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端传媒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系列专题是我认为华文媒体中最好的一组报道，尤其是其中的深度文章，我是每文必读，受益匪浅。遗憾的是中国大陆读者绝大多数读不到，我个人也是尽我所能将端传媒的报道转发到朋友圈，但读者寥寥，很多朋友没有爬墙的习惯，有爬墙习惯的朋友没有成为会员。对于有爬墙习惯的朋友还好说，让他们购买端传媒会员即可。

而对于不爱爬墙的朋友该怎么办呢？也只能用好文章勾引她们爬墙，来到自由世界看看真实的世界。还是遗憾端传媒同仁们的努力没法进入中国大陆的公共空间，没法通过真实的报道和深入的解析增强公共舆论场的公民理性，没法通过独立媒体培养公民素养，没法成为社会整体文明的一股推力，2月18日深夜我在微信公号上编辑方方的武汉日记时，想到我们要用方方所说的”爱人的百姓写作”来平衡“爱事的媒体写作”，用“公民的自媒写作”来制衡“臣民的官媒写作”，人道精神的落地需要价值创造者、价值传递者和价值接收者的三者合力。我们即使做不了价值创造者，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价值传递者和接收者。

从信任危机到世界救星，中国政府如何重建“大国自信”叙事

自信叙事被广泛认可，也意味着宣传系统在1月和2月份屡次失手之后，终于借着国内疫情减缓、全球疫情暴发的“机会”，夺回了舆论场的话语权。

端传媒记者 来福 实习记者 张美悦 李瑞洋 发自香港

2020-03-19

两个月前，在新冠肺炎正式被确认能够人传人、广泛进入公众视野后的第二天，《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连发三条微博，呼吁武汉市公安局重新调查“查处8名造谣者”的事件，以回应公众因未能提前知情产生的集体愤怒。一个多月前，“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而引起的民愤依然汹涌，胡锡进在微博表示，官方应该为训诫李文亮做出道歉。

时间进入三月，胡锡进的笔调转守为攻。3月1日，他援引钟南山的发言，说病毒的源头至今没有搞清楚，不应该贴地域性的标签，并且中国迅速控制疫情扭转局面，做得比其他国家都好。到了3月12日，他干脆直言“中国是世界的吹哨人”。

作为中国舆论场的风向标，胡锡进一方面是执政者忠诚的护旗手，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在公共讨论中扮演党内开明派的角色，以获取更广泛的民意支持。因此，他在疫情期间发言着力点的转变，也大致描绘出了主流舆论的拐点。

胡锡进言论的变化，在更大视野里，是中国宣传系统步步为营，夺回舆论场话语权，引导民间情绪，重建“大国自信”叙事的过程：嘲讽“要自由不要命”的意大利人民，赞美中国体制才有可能付出代价实现封城壮举，谴责美国污名化中国的同时制造“美军带病毒进武汉”的阴谋论，并进一步否认中国早期瞒报疫情的指责，把中国塑造成全球疫情的警示者和拯救者形象。

虽然，也正是这套自信叙事，曾经降低了许多人的警惕性。如今回看，去年12月31日，正是新冠病毒基因测序结果令武汉第一批医务人员心惊的时候，江苏网警身份的微博大号江宁婆婆曾发出一条科普：“武汉拥有全国第一个P4级病毒实验室......如果武汉搞不定，没人搞得定。”三个月后，因为这条微博被网民群嘲的江宁婆婆重整旗鼓，转而批评国外的抗疫措施：“我们付出了惨重代价才知道这个病毒有多厉害，结果喊破嗓子也没人听。”

从“武汉搞得定”到“喊破嗓子没人听”，中国的形象变成了前后一致的强人与先知，而瞒报疫情和一刀切治理引发的灾难，以及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则慢慢游离在叙事之外。自信叙事被广泛认可，也意味着宣传系统在1月和2月份屡次失手之后，终于借着国内疫情减缓、全球疫情暴发的“机会”，夺回了舆论场的话语权。

