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我和父亲的分歧

3 月 9 日

父亲强烈的仇美情绪应该是拜官媒所赐，可惜他分不清敌我，恨错了人，他的渔具生意最红火的那些年，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做什么都赚钱，整个国家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后来中美交恶，新冠疫情爆发，百业凋敝，官方颁布的“禁渔令”更是直接杀死父亲的生意，早在动态清零以前，他便领教过渔业执法人员的层层加码。

1

今年春节，我去枣阳的弟弟家里呆了两天，和父亲一起吃了三顿饭，象征性地和父亲聊天，谈论时局，还有父亲的养老金，他72岁，每月可领100多元的农村养老金。近些年每逢春节，每次和父亲聊完天，我都想写点什么，盘点我和父亲的分歧，今晚从超市购物回来，不到睡觉时间，突然很想写，在餐桌上用 iPad 写了两小时，思绪很乱，只完成下面一小段：

2007年上半年，我没有工作，窝在家里，在父亲的渔具店帮忙。我们在枣阳没有自己的房子，一家四口租住在廉价旅馆的两个单间。我和弟弟到了适婚年龄，都没有女朋友。一天中午，父亲在餐桌上感叹：“家里现在最要紧的是买房。”我心想买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难道不是家人之间的交流，比如谈论人生和理想。我对父亲说：“还有比买房更要紧的事情。”父亲惊讶地问：“是什么？”我猛然意识到和父亲谈论人生和理想是荒谬的，于是沉默。父亲追问：“到底是什么比买房更要紧？”我慌了神，开始支支吾吾，语无伦次。

2

寒潮又来了，明天注定晚起，利用晚睡的契机，继续盘点我和父亲的分歧。接下来这个案例，严格来说不算分歧，归根到底还是缺乏交流，我和父亲丧失了与对方沟通的能力和欲望，这比任何具体的分歧更可怕。

春节前那次寒潮更猛烈，父亲带着我的侄子来襄阳玩了几天，然后和母亲一起回枣阳。大雪导致高铁瘫痪，父母和侄子在襄阳东站滞留7小时，未能成行，花50元坐出租车原路返回，第二天改乘汽车。

父亲一大早去汽车站打探消息，确认有班车回枣阳，吃完午饭就走。在餐桌上，父亲问我23路公交是不是循环线，我不知如何作答。我住在航空路民发广场附近，父亲乘坐515路公交去汽车站，乘坐23路公交返回，回来时方向弄反了，幸亏汽车站距离23路终点很近，公交车绕了一圈，又回到正确的方向，司机没让父亲补票。23路公交从汽车站开往万达广场，再到七里河终点站，这段路迂回曲折，但只占全部运营路线很小一部分，不能据此判定23路是循环线，父亲对襄阳不熟，我无法向他解释这些细节。

我提议送父母和侄子去汽车站，让他们先等我一会儿，我清理厨房。父亲坚持不让我送，拖着行李走了，大约5分钟后，我出门追赶，在民发广场东侧远远地望见他们的背影。父亲走在最前面，似乎准备过马路，正在等红灯，我大声呼喊，快速跑到父亲身边，问他要去哪里，父亲说去马路对面坐23路公交，我说错了错了，不用过马路，就在这边坐车。

父亲喝了酒，眼里布满血丝，他有些迷糊，说他从汽车站回来时在马路对面下车，既然23路是循环线，在哪里下也应该在哪里上。我感到愤怒，又很难过，突然明白父亲为何关心23路是不是循环线，他不确定在哪里上车，又不好意思直接问，只能拐弯抹角地打探。循环线也有方向，父亲充满谜之自信，带着家人往错误的方向狂奔，万一在马路对面上了车，可能会一直坐到十公里外的东津新区，当天就不用回枣阳了。

3

刚刚过去的春节，饭后和父亲聊天，说起我的性格。父亲认为，我在职场上颠沛流离，最后落得中年失业，生活无着，都怪我的性格。“性格即命运，”父亲言之凿凿地说。我不否认我的性格有缺陷，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我在职场遇挫，可是父亲只看到性格，不能理解我在职业上的追求和挣扎。

早在近20年前，也是在春节餐桌上，父亲教导我：“不要频繁跳槽，有份工作就行，做什么不重要，作为普通人，混口饭吃最重要。”他怎么能对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说这样的话？父亲的势利和短视对我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压低了我人生的上限。

我有一个堂弟，高中没毕业，没有正经工作，沉迷于网络游戏。堂弟通过游戏相关业务挣了一笔钱，又全部亏掉，还欠了几万的债。催债电话打到叔叔家里，父亲听闻此事，给出的建议让我瞠目结舌：“和他断绝关系！”

不太明白父亲的脑回路，只要下一代“不成器”，甚至哪里让他不满意，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断绝关系。20多年前的元宵节，我邀请大学同学到家里吃晚饭，母亲在厨房忙碌，我和同学出去逛街，参观他的高中母校，我们天黑才回家，错过了开饭时间，父亲一怒之下要和我断绝关系，不让我上学。

堂弟的婚事一度是家族内部的焦点议题，也是我和父亲在春节餐桌上必聊的话题，我们的观点针锋相对，不可调和。我至今不能原谅父亲针对堂弟的暴论，他的势利和短视我已见怪不怪，但还是低估了他言论的残暴。

堂弟年过30，多次相亲失败，看上去这辈子要打光棍，我强调一胎政策导致的性别比例失调是堂弟结婚难的深层次原因，父亲不以为然：“男多女少又怎样，有本事还怕娶不到媳妇？”有人给堂弟介绍二婚的女人，他不答应，父亲点评：“还不答应？到时候连三婚的都找不到！”

