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

李锐

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原中顾委委员

我所知道的耀邦

1984年在中央组织部时与耀邦的一次长谈

耀邦下台前后

1988年1月耀邦约到家中长谈

耀邦去世前十天的长谈

结束语

【注释】

1989年4月15日，耀邦去世。我当天就得知噩耗，真如晴天霹雳。因前天邻居秦川还告知，危险已经过去。第二天下午同秦川到耀邦家中，在灵堂行礼，不禁泪水盈眶，将一首悼诗交德平。归途中我们还到人大习仲勋住处，了解丧事规格确定经过，有种担心，怕出乱子。晚上为《新观察》草小文一篇，题为《活在人心便永生》，此亦为悼诗末句。

就在4月5日我应邀到耀邦家中长谈，从下午2:30谈到晚上9:30，他精神很好，记忆清楚，毫无倦容。晚餐还特为我做了家乡菜，吃得很香。他一共谈了10个问题，其中涉及许多分歧，在这些分歧中他并没有什么错误，执行的是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却被逼得在那个“生活会”上做检讨。他最后谈到，“如果中央重新给我做个合适的结论就好，不做也没有什么，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然的。”

4月19日，中顾委为悼念耀邦开支部会，我最先发言，讲了与耀邦的谈话，说这大概是他在世的最后一次如此长谈；由于他突然去世，他要求重新结论就带有遗嘱的性质，请中顾委将我的这个意见正式转告中央。我说完后，张光年发言为耀邦鸣不平，霍士廉等赞同我的意见。陈丕显问我：你们谈话时旁边有人没有？我说，有一个干部子弟始终在场，后半截胡德平也参加了。

4月15日写的那首悼诗，是这样四句：

天下奇冤一扫清，

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

活在人心便永生。

诗中第一句是写耀邦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之举。第二句语带双关：既是耀邦的心愿与在位时的作为，又为耀邦诉屈。平反了大量冤案的他，自己竟是一个冤灵！第三句是写他1988年到湖南张家界时，成千游人济济于道，争相握手，要求留影；随后到南宁，只好足不出户了。第四句不言而喻。

“神州莫再有冤灵”，多年来，这七个字就在我的脑中时常萦回；他同我的长谈，他的遗愿，我也总想将它公之于世。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不可推卸的责任。前年是他逝世十周年，我已开始整理谈话记录，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完稿。现在特将他同我的三次长谈按时序整理出来，并将其间有关交往写出，希望可以告慰耀邦在天之灵。岁届耄耋，总有“汩余若将不及”的感觉，及至整理完毕，才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下文中黑体字是耀邦本人的话，圆括弧内的仿宋体字是笔者按语，楷体是我当年日记的相关内容。

我所知道的耀邦

耀邦从总书记职务下来以前，我同他只有工作上的关系，没有历史渊源。在延安中央青委时，听说过胡耀邦其人，都是称赞的话。

我们第一次碰面是1958年3月，周总理带队查勘三峡坝址时，同在船上，有人在下围棋，我们都是旁观者。1959年庐山会议时，不在一个组，《简报》上似乎没见到他有什么发言。1975年5月，我从秦城监狱释放，仍回到安徽磨子坛水电站过劳动生活。1977年12月24日清晨，我从广播中听到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消息后，连夜写了要求平反的长信，第二天发出。与此同时，我的二姐(李英华，三八式)与女儿李南央，几次找到耀邦家。于是我得以先到合肥的医院治病，1979年1月回到北京复职。这年写“怀念田家英”一文时，田还没有平反开追悼会，担心文章寄《人民日报》难以发表，特先寄给耀邦审阅。他立即批示：没有什么不可以发表，还赞许有鲁迅文风。

1982年初我65岁，已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决定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将这个局的作用定得很崇高，成员入选特别严格。据说这件事中组部曾拖了一年没办，原因在组织部内的地方、经济、宣教等局都分工管各系统干部，当然也包括选拔青年干部，单独成立这样一个局，岂不像当年国家计委内有过的“小计委”。我知道这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自己有过当年在中央旋涡中翻滚过的经验，不愿意再卷入，想“安度晚年”。可是陈云的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是“能上不能下”、不愿当局长。于是我只好服从了，于该年3月调入中央组织部。中央定的“干部要四化”(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 的方针，以及据此选拔接班人即培养后备干部队伍(当年称建立“第三梯队”)，我是衷心拥护、坚决执行的。

中组部青干局的具体任务是选拔省部级后备干部( 最后考察了一千来人 )。这个任务的第一仗，就是“十二大”的人事更替。1982年5月成立了“十二大”人事小组。耀邦是组长，副组长是余秋里、程子华，日常实际工作由秋里负责。组员有十多人，我负责办公室的工作。办公室人员由中组部办公厅主任等组成，同各系统和地方联系，编辑《简报》供中央参阅。工作地点在玉泉山，“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也由耀邦负责( 胡乔木任副职 )，大家都住在玉泉山。耀邦来参加人事小组会议的次数不多。人事小组的任务是准备“十二大”的三个名单：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在玉泉山住了三、四个月，工作当然是繁重复杂的，也很艰难，有时进新退旧一个人，要作许久调查，反复研究，花很长时间才能定案。记得我向耀邦作过两次或三次系统性汇报，他平易近人，交谈很是随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原“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去留问题，是煤炭系统的，在“文革”中欠了帐，当年是颇有点名气的中青年。我们同耀邦来回争论了三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后他服从了大家的意见，这个人不保留了。自己当时似乎有一点感觉，从耀邦( 他是总书记 )这方面来看，我大概还是可以信任的吧( 由于“我行我素”，后来我终于遭到“解铃还是系铃人”的一幕，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文章是写耀邦。 )在那个人事小组任上，我也被推选并被批准进入中央委员的名单，这是丝毫没有精神准备的。接着就开“十二大”，其历史意义大家都清楚。我曾应《诗刊》之命，写过歌颂和期望的四首七律。

“十二大”有最后一幕，报纸没有作过报导，也没有留下一个镜头，一张照片。大会就要结束了，传来耀邦的话：新当选的中青年，要我选出30至40人向政治局作介绍，先印出简历。此事可说是驾轻就熟，很快就办好了。大会闭幕当天在人大会堂的一个厅，记得叶帅、小平、陈云、先念、邓大姐、彭真等都到了( 庐山下来以后就没有见过叶帅，老人还认得我 )，耀邦主持，让我一一介绍。老人们笑容满面，很是高兴。

“十二大”之后到1984年离职以前，由于工作关系有时列席书记处会议，亲眼目睹书记处开会情况，以及总书记如何主持会议并处理一些事务。1958、1959两年，我也列席过中央的一些大小会议，曾亲眼目睹毛泽东执政时的情景，使我感到我们确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言堂变成群言堂了。( 不过书记处的会，两位老人是不参加的，新时期我无缘列席常委会。 )总书记在人们面前是平等的一员，他个子矮，有时发言似乎比别人还矮一点。胡乔木总是挨着耀邦坐着，显出某种监护的样子，令人不快。

有关人事处理还记得两件事。一次讨论到有关问题时，胡乔木发言，声色俱厉地说道：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 听说王震在中央党校也骂过“那个姓巴的……。”)当时大家都不搭腔，也就过去了。耀邦能保护好巴金，却保护不了周扬。第二件事是有关《人民日报》的人事。批判“两个凡是”时，耀邦还在中央党校，同《人民日报》合作得很好，报纸真正起了贯彻改革开放路线的喉舌作用。因此也最受胡乔木、邓力群的攻击，这是他们指挥范围内没能控制住的最后一个重要阵地。大家知道，自胡绩伟、王若水被整下去后，报社不听他们指挥的剩下一个秦川。中宣部拟派王忍之等4人进入报社领导班子，将旧班子“一锅端”，中组部有的领导打算批准。这时听说王在二中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各条战线都已受到严重精神污染，似乎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了。于是我同陈野苹( 时任中央组织部长)商量，这个名单都是搞理论的人，恐怕不合适。1983年1月7日在习仲勋处谈到此事时，在座的乔石、宋任穷、陈野苹都不赞成。我还为胡绩伟说了话，并说胡乔木不能容人。于是我们回到部里开会，顶住了这个方案。1月12日，中宣部的干部局长曾来中组部催办此事；野苹还告诉我，接到邓力群的电话，说我反对此事。1月中参加了书记处讨论广西、湖南等省班子的调整问题和“文革”遗留问题时，耀邦谈到柳宗元的文章“驳复仇议”，其中有句“亲亲相仇，其乱谁救？”他提出要向古人学习。我回家后找到原文，觉得同当前广西形势并不相关，于是向耀邦写了封短信，说明此意。19日书记处会议讨论《人民日报》人事问题。会上好几位同志说到，王忍之在二中全会的发言过“左”，决不能去管报纸；耀邦则谈到报纸不能办成理论刊物；我最后发言说，这个名单不合适，报纸是对着现实情况的，重担压着，无日能卸，书生不能办报；耀邦加了一句：书生要打引号。邓力群在座，一言未发。这个名单就被否决了。这件有关《人民日报》人事处理的事，可能使耀邦加深了对我这个人的印象。