2020年2月18日中国武汉市体育馆设立的临时医院，医务人员在患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中行走。摄：STR/AFP via Getty Images

失去公信力的政府和被伤害的“大国尊严”

这个时期，舆论焦点仍集中在疫区民间艰难自救、物资分配不合理、要求问责官员等方面。

1月24日晚，时值大年三十，武汉一个医护人员在休息室崩溃大哭，喊着“我受不了了”的视频流传于网络，各种求救信息频繁发出，社交媒体一片凄凉。与此同时，成龙在春晚舞台演唱的“看我国家哪像染病”画面截图广为流传，不少人形容“讽刺”。两天后，环球网发布了《武汉火神山医院施工视频“火”到国外，多国网友“酸”了》的消息，借推特上的外国网友之口称赞火神山医院的建造速度，但遭到网民的集体痛斥。

渲染外国人对中国强大国力和基建速度的羡慕之情，是官方媒体最近几年惯用的宣传手法。或者出于路径依赖，又或者为了在深陷疫情的问责声里险中求胜，环球网试图将国外“赞美”的声音引进国内的舆论场，但民间对此并不买账。这个时期，舆论焦点仍集中在疫区民间艰难自救、物资分配不合理、要求问责官员等方面。

官方的公信力跌倒谷底，网民言论的基调尽是不满，甚至罕见地出现直指最高领导人的情况。1月28日，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时表示，对于疫情防控，他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由于他实际一直未去湖北，“亲自”二字引起众多网民嘲讽，迅速成为社交媒体的敏感词。

从舆论场中反映出的似乎不只是民间的信任危机，也有各处地方政府在中央统一部署之外独断行事的反常行为。2月5日，云南省大理市卫健局发布消息，承认征用了重庆市购买的由云南发往成都的口罩。在发布消息之前，网络上已经流传着大理市发出的《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同时流传的还有各地口罩被不同政府部门拦截的小道消息。此前湖北的封省、河南的“硬核”挖路已经在物理空间上把各个省份隔离开来。物资的被征用更进一步，在心理层面切断了中央十分看重的运输经脉，人心惶惶之下，地方政府开始急于自保，而之后大理市委市政府多人也因为此事被问责。

此时，世界各国已经接连从武汉撤侨，在中国外交部近些年的一贯论述中，撤侨是“祖国助你回家”的行动，是一个强大国家对处在危险地区的国民的庇护，这意味着各国的撤侨行动，伤害了中国的“大国尊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因此在2月3日指责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却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并呼吁其他国家不要“对中国疫情作出过激反应，采取过度应对措施”。但跟一个月后的发言相比，这时的外交部仍是相对温和的防守姿态。

2020年3月18日中国中部湖北省武汉市，一名来自云南医疗队的人员与当地人自拍。摄：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全面胜利”目标的展开

0是最受青睐的数字，从2月22日开始，《0！》（多个地区确诊病例零新增）、《21个0！》、《28个0！》等标题接连出现。

从1月20日疫情的消息正式放开，到2月6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去世，民间舆论因为政府失能、湖北疫情下惨剧频发、民间艰难自救而有着无穷怨气。在李文亮去世当晚，无法纾解的愤怒甚至引发了网民在微博呼吁“言论自由”的声音，虽然相关内容在第二天一早就被清理殆尽。

不过，就在几天之后，尽管互联网上的情绪没有发生太大转变，但是官方媒体显然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宣传战略调整——因为这一天习近平吹响了“全面胜利”的号角。

虽说习近平在1月25日主持召开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表示“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但之后除了会见柬埔寨首相，习近平没有再公开露面，许多人都在揣摩他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的含义。直到2月10日，习近平前往北京一个社区调研的画面被放出，并把抗疫的目标重新表述为“全面胜利”——“我们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2月12日，《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找到了一个宣布“好消息”的报道角度，他们发现湖北省之外的地区新增确诊病例人数连续8天下降。这条以《8连降！》为标题的消息被官方媒体广泛宣传。

