,户口已迁出农村,不能持有或继承老家的宅基地,父亲卖房是符合理性的选择,但我认为他有义务告诉我。

6

父亲65岁时,每月可领约70元的农村养老金,这点钱他看不上眼,从未支取。父亲对未来有美好的预期,2018年春节前夕,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将30多万现金全部拿去进货,盘算着再干几年,就不用为养老金发愁。

2018年是转折点,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诸多因素导致父亲的渔具生意开始萎缩,2019年枣阳遭遇大旱,父亲的生意雪上加霜,2020年更糟糕,渔具店两个月没开门,货物堆积在仓库里,父亲的退休计划被打乱。

垂垂老矣的父亲依然每天早出晚归,在赚不到钱的渔具店苦苦坚守,哪有什么退休可言?挺住便是一切。

“那笔钱还不如买房呢?您和母亲年纪大了,应该有自己的房子,30万足够在县城买个二手房。”

“不进货拿什么卖?亏你还学了经济学,对我的生意一窍不通,不要操我的心。”

“我们都不用对方操心,这样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您走吧,早点休息。”

晚上父亲喝了不少白酒,处于轻度或中度酒精中毒状态,对我的激烈言辞反应迟钝,他像一只斗败的公鸡,赖在迷你沙发上不肯走,我又说起他的养老金。

“太不公平了!每月100多,能买什么?您的养老金是国家的一块遮羞布,还不如没有。”

“国家还不富裕,不可能让人人都拿几千块。”

“这个国家可富裕了,问题是他们再有钱也不会给你,因为你不重要。”

父亲祭出杀手锏,奉劝我先想办法过好自己的日子,我受够了他这句话,破罐子破摔地说:“那个人不死,我没法过好自己的日子!”

伟大的人民领袖不幸躺着中枪。

7

父亲邀请我去枣阳弟弟家里过年,说是在一起热闹,可我没心情过年,也不需要虚假的热闹。父亲不明白,他不能代替弟弟邀请我,向他指出这点很残忍。父母支持我和弟弟买了房,对于在人生暮年拥有自己的房子,他们的态度异常消极:“买房干嘛?谁知道还能活几年?”

我还是去了枣阳,只要父母还活着,就免不了和他们一起过年。我携带老婆和女儿,于腊月二十九日傍晚抵达弟弟家,母亲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正月初一下午,我一个人仓促逃离枣阳,和父亲在二桥头南的碧桂园小区门口告别,老婆和女儿在枣阳呆到正月初八,女儿要吃奶奶做的饭。

整个正月,我都在盘点和父亲的分歧,必须趁热打铁地写,不然可能永远没机会。

2019年1月,父亲的渔具店面临拆迁,他在废墟上支撑了几个月后搬到新的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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