我的老伴有两个很熟的干部子弟夫妇延滨和元元，他们的父母同耀邦夫妇关系密切，元元的母亲同耀邦夫人李昭是延安女大同学。在耀邦的追悼会上，我见到他们同家属站在一起。他们常来我家，于是元元有时就成为我同耀邦之间某种交流的“中介”，既交流必要的信息，也从她的口中多知道一些耀邦的思想观点和为人处世的和特点。现在还零零碎碎记得一些：

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对于“左”祸肆虐的记忆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原则，熟悉西方这方面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还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心中有数，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思考。粉碎“四人帮”后，他有三个建议：停止批邓、平反冤假错案、抓生产。“真理标准”讨论时，阻力不仅来自华国锋、汪东兴，胡乔木更是坚决反对。平反冤假错案时，汪东兴不交出一、二、三办专案办公室的档案；一些专案的甄别，如61人案，耀邦就只能克服阻力，另起炉灶搞调查。

在中纪委时，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耀邦是从这个根本方面抓党的建设的。抓年轻人的选拔，他比谁都积极，紧抓不放。( 在选拔“第三梯队”的工作中，我有亲身体会。有些人不过是口头讲讲而已，有些人只重视干部子弟或过份关心自己的儿女，有些人还硬要“老中青三结合”、“扶上马走一程”)。当年赵紫阳、纪登奎被上面重视。1964年，耀邦曾推荐过紫阳到团中央接班。他没有任何拉帮结派思想，很反感“谁是谁的人”这种说法。他常说，“ 我是党的人”；“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贺龙、谭政…….对我都帮助过；林彪对我也很好，抗战胜利后，争取我同去前线。”林彪事件后，他更加深了对山头、宗派的认识，说“ 这最脱离群众}。”

他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重有知识的人。在延安毛泽东曾夸奖他“思想敏锐、口若悬河”。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并尽力保护他们当中挨过整的人。“文革”后坚决反对过去整人的那一套，主张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不是停在口头上，而是认真贯彻于一切方面，要见诸行动。

当然他也有缺点、弱点。虽然遇事总经过深思熟虑，但有时过于热心，讲话多了难免有失。他不弄权术，从不设防，有时遭人暗算而不觉。“文革”后他的“ 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干部政策，对有些人的使用也是引起过意见的。

耀邦下台后，听到他在“生活会”上受到那种攻击，大家愤愤不平，同时极其关心他的情况。我当即写了这样一首七绝送他，表示某种安慰：

文章翻案古而今，

左右逢源仇又亲。

黑白纹枰输后手，

是非公道在人心。

并让元元带去一本钱钟书的《谈艺录》，将末句写在扉页上，供他翻翻，怡情养性；同时还将我的《龙胆紫集》和《论三峡工程》送上，请他一阅。后者是1985年出版的，该书序言交《人民日报》后，清样送到书记处，有人说我的闲话，耀邦没让发表。

原来我并不知道耀邦喜好旧诗词。不久后，元元带来耀邦写的三首诗让我修正：一首七律“再登泰山”，两首五言古风“赠李锐”、“戏题李锐同志不赞成修三峡水库论著”。看来他比较了解我这个人了，也知道三峡工程的详情与要害了。诗中借巫山神女之口，最后两句委婉道出莫立石壁的切切之情：“乞君莫作断流想，断流永使妾哀伤”。三首诗我都做了些格律上的修正，让元元还去时，顺便送了他十来本旧诗词和有关格律的书。

1984年在中央组织部时与耀邦的一次长谈

1984年1月20日，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21日下午3点，耀邦约我谈话。当时我想可能是要听听我对人事方面的意见。结果耀邦同我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自到中组部工作后，我没间断过写日记，所以许多事还可以如实写出。下面是1月20日和21日两天的日记中有关记录：

1月20日。拟明天谈话提纲：

一、希望中央生活正常( 回顾当年)。 邓力群要干什么？清除精神污染事。人民日报事。

二、对乔木认识、看法：没有管过柴米油盐，没有单独挑过担子。总是一支笔。有时不认帐。不能容人。权威自居。

三、秘书与子弟问题。谨慎小心 、注意传话。

四、科学技术第一( 专家治国问题)。 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好大喜功问题( 三峡)。 水利部“一水三核”( 钱正英到美国，争取美国援助贷款建三峡工程和三个核电站。)

五、“偏离社会主义”的担心问题。

六、湖南问题。( 省部级机构改革后，湖南遗留的人事问题比较严重，还有“文革”遗留的派性问题。)

七、谈丁玲事。( 中组部拟为丁玲彻底平反。)

这天的日记中最后有一句话： 大局在支持耀邦，黄老有同感( 当年我常去看望黄克诚)。

1月21日。下午3点到耀邦中南海住室，谈到6点，整整3个小时，惜无录音也。我大体按准备的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下面是耀邦所谈：

关于1981年、1982年争论[1]： 经济上讲得尖锐些，关键是速度问题。说不能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于是引起陈云、紫阳误会。

生产目的讨论 [2]， 并非批评什么人。

翻两番问题。1980年夏在武汉讨论经济，到2000年翻两番。紫阳、姚依林心中都无数。小平问：怎样达到两番？我答年增7.2%，力争7%，不能少于6%。姚说只能定6%，1981年争5保4。我发急了，讲了难听的话，并非对谁过意不去。这时互相不能说服。于是每到地方，我就在下面鼓气。准备十二大报告时，争论爆发。有人告状，说我在下面讲了要10%，向乔木反映，乔木向小平反映了。于是小平找我去问：1、是否搞高指标？答未超过7%。2、是否说不要搞重点建设？答无此事。3、不要整党？答要整，是文件怎样写的问题，实际上报告中写了。

二中全会后，在中顾委讲：我吃几碗饭长大的，大家还不知道？(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上来的，这种说法大家服气。)

胡启立是小平看中的，问过我两次，第三次又问，才讲定的。此事中央都知道。外面说法很多，说我用团中央干部。小平保了李雪峰。

小平看乔木，党的第一支笔，不是政治家。1983年1月，我关于“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内中谈到要全面改革。乔木当时在昆明，送给他看了，他说全文很好，略有增删。结果又向小平告状，说是刮改革风，等等。乔木认为邓力群并不会写文章。( 我谈了对此人的看法后，) 对邓力群现在摸不透。

自己准备1987年下来，乔木、力群等也下。三、五年内要新上几十人。书记处还要进四十几岁的，下5个，换5个年轻的上。

要敢于实践。列宁1920年讲的。这是首位问题，要打开新局面。拨乱反正，反“文革”，正到解放初。新局面是开创，无所谓拨乱反正。

自己坚守两条：毫不谋私，大事请示。各方面尤其地方要敢于创造，现在创造性不足。否则如老的都不在了，会惶惶无主。地方要分权，权不能过于集中。

秦始皇亡在转业干部，军人三十六郡分封，于是在地方闹事。

宋朝亡在高度集中，一切权力集中到朝廷。“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现在只有四件事算是有了纲：

一、外事方针、政策算是有了一套。

二、党内生活、人事，有了《生活准则》。干部要“四化”，老同志安排好。

三、农业还在发展。责任制到专业分工，又一大发展。里程碑式。

四、统一战线。台湾、港澳、民族、宗教( 让郑必坚写宗教问题，三个月了，看了历史文件，有互相矛盾处。)

文化部长四平八稳，无新局面。

计委过稳，大家不满搞老框框。司局级换一批，交流一下，有的可以到省里去，合适的当副省长亦可。

这次谈话，有些是泛谈泛论，但也有属于组织部业务范围的事。

耀邦下台前后

1985年以后，我虽不在职了，但仍关心风云变化，耀邦的处境大体上是知道的。每年一次的中央全会上我还发发言，有时还说得比较尖锐。后来在中顾委每周一次的支部会上，发言也不大有顾忌，该讲的还是讲，胡乔木的问题我就谈过。1986年北戴河会议后，关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也听到一些传闻。年尾的中顾委支部会上，就有对耀邦说长道短乃至攻击的言辞了，如“搞青红帮”之类( 用共青团和红卫兵)。1987年1月“生活会”之变( 会上强加给他不少不实之词并迫使他下台)，我并不感到意外。