此后，《15连降！》、《16连降！》如法炮制，类似格式的还有《3位数！》（各地新增确诊病例均降至3位数）。“消息越短越重要”是官方社交媒体的常用修辞，口号式的标题和感叹号，有效地建构了“好消息不断”的胜利叙事。0是最受青睐的数字，从2月22日开始，《0！》（多个地区确诊病例零新增）、《21个0！》、《28个0！》等标题接连出现，并配以“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的宣言。官方媒体从这时开始采用减法式报道，只通报“胜利”的消息，而对仍然出现的确诊案例和死亡案例则不予关注。

三月之后，随着疫情有所缓解，一些方舱医院患者逐渐清零，《人民日报》反复选用《关门大吉！》作为相关报道的标题，“大吉”表达的喜庆意味，几乎宣告了全面胜利的来临。而同时，3月4日澎湃新闻关于一名患者出院后死亡的报道被紧急撤回，也有前线医生质疑“出院标准太宽了”，广东14%的出院患者都存在复检阳性现象。

在这期间，一些非洲、欧洲国家政要、前政要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也为“胜利叙事”添柴加火——“中国政府在疫情发生后果断采取行动，有效控制疫情并及时分享信息，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中国政府开放、透明的坦诚做法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采取预防措施是极其有益的”，《人民日报》在2月20日一篇报道中连篇累牍地引述了不同外国官员对中国政府抗击疫情表现的赞美。

在官方建构“全面胜利”叙事的同时，民间舆论关注的议题也开始碎片化，除了因女性医护人员剃光头和共青团虚拟偶像“江山娇”引起了大规模抗议之外，征用武汉当地大学生宿舍、火神山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柳帆护士感染新冠肺炎死亡、武汉监狱释囚回京、各个政府单位就瞒报疫情的责任“击鼓传锅”等事件，均在短时间内引起舆论关注又迅速降温。

胡锡进在这段时间，也频繁对各个短暂的热点进行回应，可以说是到处灭火。而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除了谴责《华尔街日报》一则评论标题中的“亚洲病夫”之外，并没有显示出它好斗的一面。后来在推特抛出“美国军方带病毒到武汉”言论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月24日的记者会上回应“美国是否为新冠肺炎幕后黑手”的提问时，也曾表示“疫情面前，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理性、合作”。

2020年3月18日，北京外交部举行的记者会，一名工作人员戴着口罩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摄：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大国自信叙事的重启：制度优势和世界救星

在新的官方叙事里，中国不仅没有瞒报疫情信息，还为世界争取了抗疫时间，向疫情严重的国家输出抗疫物资和医疗队伍。

在初期被中国严重的疫情伤害的“大国尊严”，随着国内疫情放缓，国外疫情蔓延，重新拾起了自信叙事。

2月23日，习近平出席会议，通过电视电话直接面向17万名县团级别以上的干部发表讲话，亲自为防疫行动的“胜利”定下基调：“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历史学者章立凡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评论，习近平传递的信息是“不承认自己以前有失误”。

在习近平总结“成功经验”的同时，疫情在全球的传播也引起中国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的注意。2月23日，因为累计确诊人数连日增多，韩国上调疫情预警至最高级别，一时成为中国舆论场的焦点。由于大部分新增确诊者与新天地耶稣教会有关，许多网民嘲讽韩国人只顾“哈利路亚”而不重视防疫，表示庆幸生在中国，并奉劝韩国“赶紧抄作业”。

从这天开始，“韩国”的微博讨论量急剧增多，直到韩国以每天2万人的检测速度和分级治疗的策略，控制住了疫情，它在微博的关注度才开始下降。但是与此同时，意大利疫情的防控失效也让它在微博的热度飙升。