婚姻是自己的事，旁人无权干涉，父亲觉得他作为长辈有义务为堂弟的婚事操心，他说那些话也是为堂弟好。我提醒父亲他并非真正关心堂弟，如果不能提供帮助，离堂弟远一点，就是对他最大的好。

今年春节，堂弟的婚事首次未被我和父亲提及，毕竟我们只是象征性地聊天。

4

新冠疫情爆发的那个春节，我和父亲在一起，他守在电视机前追踪疫情数据，我翻墙浏览境外媒体，我们有过一次精彩的对话。

“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要来武汉了。”

“他当然要来看热闹，武汉乱成这样，他肯定高兴死了。”

我说储百亮不顾个人安危赶往现场，是履行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不会因为武汉受难而高兴，父亲对我的说法不屑一顾，我出离愤怒。父亲的愚昧令人发指，他在县城生活了大半辈子，自诩见过世面，但本质上还是只有小学文化的村夫。

父亲长期收看 CCTV，在纸媒兴盛的年代，他订阅过几年的《楚天都市报》，殊不知官方的报纸和电视都有毒，看得越多人越傻。父亲不相信美国的记者会真正关心中国的疫情，在我的农村老家，有人会因为仇人家里失火而幸灾乐祸，如果自己家里失火，仇人也一定会幸灾乐祸，这是父亲坚不可摧的逻辑。

俄乌战争爆发快一年时，我和父亲在春节的餐桌上闲聊，我说普京是俄罗斯的罪人，他悍然发动侵略战争，自绝于国际社会，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因此更加艰难。父亲却高度评价普京，说这个地球亏得有他，美国才不敢为所欲为。

父亲强烈的仇美情绪应该是拜官媒所赐，可惜他恨错了人，他的渔具生意最红火的那些年，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做什么都赚钱，整个国家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后来中美交恶，新冠疫情爆发，百业凋敝，官方颁布的“禁渔令”更是直接杀死父亲的生意，早在动态清零以前，他便领教过渔业执法人员的层层加码。

我和父亲谈到最近连任的人民领袖，父亲说他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没有哪个领袖不想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按照父亲的荒诞逻辑，希特勒是为了德国好，斯大林是为了苏联好，金正恩当然也是为了朝鲜好。

“您被 CCTV 洗脑了。”

“你被美国洗脑了，不要整天谈论政治，先想办法过好自己的日子。”

5

家里地方不够，我和侄子在家门口的酒店住了四天，第三天晚上9点多，父亲突然到访酒店房间，显然是在前台查到我的房间号，我有些恼火，不明白他为何不给我打电话。

我和父亲连续三天在餐桌上面对面，各自埋头吃饭，未作实质性交流，我们都清楚对方的德性，不想没话找话，自讨没趣。今晚他不请自来，是想问我春节后是否还需要母亲来帮忙，我趁机和他痛快地聊了一回。父亲坐在靠窗的迷你沙发上，我在窗前站立，两眼紧盯窗外，全程侧对父亲。聊着聊着我彻底爆发，态度空前强硬，不止一次对父亲下逐客令，他终于被惹怒，一言不发地离开。9岁的侄子坐在书桌前用我的 iPad 追动漫剧，未受我和父亲谈话的影响。

女儿出生后，母亲大部分时间呆在襄阳，帮忙做饭和照顾孙女，父亲住在枣阳弟弟家里，没有母亲做饭，他很可怜，经常一个人点外卖。弟弟有两个孩子，母亲在枣阳需要做6个人的饭，我不希望她做那么多人的饭，可是父母没有自己的房子，母亲不管住哪边，都自然承担为全家人做饭的重任。

我向父亲表明，母亲是否来襄阳取决于她自己，她想来就来，房间为她保留，我睡沙发。我说我不需要母亲当保姆，她年纪大了，在襄阳可以少做两个人的饭，相对轻松。

父亲对我的态度很不满，说关键是要把孩子照顾好，我说这就不用您操心了，照顾女儿是我的事，以前是您和母亲照顾我，现在轮到我照顾自己的孩子，我的下一代不用您操心，父亲被我气得说不出话。

我切换话题，问父亲是不是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他说卖了三万块钱，钱存起来了。前年秋天，我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卖房的事，买主是同村的邻居，老屋很快被拆，遗址上面盖起新房，邻居的儿子结婚需要房子。

我在老屋住了十多年，上大学才离开，留下很多回忆，不能原谅父亲不声不响就把房子卖了，让我彻底失去故乡，不过也怪我，活得像条野狗，才会迫切怀念一个早已不复存在的故乡。

老屋始建于1985或1986年，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三间平房，客厅居中，两侧是卧室和储物间，一共四个房间，客厅背后是通往屋顶的楼梯，作为附属建筑物的厨房位于西侧，是一间低矮的瓦屋。父亲建房花了近一万元，没有多余的钱装修，我们在毛坯房里住了好几年，那个年代的毛坯房很原始，地面是坚硬的泥土，只有父母的房间是水泥地面。父亲的渔具生意刚起步，建房让他元气大伤，接下来很多年资金周转困难，装修房子时还找亲戚借钱。1998年，我们全家最后一次在老屋过年，后来再也没人回去，老屋长期空置，成为破败不堪的鬼屋。

我和父亲都是这世上的过客，不该留恋住过的房子，土地更是属于国家，父亲所拥有的只是宅基地使用权，人死了权利自动消失。我和弟弟在城里买了房，户口已迁出农村，不能持有或继承老家的宅基地，父亲卖房是符合理性的选择，但我认为他有义务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