为便于读者理解，现就导致耀邦下台的问题作一扼要说明。

改革开放以后，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理论务虚会”乔木并不赞成，反而夸张当时的形势“像1957年右派进攻”，还说“不要逼华主席反右派”。于是代邓小平起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大讲专政、贬斥民主，使会议虎头蛇尾，草草收场。1980年8月，政治局刚刚通过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强调国家政治、经济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胡乔木就利用当时发生的波兰事件上书告诫，使这个讲话束之高阁。

此后胡乔木不断以“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罪名，大整坚持经济改革尤其是坚持解放思想、政治改革的人。党校事件 [3]、特区事件[4]、周扬事件、《人民日报》事件等等，接连不断，矛头指向耀邦，视其为这些人的总后台。

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供六中全会讨论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避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即“一个中心、三个坚定不移”；特别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开放性，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突出政治民主化，“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总结了“我们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并且规定要“在全体人民中普及法律常识、增强公民意识”，“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殊人物”，“要遵守宪法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

胡乔木和邓力群反对这个文件，他们提出了一个修正稿送给邓小平与陈云，坚持“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调。当时，陈批示赞成修正稿；邓批示赞成原来的文件草稿，否定了修正稿。随后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讨论时，胡乔木、邓力群二人极力活动，引起了激烈争论。耀邦做了妥协，在草案中加了这样一段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反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以这样的话来限制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解释。但是，这段话遭到陆定一的坚决反对。他在会上三次发言，从历史角度论述“反自由化”这一提法的荒谬和危害；指出这是当年苏联反对我们的“双百”方针时提出的，后来“文革”时“四人帮”也使用这一提法批判过陆定一、周扬和邓小平；笼统地提出“反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同宪法规定的各项人民的自由权利相冲突，而且对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极为不利。

这场争论的最后一幕出现在9月28日六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我亲身经历了这个场面。对“决议”进行表决前，陆定一又站起来发言，坚持他的意见，要求在“决议”中去掉这一段话，引起全场热烈掌声，我们中顾委这边的掌声最热烈。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余秋里、杨尚昆等发言反对陆定一的意见。胡耀邦采取调和立场，主张暂时仍保留这一段落。接着邓小平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讲得最多，而且最坚持；说现在年轻人中有一种自由化思潮，自由化本身是资产阶级的；最后说，反对自由化，还要讲10年、20年。

耀邦会后布置传达时说，不要将这个争论传达下去，以便集中精力讨论“决议”本身。然而，胡乔木、邓力群却借此机会来整倒耀邦。王震在中央党校带头发难，印发邓小平的讲话，在全校大会上责难耀邦。王震说：有人故意不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说，在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20年，现在再加50年，反到下世纪。于是，这件事和1986年底发生的学生上街，成为迫使耀邦辞职的一根导火线。

我1987年日记的记录了以下相关之事：

元旦。于光远电话：被点名批评，批他的“大公有私”，“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他拟申诉：怎能同“全盘西化”联得起来？

2日。有人告知，凌晨两点，长安大街由西向东，有几百人游行，高呼“自由万岁”，“严惩凶手，爱国无罪”。当是昨日天安门事余波。同黎澍、秦川通电话：必须疏导，不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李普来，同去黎澍家，漫谈形势，不胜感叹：苏联文教科技一直未受大的干扰，知识分子待遇一直拉开，因此基础比我们好得多。

3日。项南来，再谈假药事经过。他已见过耀邦，耀邦说，他在福建工作已经全面肯定，并说谁无过失，自己过失还多些，还谈到自己日子难过得多。

下午，顾委传达12月30日小平约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六人的谈话文件，颇似当年“夏季形势”：当前学生闹事乃是近几年来反对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所致，否定“清污”过头。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三人应予开除，过去软弱。关于王若望，上海有开除和保护两说，中央也有保护层。波兰教训说明专政必要。上天安门，有多少抓多少。巩固文艺宣传阵地。整肃要开个名单，但不急于处理。

4日。传言颇多：紫阳转总书记，耀邦到顾委等。陈云说赞成开放，但基建不能过大，要个笼子。计委很难改老一套作风。

5日。上午顾委支部会，调门都高，黄火青几乎点了耀邦的名，说小平是舵手。有人指责陆定一和于光远。倒是提出物价问题，关系千家万户。下午到医院，向黄克诚遗体告别。

6日。高扬说：由来已久，几年矛盾；少开常委会，书记处专断；专职书记分开开会，不合党章。嘱我不要发表意见。

7日。黎澍电话：他的邻居自天津回，学生卧轨，要求中有物价问题。下午参加黄克诚追悼会，不见耀邦。

8日。秦川告知，王鹤寿通知钱李仁：方励之、刘宾雁开除党籍。钱问是否符合党章？答符合。

9日。到人大小礼堂，参加“华夏研究院”成立大会，颇为隆重，避免讲话。遇胡绩伟、于光远、苏绍智等。说点了一串名字，王震还点了巴金。

12日。上午参加顾委一支部会，揭批耀邦了。多人发言讲具体人事。最激烈者说，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要当军委主席；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总后台；同中曾根打得火热；擅自批3,000日本青年访华，等等。上面定的，似乎要人人表态。

14日。续开支部会。曾志大姐也说了一篇，但最后讲了公道话：还得全面看，三中全会以后做了许多好事。大家最后意见是：小平决不能下。黎澍夫妇、李普、秦川来，都有忧虑，要注意国外反映。

15日。得到电话：耀邦停职检查；检查好了，可保留政治局委员。

16日。电视新闻，耀邦下台，保留常委。多日来的不安，告一段落。来日方长也。有人谈感受，匈牙利改革曾停滞10年。但愿我们不步此后尘。厂长制贯彻甚难；企业都有潜力；都知道作为生产力发展，私有制不可避免。

( 1987年1月21日的日记中有“丁卯年初有感”一首七绝，是赠耀邦的。此诗刊于1985年出版的《龙胆紫集》新编本中，题目为：《丁卯岁首赠人》。)

1987年7月3日元元来告我，耀邦明显瘦了。听家人说，那些被指责、检讨的东西，其实很多是小平说的。我们当时都奇怪，何必匆匆做这种检讨。

7月19日。元元夫妇来。元元昨天到胡家，同耀邦单独谈话，是出事后第一次同外人谈话交心。元元一开始向耀邦讲了我们大家对他的关心，谈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党有史以来最民主的( 领班人)，选中了；要从全局考虑自己的问题。

元元转述的耀邦谈话要点，有以下这些：

下来这几个月，不看电视，专心阅读马恩全集( 《列宁全集》是“文革”时读的)， 作了一些笔记；并将过去几年自己写过或讲过的，凡形成文件和付印过的记录，好几百万字都看了一遍，就放心了，并没有什么错误。

关于小平全下，我半下[5]， 这是小平同我两人的私下谈话，当时很赞同。总书记的职务辞过几次。六中全会时向中央写过报告，一定要建立退休制度}。 ( 此事小平同紫阳也谈过，紫阳即表示不赞成小平下。因此有人说耀邦不聪明，耀邦曾因此大生其气说)， 我不能让人几十年以后指着脊梁骨骂。

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19号文件是羞辱。( 1987年中央发的19号文件罗列了耀邦“在经济工作方面的一些严重错误”、1月2日耀邦给邓小平的信、1月10日和15日在中央一级党的生活会上的“我的检讨”、“我的表态”。) 其中许多话并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3,000人来，是外交部的申请件：到1989年末10,000人，常委都圈阅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3,000人。总书记连这点权力都没有？( 在中顾委的支部会上，我也听到过就此事对耀邦的攻击。)

我还是谨慎的。领导人的退休制过去小平、紫阳都讲过，我就没讲过。那时考虑根本不可能，因此力主二线制。搞退休，伤老同志的感情。

香港的东西，过去根本不看，免得受干扰。

今后四个字：安度晚年。是否能“安”？有两条：一是自己已经71岁多，自然规律不行了。二是希望党好起来，但是否可能}？( 元元说，耀邦叔叔有极度失望之感。说过去一起斗争几十年、互相信得过的老朋友，如王鹤寿的揭发，当然伤心之至。)

马克思的一个观点：一种现象的发生，要寻找根源，发现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文革”当然不好，发生了以后，其结果好：不会再发生了。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观。

( 粉碎“四人帮”后，关于中国的前途，陈云曾找耀邦谈过三天，谈到的一系列问题后来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评论员的文章中都有过反映。元元说，耀邦叔叔对陈云一直很尊敬。)