全球疫情的暴发，使得官方媒体有了足够多的话题在舆论场上夺回话语权，宣传中国的“制度优势”。同样在2月23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文章，指“一些国家对病毒反应迟钝”，失落了两个月的“大国尊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日复苏。3月4日，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均转发了一篇自媒体文章，称“现在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表示，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3月16日，《人民日报》更是在标题中用“反超了！”，来报道其他国家的累计确诊案例已经超过中国的事实。

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也成为中国体制的歌颂者，3月11日的《新闻联播》，报道了谭德塞对中国政府领导抗击疫情的高度赞扬，他把中国模式塑造为世界的救星：“如果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它们就可能控制住疫情……受益于中国正在采取的大规模防控行动，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才有了窗口期，我们要利用好这样的窗口期。”另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艾尔沃德则说：“如果我感染了新冠肺炎，我想在中国治疗。”这句话和塞尔维亚总统含泪向中国求助的视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被疯狂转发。

在新的官方叙事里，中国不仅没有瞒报疫情信息，还为世界争取了抗疫时间，向疫情严重的国家输出抗疫物资和医疗队伍。但是各国并没有好好利用中国争取来的时间，导致疫情在全球扩散。美国则不依不饶地向中国泼脏水。

不过，把海外国家渲染为控制不住疫情的疫区，也使得“撤侨与否”成为一个暧昧的话题。一方面，从电影《战狼2》开始，宣传系统塑造出的“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是“大国尊严”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无论是出于现实成本的考虑，还是出于曾经谴责过从武汉撤侨的国家的考虑，中国外交部显然都不太愿意撤侨。

于是，3月10日，在中国看来意大利的疫情显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但外交部发言人却对是否会从意大利撤侨语焉不详。这也让官方媒体无法在撤侨议题上做文章，少数民间自媒体用“战狼”式的抒情笔法吹捧了外交部从伊朗“撤侨”的壮举，而官方媒体则统一冷处理了这类消息，不予报道。

2020年3月15日北京，在防止外人进入胡同的路障内有一个不戴口罩的居民。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官方节奏与民间情绪的再次合流

中国民间的批判声音渐渐消失，终于回到了此次疫情前的光景——舆论与“大国自信”的步调常保持一致，甚至走在国家宣传论调的前方。

当国家制度优势的叙事重新站稳脚跟，中国民间的批判声音也渐渐消失，终于回到了此次疫情前的光景——舆论与“大国自信”的步调常保持一致，甚至走在国家宣传论调的前方。

正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有21种语言的版本在国外出版一样，中国政府也准备把抗击疫情的“成功经验”对外输出。新华社2月26日发文介绍的《大国战“疫”》正是中国抗疫“全面胜利”的成果展示，而这一表达的真实所指被网民用另一个词不遮掩地讲出口：快来抄作业。

“抄作业”在疫情期间最早被用于向不作为的湖北政府的喊话，要求他们学习河南、江苏等地的“硬核”手段。到了2月底，中国疫情进入相对稳定期，而韩国、日本等国家的疫情刚刚开始暴发，这个说法又被挪用到这些国家身上，同时也作为对中国经验的自我肯定。《中日韩三国演“疫”，抄作业很难吗？是很难》、《如果不是钻石公主号这面照妖镜，你都不知道疫情面前的中国有多牛！》等类型的文章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出现。

宣告“全面胜利”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回应对疫情前期中国政府瞒报的质疑。2月14日，接受路透社访问的外交部长王毅选择的策略是不予承认，他说：“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公开、透明态度，及时通报疫情信息，开展国际合作。”这是部分的事实，因为中国在1月3日就已经向美国通报了疫情信息，然而批评者所指的瞒报是对内的瞒报，并导致病毒扩散到全球各地。其他外交部发言人大部分时候的策略，是把它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回答，强调病毒的源头尚未可知，要求其他国家不要把它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肺炎”，避免污名化中国。