在党校负责时，提出是按当时的中央文件[6] 讲课，还是按马克思主义讲课？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六中全会前在北戴河讨论时，陆定一就建议在文件中删掉，万里赞成。全会讨论时，他们两人仍坚持这个意见。我只说求其稳妥，现在还是保留为好，将来再考虑是否去掉。最后都归咎于我。后来我被逼得做检讨。

元元说，她几次听耀邦讲，在原则问题上他是没有错误的。元元感到耀邦的心灵受到很大伤害，于是对他说：对我们来说，不管你是总书记也好，不是总书记也好，我们感到最亲切的是你的人格高尚，你无愧于世，对得起历史；你14岁参加共青团，经过那么多党内斗争和政治风波，依然保持了一片赤诚。这都是为人最宝贵的东西。耀邦听后笑了，说： 对的，马克思也讲赤子之心。

1988年1月2日日记载：

晚上延滨、元元夫妇来，告知耀邦最近的一些言谈：

小平处打来几次电话，大概是12月30日去了一次，只是打桥牌，什么也没谈。邓家后来又约去，以身体不好，谢绝了。自己也没想好今后做点什么( 秦川曾劝他写回忆录)。 现在就是参加政治局会议，读书学习，思考问题，情绪尚好。陈云说我不懂经济，其实他们还是过去老一套}。( 自己) 总以善意看人、待人，不知人心之诈，去年初下台时才有所醒悟。关于方励之、 刘宾雁、王若望三人的问题，是很后悔的，小平问到时，没有讲清楚三人情况，没有正式进言，只说不理会好了。( 以至后来挽回不了。) 看来耀邦对自己大小遭忌之处尚未深思，也没有一个得力帮手。延滨听说，王震向人诉冤，他并没有想整耀邦。另一位有关的老人表示，没有想到耀邦事惹得人们意见如此之多，说“我也是被授意的”；于是要儿女们自己奋斗，不能靠老子。}延滨还告诉我，耀邦很想同我谈一次。

1988年1月耀邦约到家中长谈

1988年1月10日，元元来电话，耀邦约我星期四下午到他家去。

1988年1月14日下午，延滨来，同我一起到耀邦家。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刚一走进客厅，耀邦张开手对我说： 欢迎你，你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有正义感，犟脾气}。从下午2点40分谈到8点20分。留我吃晚饭，是同家人分开单吃的。我1988年日记的最后几页记下了耀邦谈话的要点：( 原来记得较乱，是凭记忆记的，下面大体上按内容做了调整)。1

( 1987年1月的“生活会”，) 这是完全意外突然的。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束了。( “生活会”上) 薄一波的开场白是很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谈谈，相互之间有什么意见，从耀邦开始。第一个放炮的是余秋里。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没有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 就是这次“生活会”也是专门布置的。习仲勋事先不知道，一进会场见到这个态势，就大发脾气：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不告知？1986年11月开始，中央有一个由薄一波、杨尚昆、宋任穷、姚依林、王震、伍修权、高扬等组成的七人小组，分头找有关人徵求“十三大”中央人事如何安排，尤其徵求对耀邦的意见。周惠找我谈过这个情况。此事耀邦全不知道。) 他们还到各省收集资料，并没有收获。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讲了点过头话。生平不背后议论人，否则会更不得了。下来后，通看了自己在这七、八年中的全部讲话、谈话和文章，都是已经印出来的，好几百万字。看了三个月，问心无愧。( 这同我们的看法一致，代表了三中全会后的正确路线，都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安危、如何健康发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因此我们这批同耀邦有交往并熟知其为人的朋友，都谈到他不应当辞职，也不应当做这种检讨。)

检讨中自己大包大揽、上纲上线。下来后，尊重新的领导( 没讲服从)， 维护党的团结。我只要求安度晚年}。

( 由于是这样一种心态，听说耀邦在会上被迫作了检查之后，离开会场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耀邦是红小鬼出身，经过苏区肃反、长征、战争烽火，十年“文革”，受尽磨难，历次运动从不整人。三中全会后，以无私无畏、大智大勇的精神，开辟社会主义新阶段的新道路。他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 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 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终于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谈话时我问到，有意见分歧，为什么不召开常委会呢？) 常委会很少开。小平说：谈不拢，不要开了。我一年去一次陈家。( 感到耀邦有许多难言苦衷，也不便深问下去}。) 小平耳朵软( 指有时也听进去两个“左王”的一些话)。 关于( 全退、半退) 下来事，是我同小平两个私下谈的，交换意见的性质}。( 据说邓后来问过万里：为什么让我下？万答：也许是失言。邓说不是，是要取而代之。由此可见，当年邓小平对胡耀邦误会之深。这太令人遗憾！)

大概是1980年，同赵紫阳、姚依林、房维中到武汉，向邓汇报，谈五年计划的盘子，年增长速度4.5%( 这是当时定的)。 邓以为这样翻两番困难，问定多少才能做到。三人都没答。我答7.2%。三人脸都很沉，都没讲话。因为陈云原来拟降到4%。邓又问，五十年翻两番，这是什么速度？只有我能答出2.5%。平时这些数字都注意并且记牢了的。( 曾听到陈周围的人说过，陈对耀邦两条大意见：不懂经济，用人不当。后来大家对耀邦的责难之一是搞高速度。)

( 国务院) 三十几个部汇报，是想让书记处的人熟悉经济情况。( 我在电力部时参加过这种汇报。耀邦问过，我们的电何时能赶上美国？我说，如果按人均，永远赶不上。耀邦当时想快的心情可以理解。攻击他要搞“大跃进”，就太过份了。) 后来觉得赵有意见，就停止了。选为总书记是几位老人商量的结果。只有叶帅还提出过让华国锋再过渡一下，看看再说，后来也同意了。( 在延安时，叶就很了解耀邦。三中全会后，叶对耀邦说：副主席你当一个。耀邦答：那怎么可以。) 十二大的政治局、书记处名单是由几老商定的。

( 我到组织部以后，接触了一些人事，我这个过来人当然敏感到，陈云与耀邦之间是存在某些矛盾的，知道陈对耀邦有大不满处}。) 1983年初常委会，陈云就批评了我( 搞乱经济) 九条。( 当年耀邦到各地调查研究时，常讲小平的“翻两番”，邓力群就向陈云讲经济过热是耀邦造成的。其实1982年工业增长7.7%，计划却是4%。) 小平不以为然，当时就说：到此为止。并疾言厉色地说：中央工作会议不要开}。( 借着陈云的批评，胡乔木当即建议开省市委书记会议。邓力群会后即在他管辖的两个宣传口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陈云的批评。一时上下沸沸扬扬，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大事}。) 小平后来就将胡乔木、邓力群找去质问：你们要干什么？( 1987年的“生活会”上，邓力群在发言中就此事做了点轻描淡写的检讨。)

在组织部工作任上时，要撤换张平化的中宣部部长，曾经让我推荐人。推荐过胡乔木( 据家人和我熟悉的人反映，耀邦是一直尊重乔木的)。 小平不同意，说无行政能力，是一支笔。( 邓早说过胡乔木骨头软，固执等，这是传开了的。) 一星期后，又两次问到，只好毛遂自荐。当宣传部长后，先念曾经说过，威信不如组织部长时高。为《人民日报》事，沉住了气，总会有磕碰的。( 这是胡乔木、邓力群未能控制住的一个部门，逼得胡绩伟辞职后，除掉王若水，后又撤换秦川。不知耀邦是否感觉到，两个“左王”从中央党校组织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一直搞“清君侧”的活动。)

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 似乎是一句总的评语)。 一天几个条子，老打电话，不堪其扰。胡启立刚宣布为常务书记后，就遇到这种情况，诉过苦。小平也不堪其扰。1983年有一天，乔木突然跑来，哭诉着说：你不当总书记，还可以干别的，我们友谊长存。我当时感到非常诧异，不解其故。乔木反应过来后，又破涕为笑，谈别的了。以前乔木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思想很开阔，以后文章交我改，可以改得更好。纪念毛泽东90诞辰的文章，我憋了一个星期写出来了( 没有交乔木改)， 乔木自己却不写。乔木还说，邓力群不会写文章。( 耀邦随即谈到这样一件事) 书记处会上讨论乔木儿子事件 3)[7]， 邓力群第一个发言，赞成法办。

改革开放，安定团结自是重要，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重要。有右反右，有左反左( 这是黄克诚当年建议的)； 启立在山西讲话，这样两边都提到，这不能解决问题。( 接着耀邦谈到三件事) 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这样继续伤害知识分子( 将不合已意的“眼中钉”，不实事求是，随意开除党籍)， 如何求得安定团结？学生总是比较激进的，对学生闹事的看法与处理方针的问题。这三件事实际上是未了的。从历史责任，应当提出来，必须强调实事求是，这是根本之根本。还应当坚持这个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三件事尤其后一件，耀邦是有预见性的，是预言家。)

生平对两个人有亏心：一是苏静，宁都暴动后，长期被怀疑，1942年才入党。“文革”时8次被逼，要我交待苏的问题，只说有思想意识毛病。二是项南，1959年后打成机会主义分子。延安抢救运动时，在总政没打过一个特务。曾做过几次试验，找根本不会有问题的几个人，一审问一逼供，就都承认了。毛主席找去汇报时，讲了这个情况和对抢救运动的看法( 当时毛还听到其他人的反映)， 才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

在延安时，同陶铸、王鹤寿关系好，曾被称做是“桃园三结义”。( 耀邦曾对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在“生活会”上被鹤寿揭发了，非常伤心。)

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张治中。大革命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次分裂时，张两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很不赞成。1949年以后，他不批蒋介石。大概是“大跃进”时，有次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上遇见毛主席，张说：“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张治中应当有部电视剧。

对总的形势很是忧虑。世风日下，人心涣散，物价指数居高不下，经济最关紧要。党风不正，有些干部胡作非为，不讲真话，无维系中心，讲真话最重要。

下来后，小平多次让去打桥牌。12月30日去了，也没有谈什么。

( 谈了谈自己的一生) 家乡成了红区，浏阳中学读了半年初中，同杨勇( 表哥) 同班。在湘赣边区，编儿童报，自刻蜡板。开始杀“AB团”，被怀疑。中央苏区来人，冯文彬把我( 救了) 带走了。一次听到顾作霖( 团中央书记) 同冯文彬谈，说我不像反革命。于是要求留在团中央工作。延安时，最初在抗大一大队当支部书记。一次开会发言，谈改进工作，定要深入群众。受到毛主席赞赏。提拔我当抗大政治部总书记。有人不同意，毛就让再提一级，当副主任。抗大办报，自己写文章。还请毛主席写，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1955年前，同毛主席有过七次谈话。( 于是谈到毛及其他一些人事，从略。)

江西时，任弼时并不赞成肃反，朱德也不赞成。毛多疑，延安写有十封信，说服弼时( 关于清算“左”倾路线历史)。 弼时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曾不同意“王明路线”的说法。

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到我的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中央，等等。也有些工作上的事，引起多年结怨。如黄火青，三年困难时，我被派到沈阳去了解情况，只差20亿斤粮，硬要30亿斤，当时没有同意。( 黄火青在中顾委会上对耀邦意见很大，讲得也多。)

耀邦去世前十天的长谈

1989年4月5日下午2点，元元来，同去耀邦家，谈到9:30。

交谈开始，耀邦先提到乔木访美前 3) [8] 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为什么会犯20年的左倾错误”( 令人不解的是用“中国”而不用“中共”)，似乎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像，是否真有改变，还得察其言而观其行。接着我就谈访美之行的经过，谈到不仅许多留学生而且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关心他的情况。关于美国的情况和我的看法，谈得较多。如美国历史没有什么传统又有传统、移民国家的特点、两党轮流执政问题、对个人自由与平等的尊重、社会生活与社会保障情况、资本的社会化、税收政策、黑人问题等等。在哈佛时曾住在傅格尔(Ezra Vogel， 《日本第一》一书作者)教授家中，与也住此处的刘宾雁有过接触。刘到过40多所大学演讲，想办一份刊物；我劝他还是与国内取得联系为好( 这个刊物后来没办成)。关于美国民主，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还谈到参观许多博物馆，也见到马克思全身铜像，西方将马看作是一个经济学派的创始人。

我谈完之后，耀邦谈了10个问题。我当日的日记记载： 谈了10条分歧，关键是所谓的“要树自己”，导火线在“同意全下”、“自己半下”( 两人对话)。这是我当时的观感( 事实是否如此，当由历史评定)。

一、关于华国锋问题。( 1962年短期下放湖南时，耀邦曾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同华国锋有过一段共事经历。在党校也合作过，比较了解其人。当年在党的高层讨论华的问题时，邓小平认为华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是造反派出身。耀邦认为，) 其主要问题在于搞“两个凡是”与个人崇拜，受了汪东兴身边那个秀才班子的影响；处理不要过急，要宽一点，保留在政治局好，不要搞丑化。而且粉碎“四人帮”，华和汪东兴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耀邦的看法得到大家的赞同。他讲了很长一段话，彭真还特别称赞：讲得好。处理华国锋的决议，乔木起草，经他修改，措辞较和缓。华下台后，本人也一直没有说过什么过头话。)

二、处理“四人帮”的问题。 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有个别人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叶帅和我、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果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三、清理“三种人”的问题。 从宽还是从严，一直争论到1983年整党。有些省矛盾很尖锐，如山东、广西、江西、湖南、内蒙等。处理不好，又会发生内乱。我顶住了过激的一面，坚持冷处理，尤其是一些省的一把手，历史上有过功绩的人，更要慎重，从宽为好。他谈到刘建勋、刘子厚、李雪峰、白如冰等人的情况，保与不保，在高层中是有争论的。有一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时，陈云谈到“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我很是赞同，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四、清除“精神污染”问题。 胡乔木、邓力群一直反对周扬、夏衍与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自由化”的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这三个人决不能整。( 大家知道，这两位“左王”是怎样利用“异化”问题整周扬与王若水的。邓后来被这两位说动了，于是(十二届)二中全会发难：清除精神污染)。 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做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并将原件退回。( 这也说明耀邦胸无城府，从无抓人家小辫子的习惯，并不把这样的文件留在手里。) 当时邓力群也气势汹汹，逼《人民日报 》、新华社都发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与紫阳联手抵制，其他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28天就停下来。赵紫阳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是胡乔木、邓力群两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访问日本时，日本记者故意提问“清污”问题，于是我回答：“日本军国主义是最大的精神污染”。

他们两位( 指胡乔木、邓力群) 总是要在文艺界挑起争端。如批白桦的问题，《解放军报》的文章，幸亏乔木也不太赞成，否则我也顶不住。

五、外事问题。 1982年以前，讲联美反苏，徐帅不赞成。我作过两次系统发言，外交讲了10条，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紫阳找我谈，说太大胆了，敢印出来。东德昂纳克来时，请他传口信到苏联。我们( 指耀邦和紫阳) 两人各讲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 我与耀邦还谈到东欧、中日关系等。1980年4月，意大利贝林格来访，当时耀邦谈到)， 苏联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别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脱不掉。赞成意大利的提法，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话讲得较早)。 “我是老鼠上秤钩，自己称自己。”当年于是传来上面一句很厉害的话：“你要树立自己的形像。”

六、1983年1月，耀邦在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共讲了28条。 1980年邓小平的长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讲过党政要分开( 但办不到)。 这个说法，毛主席批评过：党政又分又不分。( 耀邦说，) 我的讲话中，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全党都要懂经济。喜欢讲四个字：“藏富于民”。这28条，书记处都看过，乔木当时在云南，改了几个字寄回，是同意的。小平说：文件很好，没提不同意见。赵紫阳认为，现在不忙毛里毛躁搞全面改革、搞政治体制改革，向小平反映。乔木后来又说不知道这个文件，没经过书记处。于是只好向小平谈：文件经过书记处的，这样才没生气。于是定个协议：文件暂不发表。( 此事又关系到“你要树立自己的形像”问题。)

1984年开三中全会，开始没有题目。后来想到两个：还是谈改革；或者一年工作报告，讲7、8个问题。小平认为，改革纲领存在困难，争取讲第一个问题。这就又180度转过来。同时取得紫阳的支持，列出12条，仔细交代，提纲也向紫阳谈了。本来想讲点理论问题，2、3、4条合并，理论也不能讲得太多。我从来不同意“理顺物价”的说法。紫阳提出“物价是改革关键”，几经商量，定稿改为“物价是改革的成败关键”。这个报告大家都赞成，说成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耀邦一直坚决支持邓小平1980年讲话、搞经济与政治全面改革的，两者要同步。问题就出在两位老人之间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存在矛盾。同时两位“左王”实际上抱住老框框、死教条，如雇工7个即是搞资本主义，应主要宣传共产主义理想等，并不赞成改革开放。他们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在两位老人之间钻空子，谎报军情，籍以得逞。于是出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段刚刚过去的史事可说并未结束，根深蒂固的“左”害也还时在发作，人们对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对些未了之事，应当彻底弄清实情，总结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这就是列席“十五大”时，我为什么要写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的原因。)