这一策略是有效的，并且民间舆论比外交部走得更远，越来越多人相信病毒的源头在美国。3月12日，两周前还表示“需要科学理性”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声称“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要求美国给一个解释。他的理由是，美国CDC主任承认最近被认为死于流感的美国人有可能是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因此推导出零号病人可能出现在美国，继而传染给了武汉。这一看法在中国民间也广为流行，赵立坚的发难随即引来舆论的一片叫好，其中一部人要求美国给个解释，另一部分人表示不太相信是美国做的，但是乐见外交部的“硬气”。

3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事进行了回应，外交部网站的正式文字记录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在微博报道的回应版本是“事实上，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对病毒源头问题有不同看法。中方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然而，《人民日报》在抖音发布了一个挑衅意味更强烈的回应版本，耿爽说：“你是在关心赵立坚的观点是否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我想你更应该先去问一问，最近一段时间来，美国个别的政府高官攻击抹黑中国的言论，是不是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而这一关于病毒起源政治阴谋论的最新回合是，川普连续在推特使用“中国病毒”来称呼新冠病毒。

总之，无论是对“病毒源头”发起的信息战，还是对其他国家疫情的添油加醋的报道——在《人民日报》的抖音账号中，可以看到美国人正在焦虑地囤积枪支子弹、为抢购商品而大打出手的末日景象——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胜利叙事，引起了大量海外华人回国“避难”。

宣传系统之重启“大国自信”叙事，离不开民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助推，而这种骄傲和好斗的情绪，有时连胡锡进都无法预料。

一开始，这也是“大国尊严”自信叙事的一部分，18万一张的回国机票正是中国制度优势的最直观体现：再贵也要回到安全的祖国。但是，随着一些境外病例的输入，地方官员和民众都感到恐慌。针对海外回国群体的污名化也迅速开始。

3月16日，新华社报道了从美国回北京，隐瞒健康状况而被立案侦查的归国人员；澎湃新闻报道了从海外回来集中隔离“撒泼”要求喝矿泉水的事例。3月17日，澳大利亚籍华人回北京后不戴口罩外出跑步，被网民人肉搜索继而被拜耳公司辞退的故事是当天的热点。集中的负面报道引起了舆论场对“返国人员”的普遍恶意，他们被认为是刻意隐瞒病情、胡搅蛮缠、不服从管理、自私的“巨婴”。

拉萨市广播电视台在抖音发布了一个短视频，主播坐在演播厅谴责回国华人：“家乡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贵州省铜仁市一个区政府的新闻中心拍了一个小品视频，刻画了一个自私且不听管理的回国“巨婴”，并配以标签 #中国不养巨婴# ，这个视频有100万人点了“喜欢”。对海外归国人员的妖魔化迅速升温，有不少在微博提到要回国的网民甚至收到了私信恐吓，要求他们不要回来。一些媒体不得不再次“灭火”，呼吁网民冷静，不要以偏概全。而官方的最新态度是在昨天，3月18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出面建议，“留学生无十分必须应暂停回国”。

宣传系统之所以能在深陷舆论危机之后，重启“大国自信”叙事，离不开民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助推，而这种骄傲和好斗的情绪，有时连胡锡进都无法预料。

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出阴谋论推特之后，《环球时报》一个深受民族主义者欢迎的编辑，在个人微博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没有证据不应该提出这种说法，但他很快遭到爱国网民的攻击。在官媒紫光阁的一条微博留言区，《环球时报》和胡锡进甚至被网民形容为“屁股是歪的”、“一群公知”。这一精准的中国民间舆论风向标，此时却被认定在帮美国说话。

不过，也很难说这不是胡锡进想要的效果，他也不需在意这些一闪而过的批评。就在今日凌晨2点，他还在关注意大利的死亡人数，最新的数字强烈震动了他，也震动着他的微博读者——其中一条高赞评论这样说道：“怎么感觉和我们的不是同一个病毒，这么严重。”