七、经济工作中的问题。 给我戴过一顶帽子：提倡高消费。我反对高消费，主张适当刺激消费，促进生产。马克思谈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其同一性。(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耀邦曾支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被胡乔木强行制止) 我一直强调农业、基础设施、原材料问题；要发展第三产业，引进外资和技术；同时要限制高消费商品进口。有人却想以进口高档商品回笼货币，1元换8元。头10年和后10年的问题，头10年定要有个速度。1980年8月6日武昌谈话，邓谈到翻两番的速度问题，只有我答出7.2%。当时陈云定的4%，邓也同意这就翻不了一番。我说我们这些人顶多还搞10年( 耀邦多次谈过，自己准备1987年下来)， 不能将麻烦留给后代。邓问过我：“你说了这个话？不能将麻烦留给启立？”1981年、1982年刮下马风太冷，他们要负责。198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一个青年翁永曦的8句话( 邓力群主持的书记处研究室印发的材料)： “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上的纲领，得到陈的认可。( 这就是要采取紧缩措施，压制当年“经济过热”现象，否则财政赤字无法弥补，要爆发经济危机。) 我为此发了脾气，引得陈很不满。( 1982年全国经济形势看好，农业总产值增长11.2%，工业增长7.7%。) 1983年那次会[9] 本来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历来不赞成大调整物价，不赞成提所谓“理顺物价”，没有充份有说服力的材料，物价必然有上有下。到1986年讨论五年计划报告，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胡乔木、邓力群都不赞成。( 据我所知，还有如此令人意外之事：1986年耀邦到湖南时，邓力群竟然来找他，要同他联手反对赵紫阳，被耀邦严辞拒绝。)

八、精神文明建设问题。 开始时不赞成这种提法。此事上上下下都有责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老提法，是上对下。“清除精神污染”只搞了28天，书记处都不赞成，不能不停下来。( 这个问题他只提了一下，接着讲下面最要害的问题。)

九、“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在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发言，坚持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于是就闹大了。( 这个最后导致耀邦下台的最大问题，谈话时他只说了这样一句，就没有再说下去。可能是他知道我们这些人对此事首尾都很清楚，也有可能是怕触动自己感情不愿多谈。

十、政法问题。 主张从理论上弄清楚。就是搞法治，依法治国。不要再象毛老人家一样，强调专政。依法打击刑事犯罪。不赞成搞什么“几大战役”，不要搞新的冤假错案。彭真说过我：“四个坚持”，你时而说，时而不说。留学生反映，再搞“四个坚持”，就回不去了。邓几次讲，反右派没错，只是扩大化了。

(最后，耀邦谈到自已的事情)： 有苦恼，但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不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主持工作这7、8年中的作为) 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新的结论，没有，也不能强求，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然的。我已无所谓。当然，死了什么也不知道。( 耀邦还谈到)， 当时作检讨，是为了照顾大局，为了保护一批干部。( 也为了保护这个家，这是他同别人谈到的。)

( 最后谈到)， 再出来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两三年，又能做些什么？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个新的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

谈话时我曾让元元简要记个要点，耀邦如此正式地谈自己的“十大分歧”问题时，我也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一点。以后根据元元的记录作了整理，我与元元相互校对过两次。当然，我不能保证以上所记与耀邦讲的完全无误。其中若有不合耀邦原意之处，自然由笔者负责。

结束语

关于耀邦一生的评价，1989年4月20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会上所作的悼词，是经过邓小平和中央负责同志讨论过的，还是比较公正的。但由于1987年1月“生活会”上强加给他的那些不实之词，以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曾使得党内外广大党员和群众为之愤愤不平，以致1989年4月他辞世时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对耀邦在改革开放和总书记期间的作为，有一个全面公正符合实际的总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形像问题。要知道不能正确认识昨天，也就掌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耀邦下台后，在1987年的“十三大”的几次选举中，“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是言中了的。那次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耀邦得票1,800多，只比合格选票少几十票。随后的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共173人，而耀邦得了166票，后来知道未投他的7票中还有他自己的一票。

就在这次大会的中央委员选举中，邓力群落选了。据说为了照顾他，后来又违反程序、临时把他放到中顾委候选名单中(这是等额选举)，他得到的还是最低票。紧接着选举中顾委常委，当时上面又想让他进常委(甚至选前准备当选常委集体照相的座席时已把他的位置安排在前排)，选举时气氛很紧张(我是亲临其境的)，共有187人投票，结果邓力群只得到85票，连零头都不够，又落选了，而胡乔木只得到135票，是得票最少的两人之一。选举完后当选的中顾委常委集体照相，只好临时撤去邓力群的座位，胡乔木最后走过来，一脸死色，也无人同他打招呼。早在6、7月间，就听说王震极力活动让邓力群当总书记。后来有人向邓小平写信揭发此事，并检举邓力群之种种劣迹。小平批示：撤销其一切工作。

“十五大”召开时，我是列席代表，曾写了一个近万字的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发言中谈到，“应当开始总结这20年来(1978-1998)的经验教训”；应当象总结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是自发进行，还是有组织领导；是内部动态参考，还是允许报刊讨论？其实许多事境外议论甚多，书刊出得不少。研究历史，不能设禁区。……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20年能这样走过来吗？何况这20年中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艰难，没有干扰。”我在发言中还提出了7个不能回避讨论的问题，其中第5个就是“1987年胡耀邦辞职问题”。

多年来有关耀邦的书出版甚少。最近港版《怀念耀邦》一、二两集共52篇文章近60万字，作者60人都是耀邦在各个时期的战友、同事和部属。这些文章都是研究耀邦其人和党史的资料，我的这篇当然也可列入其中。

【注释】

[1] 1980年末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上关于1981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争论；1981年底又一次发生了争论。

[2] 1979年10月，《人民日报》在耀邦的重视和支持下，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但是有人误以为这是针对某人的，胡乔木更说这样会造成紧张，“可能引起爆炸”，向耀邦施加压力，使这场讨论被迫中止。

[3] 1981年，有人向陈云进言：中央党校校刊《理论动态》有篇文章是影射攻击你的。结果耀邦受到指责。陈云查询，耀邦答没有此事，可以调查。于是中央组织部派调查组进驻党校，审查校刊编辑负责人吴江、阮铭、孙长江，结果并无攻击陈云之事。但不久，王震接任中央党校校长，即宣布这三人调离党校，并且下令将阮铭开除出党。

[4] 当时广东、福建的领导人挨批挨整。

[5] 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里谈“十三大”人事安排。耀邦说，我已过70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说，我、陈云、先念全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耀邦由衷地赞成。

[6] 指“两个凡是”那些东西。如说“四人帮”也是“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耀邦不同意这个判断，他提出一个问题：“在思想政治或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

[7] 1984年，胡石英因诈骗罪被北京政法部门立案审理。因其是胡乔木之子，乃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逮捕法办。后依法判刑一年半，但不久即以“保外就医”为名出狱。

[8] 1989年1月9日至2月20日，我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邀请，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逗留了40天。在美国遇到了留日学者杨中美，他将自己所着的《胡耀邦传》中文版赠我，回来后即让元元交与耀邦。回国后不久乔木应李政道邀请拟访问美国，知道我刚从美国回来，3月5日，特让郑惠来找我谈谈美国之行的观感。郑惠是乔木多年的助手，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知道我与乔木多年的历史关系，个人之间并无恩怨，尤其清楚是乔木建议我写《庐山会议实录》并予帮助的。4月4日听到我的介绍和意见后，甚为感动。

[9] 即胡乔木准备发动召开而被邓小平制止的中央工作会议。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1 Issue 4

丁东： 李锐逝世，历史份量无出其右

古人说立功、立德、立言，是人生三不朽。李老讲的就是立言的意义。他这一个多世纪的漫长人生，也确实为民族、为时代立下了不朽之言。

2019-02-22 端传媒

2019年2月16日8时32分，中共元老李锐先生在北京医院因肾脏衰竭与世长辞。他祖籍湖南平江，1917年4月13日生于北京，再过50多天，他就满102周岁了。

论寿命，有人比他活得更长；论著述，有人比他更多；论思想，有人比他走得更远；论官位，有人比他更高。但我认为，在一个时期的逝者中，他的历史份量无出其右。纵观他的一生，可称有功于当代，将影响后世。

反对三峡工程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又提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大家不敢提出异议，薄一波委婉地讲了一句：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

其一，李锐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代表。

他反对三峡工程要追溯到1950年代中期，当时他任国家水电工程总局局长，是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者和指挥者。1954年长江发大水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陪毛泽东乘兵舰从武汉到南京沿长江走了一趟，谈到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1956年，林一山在《中国水利》发表《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提出修建三峡工程，蓄水高度235米。李锐在《水力发电》发表长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提出反对意见。

当年，毛泽东写诗表达了“高峡出平湖”的意向。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又提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大家不敢提出异议，薄一波委婉地讲了一句：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泽东就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一架专机把李锐和林一山接到南宁，当天晚上就开会。毛问林一山，你要谈多久？林一山说，要谈两个小时。毛又问李锐，要谈多长时间，李说：半个小时。林一山先谈。

然后李锐说，修这么大个水库专门来防洪是不行的，它主要是个水电站，装机容量至少是1700、800万千瓦，甚至2000万千瓦，而现在全国所有电站的装机总容量是500万千瓦。中国什么时候需要三峡这么大个电站，我说不清楚。根据苏联的经验，全国最大电厂的容量在电网里面最多不能超过30%或40%，不然就不好调度。一个电厂的投资假如是一万元，消耗掉这些电力的经济项目的投资至少要五万元。三峡是个超大水电站，什么时候上马，应该由电的需要来决定，不是由防洪的需要来决定。没有三峡照旧可以防洪。长江是条很好的河流，1870年发生千年一遇的洪水，荆江北岸的堤防也并没有被冲破，被冲破的是湖南。自古以来，荆江北岸云梦泽有许多湖泊，是为长江临时分洪用的。明朝宰相张居正将荆江北岸大堤修高，洪水来了冲向南岸，水退后，被淹过的土地都会丰收，而北岸的云梦泽的湖泊则逐步消失了，因此湖北人并不感谢张居正。现在长江完全可以通盘考虑，用各种方法防洪。三峡最困难的问题是地质勘察，要对河流分段进行地质考察，选坝址的工作不是三、五年能够完成的。

毛泽东说：讲得很好。但是讲了还不算数，每人再写一篇文章来，不怕长，三天交卷。文章交上去后，毛泽东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夸奖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并提议李锐担任自己的秘书。李锐的诤言，改变了毛泽东让三峡工程立即上马的打算。1979年后，三峡工程再度提上议程，李锐还是反对派，他和周培源、孙越崎、黄万里、陆钦侃、侯学煜等科学家从生态、地质、水文、经济、国家安全等多方面论证了三峡工程上马的风险和弊端。1992年，当局决定三峡工程开工后，李锐还多次向国家领导人力谏停工。三峡工程建成后，其负面影响已经逐步显现，更严重的后果还在后头。

党内诤言，追求民主宪政

李锐晚年是中共党内公开追求民主宪政的旗帜性人物。

其二，李锐是党史、国史的重要见证人和记录者。毛泽东让他担任兼职秘书后，他曾三度就经济过热向毛泽东写信谏言。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对大跃进提出批评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李锐和彭、黄、张、周倾向一致，不但被罢官，而且开除党籍，发配北大荒劳动，几乎饿死。文革中系狱秦城八年，没有纸笔，只好用棉签醮紫药水写诗。

李锐平反复出后，庐山会议的笔记本失而复得。1980年代，他依据自己的笔记，写成《庐山会议实录》。此书在记述中共高层政治生态方面罕有其匹。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庐山会议实录》是必读之书。胡耀邦说李锐是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临终前半月让李锐见证了自己的遗言。赵紫阳也看中了李锐的史识和史德，在一些有争议的重要关节上，也选择李锐作证。李锐还留下了数百万言的日记，生前已经交设在斯坦福（史丹佛）大学的“美国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永久保存。该所以收藏蒋介石日记闻名中外。据悉，李锐日记今年便可向全球公众开放。

其三，李锐介入过高层的人事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他担任过陈云的政治秘书。1982年，陈云提议他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担任局长，承担选拔第三梯队的工作。他直接考察过几任党魁，也推荐过朱厚泽、王元化等到文化要津任职。十三大前，他听到高层有人力荐邓力群出任总书记，上书邓小平力阻，赵紫阳说他立了一大功。

其四，李锐晚年是中共党内公开追求民主宪政的旗帜性人物。他的父亲李积芳是同盟会员，国会议员，是宪政之路上的一位先行者，逝世时李锐才五岁。李锐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一二九运动，投身中国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是他当时的政治选择。

他没想到，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实行的还是训政，不过是换了一个训政的主体。李锐亲历专政的严酷，走出国门看世界，晚年认定民主宪政才是人间正途。在位时，他不认山头认真理，在党内博弈中站到了胡耀邦、赵紫阳一边。1989年胡耀邦逝世，赵紫阳软禁，体制内民主派群龙无首，李锐的作用逐渐突显出来。一些同道因为自然规律凋谢了，李锐就成为中国大陆为民主宪政奋斗时间最长、资格最老、声望最高的代表人物。

李锐和杜润生、于光远、李昌被称为中顾委“四大金刚”。中顾委存在于1982年到1992年，是中共元老院。其成员革命资历很老，学历普遍不高。他们四位都曾就读名牌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因而同情学潮，89年在中顾委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几乎革出教门。陈云出面把他们保了下来。反对和平演变夭折后他们重新活跃起来。四人中李锐活得最长，影响更大。

前中顾委委员的身份，让李锐有机会列席中共十五大到十九大。李锐每次都要向大会书面公开表达政见。十五大是《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十六大是《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公开发表后都产生很大反响。

领军《炎黄》

李锐说自己晚年主要研究三个问题，一是人类进步靠什么？二是主义是怎么回事？三是党是怎么回事？在他人生的最后一程，精神上已经超越了主义的教条和党派的桎梏：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李锐和李普、李慎之又被称为“三李”。他们在告别20世纪，走向21世纪之际，为在中国推动自由民主思潮的复苏，起到了领军作用。

李锐与何方、杜导正还被称为“炎黄三老”。《炎黄春秋》创刊于1991年，是一本以当代历史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性刊物。进入21世纪，有同样追求的其他报刊纷纷凋零，《炎黄春秋》便成为中国大陆政界、学界追求自由民主宪政，推动转型正义的首选纸媒，成为五湖四海的炎黄子孙求真向善，向往普世文明的精神家园，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和晴雨表。直到2016年7月，《炎黄春秋》一直由杜导正主持。

李锐一开始就是撰稿人，后来担任编委，顾问。支持《炎黄春秋》政要宿儒陆续辞世后，李锐与生于1922年的何方，生于1923年的杜导正一度成为《炎黄春秋》仅存的三老。李锐对《炎黄春秋》的作用不仅是发表文章，出谋划策，要重要是公开站台，为炎黄的生存呼号。2015年，官方派员找李锐谈话，拿出文件要李锐辞去《炎黄春秋》顾问，李锐断然回应说：“这个顾问我当定了。”

2016年7月，《炎黄春秋》被夺权，李锐发出抗议。直到十九大召开，他还以列席代表身份写了一页纸的意见，以《炎黄春秋》事件为例呼吁出版自由。

李锐说自己晚年主要研究三个问题，一是人类进步靠什么？二是主义是怎么回事？三是党是怎么回事？在他人生的最后一程，精神上已经超越了主义的教条和党派的桎梏：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居庙堂之高，扶危助困

李锐给丁玲家打电话报告喜讯。电话是陈明接的。陈明赶到协和医院，向正在住院的丁玲转达。丁玲听了长出一口大气，说：“这下我可以死了！”

李锐一生追求公平正义，不只是纸上谈兵，还经常以实际行动扶危助困。这也是他受人爱戴的重要原因。他帮助过的人很多，特别是当他在位时，确实为不少人解决了人生难题。

比如丁玲，她比李锐长13岁，生于1904年，第一个丈夫是胡也频，1931年2月蒙难，左联五烈士之一。第二个丈夫冯达，本来也是中共党员。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在舆论声援下，警方将丁玲软禁在南京。其间她与冯达生一女。这时冯达已背叛中共，丁玲仍心向中共，于1936年9月逃离南京，前往陕北。丁玲起先受到很高礼遇，但后来延安出现丁玲被捕自首的说法。

1940年，她向毛泽东要求审查这段历史，经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人过问，中央组织部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1943年延安审干，中央党校再次审查丁玲。当时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已经引起党内军内某些高级干部的反感。对她的历史结论也改变为：“丁玲1933年5月被捕以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期间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的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1936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形，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丁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

这个结论尚未影响丁玲在党内担任要职、在文化上施展才能。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度挨整，历史问题又被再度提出。周扬说：“丁玲在南京被捕后，始终和她那叛徒丈夫同居，而且在敌人面前自首变节。”1979年初，右派改正已成大势。胡耀邦表达了丁玲的历史结论应该坚持1940年中组部结论的意思。丁玲右派改正了，党籍恢复了，行政七级待遇回来了，但历史问题仍然维持1956年中宣部作的“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论，并由中央机发（1980）30号文批覆。当时周扬是文艺界领导，他的态度是：“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不能去掉。”丁玲头上还戴着紧箍咒。这时，她向李锐求助。

李锐和她是湖南同乡，岳云中学先后校友，延安《解放日报》同事，同在北大荒受难。丁玲住进复兴门外22号楼，又和李锐成了邻居。1983年8月，丁玲和丈夫陈明到李锐家登门拜访，述说自己的心病。李锐支持丁玲申诉，但也看到解决问题的难度。一是文艺界的宗派之争。丁玲周扬之间的积怨，可以远溯到三十年代，要化解非一日之功；二是中组部帅孟奇老大姐对丁玲有看法，她也曾被国民党逮捕，刑讯逼供，坚贞不屈。相比之下，丁玲受软禁似乎是优待，与冯达生女儿也被视为“不守妇道”。

李锐当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他让中组部干审局何载、张冀等人重新核实，形成丁玲“既不属于自首性质，更不是变节性质”的新结论。由于1980年的结论是中央文件，这个新结论也必须经中央决定。李锐深知，需要中央书记会议上讨论决定的大事太多，如果等着上会，万一有什么不同意见，就可能搁置，再想提上议事日程就不知到什么时候了。于是，他把拟定的结论送到每一位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手上，一一个别征求意见，直到所书记处成员都签名同意，这样就完成了中央批准手续。1984年8月1日，中组部发出（1984）9号文件《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李锐给丁玲家打电话报告喜讯。电话是陈明接的。陈明赶到协和医院，向正在住院的丁玲转达。丁玲听了长出一口大气，说：“这下我可以死了！”

再比如杨小凯。杨小凯文革中因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78年4月刑满释放，到邵阳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校对工。1979年，杨小凯投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生，专业打了零分，考官的批语是“看不懂”。于是他到北京找到父亲的老朋友李锐求助。

李锐认为，一个人能够在监狱里自修大学课程，且有了高深的研究成果，一定是个很了不得的人。以“看不懂”为理由打零分太霸道了。李锐向于光远写信求助。在于光远帮助下，杨参加考试，被录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写成《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跻身中国经济学界前沿。后又在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致庄等人帮助下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

处江湖之远，仍积极施援

蒋彦永2003年以公开揭露非典疫情在北京蔓延的真相而享誉世界，接着又因上书要求为六四正名而失去人身自由。李锐十分焦虑，于是给中央领导人写信。

李锐退出官位以后，仍然想以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别人解决困难。

比如周有光，长李锐11岁。他原来供职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来更名为国家语委。他作为顶级专家，享受高级干部的医疗待遇。后来机构改革，国家语委并入教育部，周老的医疗待遇中断了。李锐给温家宝总理写信，希望尽快解决周老的医疗待遇问题。后来，刘延东到周有光家登门拜访，补发了医疗证。 　 又比如是蒋彦永，是301医院主任医师。2003年，他以公开揭露非典疫情在北京蔓延的真相而享誉世界，接着又因上书要求为六四正名而失去人身自由。李锐十分焦虑，于是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坦然说明蒋医生的信在发出前自己是看过的，并为之代转中央领导，希望自己承担责任，尽快让蒋医生恢复正常生活。李锐上书一周后，蒋彦永医生终于回家。

接着李锐又上书中央领导，要求改变赵紫阳的处境，允许他和亲朋好友正常交往。不过这就起不了作用了。

李锐伸出援手不能如愿的情况，还有施滨海。他在1980年代是《世界经济导报》编委，1990年代曾任《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因秘密潜入赵紫阳家采访，记录真相，被官方逮捕。释放后失业，没有生活来源。李锐夫妇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他救急，又反复向杜导正推荐他到《炎黄春秋》编辑部工作，并派秘书找杂志社恳谈，但直到杂志被接管，也未能落实。李锐虽然没有帮成施滨海，但他的古道热肠还是让施滨海十分感动。

我与李老

古人说立功、立德、立言，是人生三不朽。李老讲的就是立言的意义。他这一个多世纪的漫长人生，也确实为民族、为时代立下了不朽之言。

我和李锐老初识于1995年。当时湖南学者朱正先生在北京协助李锐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志》，介绍我和太太邢小群到李锐家中拜望。李锐当时不到80岁。

1996年初，《东方》杂志朱正琳组织“顾准和《顾准文集》”专题，约我一起找李老组稿。李老出口成章，我记录整理成文，他又作充实，形成《一刻也不能没理论思维》发表。1998年，我编《顾准寻思录》，收入李老此文，并请李老题写书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有人将李老七次出访的日记编成一书，排版就绪，却在出版社卡了壳。我问《顾准寻思录》的责任编辑唐晓渡可否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他当即答应，并很快在社内完成了出版程序，推出了《李锐日记》。

2002年，崔卫平向我提议找李锐做口述历史。于是，我和崔卫平到李老家开始采访。崔卫平的夫君王绥琛用录像机记录采访过程。后来，崔卫平夫妇退出了这项计划。我用录音机继续采访李老。妻子的妹妹邢晓明帮我把录音转化为文字初稿。我在此基础上整理成文，请李老定稿。我整理的稿子他只改定一篇，就因人来客往中断。2008年，李南央决定参与整理父亲的口述自传。我告诉她，最大的难题，是请李老本人抽出时间校订文稿。数年前就是在这个环节上搁浅的。李老写了一辈子文章，不愿意草率应对，一定要在稿子上投入心力，认真修改。所好，李南央联系《争鸣》杂志，连载这部口述自传。如果李老不能及时改出稿子，连载就要断档。这成为一个推动力，终于让李老在96岁完成了口述自传的校订。这就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李锐对这本传记十分满意。本文涉及的李老生平史实，多以此传为据。

2003年，李慎之逝世，我和一些朋友编辑了《怀念李慎之》上下集，受到欢迎。2004年，李普邀我去他家，和曾彦修、邵燕祥一起策划李锐米寿文集。当时，曾老主张成立一个高规格的编委会，请认同李锐的部级高官和科学界的院士参加。我建议不事声张，悄悄地约稿，否则可能遇到干扰。曾老不悦，当即拂袖而去。李普让我按自己的想法进行。我把约到的稿子编成《大哉李锐》一书，请李普领衔，时代国际出版社徐跃决定投资出版。印出后发现他请的编辑校对不细，出现很多纰漏。于是又请邓伍文重新编校，再次印刷，终于在2005年4月李老米寿前夕，印出了精美的《大哉李锐》，李老十分满意。曾老也很满意，向我表示歉意。本书的一些史料，取自《大哉李锐》中的回忆文章。

2014年底，我参加了《炎黄春秋》编辑工作。和李老的交往又频繁起来。我先后协助他整理了《九九感怀》、《选拔第三梯队的有关回忆》、《百年回首》三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尤其是《九九感怀》发表在他99岁生日的2015年4月，《百年回首》发表在他百岁生日的2016年4月，他感到十分快慰。

本来，李老和夫人商量，2016年4月13日在中组部招行所庆贺生日，《炎黄春秋》和李老分担餐费。生日临近，中组部派员找李老夫人张玉珍谈话，表示反对。张玉珍准备在家里给李锐庆生。4月8日，《炎黄春秋》杂志社开会，杜导正说，李锐过生日，炎黄要有表示。派我和胡竞成、王海印到李老家商谈。我对李老说，您是《炎黄春秋》顾问。请您一起吃个饭，不请外人，不违反规定，李老才接受。4月11日，杂志社在金枝玉叶餐馆开了两桌，李锐夫妇、李南央夫妇、秘书司机和杂志社全体参加。李老送大家自印诗选，生日过得很愉快。

我和李锐老最后一次交流是2018年8月7日。此前，李老在医院一度病危，家属曾谢绝朋友探望。入夏以后，李老精神见好。我便和太太到北京医院看望。当时，李老除了插管鼻饲，其他方面接近正常。思维很清楚，不但可以说话、阅读、写字，还可以下棋。见到我太太，他问：你叫什么？我忘记了。我告诉他：她是邢小群。李老立即笑说：“她很有名，文章很多”。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下邢小群的名字，并写下：“李锐记住”。这时，比他年长一岁的武汉大学老同学刘清从隔壁病房坐轮椅过来看望。他介绍：丁东和邢小群是作家，他还对老同学说，人生在世要写几本书。刘老表示，我出过五本书，不如李锐写的书多。

李老这话看似随意，其实隐含着他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古人说立功、立德、立言，是人生三不朽。李老讲的就是立言的意义。他这一个多世纪的漫长人生，也确实为民族、为时代立下了不朽之言。

2019年2月20日

（丁东，原《炎黄春秋》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